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在其他國家引發的關注和感受到的張力，比起2016年和2020年更高，甚至高出很多，」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對《報導者》解釋，在過去兩屆大選裡，川普和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拜登（Joe Biden）的較量，都被視為美國政治的建制派與破壞現狀派的較量。然而從外交角度上來看，川普執政時期的外交轉向、特別是針對中國的戰略態度，其實已成兩黨共識，不少強硬方針也都被拜登政府接手延續。

以台海政策為例，2016年川普執政後，台美關係有非常明顯的提升，美國許多從中美建交時期所沿襲的對台政治限制與潛規則，都在川普任內被打破。但在2020年拜登上任後，除了既有的支持，拜登政府更進一步推動「台海安全國際化」，將日本、菲律賓、韓國、澳洲、英國與歐盟都拉進維護台海和平的戰略討論，甚至派遣軍艦穿越台海，用具體行動聯合國際行使台海自由航行權，這也是過往美國政府前所未見的積極發展。

賴怡忠認為，拜登放棄連任後，接棒參選的賀錦麗與捲土重來的川普，在外交政策上都有各自的不確定性：

「儘管台灣在川普第一任政府裡有很好的合作經驗，但川普的核心幕僚、外交團隊已經多次大規模重組，許多當時規劃台海政策的發動者與執行者，目前都已不在川普團隊；作為現任副總統的賀錦麗，政策雖應能延續拜登的路線，但她的外交經驗與國際資歷在民主黨內並不突出，在選戰中也還未有詳細描述對外整體戰略的機會，因此和川普一樣留有許多未知空間。」

在選戰過程中，川普與他的副手范斯（J. D. Vance）的國際戰略，都具有非常強烈的美國孤立主義色彩。例如在北約聯盟問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持續軍援，以及國際貿易問題上，川普在選戰中都更主張美國應以本國利益為優先，主張「美國不應該為了聯盟而聯盟」，甚至質疑與國際盟友的多邊合作只會拖累美國在戰略安全和經濟利益上的後腿。

喬治城大學教授庫普昌（Charles Chupchan）在著作《孤立主義：美國保護自己免受世界影響的歷史》解釋，美國的孤立主義，是源自獨立戰爭的悠久政治傳統，這一方面是擔憂歐洲殖民帝國對美國的干預重返，二方面也是因為美國遠離「舊世界」的特殊地理條件，讓他們更有自給自足的可能性。像是開國元勳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在1796年總統卸任演說中就曾強調：「我們（美國）處理外國事務的最重要原則，就是在與它們發展商務關係時，盡量避免與它們發生政治聯繫。」

華盛頓的告別演說，時逢歐洲的法國大革命戰爭，崛起中的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正與反法同盟爆發大戰之際。當時美國才剛獨立建國不久，擔心國內不穩會受到外力牽連的華盛頓，才不斷強調以歐洲為首的國際利益與美國無關。

華盛頓當時再三重申美國堅守孤立主義的重要性：

「我國獨處一方，遠離它國，這種地理位置允許並促使我們奉行一條不同的路線。如果我們在一個稱職的政府領導下，保持團結一致，那麼，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可以不怕外來干擾所造成的實質傷害；這種姿態，將確保我們任何時刻所決定的中立立場都能得到嚴正尊重；交戰中的國家，由於無法對我們取得任何利益，也不會輕易冒險挑釁我們；我們可以在正義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平和戰爭問題上作出自己的抉擇——我們為什麼要摒棄這種特殊環境帶來的優越條件呢？」

華盛頓的演說名言，不僅成為美國政治傳統的骨幹原則，也成為川普在2024年大選中的主打戰略。川普在國際戰略、經貿與外交的政策上，更傾向以個案交涉而不是多邊聯盟的方式進行談判。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尹麗喬（George Yin）對《報導者》解釋，拜登的外交政策就像是「糾眾圍毆」，他會先糾集可能的盟友，綜合討論彼此的利弊得失，最後有共識再一起動手；但川普政府就會單刀赴會自己一對一，這一方面是對美國實力的自信，而且也讓美國有更快的決策效率與彈性：

「川普傾向讓美國先做出政策改變，再讓其他盟邦跟上來。但如果是拜登，他就比較傾向和盟友討論過幾回，然後端出一道多邊政策來包圍中國問題。」

類似的矛盾以台海政策為例，川普團隊雖然強調對中國的戰略防堵與經濟脫勾，但卻同時批評台灣對美國在科技產業上的貿易逆差，因此賴怡忠也強調，在川普的對外邏輯裡，「反中」和「友台」可能是兩碼子事。

狀況也出現在美國的印太主要盟友：日本與韓國身上。在選戰過程裡，日韓政府各自感受到川普準備施加「大幅提升進口關稅」的政治壓力，其中尤以汽車工業關稅、農產品市場開放與科技產業的貿易逆差最為首當其衝。除此之外，川普團隊也持續暗示將進一步要求日本與韓國分擔更多美國駐軍的成本。

