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23日中午，位於台北市的刑事警察局大門擠滿了20多名心急父母，他們陸續掏出照片、筆記、戶口名簿，希望找回自己失蹤的子女；承辦員警手忙腳亂，一邊安撫父母，又得隔開滿室記者。因為前一天，警方剛查獲全台首樁、也是史上最大規模的跨海販嬰集團。

彼時人口仲介將64名嬰兒送往美、澳、芬蘭、瑞典等國，供有需求的家庭收養；這群看到報紙，上警局為求一線希望的台灣父母們得知本案與失蹤兒無關，紛紛落寞而歸。那是當年夏天最熱門的新聞事件，如今已相隔41年。

2023年7月3日夜晚，來自舊金山的美國聯合航空UA871航班降落桃園機場，緩緩沿著跑道滑行。42歲台裔美國人郭．里斯（Kuo Reese，又名郭慧如）從機艙內的小窗戶向外窺視，只見巨大的紅底藍天白日旗映入眼簾，愈靠愈近。她意識到幻想了上千遍的尋親之旅終於開始，止不住緊張，牽起養母瑪麗．里斯（Mary Reese）的手：

「我們終於回來了。」

郭正是當年被仲介送往海外的嬰兒之一，如今在成年後首次來台，打算找出自己的親生母親。

兩天前，郭和瑪麗母女倆從北美洲東岸的內陸駕車出發，先到芝加哥搭機飛往西岸，再橫跨太平洋來台，這趟路途超過15,000公里。

抵達台灣後，母女沒得休息，緊湊行程接踵而來。她們在一週內將參與尋親記者會，由刑警局抽血採驗DNA，比對資料庫中是否存有疑似親人的紀錄。最後申調郭的出生證明、國籍證明，並逐步拜訪她曾留下紀錄的地點。

高齡近80歲的瑪麗吃不消長途飛行，坐在輪椅上被機場人員推著入關，她雖直呼費力，雙眼卻閃著光芒，好奇掃射所見的一切：

「如果當年沒有來到台灣，郭不會走進我的生命，這裡就像我第二個家。」

明知辛苦，瑪麗仍選擇啟程。身為單親媽媽，她已將大半輩子獻給郭，陪著郭尋根，是這位母親的餘生之願。

回到1982年，警方在舊台北縣三重市三和路丁姓女子家中發現未滿兩歲的郭，她是本案第一位被尋獲者，當時已是瑪麗的養女。然而赴美簽證尚未核准，仲介集團首腦褚麗卿（Julie Chu）便安排郭先到這戶人家寄養。

褚麗卿替無法育兒的單親媽媽、貧困家庭辦理出養手續，再交由外國人收養，事成收取手續費及照顧費。褚麗卿會將這些費用分給參與者們，未全額用於嬰兒身上，各國養父母皆不知此事，瑪麗正是其中一人。

瑪麗在1981年7月1日抵台，7月9日經美國在台協會（AIT）完成郭的收養程序，原訂8月5日帶著郭返美，此刻她已交給褚麗卿400美元手續費（約當時新台幣1.5萬元）。

但瑪麗向美國移民及歸化局（I.N.S）申請郭的赴美簽證時，承辦人員眼尖揪出褚麗卿提供的文件細節有誤，拒絕核發。由於時間緊迫，瑪麗不得已先行離台，請褚麗卿代為照顧，並每月提供200美元照顧費（約當時新台幣7,600元）。

接下來半年間，非常信任褚麗卿的瑪麗誤以為程序一切合法，「是I.N.S職員刻意刁難我。」她持續向美國政府申訴、找上民意代表陳情，時任眾議員大衛．德賴爾（David Dreier）為此提出救濟法案，更有好萊塢演員幫忙發起聯署，迫使AIT展開調查。瑪麗回憶：

「那時的我就像著了魔，為了再見到郭，我什麼都願意做。」

隨後AIT一查才發現，褚麗卿替收養父母申辦的文件內容乍看合法，「許多生父母卻是假人頭，戶籍地址查無此人」，因此有販賣人口之嫌。隨後AIT私下轉告台灣警方，循線找出郭，並以她為證據破獲仲介集團。

