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對李鴻其來說，是大豐收的一年。他參與了3部電影包括何蔚庭導演的《幸福城市》、由侯孝賢監製及劉杰執導的《寶貝兒》，與畢贛的第二部電影《地球最後的夜晚》，除了這些電影在國際影展上有亮眼成績，李鴻其更以《幸福城市》入圍今年金馬獎最佳男配角。

28歲的年紀，進入電影圈不過3年多，李鴻其已拍了7部電影（《虎尾》還未上映），有了不錯的起步與成就。

從小到大，李鴻其就是不折不扣的行動派，看準目標，立刻行動，一刻也不耽誤。

小時候家住金山，有一年夏天他參加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第一次感受到音樂帶給他的震動。他不顧家人反對，放棄學業，早上打工賺錢，晚上學打鼓、學音樂、學跳舞、學各種藝術。那一年他15歲，一年後考上華岡藝校表演藝術科。

他從沒想過學了之後要做什麼、要賺多少錢，沒有任何欲望，只是單純想學。就像每天需要吃飯一樣，他每天按時到舞蹈教室、練鼓室報到，直到教室關門打烊，才不得不回家。「很多人都會說，好好練舞，才能『怎樣怎樣』，但是我沒有才能『怎樣』（的想法），我只有好好練舞，」李鴻其說。

既然學了，那麼就學到底，學出真本事。2015年和以前的高中同學成立「CluTch離合器樂團」擔任鼓手，在各地live house演出。沒想到，打鼓讓李鴻其意外獲得了電影角色。一位朋友在微信朋友圈貼出一段他的打鼓影片，湊巧被中國導演董成鵬看到，當下便決定電影《縫紉機樂隊》裡的鼓手角色非李鴻其莫屬。

攝影也是李鴻其的熱愛，如果不能當演員、導演，他說自己最想成為一位攝影師。小學上美術課第一次接觸攝影；進入華岡藝校之後，買了人生中的第一台數位相機。至今無論到哪，他隨身都帶著相機。

李鴻其像是有著用不完的精力，喜歡的事情很多，想做的事情也很多，然而對於自己喜歡的東西，他從來就不想只是喜歡而已。

「如果你喜歡音樂，不如直接玩音樂；如果你喜歡去美術館看畫，就自己畫吧。不要想太多，也不用說太多。」李鴻其繼續：「以前有個朋友很喜歡一個饒舌歌手，我就跟他說：『你就把音樂做好，讓他來找你啊！』但他覺得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可是我的邏輯不一樣，如果是我欣賞的導演或是演員，我相信以後他們一定會和我合作，只要我把自己準備好。」

3年前，得知張作驥要為即將開拍的電影《醉．生夢死》選角，只為了親眼見到自己心儀的導演，便跑去參加選角作業，沒想到卻被張作驥一眼相中。哪知，李鴻其「不識好歹」地一口回絕，因為當時他只想當工作人員，不想演戲。於是李鴻其就以場記與導演助理的身分加入劇組，張作驥故意要他每天跟著其他演員一起受訓、試鏡、對戲、研究角色，李鴻其也不疑有他，以為只是在幫演員練習。但在對戲過程中，李鴻其的表現讓張作驥更加確定自己沒看走眼，而他也終於明白，導演自始至終就是要他演戲。

《醉．生夢死》中的「老鼠」是個在社會底層的夾縫中求生存的小人物，整天吊兒啷噹地在市場晃蕩，幫菜販賣菜，與螞蟻、垃圾魚為伍。這個角色讓許多人從此記住了「李鴻其」這個名字。

第一部主演的電影長片就拿下台北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金馬獎最佳新演員獎，但是他卻在這個時候給自己踩了煞車，回到學校去念哲學研究所。

得獎的一年後，李鴻其才又接下第二部電影長片《幸福城市》。對新人而言，第二部作品永遠最難。拍第一部時沒什麼人認識你，少了期待、多了新鮮感；但是到了第二部，便是見真章的時刻。「他接下這部片，也是想要證明，自己不是因為運氣好才得獎，」導演何蔚庭說。

《幸福城市》延續何蔚庭的一貫風格，以再平凡不過的小人物角色，道盡人生的不幸、不堪。從未來（老年）、現在（青年）、到過去（少年），三段式影片呈現張冬陵人生中的3個關鍵夜晚，也是改變他命運的3個轉折點。

「你很難在年輕一代的演員中，看到如此原始的力量，完全不加修飾的表演，」何蔚庭談到第一次看到李鴻其演出的感想時說道，「當初以為他很像（電影）裡面那個角色，等到和他本人碰面，才發現他一點都不像，我就更驚訝，他竟然能演出一個和自己這麼不一樣的角色。」

李鴻其飾演青年時期的張冬陵，身為一名警察，原以為正義是這工作的本分，卻發現自己才是「異類」。當上司告訴他「抓再多壞人，都沒有贏得同事的忠誠跟信任來得重要」，不願同流合汙的下場，便是遭人陷害。以為擁有美滿的婚姻，回到家中卻撞見老婆和自己的上司外遇。「為什麼我愛的一切會傷害我？」張冬陵不明白，為何一夜之間，整個世界全背叛了他？

整部片，張冬陵的台詞大概不超過20句，正是李鴻其的主意。「原本台詞挺多的，但是我跟導演說不需要，」李鴻其說。多與少之間，他得小心翼翼地拿捏，太過就變得狗血，太少就沒人看見。

