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
專訪中研院劉文:美國大選和抗中政治的愛恨矛盾下,台灣需要「弱情感聯盟」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劉文,曾在美國求學生活將近20年,目前也是黑熊民防教育協會理事長。他分析如果川普(Donald Trump)再度當選,美國國內種族的衝突勢必增加,且要經歷另一波文化戰爭。(攝影/鄭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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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半個人生後,重新做一個台灣人」,是劉文對自己的期待。

台灣人看美國總統大選,多少投射自我的期望。劉文提醒一些觀點: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抗中政策,是否能跟關心台灣劃上等號?而台灣的抗中情緒又會如何被國際解讀?無論這次是誰上台,美中對抗及美國內部強大的右傾力量的回潮,都仍深深影響世界。從多年的研究和倡議經驗出發,劉文認為,台灣除了對外多邊建立「弱情感聯盟」,「我們內部民主機制的鞏固,以及防衛意志的凝結,都至關重要。」

出生在解嚴的1987年,15歲國中畢業遠赴美國當了小留學生,對劉文這一輩人來說,是背負著上一代的美國夢。他從西雅圖到了紐約,讀了博士,在紐約下東城租了老公寓,成為紐約人。但走了快20年的美國夢,卻在2020年,他33歲那年回到台灣,從中研院民族所助研究員開始,把自己「種」回故鄉。

為何回到台灣?他很坦白地說是因為受不了美國國內政治,除了忍受已久的種族歧視,亞裔移民幾乎無發聲管道,在美倡議台灣更難以希求。

「美國對於台灣的理解和認識是什麼,我非常有感,⋯⋯美國進步派年輕人對台灣就是全然無感。」俐落短髮、一身帥氣的劉文回想因台裔身分認同受挫的日子時,仍理性冷靜,像在觀照一個客體地跟我們分析,美國社會極度不認識台灣,對台灣充滿各種分裂和錯誤的想像──台灣就是冷戰之下屬於資本主義那一方,而中國是美好社會主義的未來。

經歷2013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運動、2016年川普(Donald Trump)崛起、2020年COVID-19疫情前後的抗中情結,劉文目睹美國社會右傾保守主義的回潮,也看見年輕亞裔和左翼人士對中國的同情,甚至對毛主義的崇拜。批判心理學和歷史心理學是他的研究領域,近日出版的英文書《感覺亞美:同化與壓迫之間的彈性種族政治》(Feeling Asian American: Racial Flexibility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Oppression),是他多年來的觀察研究,以及身為在美亞裔群體強烈的矛盾感──既是文化優勢群體,又被視為「永遠的外國人」。

「旅美半個人生後,重新做一個台灣人」,是劉文對自己的期待。

回台後的劉文,以一種極速運轉的方式,把美國的現況帶給台灣的學生和大眾。他書寫、教課、演講、倡議提升台灣人的防禦意識,強調台灣要避免過度拉高抗中情緒,而是能從國際局勢和各國政治展演中,理性判斷並找到可能的盟友。

在美親歷過多次美國總統選舉,劉文觀察美選有獨到見解。專訪中他深刻分析美國的種族課題,是如何與太平洋這一端我們所處的地緣政治交織相關,包括:川普如何受到亞裔精英的支持;美國國內社會極化的關鍵;美國抗中背後的動機、美國抗中是否等同關注台灣;以及川普上台與否可能帶來的衝擊。

以下是《報導者》採訪團隊對劉文的訪談,經團隊整理後,以第一人稱方式呈現。

看見那些「焦慮」、對安定的渴望

我在美國求學和成長的2000年初,是一個多元文化(Diversity、Equity、Inclusion, DEI)的黃金時期,因全球資本的輸出,美國藉著全球化的風潮和多元文化的接受度,也打造了多元文化,讓不同種族、不同性別打入主流社會的年代。

但2016年川普和其支持者的出現,讓人看到一股右傾的主義回潮,對我個人來講,是一個滿大的震撼,前後就十多年的時間。

川普的崛起時帶動了另類右翼(Alt-Right)的風潮,代表性的組織像「驕傲男孩」(Proud Boys),是一群男性組織的極右翼新法西斯組織,提倡反墮胎,支持傳統家庭,女性要待在家生小孩,他們甚至有一些非常奇怪的性別政策,像是成員要不能夠打手槍,一定要在生殖的時候才能有性行為;驕傲男孩認為民主黨所說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價值都損害了美國男性陽剛氣質,希望建立新型的美國陽剛形象。於是川普被他們視為政治上的強人,也跟很多女性上床,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好的代表,所以的確看到不少年輕男性加入驕傲男孩的組織。

