高速公路的網絡建設，將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拉成一條筆直的隱喻，一路前行，沒有速限，也沒有終點。不到20年，中國高速公路總里程已抵達世界第一，數字翻了13倍，突破13萬公里。

13萬公里的尾數裡，「張贊」那個人活過一回。

2010年，中國湖南省開工建設91.78公里的漵懷高速公路，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張贊波化名「張贊」，透過做修路工的髮小（從小長大的朋友）介紹，進入當時負責其中一段工程的項目部。近4年間，「張贊」和其他職工一起工作、集體生活，差別在他不打卡、不領薪，還老提著一台老式攝影機，一一記錄發生的事情。

這些素材，後來成為紀錄片《大路朝天》，和一本名為《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的非虛構文學。

張贊波也因此成為台灣影迷熟知的紀錄片導演。

他的《大路朝天》在2016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場場坐滿，獲得第10屆TIDF華人紀錄片獎首獎，入圍第53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他的《大路》一書，繁體版獲得2015年台北書展大獎、2014年《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好書獎，簡體版獲得2015年新浪中國好書榜10大年度好書。

這些戰功彪炳的註腳，卻一條也列不進他微博的個人簡介裡。那欄位上只寫著：「404 not found。」

關於「404」，維基百科是這樣寫的：「此訊息代表客戶端在瀏覽網頁時，伺服器無法正常提供訊息，或是伺服器無法回應且不知原因。」

這些「無法正常提供訊息、且不知原因」才成了張贊波對自己的真正註解。

2008年，一則湖南省綏寧縣「天降橫禍」的新聞吸引了張贊波。

同一省份、離他老家邵陽不到200公里的地方，卻是中國衛星發射後，火箭殘骸墜落的預定區域，每戶人家，都有部位、大小不一的殘骸紀念品。當時，張贊波還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書，偶爾寫寫影評和劇本，壓根沒想過要拍紀錄片。

「我怎能對發生在我身邊的事情一無所知啊？」短短幾字的新聞內容，讓張贊波好奇。他沒多想，買了一台攝影機，就去了現場。

一去便扎了進去。

張贊波在綏寧拍了7個多月，累積70多盒磁帶，剪輯成他第一部紀錄片《天降》。這部片奠定了他的風格，他持續把鏡頭伸往與國家意志交織的個體境遇裡。大時代裡小如草芥的人，慾望、苦難跟尊嚴，在鏡頭裡一一鮮活起來。

螢幕前的觀眾，將與張贊波走上一段，追隨農民龜裂、裹著塵土的腳跟，進到他們家裡。那兒，是北京奧運語調高昂的轉播，跟火箭傲人升空畫面之外的地方。

火箭碎片會散開、俯衝而下，不僅砸壞農田，甚至削過少女的身體，置之死地。

「她當時就站在這個位置，這裡有很多人，大概20多人，都往那個方向看，因為以往的衛星殘骸都是落在那邊的。結果沒想到這次從後面飛下來了。」在出事點上，少女的父親指著前方，對鏡頭說。事後，他把10幾歲的女兒葬在太太不知道的遠山上，怕家人觸景傷情，「我呢，究竟還是當過兵的，看過死人的。」

當過軍人的那位父親，卻在新聞裡，發現女兒的死消失了。「去年5月17號，湖南經濟電視台轉發了一條消息，說綏寧在接收衛星殘骸17次以來，沒有一次人員傷亡。」他連當天的日期，都沒漏掉。

他們的恐懼、憤怒也不存在。在一場軍方與居民的協調會上，張贊波捕捉了這一幕，衛星測站副站長對居民說出：「麻煩是不存在的，既然看中你家那塊寶地，就不要怕麻煩。」

只是「不存在的」，都被張贊波記錄了下來。《天降》完成時，張贊波懷著滿腔熱血，「那時我覺得，要透過紀錄片，把社會推往前走，肯定有這樣的效果。」

《天降》不是歌功頌德式的主旋律紀錄片，自然不可能通過中國廣電總局的電影審查制度，遑論貼上「龍標」，獲得公映許可。骨子裡，張贊波也不想玩體制內那一套，他不願揣測官方敏感帶，而是對自己鏡頭裡的真實負責。他脫離體制，跟其他中國獨立導演一樣，窄路上，摸黑著走。

