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兩個陌生人在茶餐廳裡併桌，用完一頓道地的港式醒晨早餐：絲滑奶茶、炒蛋、火腿湯通粉。再從港島灣仔搭上一輛開往九龍的101號雙層巴士，「嘟」了手裡的八達通，步上台階到達巴士頂層。臉貼在窗邊見識司機技巧高超的連人帶車駛上銅鑼灣高架陸橋，開在不寬不窄、沒有半點餘裕的車道上，卻悠然自得如鯨魚在大海，游過腳邊竄起直衝天際的高樓，轉彎、前行。

對外地人來說，這雲霄飛車般的場景，是香港居民再尋常不過的通勤路線。我們在日復一日裡的這日，隨著巴士穿過紅磡海底隧道，跨往海的那一邊，抵達黃進與我們約定的碰面地點：土瓜灣。

一個月之前，在一場金馬影展為入圍者舉辦的茶敘上，初見《一念無明》的導演黃進與編劇陳楚珩。那時，港媒的關注大多落在主角余文樂、曾志偉不收片酬拍片的話題上；距離黃進在金馬頒獎典禮對著編劇女友說出動人謝詞「劇本是電影的靈魂，妳就是我的靈魂」、被各大媒體展開閃光不斷的爭相報導，也是兩天之後的事。

在那個什麼事都還未發生的下午，周圍一片寧靜。兩個未滿30歲的年輕人，帶著早班飛機的睡眠不足，趁著茶敘結束後的空擋用著午餐。在我遞上名片準備自我介紹時，他倆欣喜的對著我說早在香港電影圈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報導者》，我們隨即相約在下榻飯店裡進行第一次採訪。那日相談甚歡卻可惜時間有限，訪談結束時我順口預祝黃進拿獎順利，只見他一派輕鬆、沒有客套地笑說：「希望演員可以得獎，我無所謂啦！入圍已經很好了。」隔日的金馬頒獎典禮，黃進上台領走「最佳新導演獎」，瞬時成了鎂光燈焦點。

一個月之後，為了貼近他們創作與成長的土壤，我與攝影師飛抵香港赤臘角，坐上這輛開往土瓜灣的過海巴士。港人以「過海」來形容從維多利亞港的這一邊移動到另一邊，連結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的方式並不只紅隧一途，還有東、西區海底隧道以及地鐵與渡輪可選。即使距離相隔不遠，仍常聽香港朋友說起兩地居民若非工作或特別因素，大多時間鮮少跨足。

黃進與陳楚珩，各自成長在海的兩邊。

「港島有一條電車，一邊是山、一邊是海，很簡單，我看到電車就有安全的感覺。」

「九龍雖然比較複雜，可是我在那裡很自在，我可以馬上知道哪裡是旺角、哪裡是觀塘。」

港島東邊有個電車到不了的小西灣，那是黃進從小到大的居住地，「我從小是左撇子，幼稚園老師要我改用右手，我不願意，我爸就說：『哎啊！那不要讀了。』然後我就在家了。直到6歲上小學前都是我媽教我寫字。我小時候很安靜，但會問一些很古怪的問題，也可能是沒上幼稚園，讓我有點不太懂跟別人相處，到現在也一樣。」其實黃進的性格就像「打直球」，往來簡單直覺，沒有太多的繞路，與他所描述的港島十分相似。

相較於笑說不知「尷尬」為何物的黃進，身旁的陳楚珩則像是加裝了好幾組細密複雜的感知天線，把黃進漏接的也一起接收。「我很快就會發現在場的人有一些想法，然後就覺得我需要去處理。我太敏感了。我們都覺得他在拍片時很厲害、很冷靜，我比較適合當編劇，因為文字我只需要自己躲起來寫。」生活圈不離九龍與新界的陳楚珩，與黃進在香港城市大學裡相識，因著電影的連結，從同學一路成為工作上的夥伴、生活裡的伴侶。

當聊起成長背景，他們不約而同的用了「typical（典型）」來形容自己的原生家庭，這詞彙意味著沒有太多特別，也非例外。然而，他們共同完成的電影《一念無明》，從故事本身到拍攝過程，都在所謂的「典型」之外。

電影裡的一家四口，兩個逃離兩個留下。逃離的是父親與長子，留下的是獨自照顧久病母親的小兒子阿東。家門裡，照顧和被照顧者的窒息無力，讓他們相愛卻也在精神上彼此相殘，悲劇走到中場是理智斷線，阿東意外之下結束了母親的生命；家門外，冷眼的人們嘴裡不說心裡都想著一樣的事：那個患躁鬱症的，快把他扔進療養院（就可以當作一切沒事了）。

「其實做一個混蛋很容易，搞不定的，就撒手不管。」向來不管事的父親，終究懷著歉疚把阿東從療養院裡接回家生活。兩人擠在窄到喘不過氣的劏房（香港用語，指分間出租樓宇單位）裡，父親夜裡想著睡在上鋪的兒子究竟痊癒了沒，枕下藏著戒慎恐懼的防身武器。只是那防得了身的，卻也成了切斷信任的利器。最親近的家人，以笨拙的愛意互相刺傷，不斷重修「相愛」這個複雜難解的人生課題。

《一念無明》劇本靈感來自陳楚珩對香港社會的觀察，由一樁真實發生的新聞事件啟發，呈現底層小人物的艱難處境。不只探討醫療照護、心理疾病與住屋問題，更凸顯出冷漠疏離擺在這座悶熱擁擠的城裡，是如此的諷刺與顯眼。「我希望能讓大家看見這樣的香港，因為看見了，可以讓人去想還能做些什麼，然後繼續走下去。」陳楚珩說。