最近也有研究顯示,有更多美國年輕男性成為虔誠的基督教徒。而全球的研究下來都發現,年輕男性跟女性對於性別跟進步價值的想法是愈來愈迥異,並沒有一起成長,年輕男性愈來愈反LGBTQ、反墮胎。有人說是因為女權進步得太快,但我認為這個性別差距的因素是從1990年代後,就有一群傾向右翼的政治人物,拿著性別議題操弄民粹;這個現象不只在美國,在英國、在巴西,非常多強人政治形態的人物,都用反墮胎、反跨性別、反LGBTQ,來凝聚選票。

這次美國選舉上也能夠看出為什麼川普選擇范斯(J. D. Vance)為副手,因為他是倡導新保守主義道德價值的人選。

美國白人女性中也有一部分支持川普,從希拉蕊(Hillary Clinton)2016年選舉的那一次就有滿多討論,某些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女性有仇視精英女性的傾向,她們也會對於強人政治、法治(Law and Order)有更多的擁抱,認為民主黨精英倡議的進步價值與共榮的生活,她們用不到、也跟她們亳無關係。

在人口上,現在是預測2050年美國有色人種會超越白人人口,非常多的右翼或像《福斯新聞》(Fox News)等媒體一直去強調「大取代理論」(Great Replacement Theory)
法國陰謀主義論者加謬(Renaud Camus)的主張,緣起於法國19世紀末期開始針對非白人的種族仇恨理論。意指有色人種、非基督宗教的「外來移民」,其人口增加威脅了西方國家的白人傳統與文化價值觀存續。
,覺得白人會被有色人種取代,這樣的論述非常容易引起無論是白人男性或女性的國族焦慮,也就是到底誰能代表美國人?

這也回到美國社會的生活差距真的非常大,如果你是一個生活在波士頓、紐約、西雅圖的人,跟你是一個生活在鄉村小鎮的人,所看到的世界真的就是會非常不同。

小鎮裡面看到的是經濟的衰退,當地居民看見的現實是,移民買走了最好的房子、有大筆的現金,他們認為新移民搶走他們的生意,排外情緒容易被激起;他們會覺得那些倡導的進步價值,甚至要他的小孩開始學習跨性別是什麽,都只是要奪走他們原本引以為傲的美國道德主義。

這個跡象從多起黑人遭到警方暴力執法甚至槍殺、2013年爆發BLM黑人平權運動時開始出現。右傾的白人非常反抗BLM運動,認為那背後是Antifa(Anti-Fascist)──反法西斯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極為左傾,急於去除美國價值。可以說,右傾主義的回潮大約從那時開始鮮明,主要的對立就是來自於白人對自己生存處境,以及對法治和安定秩序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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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崛起時帶動了另類右翼(Alt-Right)的風潮,代表性的組織像「驕傲男孩」(Proud Boys),是一群極右翼新法西斯的男性組織。(攝影/Zach D Roberts/NurPhoto via AFP)
川普崛起時帶動了另類右翼(Alt-Right)的風潮,代表性的組織像「驕傲男孩」(Proud Boys),是一群極右翼新法西斯的男性組織。(攝影/Zach D Roberts/NurPhoto via AFP)
右傾主義半個世紀來在美的變異

有人可能會說二次大戰後的一段時間,約1950年代後,美國社會價值也有過類似的對抗,而到1970、80年代之後社會對抗再趨於平緩。戰後美國想要回復家庭秩序,曾有一波非常反對女性主義思潮,強調一夫一妻核心家庭的想像,後來爆發了整整20年的酷兒運動、黑人民權運動跟女性主義的運動。

但我們沒有在美國1970、80年代待過,不確定那個平緩是真還假。如果看政策,1970跟1980年代是美國國內保守主義政策最興盛的時刻,當時尼克森(Richard Nixon)推動了「毒品戰爭」(War on Drugs),他用此政策來取締很多黑人精英和民運領袖,比如說你如果持有大麻就可能入獄;再加上雷根((Ronald Reagan)時期的全球愛滋危機,政府帶頭做了很多反科學的宣導,當時美國內部的衝擊是非常大。後來,學界大力擁抱多元文化的論述,包含女性主義的建制化,開始有性別研究中心、有族群研究中心,這些機構化的學術單位成為推動多元教育很重要的據點,這也讓很多右翼累積了情緒。

現在不少美國人會批判,會不會是當時社會對於國家政策該走向更自由進步、還是保守,並沒有取得共識,使得美國的學界由一些「共產主義分子」和左傾人士,來教導下一代要討厭白人。社會有大量的這種懷疑。

