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中旬的「台北電影獎」，在有人歡樂慶祝、有人失望不解的頒獎典禮中結束。台北電影獎應該是台灣電影最重要的綜合性年度競賽與電影文化指標，它有著怎樣的整體品質，反映了怎樣的創作趨勢，值得做些回顧。忝為今年的評審之一，我試從入圍的劇情片與紀錄片中勾勒一些個人的印象；當然，這些看法純粹只是個人的主觀意見，完全不代表此屆台北電影節評審團的結論。

今年的四類影片中，動畫、短片與紀錄片皆有相當精采的作品，尤其紀錄片類的整體水平非常整齊，集體將台灣紀錄片文化帶到一個新的高點。相對於紀錄片的整體表現，在台北電影獎入圍名單中的劇情片，則如影評人鄭秉泓的文章所言，大部分影片的水平，是讓我有些不知所措的。稍後我瞭解到，今年好幾部可能真正比較有份量、值得期待的劇情片製作，可能理由不一的考量，沒有報名台北電影獎，或者婉謝了該影展的邀請，而將首映選擇放在國外的影展，或今年底的金馬獎。

邀不到更具創作企圖的影片，據我理解，有著近年非商業性影片在台灣電影市場愈加困難的結構性因素，實非台北電影節所能左右。這個問題難以三言兩語說明清楚，此處暫不展開。

結果則是今年的劇情片入圍作品裡，鬼片、青春片和笑鬧式喜劇片，佔了主要的名單。當然，在一些類型相似的作品裡，技術、表演甚至意涵，仍有些高下之分。我也要先強調，於我而言，類型片或商業企圖本身都不是問題，其實非常值得鼓勵。劇情電影在台灣的概念或想像，需要能夠不在藝術電影乏人問津、商業電影比賽俗爛這種二分的死胡同裡打轉，而是可望逐漸出現像肯‧洛區（Ken Loach）這樣既尖銳評議現實、又能真正把故事說得動人的左翼導演，或將喜劇拍出味道與內涵的伍迪‧艾倫（雖然其晚近的作品不如過去），或者總能提供觀眾對電影藝術之魅力的奧斯卡常客柯恩兄弟、墨西哥導演伊納利圖（A. G. Inarritu）等。

有商業企圖又有創作抱負的電影人，真的可以離開電視綜藝式的媚俗鬧劇風格，或只能不斷以疲勞轟炸的重低音效、昏暗場景、張牙舞爪的鬼怪這類強迫式驚悚，卻嚇不了人、只能把效果搞成「笑果」的鬼片，或是消費青春偶像演員臉孔的誇張俗套劇情。商業，不一定要墨守陳腔與庸俗。

《只要我長大》劇照。（圖片取自／台北電影節官網）

讓評審團花最肯定、討論最多的兩部劇情片《菜鳥》與《只要我長大》，各有值得稱頌的表現。《菜鳥》去年在院線放映時我就看過，對於鄭文堂導演多年來在作品中對現實之黑暗面與社會正義的用心著墨，以及從《眼淚》到《菜鳥》持續揭露警界各種弊端的執著，深感敬佩。這次再看，對導演的現實批判和淑世精神仍然尊敬，編導演各方面也有可觀處，但具正義感的菜鳥警員，因為角色稍嫌太過正直而顯得有些平面；結局也有些勵志味道，因為警界與地方勢力勾結的結構性敗壞，很難被一個受打擊不挫折的警員而改變。不過，我深知希望以電影介入現實的導演，在台灣的處境下求存是多麼困難；光是劇情片觀眾普遍不想看到更真實複雜一些的現實情境，就夠讓電影創作者在編劇內容上進退維谷了。觀眾閱讀電影的能力或口味可以培養，但它其實涉及政府電影文化政策的問題，於此暫不展開。

得到最佳劇情片與好幾項大獎的《只要我長大》，是台灣第一位女性原住民劇情片導演陳潔瑤的新作。此作不止於兒童擔綱演出的所謂成長電影，而是通過兒童的角色，呈現原住民部落裡的各種現實處境和困難。除了女主角小薰，演出者無論兒童或大人，都是第一次演出的原住民素人演員，但導演拿捏控制的分寸合宜，讓可愛有趣的孩子們演繹他們自己的真實處境時，幽默風趣但不過度輕佻或甜膩，因此沒有遮蔽原住民部落裡各種苦澀無奈的現實。攝影、剪接等專業技術可圈可點，在各面向上都是一部令人亮眼的作品。百萬首獎最後頒給這部影片，於我而言，是希望台灣社會能看到原住民的才華、天分，但長期在文化資源上極為匱乏的事實。