例如，今年（2024）5月，韓國政壇因川普與共和黨幕僚團隊再次暗示的「撤回駐韓美軍」論點而感到震驚──當時川普在接受《時代》雜誌（TIME）專訪時質疑，韓國作為一個富裕國家，如果需要美軍的保護，就應該承擔更多的駐軍費用；同時，美國前國防部副助理部長、被視為川普潛在國家安全顧問人選的柯伯吉（Elbridge Colby），更對《韓聯社》進一步提出了撤出或縮減駐韓美軍防務任務的可能性，強調駐韓美軍的未來重點將是「防範中國的軍事介入」，並認為應由韓國軍方主力承擔抵禦朝鮮的責任。

川普陣營突如其來的駐韓美軍撤退論，一度引發韓國政壇的不滿與質疑。因為在拜登總統任內，韓國才於2021年將駐韓美軍的分擔預算大幅增加了14%，每年固定支出接近10億美元。立場偏向進步派的《韓民族日報》認為，雖然韓國社會一直對駐韓美軍的存在抱持疑慮，韓國政府也一直希望收回戰時的軍隊指揮權，但共和黨方面反覆無常的態度仍讓首爾當局感到驚訝，「關於駐韓美軍的問題，儘管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但如果撤軍成為現實，韓國將被迫從頭重新制定其安全政策，這將是一場『國家級危機』。」

相較於川普的孤立主義，賀錦麗在外交政策上的態度雖然相對保守，仍被認為是拜登路線的延續。但在美國輿論的討論中，賀錦麗究竟有沒有清晰的外交路線卻屢遭各方質疑。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分析，儘管賀錦麗的幕僚團隊變動頻繁，但在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方面，她應該會尊重並仰賴民主黨內的專業智庫與國務院資深外交官──例如與台灣互動密切的現任國務院副國務卿康貝爾（Kurt Campbell），就是各方看好的政策要角。不過，與強調「全力圍堵中國」的川普相比，賀錦麗在選戰中的外交政見主要聚焦於烏克蘭與中東，優先處理眼前正在爆發的戰爭，而非美國中長期的國際戰略。

來自美國的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南樂（Lev Nachman）對《報導者》表示，台灣經常有一種擔心被國際社會忽視的焦慮，像是在2024年大選中，川普與賀錦麗談或不談台灣都會讓台灣人感到緊張，但美國新聞熱度並不總能反映華府內部的戰略狀態：

「僅僅因為台灣不再是新聞的頭條，並不代表美國不再關心、或缺少對（台海安全）的承諾──這並不是一個零和問題。在美國外交政策圈裡，仍然有很多人非常深入關注美中關係和美台關係。即便這些討論不那麼常被新聞討論，它們依然在持續進行。」

不過賀錦麗在選戰中對中國戰略的「暫時留白」，也讓美國外交界的各大派系蠢蠢欲動，期待有一展拳腳的機會。自從1972年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訪問中國，展開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國務院的中國對策便分為「中國通」與「泛亞派」兩大主要戰略路線──「中國通」以尼克森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與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的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為代表，認為美國的印太政策應該以「與中國的交往為核心」，只要能確保美中關係的良好互動，就能穩定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泛亞派」則以雷根的白宮幕僚長貝克（James Baker）為代表，主張美國的印太策略應該以日本、韓國、澳洲等傳統盟友的合作為中軸，中國雖然重要，卻只是其中的一個互動對象。

雖然在拜登總統任內，美國的太平洋戰略以「泛亞派」為主流，但華府政壇與智庫內一直有呼籲白宮積極接觸北京、修復雙邊外交互動，並主動為中美戰略競爭降溫的聲音。例如康乃爾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就不斷主張，美國政府過去幾年的台海政策過度刺激中國，並倡議美國與台灣必須共同努力讓中國「相信台海問題還有『武統』以外的解決方案」，其原則性建議包括：「華盛頓應向北京保證，美國並不致力於推動台灣與中國的永久分離或正式獨立。美國官員和代表不應將台灣稱為國家、盟友或戰略資產，也不應試圖製造分歧或鼓動中國政權更迭，這只會激怒北京，而非發揮威懾作用。華盛頓應協助加強台灣的防禦，但應避免表明美國軍事支持出現劇變，以免誤導北京認為入侵（台灣的機會）窗口正在倒數。」

事實上，隨著美國總統大選如火如荼地進行，華府智庫間也針對「下一任美國總統的中國戰略」展開了激烈的三方辯論──以川普執政時的前國家安全副顧問博明（Mattew Pottinger）與前眾議員加拉格（Mike Gallagher）為首的強硬鷹派，主張美國應進一步認清並升級與中國的戰略對抗，認為只有依靠實力對話的兩極競爭才能避免衝突，而擴大競爭還能揭示中共在人口結構、經濟和威權體制上的弱點，甚至加速其統治崩潰；曾擔任拜登總統國家安全會議中國事務主任的杜如松（Rush Doshi）則認為，期待中國政權崩潰的策略過於危險，並支持拜登政府鞏固國際盟友，採取「延長賽」戰略圍堵中國的穩健做法；白潔曦則批評博明等對華鷹派「將中國領導層逼入死角」，她認為當前中國在經濟和內政上的衰退，應被視為推動美中和解的機會，並批評川普與拜登政府只強調美中對抗與競爭，而忽視合作，這只會將世界推向更大的衝突螺旋。