但當他帶著《天降》去南京的獨立影展放映時，仍遇到了限制。當時，還沒人認識他，也沒有「不良紀錄」，他的片子卻跟另一部《克拉瑪依》被排在午夜12點場，規定內部放映，只有參展導演能看，最終，只有兩個人看了這部片。

在豆瓣網上，他的《天降》一傳上去，沒多久就成了「404」。條目被刪除，沒留下半點訊息，就像從來沒出現過。

張贊波抱持的使命感瞬間涼了一半。雖然這一回，他已經不是一無所知了，但口裡發出的聲音，卻小得可憐。

他往後的紀錄片《戀曲》、《有一種靜叫莊嚴》運氣好點，至今還留在豆瓣網上，只是觀影人數，加起來不到300人。

「我準備拍人物紀錄的，能給我一點建議嗎？怎樣可以讓片子更吸引人。」一名學生在網上問張贊波。

「吸引人？去拍愛情動作片吧。」

留言串下，網友紛紛指責張贊波，說他刻薄。但這也是老實的回答，張贊波知道，他直面的真實，沒有光鮮亮麗的人，個個是小人物，他們生活得灰頭土臉，雖然頑強，但並非勵志動人的故事。

2009年，TIDF策展人林木材在北京宋莊的獨立影展結識張贊波，這幾年，TIDF開始有意識地策劃中國獨立紀錄片單元，邀請導演來台灣交流。林木材指出，從《天降》開始，張贊波就沒灰色地帶，批判性強，關懷也都一致，他的鏡頭對準了偏鄉、底層的人民。

「我們拍這樣紀錄片的人經常遭到質疑，你怎麼老拍底層啊？拍這種邊緣人啊？那質疑在我這裡很容易化解，我自身就是底層，就是鄉村出來的。」張贊波說。

張贊波出身湖南邵陽的農村，與他《大路朝天》拍攝的漵懷高速公路，相距不遠。片中的農村山水，跟老家幾乎一個模樣。在《大路》書裡，他這樣形容待了近4年的村莊：

「中伙舖是個不大的村子。不到兩百戶人家，人口約八百條人——在這裡，你會聽到他們稱呼『一個人』為『一條人』，『八百條人』即為八百個人，聽起來儼然有『老子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般的豪爽。但如同中國大多數的農村現狀，中伙舖的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和兒童居多，年輕勞力大多去了廣東、長沙等發達地區打工，平時在村莊裡很難見到幾『條』年輕人。」

張贊波跟從小一塊長大的好友斌和，便是這樣的兩「條」年輕人，他們在「離鄉」的節點，走上異途。此後，斌和從高中輟學，成了修路工人，他成年的人生，分拆開來，就是一條條道路的名字；當張贊波到城裡念大學、到北京讀電影學院碩士時，那曾與他一塊寫詩、追女孩子的老友，每天接觸文字的時刻，僅有包便當的報紙、及與他往來的書信。

他們倆的人生軌跡，岔得越遠，越加深張贊波得走一趟的念頭。《大路朝天》也成了張贊波自己的公路電影，沿途風景，也是回家的風景，如同他書裡所寫下：「我所拍攝的對象，只能是和我呼吸相通、患難與共、悲喜相連的人：我的朋友、親人、同學或者父老鄉親，他們都是像我一樣卑微而無力的人群。」

透過斌和介紹，張贊波見了建設公司的董事長，他說要去拍紀錄片，謅了一個正當的理由：「因為中國的高速公路非常四通八達，雖然每個人都享受到成果，但不知道其中的艱難，包括你們作出的貢獻跟犧牲 。」

這「主旋律」說法讓他獲得信任，張贊波化名為「張贊」，被安插進項目部裡。職工跟民工看他是上面派來的，不好說什麼，但都暗地覺得，這北京來的「張贊」怪怪的。雖然「張贊」為人溫和，低眉順耳，卻老愛發問，到了夜裡，還把房門鎖得緊緊。某天半夜，住他同層的科長終於忍不住好奇，敲了他的房門。