所以我說是右傾的回潮,只是近年的回潮跟1950年代的狀況不太一樣,因為世界已經歷了整個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在美國,我們講古典的右翼主義是雷根時期帶動的三個支柱:一是社會政策的保守主義;一是外交政策上的美國作為維持世界秩序的代表;一是經濟上的自由主義,不要政府太多的管制。

但川普的行為和過去的發言,並沒有像傳統右翼有那麼多的堅持,他並沒有太堅持家庭中心,對於墮胎也是有些反覆,在外交政策上則更傾向孤立主義,所以他跟傳統右翼是有些差距的。

儘管川普和他的支持者所代表的另類右翼跟半世紀前的古典右翼有差別,但美國社會的政治文化的確正經歷嚴峻的倒退。

比如說從1990年代開始推動的DEI政策,原本美國大學課程內容要有多元文化的考量,學生要上族群研究的課,但這一切卻因政治的激化,有些人認為這是要消滅白人,於是課程在某些州被禁止;而關於女性主義者所倡導全面的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各聯邦也愈來愈不提供資源,甚至出現不少禁慾的教學。

所以我的確覺得美國這20年來的發展,可以說是沿岸的城市仍維持著支持移民、支持LGBTQ、支持比較進步的性別價值,但美國內陸不同的區塊卻出現更加分裂或是相反的潮流,造成美國國內的極化現象。

一個分裂或極化的民主國家跟其他國家打交道時,的確會帶來較大的衝突。例如川普任內他是一個「氣候否認者」(Climate Denier),不相信氣候變遷是一個危機,覺得全球暖化是民主黨精英的陰謀。這對於美國是否能夠支援全球比較進步價值的政策,會有極強的影響。

支持川普的亞裔精英、韓裔基督徒們
而亞裔的川普支持者,近年對於兩黨的支持傾向也出現不小的變化。整體亞裔
在美國官方統計與政治定義裡,「亞裔美國人」指的是有東亞、東南亞、南亞、太平洋島民(Pacific Islanders)等血緣關係的國民,並不包含來自西亞裔與中亞裔的美國人。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在2023年統計的最新資料,全美國共有2,589萬亞裔人口(美國總人口的7%),其中54%是第一代移民,46%是美國本土出生的第二代公民。
來說,支持民主黨的人還是有6成,3成支持共和黨

COVID-19時期,有些亞裔想跟華裔做區隔,例如那時在美的台灣人有的人會貼一些貼紙,上頭寫"I'm not Chinese, I'm Taiwanese",但這區隔其實是沒有效用的。如果你在街上遇到人攻擊,對方根本不分你是講什麼樣的語言,所以COVID-19的時候,曾經凝聚出一波泛亞裔種族受害的情感跟團結。

但整體上川普還是受到不少精英亞裔的支持。他們不要所謂無證件非法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覺得自己是合法的公民──花了那麼多錢,受這麼多教育,努力工作,終於拿到綠卡變成公民,憑什麼要給跨越邊境的非法移民公民權。

不少華人生活的區域,非常多高資產階級的華人相當排外,很多中小企業老闆覺得非法移民或非裔族群造成動亂跟暴力,對於有色人種跟勞動階級沒有太多同情心,在這樣的狀態之下他們傾向支持川普。那當然還有一派是第一代的老移民,因反共的因素,像是一些老的越南移民甚至台裔,會因為川普所講的一些反中國跟反共的語言,而認為他可以帶來一種全面新的地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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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1日,北卡羅來納州的亞裔川普支持者前往競選會場。(攝影/Jonathan Drake/REUTERS)
2024年10月21日,北卡羅來納州的亞裔川普支持者前往競選會場。(攝影/Jonathan Drake/REUTERS)

亞裔相當關注自己的權益,尤其對於教育資源的分配,近年比較大的政治變動包括2020年開始的哈佛大學訴訟,亞裔家庭覺得這些長春藤學校把學生的配額都讓給了非裔跟拉丁裔,認為不公平──我的孩子SAT都滿分,怎麼進不了哈佛?這些訴訟非常有趣的是,亞裔跟很多白人右翼合作,認為那是「矯枉過正的平權措施」來讓美國的學校不能夠再使用積極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平權法案,要求不能夠再把種族納入考量,導致當時一群精英階層的亞裔,反向支持共和黨不去看種族(Colorblind)的政策。

在亞裔中,支持共和黨族群有明顯上升的是韓裔美國人,有一些說法是川普或范斯所帶動的新右翼是以基督宗教為主,很多韓裔移民也信仰基督教,反移民、反LGBTQ、反墮胎,支持家庭是核心。這些概念透過宗教影響,讓比較虔誠的基督教韓裔支持。