警方逮捕褚麗卿等42名嫌疑人，依妨害家庭及偽造文書等罪起訴。人在美國的瑪麗就此斷了和郭的聯繫，「我幾乎失去活下去的力量，每天不斷禱告且失望。」直到半年後，一對在台工作的美國夫婦替瑪麗打探消息，再從警方委託安置的育幼院接回郭，協助寄養至瑪麗存夠旅費。

1983年8月5日，美國NBC電視台一檔實境節目《Fantasy》注意到瑪麗和郭的故事，主動資助機票，闊別兩年的母女終於在觀眾見證下重逢。

重新描述案發過程，瑪麗對I.N.S的誤解有其苦衷。她是一名丈夫早逝、不願再婚，渴望組織家庭的虔誠基督徒。身為單身女性，當年瑪麗向美國社福單位申請領養時屢屢碰壁，她至今記得，有名窗口甚至用譏笑口吻對她說：「再婚不就能生小孩了嗎？難道妳是女同志？」這讓她極度不信任公務體系。

走投無路的瑪麗某天聽聞，許多身懷不孕症的夫妻都從條件相對寬鬆的亞、非各國收養兒童。她心想，「這是我僅剩的機會。」

當時台灣新生兒的出生資料不需通報政府相關部門，常見父母為了替孩子選個良辰吉時，便向戶政事務所謊報出生日期，或怕「養不起來」，幾個月確定健康後才去晚報戶口。

由於戶口混亂，再加上當時收養也不必經過法院認可，導致國內外的「私下收養」極為盛行。兒童福利聯盟執行長白麗芳說，此風潮在1982年達到史上最高峰，光是戶政事務所留存合法紀錄者，便有9,424人。

現代人難以想像，這數字僅是冰山一角。許多「收養黑數」是由雙方家庭在報戶口前先談妥，直接向助產士、婦產科醫師購買造假出生證明──為了讓收養兒成為養父母的親生兒。

為何收養需要遊走法律邊緣？白麗芳解釋，當時華人「傳宗接代」傳統觀念仍深，許多有生育問題的夫妻必須給家族交代，因此尋找收養途徑；但又因為「血濃於水」影響，收養常被視為家族中不能說的祕密：

「出養、收養雙方都不願在戶籍上留下任何證據，逐漸養成販嬰、偽造文書，甚至竊嬰的市場需求。」

出養的名義，則以家境貧困、因故無法養育嬰兒為主。研究收養制度逾20年的社工楊東蓉透露，某些家庭不能明言的理由其實是「只想生男孩，女兒已經生太多了」。她說，那是對女性、未婚懷孕都非常不友善的年代。

根據兒福聯盟1997年調查，該年全台出養兒「53%為非婚生子女」，過半是女嬰，且人口集團列出的價格皆「男貴於女」。

私下收養通常牽涉佣金，恐涉嫌販嬰；眾多偽造的出生證明也讓收養兒得知身世後，難以追查自己的原生家庭。亂象一度釀成重大社會問題，國安局特此在1999年進行「台灣販嬰問題與防治對策調查」，其內容揭露，自褚麗卿後，檢警仍查獲至少9起地下仲介案，嚴重者更是直接誘拐、竊盜販嬰。

社福與家長團體不斷施壓，促使立法院在1985年修改《民法》親屬篇，收養子女必須向法院申請；1993年強制醫療人員10日內將新生兒資料通報戶政機關，避免民眾晚報戶口。2011年全面禁止私下收養，目前只能透過9間政府認證的合法機構進行，總算杜絕「收養黑數」。

楊東蓉感嘆，可謂是瑪麗為爭取扶養權用盡一切方法，她對郭的愛驚動了台美政府，才讓司法看見褚麗卿案，推開台灣修補兒福制度的大門。

郭並非第一位尋親者。自1998年至今，被送往瑞典的雅斯緹（Astrid）、澳洲籍卡雅（Kartya Wunderle）、芬蘭籍薩賓娜（Sabina Söderlund）等數十人曾走上此路，但成功者寥寥可數。

也仍有其他與褚麗卿案無關，在不同案件中被送養到外國家庭的嬰孩們，正經歷相同的煎熬。

當事人之中，卡雅是少數找到生母者，她已逝的養母諾菈（Nola Wenderle）曾出版回憶錄《Kartya's Story》敘述過程，鉅細描繪母女曾為身世爭執，又如何透過這趟旅程和解。

