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嬰啟事,與充滿荊棘的尋親路

走過販嬰和私下收養的血淚之路

心裡好像有填不滿的黑洞──台灣收養制度怎麼因他們的犧牲而改革?
阿仁(化名)在26歲時,才偶然發現自己是一起販嬰案的當事人之一。圖為阿仁在自宅附近,手舉著養父為他拍下的第一張照片。(攝影/黃世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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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漏洞、重男輕女、貧富差距、缺乏法治意識,這些台灣社會的歷史共業,造成1980至1990年代的多起販嬰案。《報導者》日前貼身跟訪一名台裔美國人郭.里斯(Kuo Reese,又名郭慧如)的尋親路,揭露她的曲折身世後,我們再度聯繫多名因「私下收養」,而在成長路上飽受挫折的海內外當事人;我們也專訪在那個年代為傳宗接代而走上「購買」嬰兒之路的母親,母子倆如何在多年後坦誠這個艱辛的過往?從他們的人生見證,又看到台灣如何花上40年,看見這群兒少曾被剝奪的權益?

基隆出生,被生母賣給住在桃園的人口仲介,由一對來自台北的陳姓中年夫婦「購買」,他們再去屏東尋找助產士偽造出生證明,年僅4個月大的阿仁(化名)從棄嬰成了陳家小孩。

26年後,阿仁發現這段往事。他今年滿30歲,養父已逝,養母明珠(化名)高齡83。母子兩人相差53歲,阿仁從小疑惑,「為什麼我的媽媽比別人年紀大那麼多?為什麼從來沒看過我出生時的照片?」養父生前愛拍照,兒時相簿充滿一家人出遊的紀錄,唯獨少了明珠懷孕、嬰兒強褓這兩個重要階段。

「抱你回來的時候已經4個月大了,當然沒有更早的照片。」明珠在一旁忍不住插話,母子二人用近似爭吵、卻充滿默契的方式聊起往事。當年明珠始終無法懷孕,定期打排卵針也不見成效,直到50歲後,夫妻決定求助地下市場,循線找到人口仲介。她還記得,阿仁「價值」30萬、偽造一張出生證明大約15萬。

養父在阿仁25歲那年過世,整理遺物時,阿仁久違翻到那張出生證明,「生父寫著他(養父)的名字,我當時只覺得一陣安心,或許沒必要去追究那些疑惑。」

但衝動勝過理性,隔年某天,阿仁又忍不住端詳出生證明,一時興起,上網搜尋文件記載的助產士姓名──蔡英霞。Google顯示的第一個結果,是這名女士涉入販嬰案的法院判決書。

為何不去合法機構辦理收養,得找上人口仲介?
早年台灣新生兒不必進行「出生通報」,使得當時嬰兒人數不易追蹤,出現灰色地帶。1993年《兒童福利法》修法上路,要求醫療人員在嬰兒出生10日內通報戶政機關
2003年《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法》合併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保障法》後,強制通報條文目前屬於該法第14條,強制通報天數則由10日內改為7日內。
,原因即是販嬰猖獗,政府希望靠法律杜絕亂象。

但根據國安局1999年進行的「台灣販嬰問題與防治對策調查」,1993年修法後,警方仍查獲多起販嬰案,地下市場依舊存在,收費更高、管道更隱密。其中一名人口仲介陳友明經營販嬰集團,經手近百名嬰兒,蔡英霞就是該集團成員。而阿仁可能是當時被販賣的其中一位。

明珠透露,阿仁的親生母親當時在基隆工作,非常年輕便未婚生子,不得已才把阿仁賣給人口仲介。

為何明珠不去合法機構辦理收養,得找上人口仲介?她對阿仁坦誠不諱地表示,丈夫面對家族要求「只能養男孩」,去機構就無法選擇性別,而且仲介是「朋友的朋友」,她認為,比陌生人更值得信任。