美國基層社會對台、對中的貧乏想像

這次的美國大選對台灣很重要。雖然美國社會近年開始討論台灣,但美國對於台灣的理解和認識到底是什麼?這一點我非常有感。2000年初期,我還在美國讀大學,美國進步派年輕人對台灣就是全然無感,認為台灣就是冷戰之下屬於資本主義那一方,而中國是美好社會主義的未來,有非常多這種極分裂的想像。

2000年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像現在的威權擴張,所以多數美國進步派年輕人同情中國,我認識非常多左翼的組織者、NGO工作者都想要去香港跟中國做勞工與人權運動,他們跳過台灣。但這10年間有不少改變了,除了台灣透過很多的社會議題,像同志婚姻的倡議、人權倡議,以及中國人權離散分子到了美國,美國人開始可感受到中國威權的擴張,也促成美國當地社群對於台灣另一面的理解。

只是目前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抗中政策,是否能跟關心台灣劃上等號,我覺得完全是兩件事。以共和黨為例,佛羅里達州州長在2023年使用很激烈的排華語言,提出中國籍不能買房的反移民跟反種族的政策,形成新的共和黨選戰的模式;疫情期間川普談「中國病毒」(ChinaVirus)來升級美中對立,當時有些台灣人是樂見的,但這個抗中政策是為了他們國內的選票,用來鞏固白人的支持。

我們要了解美國抗中背後的動機是什麼。如果抗中只是為了升高整個亞太平洋的地緣政治危機,我覺得對台灣並沒有好處,它一定是要有一個附帶的,例如是支援──至少在拜登(Joe Biden)總統任內,西太平洋地緣政治緊張的情勢有升高,但拜登同時間派了非常多的官員訪台;在我們的實證研究中的確發現,頻繁的美國官員來訪台,讓台灣對於美國的信任是有增加的。

我今年寫了一篇文章〈弱情感跟「新冷戰」〉
劉文(2024)。弱情感與「新冷戰」:美中臺地緣政治衝突下的網路迷因與中介情感。中外文學,53(2),55-98。
,談到我們目前並不是在新冷戰階段。冷戰跟新冷戰的差別是,冷戰時期我們看到全面性從經濟、科技、軍武跟意識形態上完全的二元對立,同時形成兩個不同的政治體;學界上就有非常多的辯論,有人認為目前處於新冷戰,而我認為中國仍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系統裡面,它並沒有要離開資本去建立一個所謂社會主義的系統──第一個它做不到,第二個是它目前的所有的生產大量的依賴全球產業鏈分工,完全分開經濟體其實已經非常的困難。

這幾年美中對抗,但兩國其實在國際上還是有非常多的合作,包含中國跟歐盟有非常多的貿易和峰會,很多的西方國家認為中國是必要加入的一環。但是不是有民主跟威權對立的急迫?我覺得是有,但它沒有到冷戰時期的資本主義對抗共產主義那樣的全面性。如何在戰略競爭的關係之中又建立可以合作的管道,成為目前美國政府對中最關鍵的政策辯論。

「抗中情結」背後的多重政治展演

除了理解美國社會裡複雜的抗中情結,我們也要後設了解台灣的反中情緒如何被國際解讀?

台灣從2010年開始經歷了一系列社會運動的反抗,從反媒體壟斷運動、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到近期香港局勢所引起的一系列的抗爭,有些人會批評,台灣人的社會運動就是因為反中,我對於這樣的論述保持謹慎的態度,因為此種種族化排外的反中的概念很容易可以引起國際的反對,國際上會認為,喔,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旺盛,一種走向法西斯的風潮。但這會忽略了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對抗,是基於中國持續對台灣經濟跟政治手段壓迫的無奈跟反抗,那不是討厭中國人,這必須分開。

台灣近期的社會運動抗爭模式,從太陽花到青鳥運動,也不再用傳統悲情的訴求,用死亡作為最後的籌碼;我們看到的是年輕世代的抗爭有一種更詼諧的、幽默的迷因方式嘲諷中國政府,那是一種強大的無奈感,我們希望可以好好的以國與國的姿態與鄰國相處,但中國政府逼迫台灣人愛中國,愛不成就要懲治,我認為中國政府也一直想升高愛恨的情感。

除了中國,美國鷹派也在強化全球的反中情緒。我的確覺得過度拉高抗中情緒其實沒有幫助,我們看得到背後是多重政治、對內和對外兩面的展演。

如果只是拉高對於中國的對抗,但沒有提升台灣國內的防禦意識的凝聚、軍隊資源的盤點、產業鏈的安全度,再多的抗中意識會有反效果,因為可能會形成一種比較危險的民粹情緒。那並不是說國族主義不好,而是當國族主義只是一味地想要殲滅掉對方,成了民粹情緒,會讓我們不去看政策的實質內容,不去看國際情勢,政治上會出現一些錯誤的判斷。