如前所言，今年紀錄片入圍作品展現的集體份量和高度，讓我這關注紀錄片文化的評論工作者既興奮又苦惱：台灣今日的紀錄片能有這樣厚實的成績，當然令人欣喜、敬佩，但是在各有所長的諸多優異作品裡只能選擇一部影片為首獎，卻十分為難。有些同樣有價值、甚至在某些表現上更具特色的作品，甚至無法進入只能容納十部影片的名單中。例如，我認為今年紀錄片入圍名單的最大遺珠、視覺藝術家陳界仁的《殘響世界》未能入選，就是一個極為遺憾的例子。

綜合的看今年紀錄片的形式，在幾方面有特別突出的表現。其一，至少七部影片都不約而同的使用了份量不一的檔案影片，有些作品的使用比例很高。檔案影片對比著今昔經驗和記憶，可以拉開歷史的向度和視野，在資料蒐集研究和田野工作上，也意味著要注入更多的時間、心力與費用。其二，有幾部作品在敘事方式上，運用實驗、戲劇或其他表現性的影像藝術手法，讓紀錄片創作從既定的概念或傳統定義中，被開啟了更多的豐富可能性。《日曜日式散步者》無疑是這方面最為突出、大膽的一部傑作，《河北台北》、《看不見的鬼島》，以及成為遺珠的《殘響世界》等，也都展現了手法不一、效果獨到的非傳統紀錄片之藝術創作方法。

《看不見的鬼島》劇照。（圖片取自／台北電影節官網）

其三，許多作品的音樂或聲音設計極為優異，令人擊節讚賞。過去許多國內紀錄片常常弱在聲音或音樂的處理，而今年的作品讓人耳目一新：得到最佳音樂（林強）的《翡翠之城》，與《靈山》在原住民老獵人處理獵物時的一段音樂（Thomas Foguenne），都讓作品進入影音敘事藝術的更高境界；而得到最佳聲音設計（黃亞歷、澎葉生）的《日曜日式散步者》，與空拍記錄短片《看不見的鬼島》的聲音設計，不僅只是聲音效果，更是與影片內容和訊息合為一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曜》的聲音表現，讓文字詩作轉化為充滿想像力的聲音-影像之對位與對話；一般在電影創作上，這是最困難的表現或轉譯，而該作游刃有餘。

從內容來看，近年在台灣某些主流紀錄片裡風行的溫情或過度溫情的題材／手法，或者販賣「台灣認同」元素的作品，幾乎沒有出現在這份入圍名單裡。僅此一端，即已證明台灣紀錄片文化的整體品味和水平，是加速進步的。國族／認同議題是有的，但它們大抵皆以複雜、細緻的態度面對此議題，沒有把國族認同的題目泛政治化，以至於商品化的討好民粹口味。另外有回顧歷史的題目，以及不同的社會議題。我分別從這三類主題內容，簡述今年的作品；當然，一些作品的主題，並不只限定在這樣的主題範圍內，或者它們橫跨至少兩個主題。

在社會議題方面，趙德胤的《翡翠之城》、沈可尚的《日日喃喃》、與林泰州的《看不見的鬼島》，都是獨樹一幟、值得給獎的傑作。《翡翠之城》記錄導演的大哥，在吸毒入獄後重回緬甸山區採玉石試圖經濟翻身。從家人娓娓陳述的自身經歷中，映照了緬甸人民貧窮無告的社會經濟現實，與鋌而走險的無奈與強韌生命，極富感染力。《日日喃喃》記錄三組癌症病患和他們的家人，如何面對和訴說這樣的生命情境。此作繼《築巢人》之後，再度展現導演對這類題材的記錄方法與獨特掌握能力，冷靜中見真情。