明珠說,她不想在法律上留下紀錄,深怕阿仁自己得知真相後會難過,才選擇進一步花錢偽造文書。原本打算等阿仁結婚後再告知,「結果他好聰明,還是自己先查到了。」她不後悔這決定,母子倆都認同,親情終究超越血緣。

兒少權益尚未成熟,再加上重男輕女、傳宗接代等華人傳統仍濃厚,在當時的台灣社會,為販嬰鋪墊了一條晦暗之路;不只如此,對於那些後來得知自己身世的孩子來說,也是一條難以理解的荊棘之路。

善意的謊言,仍留下不協調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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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仁依然記得,尋找真相的過程,焦慮與憂鬱瀰漫整個青春歲月。(攝影/黃世澤)
阿仁依然記得,尋找真相的過程,焦慮與憂鬱瀰漫整個青春歲月。(攝影/黃世澤)

即使母子兩人現在和解,阿仁還是記得青春期那股無法揮去的憂鬱。

升上國小一年級,阿仁沒有血型證明,班導要求父母快帶他去醫院採驗,「當時我爸很緊張,幸好最後是O型,剛好他們生得出來。」在阿仁的記憶中,類似事件層出不窮,每一次度過危機,回憶起來都是善意的謊言。

國中時,阿仁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出生證明,出生地點是屏東縣枋寮鄉,他好奇詢問父母「怎麼跑那麼遠生我?」明珠回應:「因為我是高齡產婦,醫生建議我去清幽的地方待產,比較好生。」

16歲那年,阿仁的表哥考上醫學院,同屆的表弟也讀名校,阿仁只是後半梯次的台北高中生。每次隨父母回到中部老家,阿仁覺得親戚總用異樣眼光打量他,「那種眼神彷彿在說,我不成材,陳家怎麼會生出我這種小孩?」阿仁忍不住如此揣測。

今年春節返鄉,阿仁向罹患失智症的鄰居阿伯打了招呼,對方一陣恍惚後才認出他:「你是阿仁喔,就是那個抱來的嘛!」所幸,阿仁這時早已得知自己的真實身分。

發現真相那天,阿仁剛好人在外地出差,他先打了一通電話回家問明珠:「媽,我查到那張出生證明是假的,妳老實跟我說,我到底是不是你們親生的?」當下明珠先是錯愕,後痛罵他不孝。幾個小時後,換成焦躁躺在旅館床上的阿仁接起明珠來電,媽媽此時才向兒子告解。

出生證明不符合夫妻居住地、血型可能無法相容、缺乏幼時的文字或影像證據,甚至隱約感到被歧視,阿仁用26年找出生活充斥種種不協調的原因。

「過去很多收養兒童都是靠這些細節,抽絲剝繭接近真相。大人常自以為瞞得很好,其實孩子們都記在腦袋裡。」

兒福聯盟執行長白麗芳從事兒少服務近30年,看遍各種家庭祕密,她說,過去太多父母以為「收養只是照顧一個沒有血緣的孩子」,忽略了這種親子關係的特殊性。

真相都藏在旁人態度或口裡,一不小心就是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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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福聯盟執行長白麗芳從事收出養服務研究逾20年,親眼見證台灣逐漸補足兒少權益的艱困路。(攝影/黃世澤)
兒福聯盟執行長白麗芳從事收出養服務研究逾20年,親眼見證台灣逐漸補足兒少權益的艱困路。(攝影/黃世澤)
在2011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全面禁止私下收養」之前,全台有9成以上收養家庭都採私下收養
根據台北地方法院統計,1993至2001年間,國內收養家庭94.25%為私下收養。
。如今,收養只能透過8間政府認證的機構辦理,社工會介入程序,替雙方家庭進行輔導與評估。白麗芳直言,過去尋求私下收養的父母常是自行決定隱瞞身世,並非為「兒童最佳利益」著想。