現任新北市民政局局長柯慶忠是1998年促成卡雅尋親的幕後功臣，當時柯慶忠任職刑警局國際科，「我就拿著筆，記下每對父母記憶中的嬰兒特徵，再比對諾菈寄來的資料。」結果口頭指認或DNA鑑定，皆無任何一人相符。

直到媒體大肆報導後，一名男子來電，語氣堅定，不似其他父母心存猶豫。於是柯慶忠死馬當活馬醫，前往其戶籍地址拜訪，「一看見他的老婆，我就知道她們和卡雅是有血緣的一家人。」想起真相大白那刻，柯慶忠的手仍不住顫抖。

柯慶忠分析，尋親成功與否有兩大條件：「出生證明是否屬實、原生父母是否有意願出面？」對許多觀念保守的出養家庭而言，若當年送出的小孩長大後聯繫，往往僅是打擾，甚至會揭發家族舊瘡，不如不見。

以卡雅為例，她的生母並非自願送走卡雅，是前男友兼生父強行抱走嬰兒，再輾轉交給褚麗卿送往澳洲，「媽媽多年來一直很想她」，卡雅才有機會追回身世。

郭正是鑽研身世時讀到卡雅的故事，輾轉認識這群有相同命運的夥伴，才下定決心「總有一天要來台灣」。並在台裔留美導演程熙（Hsi Cheng）的協助下成行。

但郭的身世已不可考，出生證明幾乎無可信之處，甚至有一名捏造的雙胞胎姊姊被送往芬蘭，僅「出生地：台北縣三重」可能屬實。

楊東蓉因協助薩賓娜尋親，曾和刑滿出獄多年的褚麗卿等人見過數次，聽她們口述案情與嬰兒來源。其中一名參與者鄭絨已近80歲，她留下的一段話，成為郭僅存的尋親線索：

「她的爸爸因為車禍變成植物人，家裡很貧窮，還有一個哥哥、姊姊，是她的媽媽和阿公決定送養，她們那時住在三重。」其餘資訊皆不明。

1982年6月一審宣判，褚麗卿和另一名主嫌金淑華因《刑法》「略誘罪」判處無期徒刑、鄭絨判12年；但1984年，二審改判褚麗卿「偽造文書罪」6年、金淑華5年，鄭絨3年6個月。

歷審結果落差極大，主因是二審法官認定：褚麗卿雖有偽造文書營利，嬰兒卻多由生父母自願或對價送出，無法證實竊盜。

楊東蓉解釋，該集團分四層，先由鄭絨等人找到嬰兒，交給褚麗卿代辦法律文件，褚麗卿再安排偽造出生證明，最後送往寄養家庭照顧，等待出養。褚麗卿從不多問金淑華、鄭絨從何處抱來嬰兒，只會確認「來自某個無法養育孩童的家庭」。楊東蓉舉例，鄭絨在鄉里間以公義聞名，經常在菜市場號召捐錢，照顧其他有經濟困難的家庭：

「1980年左右的三重到新莊地區，有很多剛上台北打拼的中南部移民，出養父母和集團成員大多是這些沒有房、沒有穩定工作的普通人。」

跟著案情偵查腳步，警方對外透露的「購買金額」也持續波動。1982年4月22日警方稱一名嬰兒價值4,000美元（約當時新台幣15.2萬元），同年8月20日的案件偵結記者會上，該金額下修至新台幣1.8萬元，皆不符合兩名養母的記憶。

瑪麗第一筆交給褚麗卿400美元手續費，再加上郭住在寄養家庭的9個月照顧費，總價2,200美元（約當時新台幣8.4萬元）；卡雅的養母諾拉則付了2,000澳幣（約當時新台幣7.2萬元）。

看過調查卷宗的柯慶忠透露，褚麗卿會視雙方家庭的狀況決定金額，弱勢者僅收基本費，較富裕者就收多一點，「那一夥人當然多少還是有拿，可能食髓知味，因此媒合的更勤勞；但在那個年代的觀念下，她們認為只是送個紅包，互相幫忙。」

