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洋視訊接受《報導者》專訪時，卸下軍戎，目前是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的麥馬斯特非常守時地上線；儘管兩眉已白，上鏡時依然身著熨過平整的襯衫、西裝、領帶，精神抖擻，語速驚人地對話。

在麥馬斯特長達卅載的軍旅生活中，他熟悉的領域在中東，中國並非他主要守備範圍，但有「破除舊習將軍」（The Iconoclast General）稱號的他，自從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後，在短短15個月的時間，他與團隊訂出「美國印太戰略框架」，這被視為美國將國家戰略重心轉向印太地區的重要時間節點，且相當程度延續到現在的拜登（Joe Biden）政府。

美國過往不切實際的期待讓中共不斷壯大，麥馬斯特在爬梳美中對弈的過程裡，強烈意識到美國陷入了超過30年「戰略自戀」（Strategic Narcissism）的泥沼，國際舞台上長時間維持單一霸權的自我感覺良好，讓美國決策者在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戰略中，犯下對中國政府長期存在認知偏差，一廂情願的認為中國會按照美國的「劇本」行事。

不只未照歐美的期待走，習近平接任中國國家主席後，對外不再「韜光養晦」，戰狼外交四處樹敵，對內宣傳復興「中國夢」，並陸續對新疆、香港跟台灣加強壓迫與威脅。

對於美國的戰略能力每下愈況的情況，讓麥馬斯特上任後，一邊幫自己補課，一邊廣納賢才到國家安全會議裡的原則制定小組（Principle small group framing section）中，重新釐清中國的企圖與動機。

其中一位他很仰賴的是馬修．波廷傑（Matthew Pottinger），他的中文名是博明。今年48歲的博明年輕時曾在台灣學過中文，並以記者的身分在中國住了8年；博明說得一口好中文，也擁有豐富跟中國官方打交道的經驗，深刻了解中國共產黨維繫政權不擇手段的本質。

2017年在麥馬斯特的邀請下，博明加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當年11月，麥馬斯特、博明與川普到北京進行國事訪問時，一行人跟著習近平伉儷與中國官員在紫禁城參觀，但博明卻被中國維安人員擋在門外。

麥馬斯特說，北京之行是重要轉捩點，當時他們強烈感受到：「中國除了決心要把美國趕出亞洲，還要在全球輸出一種跟美國競爭的統治模式。」

此模式是一個積極對外擴張勢力，像是古代中國天朝的恩惠，以「現代版的朝貢體系」進行，包括：一帶一路、中國製造2025、軍民融合三種相互輔助的方式，向世界輸出影響力，結果是讓經濟體質弱的國家被綁架，讓經濟強國不自覺被滲透。這套朝貢體系與目前國際社會普遍相信的民主政治、自由市場與法治社會有著截然不同的運作標準。

麥馬斯特認為，中國透過軍事、經濟、貿易與外交等各式手段的「全面競爭」戰略，可以被視為和平時期的全面戰。訪談中，他描述中共是以「歐威爾式的效率，將類似社會信用點數的對內控管手段用於對外管控」。

在擔任國家安全顧問15個月的期間，麥馬斯特與他的小組成員在一場又一場的辯論會、研討會、專家策略會議後，擬出了5個對中國政府的關鍵想法：

這幾個關鍵想法，讓1990年後20多年的美中互動有了變化。近期從中美貿易戰一直到外交和軍事戰略，美國的確回到「競技場」（Arena）上，與中國展開競爭，「這是在冷戰之後，美國國家戰略最大幅度的轉變。」他補充說道：

「是的，有很多問題我們需要跟中國合作，但若沒有認清中國跟我們在一些地方是競爭關係，那我們就會輸掉這場競賽，而且輸掉一個自由的世界。」

麥馬斯特將這些改變美國戰略重心的過程，以回憶錄的方式寫下《全球戰場──為捍衛世界自由而戰》（Battlegrounds: The Fight to Defend the Free World），中文版將在明年（2022）年初在台灣由八旗文化出版。當東亞在蔓延的兩岸僵局下成為世界焦點、美中台關係間逐步升高衝突風險，《報導者》越洋採訪麥馬斯特，試著了解美國如何在短短幾年間，從長達30年的「戰略自戀」中慢慢走出來？美國對中戰略轉換的關鍵是什麼？面對中國，這位軍事專家怎麼呼籲台灣政府跟社會應該要有的準備？（以下內容結合專訪及部分回憶錄素材）

麥馬斯特（以下簡稱麥）: 我認為戰略模糊仍不需要改變，美國是民主政體，美國人民有權利選擇他們的生死、他們要宣戰還是和平。但是若中國直接認為美國不會出兵防衛台灣，那就是一個相當大的誤判。

