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熙英對養父范丹忱沒有太多好印象，他是一名隨國民黨來台的退伍老兵，對待范熙英非常嚴格。10歲那年，范熙英便被要求打理家計，13歲被迫工作糊口，不時更遭養父嫌棄。「既然你說我累贅，幹嘛養我？讓我死掉算了！」她曾如此質問養父。

養父在范熙英36歲時過世，她把大多數遺物都丟了，父女倆在這輩子沒有留下任何合照，只有一段話足以紀念。場景是病房，她問養父要不要葬回中國山東老家？交給戰亂年代留在那的親生子女。

養父說：「我不要回去，我不要找其他人來辦我的後事，我現在有妳這個女兒就夠了。」

老兵生前最後的叮嚀，是范熙英少數稱得上溫暖的親情回憶，父女倆再不親，仍同甘共苦半輩子。這段話是養父的人生終點，也成為范熙英尋找原生家庭的起點，過去她怕傷了養父的心，此刻才敢開始尋親。

但從36歲找到今年61歲，25年來，范熙英一無所獲。

范熙英唯一的線索是：1962年，兩名來自彰化的婦人北上，把強褓中的她託付給當時住在三重的養父照顧。但缺乏出生證明，范熙英空有尋親念頭，不知從何找起。即使和同樣來自彰化的丈夫結婚，養父還曾恭喜她「回家了」，范熙英對尋親仍毫無頭緒，只能靠運氣以口頭詢問，多年未果。

59歲時，范熙英決定向衛福部社家署「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求助。在機構社工引導下，范熙英寫出身世故事，故事貼上彰化各區的戶政事務所看板，她也接受媒體採訪。此時范熙英重新燃起希望，壓力卻隨之而來：

「第一次上新聞後，有個同事在工作時一直偷瞄我，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他真的讀到報導？」

范熙英過去只和至交分享身世，這些尋親舉動，堪稱她一生最大膽的行為。日前返台召開記者會的美籍台裔尋親者郭．里斯（Kuo Reese，又名郭慧如）也體驗過相同壓力。在郭．里斯抵達台灣之前，《報導者》團隊先透過電話越洋聯繫並專訪，當時的她反問了記者一句話：「我該說些什麼，台灣人才會接納我？」

「如果我的親生母親看到新聞，發現不堪往事又被提起，還發現我和她想像中不一樣，怎麼辦？」

郭．里斯外貌中性、雙手刺青，又是1982年台灣首樁國際販嬰事件──褚麗卿販嬰案的當事人，她非常害怕生母其實個性保守，不喜歡這樣的她，會拒絕相認。

為了在各家媒體的筆鋒、鏡頭下留個好印象，她惡補中文和台語自我介紹，現場有問必答，不善言詞也得用盡全力。

郭．里斯的擔憂有其原因，另一名在褚麗卿案中被販賣的嬰兒卡雅．萬德利（Kartya Wunderle）於1998年從澳洲返台尋親，她透過媒體造浪，成功與生母相認。但當年沒有被報導的後續是：卡雅的生母最後搬家了。因為太多民眾看過這則新聞，她突然成了鄉里名人，鄰居常指指點點，彷彿譴責她「未婚懷孕、遺棄小孩」。

「親自對全世界揭露身世，還要忍受異樣眼光，這卻是他們唯一的辦法。」

前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法務部人權工作小組委員賴月蜜強調，尋親者和「被尋找者」雙方承受的壓力，遠超乎一般民眾想像。

賴月蜜從事兒少研究多年，曾赴歐洲各國接觸從台灣出養的多名當事人，她觀察到，這群人不只經歷過失根之苦，待鼓起勇氣踏上尋親路後，又得忍受長期失望，常因此造成二次傷害，「覺得自己再次被遺棄。」

此外，台灣的出養兒，通常來自一個需要救助的破碎家庭，當親生父母看到這些資訊時，容易被喚起他們心中「遺棄孩子」的挫折回憶。即使願意出面相認，也可能和卡雅生母遇上相同的處境，遭親友鄰里譴責。賴月蜜感嘆：

尋親成功與否，不只得依靠戶籍資料，賴月蜜說，還必須讓雙方取得共識，此時社工便扮演了重要角色。

戶籍不明、社會偏見，是阻擋尋親的兩大原因。基督徒救世會前任副執行長、社工楊東蓉從事收出養服務多年，她在2000年代初期從海外留學歸國後，隨即被台灣的傳統觀念震驚，「當時家長們的想法都是，出養後就不要跟原生家庭有聯繫，斷了就斷了。」

楊東蓉也發現，許多被出養人即便對出身有好奇，卻把身世之謎藏在心裡，不敢向養父母坦承，這在收養領域稱為「忠誠議題」：他們愛著收養家庭，擔憂說出「我想尋親」會傷害養父母的心。針對這種個案，社工經常需要花時間向雙方溝通，幫助被收養者釐清思緒，找出適合自己的做法。

在楊東蓉眼中，原生父母因經濟困難、未婚懷孕等緣故，在難以扶養小孩，社福制度也無法承接的低潮中選擇出養，他們只是想要給孩子不同的未來，不要跟著他們吃苦。楊東蓉至今還記得，有位生母和出養兒取得聯繫後，經常如此向她訴苦：

「我好開心他還記得我，但我每一次和他通信，心裡都充滿愧疚感，當年的我沒辦法給他一個正常的家庭。」

楊東蓉建議，大眾除了協助尋親者轉貼資訊外，認識當代已相對完善的出養、收養機制，也有助於翻轉台灣社會的刻板印象，看見這段過程，其實是「為愛出養」。

天主教福利會是社福界的尋親高手。1970年代，他們便成立「未婚媽媽中途之家」，替非預期懷孕的女性提供避風港，也逐步搭起健全的收出養環境。其執行長丁雁琪形容，對被收養人和原生父母來說，「就像是一個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便回不去了。