《看不見的鬼島》是一部16分鐘的短片，導演林泰州是傑出的當代視覺藝術家，這兩年將創作重心轉向對環境污染的影像紀錄，但仍以影音敘事的藝術性手法，尖銳揭露雲林麥寮石化工業區的長期嚴重污染，和它所造成的各種疾病、死亡與巨大環境災難。《鬼島》以空拍影像為之，但它不做《看見台灣》那種煽情的、美感經驗的、不調查原因的浪漫式環境凝視，而是在一部短片裡，讓觀眾真正看見了雲彰地區石化工業導致環境污染的問題所在。這部如匕首般簡潔有力的表現性紀錄片，我個人認為是今年紀錄片作品中，最需要被大眾廣泛關注和觀看的影片；它涉及的議題，不僅是空氣與環境污染，更是台灣這個島嶼的經濟發展究竟何去何從的重大提問。林泰州與蔡崇隆兩位導演，共同發起了，以及「脫口罩！找藍天」影展，是一項極為可敬、需要全民支持的影像運動實踐，我將另文介紹。

在入圍台北電影獎的紀錄片中，關於國族／認同議題方面的作品，也都是傑作。蘇弘恩的《靈山》與邱育南的《門》，都是研究所學生的畢業作品。本身有原住民血統的導演，在《靈山》回溯台灣原住民面對不同殖民者、統治者的欺壓對待下，如何堅持民族的傳統認同與文化主體。《門》則是一位閩南青年對不同世代金門人複雜多樣之國族認同的客觀紀錄，這樣的認同光譜，也緊扣著年齡層各異之被紀錄對象的不同歷史經驗或遭遇。一部短片能節奏俐落的交代各世代金門人的多種認同樣貌，打破本島台灣人對金門的模糊疏離與刻板印象，是此作的價值。

黃胤毓的《海的彼端》，記錄了二戰前被日本殖民者徵召移民沖繩、開墾農業的「八重山台灣人」的一個家族故事。這個沖繩家族的後代青年玉木慎吾，有一位來自台灣的阿嬤，而他離了婚的父親則再娶了一位菲律賓女子。慎吾夾在沖繩、日本、台灣、菲律賓之間的認同習題，是通過導演架構在亞洲冷戰史觀之下來鋪陳的，這使此片的家庭認同議題，一如《門》，有了歷史的宏觀視野。至於得到最佳紀錄片的《河北台北》，則是導演李念修記錄自己父親生命歷史的作品，而「認同」的問題，在此片呈現了豐富的面向和內容：一位出生於河北、為了生存而先後替國民黨和共產黨打過仗、上過韓戰戰場、輾轉流離到台灣的所謂「外省老兵」，回不到故鄉，沒有祖國或政黨效忠對象，喜歡帶假髮穿女裝看A片…。老李是國族、階級、性別、情慾等各種身份認同裡的邊緣人，他無法被化約在「外省老兵」這個標籤裡，卻是有血淚、求存活的真實而強韌的生命。老李的個人生命史，印刻著一個時代錯誤的荒唐歷史。

以上幾部關於國族／身份認同的作品，都展現了歷史的寬廣視野。而今年的入圍作品中，更有三部影片認真梳理不同事件的歷史脈絡，展現了歷史紀錄片的宏大製作抱負，這是過去台灣紀錄文化裡某種常見的個人經驗之類的「小題目」所少見的企圖。廖建華的《末代戰亂犯》記錄1991年的「獨台會案」，通過對當時學運師生的深度訪談與歷史檔案文獻，系統的梳理該案的歷史脈絡。李惠仁的《蘋果的滋味》描述香港「壹傳媒」進軍台灣的來龍去脈，和該媒體集團鼓吹的狗仔文化對台灣媒體生態產生的巨大影響。黃亞歷的《日曜日式散步者》則以162分鐘的篇幅，揉合重演、檔案影片與影音實驗的多重手法，細緻陳述1930年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出現的第一個超現實主義文學團體「風車詩社」，及部分文人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的乖舛命運。

《日曜》雖然在此次台北電影獎拿到了最佳編劇和最佳聲音設計獎，但是它最終沒有得到最佳紀錄片甚至百萬首獎，大概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鏡，也極可能是今年台北電影獎的最大遺憾。這是一部無論在創作企圖、研究工作、藝術史觀、影音表現和實驗精神上，都展現著國內前所未見之規格或高度的作品，它的藝術企圖與成果，可以說為台灣記錄影像的文化，豎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這部影片即將有專書出版，其中有精闢的分析專文，我就暫不在此蛇足。倒是《蘋果的滋味》這部得到「媒體票選獎」、但在決選會議的第一輪投票時沒有人票選的作品，我想多說幾句，並試圖與我敬重的李惠仁導演，稍微商榷這部我認為值得辯論的作品。