不過，在這些不同的政策路線中，匆促參選的賀錦麗與民主黨並沒有提出更具體的主張與回應，因此外界只能根據政治慣性推測，賀錦麗應該會延續拜登的路線，卻無法確切驗證她在中國政策上的態度和與川普的路線落差。

「傳統觀點認為，美國總統大選的關鍵總是圍繞國內議題：國內政治比外交政策更重要。」美國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政治系副教授傅里曼（Jeffrey A. Friedman）與英國倫敦大學聖喬治學院助理教授派恩（Andrew Payne）在美國重要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中對這種刻板印象提出反駁：

「但歷史顯示，在歷代美國總統大選中，外交政策絕非無關緊要。即使選民對個別的外交政策議題關注有限，他們仍希望確保候選人有能力勝任國家最高統帥的角色。美國人尤其認為，在面對敵對勢力挑戰時，擁有一位堅定不移的強勢領袖至關重要。」

美國選民非常在意候選人所展現的「強者力量」，而外交政見是其中最容易、也最能清楚展現領導魄力的交鋒舞台。以1952年大選為例，共和黨候選人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曾在韓戰激戰的背景下，充滿魄力地承諾自己當選後必將「前往韓國」。「雖然當時沒有人知道艾森豪『前往韓國』的具體含義，但作為二戰期間的歐洲盟軍統帥，加上美國社會因韓戰久拖不決而沮喪，艾森豪的外交政見迅速鼓舞了選民，」傅里曼與派恩指出，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甘迺迪（John F. Kennedy）與尼克森的選戰中，「選民關注的重點並非實際的外交政策細節，而是候選人透過外交政見展現的不同政策立場、批判洞見與領導魄力。」 在這樣的邏輯下，川普各種爭議的政見發言──例如對中國加徵至少60％關稅，上任24小時內促成俄烏和談結束戰爭，逼使北約各國、日韓甚至台灣支出「美國保護費」──或許也符合傅里曼與派恩的主張，使川普看起來更具備「打破現狀」的動能，並讓主張穩健守成的賀錦麗限於被動局面。但爭議在於，川普是爭取「二進宮」的回任總統，因此他過往的外交紀錄與團隊評價，也就成為各方質疑並攻擊的焦點。

「拜登總統任內，只有一位國防部長──奧斯丁（Lloyd Austin）。但直到2021年1月，川普第一任期結束離開白宮為止，4年之間他一共任命了5位國防部部長。」在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的兩週前，揭露水門案的美國傳奇記者伍德華（Bob Woodward）也出版了新書《戰爭》（War），藉由大量當事人訪談與採訪資料，記錄了川普任期最後與拜登總統任內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等一系列重大國際事件的白宮內幕。

曾在2017～2019年擔任川普第一任國防部長的陸戰隊退役上將、有「瘋狗」之稱的馬提斯（Jim Mattis）就對伍德華表示，在川普內閣服務期間，他經常默默前往華盛頓國家大教堂禱告，每天睡覺也都會穿著可以馬上出門的全裝運動服，「因為他很焦慮川普隨時可能下令對北韓發動核戰。」

伍德華寫道：「根據我的報導資料，川普的言行經常會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無論是在他擔任總統期間還是之後。多名前川普內閣高層和助理都公開表示──川普不應再次擔任總統，甚至不應該出現在選票上。這些人包括：前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前國防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前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前國家情報總監科茨（Dan Coats）、前白宮幕僚長凱利（John Kelly）、前白宮幕僚長馬爾瓦尼（Mick Mulvaney），以及前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除了伍德華列出的名單之外，前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中將（H. R. McMaster）也強調自己不會再與川普共事，但認為自己作為退役將領不便公開表態選舉傾向，而拒絕回答。

長期關注美國政治社會變遷，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卞中佩分析，儘管川普和賀錦麗在的戰略邏輯有很大出入，甚至可以說是孤立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但美國的外交變動，還是要等到11月5日投票結束之後、2025年1月20日新任總統就職之前，才能從「新任總統挑選的國安外交團隊組合」看出美國未來4年的戰略態度。

「新團隊的戰略成型，關鍵要看的是誰是國務卿，誰是國家安全顧問，誰又是國家安全會議的中國事務主任？這些才是真正的轉變重點。」南樂亦表示：「就像是川普第一任期一樣，如果你仔細回想就會發現：當時真正對台灣政策作出重大表態的，其實並不是川普本人，而是他外交團隊裡的博明和龐佩奧（Mike Pompeo，時任國務卿）。」

《金融時報》亦強調，美國外交團隊的搭配與應變能力，或許比總統本人的外交願景更為重要：

「白宮外交政策的關鍵，總是取決於『事件』的偶然而非結構性的設想，因為幾乎每一位總統上任時都帶著一套既定的路線方針，但他們的政策往往會因為突發的現實，而被迫轉向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