「她們真的都堅信自己在做善事。」

12

追查案情愈深，楊東蓉愈感無奈，這些被集團成員瓜分的手續費稱為「營養金」，除了各層經手人分一杯羹，部分現金的確會交給出養嬰兒的原生家庭或單親媽媽。如今各當事人返台時，多會見出獄後的褚麗卿一面，她和鄭絨也願意協助尋親，替這群長大成人的孩子拼湊身世。

但回歸法律，諸位專家皆同意，當年仲介集團的行為牽涉金錢往來，即使在1980年代有其原因，它依舊是販嬰。

矛盾也發生在郭和瑪麗之間。瑪麗至今和褚麗卿保持聯繫，渴望本次來台能私下拜會，感謝褚麗卿過去的協助，「她讓我遇見郭。」瑪麗知曉褚麗卿偽造文書，卻始終不認同販嬰一詞。

「因為褚麗卿，我才有機會成為瑪麗的女兒，我心裡多少懷著感謝。」不過原諒販嬰仍有困難，郭常為此和瑪麗爭執，也絲毫不想見褚麗卿一面。郭只說：「我知道她已經盡了法律責任，我也不想去打擾年事已高的她。」

尋親記者會開始前，郭去了台北市行天宮祈求尋親順利。人生首次擲筊，她開門見山便問神明：「我這次能找到生母嗎？」神明笑而不答，兩問皆落空。

她再改問：「我這輩子能找到生母嗎？」神明終於肯首，聖筊落地，連續三次。

或許郭心中早有預期，這趟旅程可能以失敗告終。她只想親自體驗「想像中的台灣」與「實際上的台灣」是否為同一個魂牽夢縈之地？

郭正用盡全身力氣記住台北街頭的潮濕、悶熱、氣味、顏色。不論尋親成功與否，即使離開這座島嶼後，只要一感到孤單，便能反芻。

更重要的是──高齡的瑪麗可能沒有下次機會踏上這片土地，母女倆必須走過這一遭。

黑髮、黃皮膚，DNA鑑定還顯示她有9%南島語族血統，郭卻在一個白人社區長大，從小知道自己是收養兒。瑪麗則任職特教學校，長年替身障孩童服務，還獨自扶養郭成人。鄰居眼中，她們是一對非常醒目的母女。

瑪麗不諱言郭的身世之謎，兩人一起研究文件，幻想郭的生母會是什麼模樣？也常帶著郭去唐人街參加活動，體驗傳統節日，包餃子、吃粽子，盡力讓郭「與血統中流淌的文化有所連結」。即便如此，郭依舊不時疑惑：「我到底是誰？」

郭畢業於名校醫學系，從事急救工作近20年，目前在紐約州的直升機救難隊服務。因從小成績優異，常有人對她說：「妳很Lucky，有機會在西方長大。」郭每聽一次，心就被刺了一下，彷彿無人重視她的努力與成長痛楚。

尤其青少年時期，面對同儕異樣眼光，郭總是無地自容，至今不敢向瑪麗提起她曾遭遇的歧視和挫折。她害怕傷了瑪麗的心，怕瑪麗因此認為「當年領養郭，害她得忍受這些痛苦，是一個錯誤決定」。

在認識卡雅、薩賓娜等尋親夥伴之前，她沒有任何對象傾吐這些煩惱。

郭說，每當她意識到缺憾，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心裡總會湧起憂鬱。她難以靠言語解釋，這股愛與愁如何並存。

於是成年後不久，郭選擇改名。她擁有四個名字──慧如（Hui-Ruo）是40年前褚麗卿偽造出生證明時所取；奧馬拉（Omara）則是瑪麗為郭登記的英文名，郭與這名字共度前半生，見證母女倆跨越血緣與種族的愛。

如今拋開慧如、告別奧馬拉，只留下漢語中的「郭」字發音，成為世界上僅此一人的郭．里斯，這是她首次以自己的意願定義身分，即使這姓也可能為假，仍是她少數能感受自己來自台灣，與生母血脈相連的方法。

至於最後一個──親生父母賦予的姓氏和名字，郭會繼續追尋；直到真相大白，或有辦法真心說出「我是誰」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