黃進也有感而發：「很多人會問我們是不是家庭或精神狀態有問題，所以才寫這樣的故事。人們會預期你一定是這樣的人，才會關心這樣的事，但不是這樣的。就像很多人支持同志平權，並不一定同志，而是我們相信這個世界這樣比較好，這是價值觀。如果我們都只為自己說話，並不能團結起來，運動也大不起來。更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想清楚我們想要怎麼樣的城市、怎麼樣的世界、怎麼樣的生活。」

這部縮影社會現實的劇本，獲得了香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200萬港元資助，更吸引3位優秀演員的加入。飾演父親的曾志偉是最初確定的角色，劇本隨後也打動了余文樂，讓他挑戰演出患躁鬱症的兒子。他們以票房分紅的方式代替了片酬，給予年輕導演最實質的鼓勵。飾演母親的金燕玲因著對曾志偉的信任，在一通電話邀請下答應演出，金馬獎的入圍酒會上，曾志偉笑說：「我是跟她說拍這片會得獎，她才來的。」金燕玲憑著動人真切的演技感動了評審，果真讓她拿下「最佳女配角」。

演員與資金都到位了，他們卻沒有太多時間。

在香港，一部電影30～40天是最基本的拍片天數，黃進掂掂了手裡的資金，最後僅以16天將它拍攝完成，是超乎想像的非典型。面對高壓的拍攝狀態，劇組團隊在限制裡尋找可能的出路，與劇中的角色處境不謀而合。

「拍的時候覺得很辛苦，很多東西都不能做，沒錢做這個、沒空間做那個，但這些限制加起來，卻發展出一種風格，成了這個電影的命。我很珍視這部電影的生命與它成長的過程，雖然這對工作人員是很困難的挑戰，所有東西都要很efficient（有效率），對演員也是，尤其是阿樂（余文樂），他的行程很緊，戲又很多，他在一個非常極端的狀態下做表演，我非常非常的感謝他，他是非常專業的演員。」黃進說。

當新手導演遇上資深演員，黃進形容自己更像是參與了一場拳賽：「他們的演出有很強的即興感，像在打拳，看對手怎麼做，然後反應自己，拿自己真實的經驗與情緒跟角色交換。雖然演出有時與我們原本想像有一點不同，但那是更有機的表演。而我的工作就是看著那場比賽，去找到他們身為一個演員與角色之間的共通點，一邊修改規則，讓拳賽再更好一點。」

對演員來說，幸運莫過於能遇上一齣好劇本，對導演來說更何嘗不是。陳楚珩從劇本創作初期，便與黃進維持密切的討論，他們擁有一致的目標，並盡可能將它達成。雖然拍攝過程中為了現實考量，難免調整與刪減，陳楚珩說：「前輩都說劇本在交出去的時候死第一次，開始拍的時候就死第二次。」黃進此時笑著接話：「剪接的時候又死一次，死很多次啊！」即使學校裡學得紮實的電影理論，當拿到真實拍片現場時，起初還執著於抱著劇本屍體的黃進，也必須自我調整：「沒人能完全控制『電影』，因為『人』會在裡面起化學作用，如果你在找一個理型、只有一個版本的話，就會很痛苦。雖然心中還是會有一個理型在，但到現場時會去觀察還能做什麼，找到新的可能。這是我很大的學習。」

當劇本經歷重生，陳楚珩見它最終呈現在大螢幕時，感動的說：「這是第一次有這樣的好演員去演我寫下的劇本，演員真的很重要，透過他們的演繹可以把文本變成活的。創作很辛苦，可是這個時刻會讓我覺得好想繼續創作。」

當初為了使劇本更貼近真實，陳楚珩走訪精神科醫生與看護志工，做了不少研究，關於這些她希望能說得更深：「我寫劇本用了2、3年的時間，可能太想貪心的去呈現各種問題，卻沒能更深入的去探討任何一個。例如有些觀眾看了會以為是不是不吃藥了就會發病，我在寫劇本的時候沒有發覺，現在去看會覺得應該說得更深入。我很想再多說一點關於情緒疾病與康復，這些在劇本裡沒能寫到，後來放映時也很少有機會再提，這是我的一點遺憾。」

對於創作很有意識的黃進也坦言地說：「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這部戲是很efficient（有效率的），多講一點點也沒有，每場戲都是有功用的，可是少了一些可以放鬆、留白的空間。我們現在只能夠做到這樣，但如果我們有多一點時間與資源，也許我們可以把故事說慢一點，說一些細小的東西，現在有點太剛好。」

其實，以如此有限的條件，他們已嘗試了最大的可能，透過「電影」這個藝術媒介傳達所信仰的價值，這都是我在《一念無明》裡所看到的最大誠意。正如黃進說：「我相信『電影』這個藝術是給所有人看的，因為它最接近你的生活經驗。做電影就是做人啊！你的性情、選擇與價值觀，全部都在裡面，騙不了人的。」

「我們這輩子都會這樣子去做吧！」陳楚珩接著說。

走在土瓜灣的街上，黃進帶我們鑽進巷子裡的一棟工廠大廈，搭上貨梯直達天台的秘密景點，瞬間視野開闊。他手指著遠方一棟樓的屋頂，告訴我們那是電影裡曾出現的一幕場景。陽光照著腳下街道長出的低矮舊屋，前方拆掉許久的啟德機場還是一片平地，而更遠的高樓已經蓋起。

在這座高轉速的城市，一不留神就被捲進漩渦裡。儘管路窄難行，黃進與陳楚珩仍試著慢下腳步，並肩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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