「你每次一進房間就將門喀擦鎖上，你關門閉戶的究竟在裡面搞什麼名堂？」那科長邊問，邊往他房裡探頭。

「看A片呢。」「張贊」小心翼翼地回答。

唯有晚上，是張贊波的時間。他重新翻看白天的錄像，整理調查發現，制定新的拍攝思路。「張贊」好幾次替張贊波圓滑掩飾，也跟民工取得不錯關係。他臥底的危險，反而來自被工程波及的農民，他曾扛著攝影機，被一路追打回民工宿舍，還有一次，因為修路工程遭遇強拆的村民，將他團團圍住，要求查看身分證。

面對這些人，張贊波最為折騰。不僅要花更長時間取得信任，還得克制自己不被情感動搖。

《大路朝天》裡一幕，工程隊正在開挖一棵老樟樹，跟村民起了嚴重爭執。那村民的房子已經給國家徵收了，他只好住進附近廢棄的煤礦宿舍裡，經鄰居通報工人偷挖他的樹，才急急趕來。

「我要通知你？你算老幾？」、「你人都是政府的，還說樹不是政府的？」、「我喊一車人來打死你，賠你幾十萬就行了！」包工頭的話，一句一句，拔斷「張贊」的理智線，他跟著激動起來，拿攝影機的手止不住發抖，「真的不想拍了，想將攝像機放著，去幫農民理論，甚至幫他打一架。」

但張贊波忍住了。

「我打架有用嗎？我還打不過他們呢！他們這麼強大，我打的話，肯定拍不成了，在這地方我就只能出來了，意氣用事有用嗎？無力者唯一的有力，我只能把它記錄下來，留下這個形象，把他們釘在我的影像裡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然而，屢次傷害了農民的民工，卻也僅是巨大工程層層轉包下的渺小隊伍。 鑽進地底，挖著高速大橋下的樁井，遭遇工殤意外，坍方無法領資，或因利益糾紛被黑道砍傷，也為項目部忽視，無論多憤怒大喊，還是肉身擋車，都起不了作用。

從《天降》，張贊波試圖呈現事件晦暗的切面，到了《大路朝天》，拉出高速公路開發的一整條食物鏈。他影像裡的壓迫與被壓迫，並非單向，裡邊生存的人，也不是非黑即白。

林木材認為，張贊波的紀錄片已經從單純、荒謬的故事線，走向更結構、階層的問題。

「我喜歡宏大敘事，一般人可能不會到這個層面，他們不喜歡，覺得這太雜了，太虛了。如果我今天只是去講一個起承轉合、稀奇古怪的故事來打動人，讓人覺得很悲慘，這不是我的喜好。我多少有一點政論的色彩在裡面，由我來評判。」張贊波說。

於是《大路朝天》的最後幾幕，成了張贊波最具個人風格，也最用力的章節。強調愛國愛黨，腔調誇張的紅歌歌聲，透過交叉剪接，飄過項目部行賄結束的工程檢查。

八旗出版社總編輯李延賀，也是跟張贊波合作《大路》這本書的編輯，回想電影這幕時，說自己哭了，還起了一節節雞皮疙瘩。

那是他們祖國幽暗的一面。回憶幾次在國外放映的經驗，張贊波知道，這不是一部驕傲的片子。

「每次都有人哭，哭著看，他不是因為純粹感動而哭，就是一種羞辱感。我也有啊，我剛開始去國外放，那種感覺特別強烈，這裡邊沒有可愛的，基本上都是很不可愛的，很醜陋的那種東西。」

「後來怎麼克服這樣的情緒？」我好奇問他。

「沒有調適，還是這樣的。但是我覺得，人要面對自己的羞辱啊，羞辱也是一種真實的狀況，你不能去迴避它，迴避它就沒有羞辱了嗎？在那片土地上，我們自己也經常被羞辱，各種羞辱，這就是我們真實情感的一部份。」