作為三段式敘事中的第二段，導演何蔚庭認為做為電影的「中間段落」，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但李鴻其卻撐起了那段表演。「一個好的演員不需要一直對人招手說：來看我的表演。而是你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但是一旦我抽走他，整部電影就不成立了。就像拼圖一樣，拼圖齊了，你不會特別去注意其中某一塊，可是如果缺了一片，你馬上就會看到。」何蔚庭說。

只是，張冬陵這個角色太痛苦，戲殺青後李鴻其去找了心理諮商師，慢慢修復自己。2016年10月拍攝完直到現在，他依然沒有脫離這個角色，「就像一個小孩被打了，傷口好了，可是內心的創傷依然是存在的，」李鴻其說。只能靠著時間慢慢淡化，就像情傷一樣，前3個月什麼事也做不了，半年、一年過去，便會漸漸習慣。

對李鴻其而言，不論痛苦或美好，他永遠都不可能完全脫離角色，每個角色都是他真真實實經歷過的體驗，都成了他的一部分。曾經發生過，就不可能不存在，「演戲對我來說，不是我去演一個角色，而是我在角色裡生活了一段時間。」

很多人稱讚他，說他是難得的天才型演員，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是，關於表演，他還有很多功課要補，「表演就像是音痴唱歌一樣，你以為表演得很好，但其實未必。」問起拍戲過程中最困難的一場戲，李鴻其想了許久，最後卻脫口而出：「我覺得整個過程挺過癮的。」

在他看來，身為演員，沒有所謂難或不難的角色，只有做好與沒做好準備的問題，「演員最重要的功課就是知道導演要什麼，和導演討論好角色的氣質、台詞的取捨以及劇情的邏輯等等，然後就放手去做。我必須符合導演所要的，但並不代表我沒有在創作，因為所有的戲都是我演的，」李鴻其說。

2015年獲得金馬獎的肯定之後，李鴻其沒有乘勝追擊，反而跑去讀了冷門的哲學研究所。表演與哲學，八竿子打不著的兩個領域，他心裡究竟在想什麼？「我很需要一套哲學思考邏輯，去理解角色行為的背後，讓自己的思路更清楚，而不只是憑感覺。感覺是什麼？你不能不說出個所以然，因為你必須要跟人溝通，」李鴻其說。

「如果你是在3年前採訪我，你一定會不停打斷我：『對不起，請問你剛剛說的是什麼意思？』以前太多人這樣跟我說，所以要有自覺，我總不能說：『我很屌啊，我就是要做自己啊。』」

上完課到現在，他已記不清所有哲學家的名字、想不起那些艱澀的專有名詞。但一年的哲學思辨練習，有一點他不會忘：事情沒有好壞之分，不同哲學派別對同一件事會有不同看法，每個人說得都是對的。懂得去欣賞每一種說法，每一種說法都其來有自，都有它出發的原點。

這也是他對於表演、對於電影的認知：「電影最美好的地方，就是給一個好問題，而不是給一個答案。」李鴻其說，「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或是電影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站在中間，我只是把一件事情丟出來，讓你們去思考、去反問。」

與多位導演合作，李鴻其對每位導演也有獨到的認識。談起恩師張作驥，李鴻其認為他很懂得將演員的缺點變成優點，將演員個人的特色在劇中更為加分。談起何蔚庭，李鴻其認為他像是提供演員一張畫布，演員在這張畫布的範圍裡作畫，負責好好地畫得漂亮。而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畢贛合作《地球最後的夜晚》，他形容就像是「在開學術研討會」，必須好好和畢贛討論每個鏡頭要怎麼拍、如何讓畫面更有趣⋯⋯並且要用「詩的語言」去溝通。至於和董成鵬合作商業片《縫紉機樂隊》，由於劇本寫得非常詳細，李鴻其笑說就像「產品說明書」，每個鏡頭的拍攝和表演都需要精準設定。

談起自己欣賞的導演，李鴻其的口袋名單是落落長，每個國家都有：日本的是枝裕和，韓國的李滄東、奉俊昊、金基德，《神鬼獵人》的墨西哥導演伊納利圖（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分居風暴》、《新居風暴》的伊朗導演法哈蒂（Asghar Farhadi)），《末代皇帝》的義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

而如果換作自己來拍片，他又會是什麼樣的導演？「我會寫好完整的故事，但不把劇本寫死，找兩個我信任的演員，放手讓他們自然發揮。因為我希望看到某種真實，這不是劇本可以寫得出來的。」

現在的他，最想拍一部愛情片。「可能是因為單身了一段時間，終於可以好好靜下心來去想這件事，對於那些情感已經沒有那麼多愛與恨的情緒，可以比較客觀去看待，」李鴻其笑說。但他想拍的，也是「非典型」的愛情片，沒有虐心劇情，有的只是日常的交談、叨絮、爭吵、沉默，這才是真實世界的愛情。如同《王牌冤家》或《愛在午夜希臘時》電影般，故事線簡單，但每一場戲都讓人銘刻在心。

「很多愛情故事是靠戲劇性推動，可是『戲劇性』就讓我出戲，」李鴻其說，「我沒辦法拍出太大戲劇張力，也不能拍出美學的登峰造極，但是我可以確保演員的情感是真實真誠的，這樣就夠了。」正如同他喜愛紀實攝影，認為好照片不在於氣氛多美、燈光打得多好、構圖多精緻，而是它記錄了某一種真實的東西。

這樣的思維呼應李鴻其所說的，身為電影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站在中間，我只是把一件事情丟出來，讓你們去思考、去反問」。也一如李鴻其的演出，不想炫技，原原本本呈現每個角色最真實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