丁雁琪說，社工協助尋親彷彿偵探辦案，她們得先確認尋親者的動機，再從戶籍資料、法院判決書、地方派出所等處拼湊出原生父母目前的所在地，接著得在不違反對方（原生家庭）意願的情況下進行接觸，

「每次尋親，我們都要進行詳盡規劃，隱私是最重要的一環。」丁雁琪透露，社工常扮演原生家庭的家族老友、以前的鄰居或同學，先透過書信聯絡，避免驚動對方家中不知此事的成員，建立起直接向當事人溝通的管道後，社工才會說明來意，「找到人只是起點，說服生母通常最耗時間。」

比較幸運的情況下，原生家庭在機構留存的資料屬實，也信任社工，雙方迅速搭橋。普遍情況則是，「很多母親會陷入兩難，覺得她欠當年送走的孩子一個交代，又擔心破壞現有生活。」丁雁琪也常聽到對方擔心：「如果我出來相認，會不會上新聞？」她們害怕被街訪鄰居、同事發現這段過往。

雙方相認之後，社工還得持續追蹤。丁雁琪回憶，曾有海外尋親者終於和原生家庭取得聯繫，生母回覆訊息的頻率卻逐漸下滑，讓當事人感到非常失望；甚至有個案因國情不同，無法忍受性格傳統的原生父母不斷嘮叨，相處並不順利。

雖然2011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在那之後，強制收出養只能透過合法機構進行，雙方家庭必須接受社工長期訪視和培訓，防止上述情況再度發生。但過往因制度不足，像范熙英和郭．里斯，以及上百名遲遲找不到真相的被收養人，如今仍只能想像原生家庭的模樣。

「我61歲了，只希望這輩子能活得踏實，想要體會有血親是什麼感覺，不想帶著一個謎團進棺材。」如今尋親已成為范熙英的日常生活一環，她漸漸習慣他人眼光，偶而上門和社工聊天、被安排接受採訪，即使至今毫無消息，她仍感到欣慰：「至少現在有人可以陪我聊這件事。」

2022年底落幕的「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中，國際人權委員也指名台灣對尋親者的協助不足，應該「確保申請人，特別是被收養人，在尋求資訊的過程中，接受所有必要及適當的協助與諮詢。」而台灣社福界也期盼政府為尋親者「主動一點，做更多」。

對此，衛福部社家署副署長張美美在接受《報導者》專訪時回應，過去為尋親個案召開的不定期會議，「將改為定期舉行，至少一年一次」，加強收出養機構與政府單位的溝通效率。

也有專家呼籲，台灣應效法保障相對完善的歐洲各國，或過去同樣盛行私下收養的韓國，由政府帶頭建立尋親「DNA資料庫」，讓有意願尋親、認親的當事人主動留下紀錄。

一場尋親需動用內政部戶政司調閱資料，警政署負責尋人與比對DNA、移民署或外交部協助當事人出入境，橫向溝通複雜。張美美透露，由於案件量有限，目前難以驅動各部會投入更多資源，但她承諾改善。

張美美強調，社家署會為尋親者提供心理、醫療、法律等諮詢或轉介服務，若案件屬於跨國境收養，也可視其需求，「連結所需服務及提供通譯費補助，」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將持續協助尋親者刊登資料，甚至安排媒體曝光。

在法律之外，張美美常出席尋親記者會，替當事人打氣，「大部分的父母出養孩子，都有不得已的理由，父母面對這段過去，也需要勇氣，」她多次呼籲，期盼民間能體諒此事，讓更多原生家庭願意出面相認。

韓國在1950年代至今，曾將約20萬名嬰兒出養海外，是西方國家收養亞裔嬰兒的主要來源，更一度被稱為「人口販運大國」。但自1988年漢城奧運起，韓國亟欲洗刷此標籤，時任總統金大中為過去的制度漏洞向相關的韓裔當事人道歉。

過去被送往海外的韓裔被收養人，可以無償向KAS申請返韓尋親時的臨時住所、採驗DNA，KAS還為有意長住的被收養人提供韓語教學和就業諮詢。

若被收養人無法遠行返韓，他們也能向當地韓國大使館申請DNA鑑定，把結果送回母國保存，和現有資料庫進行比對，全程保密。

相較韓國，目前台灣的DNA資料庫僅包含刑事偵辦、比對無名屍等用途。雖然警政署刑事局將「褚麗卿販嬰案」列為專案處理，當事人能比對的數據仍有限，也未向40年來全台所有的尋親、尋子者開放服務。

賴月蜜認為，DNA鑑定的好處是「願者上鉤」，不必動用社工協尋、較能雙方保障隱私，而且能長期保存，「這一次回國找不到，至少未來還能繼續等待結果，」減少了海外尋親者多次搭機、住宿的尋親支出。

身為法務部人權委員，這不是賴月蜜第一次對政府提出建言。她強調，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保障被收養人的身分權益，為他們提供「尋根、尋親是基本人權」，若有當事人被非法剝奪身分，政府也應當協助他們恢復。

韓國政府目前的作法，正符合賴月蜜的期待。2022年，400多名出養至丹麥、瑞典、美國的韓裔人士要求韓國政府「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過往跨國案件中的販嬰、偽造文書紀錄，該委員會也接下這份責任。

賴月蜜直言，收養議題不只是兒少福祉，韓國將這群被收養人視為早年制度缺漏下的「受害者」，為其進行轉型正義，由國家進行彌補，台灣必須朝此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