於是，當中國留學生問他，能不能做得不敏感些、不尖銳些，讓片子回去中國播放時，張贊波都直截了當地拒絕對方，甚至會回應，「要看光鮮亮麗的，就看中央電視台就好了。」

不是他太「各色」（北京話裡指人不好相處、要求很多、不寬容），但他的確一向直話直說。他一一告訴我喜歡的中國獨立紀錄片排名，說自己欣賞王兵的《鐵西區》、徐辛的《克拉瑪依》、趙亮的《上訪》。說不喜歡的紀錄片，他也直接點名周浩的《大同》，這部，還是去年在TIDF一票都搶不到的熱門片。

「我覺得拍得像那個人（耿彥波）的宣傳片了，」他說。解釋了一陣後，他又補充，「我要見到他（周浩）還是會說的，我不喜歡。」

2015年11月底，張贊波《大路》簡體版正式在中國面世，出版方是中國著名的出版機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不下2個月，首刷的一萬本就已經出庫賣完，中國三大售書網站上，都標上了斷貨。得知消息，「理想國」出版社編輯興沖沖打給張贊波，說要趁工人過年放假前，趕緊二刷。

張贊波當時已經回湖南，他幾天內做了點增修，發給編輯，卻沒了下文。他的編輯做事嚴謹，從來沒有不回信的紀錄，此時，張贊波已經稍微猜測到事情走向，但他還是撥了電話過去，對方不願在電話裡談，只說「回來，你回北京再說吧。」

書已經被禁了。

「（大路）那個頁碼是404頁！我當時一看到就驚了！404是我太熟悉的一個字眼，就是被刪除、被遮蔽了。哇操，一看到這個404，我就想他媽的不祥啊！這會被查禁啊。」提到這事，張贊波都不忘調侃自己，說早預料到了。

當時張贊波拒絕了由此找上門來的外媒的採訪，應出版社要求，盡量把事化小了。這家出版社同時被禁的，還有一本《歷史學的境界》，是中國已故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老師的遺著。

「一本現實，一本歷史，無意中呈現了當下中國文化審查的兩個維度，」張贊波說。

現實情況也果然如此，這兩本書被禁，拉開了2016年以來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的「禁書」序幕，截至現在，坊間流傳的禁書名單已擴大到幾十本，不光寫中國的，寫社會主義前蘇聯和東歐的也難逃厄運。

去年5月，「理想國」的營銷編輯戴學林失蹤，直到今年2月，才被中國媒體揭露，他被當局控告因轉售香港、台灣出版的「非法出版物」，觸犯「非法經營罪」，判5年監禁。他販售的其中一本禁書，就是和《大路》同時被禁的《歷史學的境界》的作者——歷史學家高華生前的代表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張贊波出書時，就是戴學林做他的營銷編輯，陪他接受採訪，連書獲獎的訊息，都是由戴學林通知他。張贊波萬萬沒想到，故事還能疊上另個巧合。

張贊波也在香港買過一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帶回湖南時，他被海關擋了下來，以「反動」為由，強行沒收那本書。無論張贊波怎麼爭執，就是要不回來，只拿到了一張暫扣單。

說到這裡，張贊波平平整整的敘事線，已經完全亂了套。此刻我才知道，張贊波所謂的羞辱是雙重意義的，這已經不是鏡頭裡的羞辱，而是他切身的，忽然一刻感受自身渺小的，無法揮別的羞辱。

「我真的是覺得，好久沒有受到那麼大的侮辱。我完全被他們當作小偷似的，僅僅就是因為買了一本書想看，我就被他們那麼對待，既不提供執法依據，態度也極其野蠻而粗暴。我又剛從相對自由的香港回到這裡，感覺自己的公民權利，輕易被一個穿制服的人所剝奪了，人格尊嚴也沒有了，真的受到很大的侮辱，那天回去我都哭了，真的哭了，想說我靠，怎麼會這樣。」

高華那本書裡，歸納毛澤東的其中一項思想革命原則：領袖至上、集體至上、個人渺小。與張贊波的境遇，成了一段諷刺的互文，他影像裡、文字裡的那些主角，片刻就能翻轉成自己。