白麗芳強調,身世告知會對收養人造成衝擊,甚至心靈創傷,許多從未接受收養培訓的家長,也在這過程中傷痕累累

「大人或小孩都需要準備,我們不該讓孩子自己發現,或在別人口中得知。」

不像阿仁自己發現真相,兒福聯盟協助的另一位個案小雯(化名)從未懷疑過身世,卻同樣在26歲那年,被迫得知自己的收養身分。

當時小雯和家人參加喜宴,碰上一名將近20年不見的長輩,對方和小雯久違重逢,不斷稱讚她健康又懂事。但三杯黃湯下肚,長輩轉而語重心長地說,「父母對妳視如己出,妳一定要好好孝順他們。」

長輩醉醺醺的叮嚀,讓小雯實在摸不透他的話中之意,便直問:「你想要跟我說什麼?」對方一臉茫然,接著吐出這段震驚小雯,她至今仍能一字不漏複誦的話:「妳不是妳媽親生的,她沒跟你說過嗎?」

「我很慶幸自己知道這件事情,或許那是最好的時機,在我26歲,在我夠年輕接受、也夠成熟面對的這一年。」事發短短3天內,小雯瞞著父母向醫院、戶政事務所調閱文件,眼淚不停流。

過去26年的生活瀕臨瓦解,小雯瞬間失去了歸屬感;但她仍鼓起勇氣,手握證據,踏出下一步。小雯尋求衛福部社家署建置的「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協助,並由社工陪伴她,慢慢釐清混亂心情,認識尋親的可能風險,也從戶籍謄本中爬梳真相。

幸運的是,小雯是合法流程下的一般被收養人,並非販嬰受害者,因此迅速找出原生家庭資料。社工更代替小雯和原生家庭聯繫,成功讓雙方相認。

小雯將自身經驗寫成文章,收錄在該中心於2009年出版的《尋親故事手札》。她對這趟驚奇之旅的心得是:

「當我知道自己來自何方,我更知道該以什麼心態去面對撫養我長大的家庭。」
海外的被收養人:刻在童年潛意識的分離焦慮,和種族議題糾結成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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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長大的郭.里斯(Kuo Reese,又名郭慧如,左)從小就面對「種族認同」與被排擠的痛苦,對華人習俗的認識,是由白人養母瑪麗.里斯(Mary Reese,右)帶著她自學。圖為2023年7月郭.里斯來台尋親時,與瑪莉一起前往行天宮參拜。(攝影/黃世澤)
在海外長大的郭.里斯(Kuo Reese,又名郭慧如,左)從小就面對「種族認同」與被排擠的痛苦,對華人習俗的認識,是由白人養母瑪麗.里斯(Mary Reese,右)帶著她自學。圖為2023年7月郭.里斯來台尋親時,與瑪莉一起前往行天宮參拜。(攝影/黃世澤)
相比國內被收養人因「告知身世」所苦,送往海外的個案則多面臨「種族認同」成長痛。《報導者》團隊日前專訪的尋親者郭.里斯(Kuo Reese)回憶,「小時候我常被同儕排擠,他們說我是香蕉,笑我像一顆Twinkie
一種內餡為奶油的金黃色海綿蛋糕,是美國的國民零嘴。
。」因為這兩種食物,都是黃皮白餡。

郭.里斯現年42歲,名校醫學系畢業,還在培訓門檻極高的直升機救難隊任職;但這些成就,是她對慘澹青春的反抗。

郭.里斯成長的加州小鎮裡,只有她和另一名被收養的越南小孩來自亞洲,而且和大部分移民家庭不同,她無法隨長輩接觸原生文化。郭.里斯對華人習俗的認識,甚至「用筷子」的方法,都是白人養母瑪莉帶著她自學。

成年後,郭.里斯為求學移居大城市,總算接觸其他亞裔同胞,「但在他們眼裡,我仍不夠像亞洲人。」講不出任何亞洲語言,對節慶、食物、習俗也一竅不通。甚至有人對她說:

「什麼台灣人(Taiwanese)?妳就是中國人(Chinese)。」

郭.里斯曾在美國的民間DNA檢定機構申請採驗,「因為我要證明自己來自台灣,而不是其他地方。」結果顯示,她身上有漢人、南島語族的雙重血統,這讓郭.里斯放下心中大石,也更確信,總有一天要親自拜訪這座島嶼。

郭.里斯是1982年的跨海販嬰集團褚麗卿案中第一位被尋獲者,同一批嬰兒中,在1998年回台尋親的卡雅.萬德利(Kartya Wunderle)則是台灣史上首位在鎂光燈下召開記者會、更成功尋獲原生家庭的當事人。

卡雅在10歲左右浮現憂鬱傾向,「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怨恨著生我、養我的兩對父母」。後來卡雅才得知,僅僅9個月大的她被送往澳洲前,曾交由2到3個不同的寄養家庭照顧:

「可能是不斷被轉手的過程,在我心裡埋下分離焦慮症的種子。」
澳洲幅員遼闊,若萬德利夫妻要去不同城市拜訪親友,通常得在外過夜,卡雅還記得:「明明他們只是離開幾天,我卻會忍不住去問姊姊和哥哥
萬德利一家有四個孩子,大姐是來自越南的戰爭孤兒,兩兄弟由萬德利夫妻親生,小妹就是卡雅。
,爸媽是不是在騙我們?我是不是又要被拋棄了?」

憂鬱不斷加重,直到15歲,卡雅選擇逃家。「其實我常打電話回去,和媽媽大吵一架,我只是想聽到她的聲音,但我不知道如何表達,」她外宿朋友家中,整天遊蕩街頭,甚至──透過毒品麻痺自己。

後來警方在臨檢時發現卡雅,把她送回家中進行勒戒。待情況平緩,卡雅的母親諾菈(Nola Wenderle)為她安排尋親之旅。最後透過台灣多家媒體、警政署刑事局、國際刑警組織等單位協助,卡雅成功和生母相認。

「如果我不能找到答案,我將選擇解脫。」這是卡雅15歲的日記內容,當時的她還不知道,2年後她將找到答案。17歲完成尋親,卡雅送給諾菈一封信:

「如果沒有你們支持,我不知道自己還會犯下什麼錯;但我知道,如果我沒有解開這些謎團,我早就不在這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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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跨海販嬰集團褚麗卿案當事人之一,卡雅.萬德利(Kartya Wunderle)當年尋親成功的照片,在1990年代協助她的員警至今仍細心收藏。(攝影/黃世澤)
同樣是跨海販嬰集團褚麗卿案當事人之一,卡雅.萬德利(Kartya Wunderle)當年尋親成功的照片,在1990年代協助她的員警至今仍細心收藏。(攝影/黃世澤)
為兒童最佳利益而生的當代收養制度,法律其實是為了規範大人

白麗芳親耳所聞,使用不同語言,互不認識的被收養人們,卻常用同一個詞彙形容失根之苦:

「心裡好像有一個填不滿的黑洞」。

「大人常覺得小嬰兒不會有記憶,但從醫學或社福角度來看,他們真的會記得那股被拋棄、被忽略的痛苦,嚴重影響一個孩子的成長過程。」白麗芳強調,在法制尚未健全的年代裡,常見大人忽略了孩子的感受,進行違反「兒童最佳利益」的收出養。她形容:「就像把植物從A盆栽移到B盆栽,即使是植物都需要時間復原,要細心照顧,孩子當然也需要。」

阿仁、小雯、郭.里斯、卡雅,4段發生在不同年代的收養故事,見證台灣花上40年彌補兒少權益。白麗芳也經歷這段「非法到合法,私下收養到全面制度化」的過程,她說,那是一條和華人傳統價值抗衡的路。