多邊建立共感的「弱情感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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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說,過度拉高抗中情緒其實沒有幫助,台灣可以努力的是實質防禦意識的凝聚,以及與其他國家更多的互動和聯結。(攝影/鄭宇辰)
劉文說,過度拉高抗中情緒其實沒有幫助,台灣可以努力的是實質防禦意識的凝聚,以及與其他國家更多的互動和聯結。(攝影/鄭宇辰)

我覺得面對恐懼跟麻痺,需要建立「多邊增生的弱情感」。國際有非常多的國家跟我們處於類似的狀況,例如烏克蘭,所以在烏克蘭被俄羅斯入侵戰時,我研究就非常多網路的文化,我最喜歡的就是台灣數位外交協會做的一個迷因(meme),他們說living next to Russia,就是住在俄國旁邊是非常大等級的頭痛,所以他們也做了一個living next to China,原來住在中國旁邊,是多大等級的頭痛。

用頭痛類型來形容是很有趣的情緒描述,我們不是在謾罵或仇恨中國人,當我們說「你的存在讓我們覺得很痛苦」,這個痛苦會建立一種共感;所以為什麼烏克蘭讓台灣人有這麼多的共感,正因為都是被夾在大國之間的小國,又必須同時面對美國自身的利益,又要各自面對俄國、中國的威權跟殖民的勢力。

所以台灣如果去看國際局勢的話,有非常多的小國面臨跟我們同樣的處境,我覺得不要陷入悲情,反而要從這特例中尋找盟友。近期有很多我們從前都沒有想過的盟友,像東歐的很多國家開始注意到台灣,這些是可以超越的地緣政治想像,超越美中兩個選擇,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步路──首先要先知道自己不是特例,再來尋找驚喜的盟友。

川普上台與否都會帶來瘋狂效果

未來10年的美中對抗我覺得會更嚴峻。主要來自於中國內政本身有很大的危機,經濟的危機、習近平穩定政權的危機,還有他必須要在建黨百年後有一定的成果,所以中國國內的因素有可能加深習近平把地緣政治作為一種籌碼,提升他政權領導的合理性;其次是全世界的局勢,俄侵烏戰爭尚未結束,中東又開啟另一個戰場,美國有沒有足夠資源,這絕對還是會連帶影響台灣。

無論川普是否上台,我想美中對抗以及美國內部強大的右傾力量的回潮,都已深深影響美國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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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鍋再選的川普,2024年10月27日在美國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的共和黨競選集會上發表演說。(攝影/Andrew Kelly/REUTERS)
回鍋再選的川普,2024年10月27日在美國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的共和黨競選集會上發表演說。(攝影/Andrew Kelly/REUTERS)

雖然美國近年開始認識台灣的其他面向,但我這些年在研究在美出生的亞裔二代時,最意外的發現是有為數不少的亞裔二代開始傾向支持毛主義思想,就是現在的美國大學生,主因是COVID-19之後的排華的政策,讓他們覺得自己的種族受到創傷,覺得美國是帝國主義、美國就是不關心有色人種,但他們的解方轉換為支持中國。

那時超多左翼論壇都在講中國防疫政策多好,反觀美國資本主義式的防疫死了多少人,其中有一個我持續在關注叫Code Pink,是一個反戰組織,他們成立了一個叫做「中國不是我們敵人」(China is not our enemy)的小隊,裡面全部都是二代的亞裔美國人。他們對亞洲有種誇張的想像,認為反對美國就等同於支持社會主義、支持中國。他們也反香港民主運動,認為香港就是美國中情局在支持,也反對美國對台軍售,認為台灣打不贏,他們認為美國是在挑釁中國跟亞太的平靜。

所以我也擔心無論川普是否再度當選,都可能產生的效應──他沒選上,會有一大群支持者持續不相信民主政治這件事,這在2021年1月6號的國會山莊暴動就看得出來;如果川普再度上台,美國會形成另外一種民間反川的勢力,會認為他抗中政策過頭,這也會變成左翼可以炒弄的話題,中國會利用美國內部的矛盾進行外宣,反而創造出另類對威權中國的支持。

兩種總統選舉的結果,台灣都將面臨不同的外交與輿論戰場,但這也代表:

無論是誰上台,我們內部民主機制的鞏固,以及防衛意志的凝結,都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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