「我實在是咽不下那口氣，雖然我知道我幹不過他們，我肯定幹不過他們，他們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但是我總要用我的方式去做點什麼，我唯一的方式，我不就做這個的嗎？我至少要記錄下來，留下一點痕跡，我後來經常講，我雖然是一個卑微的無力者，我沒有權力，沒有什麼力量，可是紀錄是無力者唯一的有力，我會讓它留下痕跡。」

語畢，張贊波頓了一下，顯得有些遲疑，問我能不能稿子寫完後，借他看上幾眼，「我是最討厭自我審查的⋯⋯」，對於自己的要求，他顯得非常抱歉。

近10年間，張贊波在北京寸步難行，沒賺過一分錢，最近終於決定撤離，搬回了南方。一名認識他的紀錄片研究者曾私下告訴我，「張贊波到正式場合，就只有一件藍襯衫，」雖然我沒見識到那件藍襯衫，但也懂了她的意思。

談起經濟狀況，張贊波說，他拍紀錄片的頭5、6年，靠著研究所畢業後在體制內工作、寫劇本、接拍一些商業片的積蓄維持，由於都是一人劇組，沒什麼成本，就是生活得過下去。直到他房租真的付不出來，他才用《大路朝天》投了台灣的CNEX的提案會，獲得一些補助，金額不大，對他卻已足夠。

但他稍解的生存壓力，卻從另一方逼了回來。

2009年，張贊波拍完《天降》後，拜訪了中國異議人士艾未未。當時，艾未未在網路上發起四川大地震的公民調查活動，後來又將四川維權人士譚作人的案子做成《老媽蹄花》這部紀錄片。

「那是他做紀錄片影響力最大的時候，他的草場地工作室大門永遠都敞開著，全國很多人，都慕名去看他。」張贊波說，當時艾未未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一樣見了他。他其實有些激動，還對艾未未問說，你都不擔心安危嗎？當時，艾未未向他說，一切沒這麼嚴重。

之後，艾未未即遭受了被當局祕密監禁81天。

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個老同學曾向他說過：「在中國，真正搞紀錄片的人是要提著腦袋吃飯的！」那時張贊波不懂，這幾年卻逐漸有了感觸。

2011年後，中國各地的獨立影展相繼遭受打壓。有些索性不辦了，有些則轉為更隱密、地下的集會，只有極少數人能參加，連影展手冊，都不是要了就能拿到。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已被限制出境8年，近幾年，員警是最常和她討論紀錄片的人；隨著言論管束明顯收緊，獨立紀錄片導演相繼離開中國，留下來的，家門口天天有人站崗。

同路人裡，張贊波稍顯幸運，感覺儘管空間狹窄，但還是能勉強「於夾縫中生存」，他這幾年仍能自由出境，連被請去「喝茶」都沒有。

「壓力一直在，但好像又没直接來，」張贊波說。

壓力既是無形又是有形的。聊起未來打算，張贊波說他暫時不拍紀錄片了，他下一部計劃中的作品是劇情片，他自己認為，因為之前經歷，他現在要再介入現場去拍紀錄片，困難許多。不過，他覺得，無論紀錄片還是劇情片，從自我表達層面來說，並沒有本質區別。

今年3月1日，中國《電影產業促進法》正式執行，中國獨立電影導演的處境，變得比以往更為艱困。其中一項規定寫下：「個人未經許可擅自舉辦涉外電影節（展），或者擅自提供未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的電影參加電影節（展）的，5年內不得從事相關電影活動。」

此時正「非法」在台灣參加TIDF巡迴展的張贊波，接受了我們的專訪。

應攝影師要求，他走進一戶狹窄廢墟裡拍照，隔著鐵窗，對我投以一個促狹的笑容，「你們這攝影師真會挑地方，就知道我喜歡廢墟，但他媽會不會靈驗啊？不會回去就給關了吧？」

後來我發現，這不是玩笑話。

直到張贊波回到中國，都忍不住向我發了訊息，要我別忘了他的「非份之求」，莫讓他因言獲罪。他說，不能太恐懼，但謹慎是必然的。

此刻，我忽然想起他的第一部紀錄片《天降》。畫面裡，張贊波正跟村民站在一塊，他仰頭猜想，這次燃盡的星火，會落在遠方，還是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