受「血濃於水」觀念禁錮,華人常對收養抱持偏見;又因為「家醜不可外揚」作祟,許多被私下收養的個案,仍為身世所苦。

有些人知道原生父母的姓名,卻聯絡不上對方,也有人戶籍不明,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收養兒。時至今日,「傳宗接代」的壓力仍造就憾事。2015年至2017年間,台灣有3起《刑法》買賣人口罪案例,雙方都以「假結婚、真買子
這3起案件的過程類似,都由一名無法生育,但希望養子的夫妻先離婚;男方找到單身懷孕女性私下洽談「購嬰費」,接著兩人結婚,讓男子和孩子成為法定的「認養」親子後,再和該生母離婚,取得孩子監護權。
」進行。

「收出養應是保護兒童的最後一道防線,是雙方家庭做足決定後,不得不的最後選擇。」白麗芳表示,2011年修法宛如分水嶺,要求所有當事人都得留下資料,並長期接受社工訪談,讓收養兒不再因制度受害,「法律其實是為了規範大人。」

收出養築愛之路:社工評估、長期面談⋯⋯一項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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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出養需要的不只是配對找合適的家庭,還要細緻進行三方輔導的工作。(攝影/黃世澤)
收出養需要的不只是配對找合適的家庭,還要細緻進行三方輔導的工作。(攝影/黃世澤)

今日台灣,面對有出養需求的家庭,各機構社工會先諮詢原因,盡量轉介醫療、教育、收入補貼等社福機制,並進行必要性評估,確認「真的得出養嗎?」若對方因故無法養育孩子,社工也會協助媒合原生父母屬意的收養家庭,並陪伴雙方完成法律程序。

至於收養家庭,則必須參與長期面談、團體培訓、資格審查等程序,全面確認養父母的「準備程度及狀態」,待一切就緒,才會讓收養家庭與孩子見面,進入「試行同住」評估,最後交由法官裁定收養許可。

當孩童完成收養,社工還要依法追蹤3年,「實際上幾乎是終生服務,」白麗芳解釋,「假設孩子出養時滿兩歲,過3年也才5歲,遠遠不到對自我認同、身世開始產生疑惑的年紀。」

追蹤期間,社工會居中維繫「三方關係」,向原生父母、較年長的孩子報告雙方近況,或替尚未完成「身世告知」的收養父母規劃如何開口。若進度順利,社工還會推薦養父母帶著孩子參加收養家庭聚會,認識有相同經驗的其他當事人。

這些服務不分國界,社工會通信聯絡海外家庭,盡力杜絕阿仁、小雯、郭、卡雅等人經歷過的痛。

曾有家長在剛開始接受服務時,忍不住抱怨程序太複雜,白麗芳強調:「為了孩子的權益,這是必要過程。」但社工被卡在三方之間,每個家庭的狀況各有千秋,他們常接應不暇。

白麗芳表示,即便已有制度,但每個家庭狀況複雜,收出養需要的不只是配對找合適的家庭,需要細緻地進行三方輔導的工作,政府得投入更多資源。

時代傷痕難完美癒合,至少讓它結痂

談完身世之謎,阿仁向明珠自嘲:「有沒有後悔買錯小孩?」童年陰影還需要時間擺脫,他自認30年來成就不上不下,未婚、無車,沒辦法為陳家光宗耀祖。

「好像有一點欸。」明珠接下阿仁的哏,流利開起黑色幽默,這是母子的奇特相處方式,從阿仁挖出身世那天起,兩人互動反而日漸溫暖,從青春期的劍拔弩張,長成了旁人無法理解的愛,「沒有成就也沒關係,你還是我的兒子。」

但感動過後,阿仁又忍不住抱怨,一滿30歲,明珠便開始對他和女友催婚,邊受訪邊對阿仁嚷嚷:「不用生小孩也沒關係,至少要有人依靠。」阿仁無奈表示,要讓老人家改變觀念,可能太難了點。

明珠還經常催促阿仁快去找生母,比阿仁自己更心急,直呼她很好奇,阿仁的生母到底是誰?

「我已經很老了,我希望能看見你找到答案,這樣我走了之後,你還有一個家,真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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