李惠仁出身媒體工作者，第一部紀錄片《睜開左眼》談電視攝影記者，也揭露了電視置入性行銷與業配新聞的產製過程，對台灣媒體的操作十分熟悉。在這部作品之前，他的兩部《不能戳的秘密1：政府病毒》與《不能戳的秘密2：國家機器》，以一己之力長期追蹤當時農委會隱匿禽流感疫情的問題，不畏艱難鍥而不舍，讓官員的謊言見光死，建立起台灣深度調查紀錄片的一個典範，極有價值。大概也因為李惠仁有一種單槍匹馬揭露黑暗的英雄氣質，因此在看待「壹傳媒」的蘋果日報和壹週刊的記者們，總能不時揭露一些政府或政客弊端時，導演可能有一種專業同儕的惺惺相惜之感，而相當的影響了他對「壹傳媒」的觀點與評價。

《蘋果的滋味》劇照。（圖片取自／台北電影節官網）

《蘋果的滋味》對該媒體集團的觀點，可以說是小批評大肯定。它呈現了壹傳媒毫不遮掩的商業操作與營利目的，也談到該集團帶給台灣媒體生態的巨大衝擊與改變，但是此作大量的採訪了壹傳媒的各級主管、員工，參與他們的編輯會議和「讀者會」，以「客觀報導」的方式，給了壹傳媒很大的篇幅去合理化他們的狗仔文化與商業操作，只因為這些狗仔隊跟拍名人隱私時，有時候會得到一些政治揭弊的效果。而此片認為，這個媒體集團不分藍綠的揭弊、不靠業配新聞、甚至偶爾會做一點讓銷售大跌的正面調查報導，壹傳媒對台灣就有十足的貢獻了。

我不否認新聞扒糞政治揭弊的價值，但是台灣政治與媒體的進步，是否只靠揭弊就能成事？民主政治的監督與進步，是不理會那個既存的政治泥沼，然後在其中不斷揭弊，還是該把新聞工作者們的正義感與集體力氣，放在監督、要求政府與自己工作的媒體，將政治議題進行公共辯論與監督，將司法體制與執行成果透明化？壹集團拿政治揭弊的堂皇理由，正當化其以狗仔和腥羶文化來賺錢的目的；它真正的代價，是徹底破壞了台灣社會在點滴建立公共意識和公共媒體的集體努力，讓公民社會通過媒體反映、討論、批評政治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機制與文化，喪失殆盡。《蘋果的滋味》為何沒有興趣做這個角度的提問呢？

影片後段對於壹集團與旺旺中時集團的狗咬狗相互攻訐事件，以及旺旺集團要併吞壹集團的廝殺鬥爭過程，和壹傳媒的員工反應，也令我困惑。我當然反對旺旺集團的媒體壟斷行為，也不齒淪為蔡衍明旺旺企業下的中時媒體集團，成為中共代言人的不堪作為。然而，反對旺旺中時的媒體壟斷與鴨霸作為，就要把壹集團描述為受害者、悲劇英雄、甚至正義之士？這個「壞人-好人」的二分邏輯，是怎麼論述出來的？

在從頭到尾都如好萊塢商業大片那種極其煽情的音樂推動下，《蘋果的滋味》讓黎智英說「反共不是商品，是（政治）理想」，讓我實在不敢恭維：「反共」對黎智英而言，當然是商品；在今日台港面對中共威脅的處境下，反共更是極有市場的超級商品。黎智英長期以來的政治立場確實是反共的，但他的反共只是為了確保港台如美國這個超級八卦市場一樣，有可讓他販賣如《國家詢問報》這類狗仔媒介的「壹傳媒」的土壤。這是哪門子的政治「理想」呢？我好奇導演給黎智英和壹傳媒這樣的舞台，有怎樣更深刻的、或不得不然的理由。於我而言，這樣談壹傳媒與蘋果文化帶給台灣的媒體與政治影響，是很有問題的。

不過，即使《蘋果的滋味》有著需要辯難的問題，它的大量素材與歷史回顧，都提供了反思與對話的價值。這也是今年台北電影獎入圍紀錄片的共同價值與貢獻。台灣的紀錄片，站在這樣的集體成果上，令人高度期待今後更多豐碩的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