3次台海危機中，美國每一次都有回應。要記得金日成在1950年發動韓戰攻擊南韓時，認為美國不會出兵保護南韓，但結果就證明他誤判了。我們在那裡打了3年長期且困難的戰爭，而我們現在仍然對南韓有很強的承諾，現在我們還有將近3萬美軍在那裡守衛著極權跟自由世界之間的前線。

我覺得台灣跟美國、還有日本的自衛隊以及地區的盟友們要一起，任何可以讓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認為無法武力攻台成功的方法，我們都要去做。中共可能計畫藉由入侵台灣，發動一場可能擴大到東亞地區成本高昂的大戰。也因為這樣，我們必須讓台灣擁有擊退這項入侵的足夠國防力量。但這些動作也不要帶有挑釁意味。

要抵抗這些擴張，除了長期的努力之外，最主要還是需要人民的意志力。你們的總統蔡英文在上次選舉中連任的結果，人民意志很明顯。

我覺得對於台灣人來說，你們應該要準備好面對戰爭，因為這很可能最好的、或是說是唯一維持和平的方法。

我想要引用吉爾伯特．基思．卻斯特頓（Gilbert K. Chesterton）的名言：

「戰爭不會是解決各方歧異最好的方法，但是這可能會是唯一一種不讓對方幫你做決定的方法。」（War is not the best way of settling differences; it is the only way of preventing their being settled for you.）

麥：有一個人是讓全世界聯合起來對抗中國野心的重要人物，就是習近平。我們應該要送他花跟巧克力，並且跟他道謝，謝謝他向我們揭露了中國共產黨最真實的本質還有對全人類的威脅。因為中國的戰狼外交四處挑起烽火，讓美國跟盟友開始警覺、改變國家戰略的方向。

例如去年（2020）澳洲提出說想要追蹤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的緣起，因此，中國對澳洲做出了貿易上的制裁。他們想要透過殺一儆百的方式達到影響澳洲經濟。當然他們成功嚇到澳洲，但是這也讓澳洲知道，他們不應該對中國的經濟制裁低頭，甚至讓他們了解到他們需要做更多來嚇阻衝突的發生。

跟AUKUS軍事安全夥伴聯盟以及決定幫助澳洲獲得核能動力潛艇的合約，就是讓澳洲對中國有足夠大的反抗力量的項目。

之前歐巴馬政府做到的是，讓美國軍事力量有時候到那邊（印太地區）出現一下，然後把這件事（軍艦在南海出現）弄得好像很重要，但我們把這件事情弄成像是平常的活動，讓美國跟其他盟國的軍事力量在區域出現的頻率增加。中國共產黨宣稱擁有南海主權的議題，或是他們聲稱有權利在台灣的空域中巡邏，對於這些聲明，我們都要堅決反對。

但我們必須記得，這些動作（跟區域國家結盟）就是對於某個狀況的回應，那個狀況就是中國從1990年代開始到現在，增加了800%的國防預算。橫跨印太地區的國防合作應該要擴展到多國共同開放未來防禦戰力，讓中共知道它不能用武力完成目標。

我覺得QUAD跟AUKUS不是一個內向專屬的平台，而是可以讓更多認同價值的區域盟友可以互相對話、擴大影響力的平台。印太地區除了國防上的合作之外，還可以在商貿跟經濟發展上的互助，達到抵抗中國經貿實力滲透、擴張的目的。

像是日本對我們在亞洲相當重要，再加上日本在亞洲有很好的名聲，像是他們對於其他國家投注的基礎建設投資，例如跟台灣社會還有私人企業的合作，還有跟越南、東南亞國家的合作，甚至遠到非洲。你看到中國對於一些國家的投資都是又大又有規模，但這個競賽上，並不是中美之間的對抗，而是中國對抗全世界的自由國家。

我在書裡想要跟大家說的是，這不是一場北京跟華盛頓之間的競賽，而是保衛主權跟現代朝貢體系之間的競爭。

報：你在書中提到中國共產黨透過3種相互輔助的政策建構「現代朝貢體系」，這3種政策對國際社會有什麼樣的影響？美國跟民主國家該如何防範？

麥：中國正在透過3種相互輔助的政策向世界輸出影響力。「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的目的是讓外商的關鍵技術轉移至中國──透過國營企業以及受共產黨控制的私人企業，以短時間讓外商公司營利的誘因，偷竊、騙取外商的關鍵技術。中國政府希望透過中國製造2025的計畫帶動國家經濟成長，也讓中國在一些關鍵產業站上領先的地位，達到鞏固中國軍事科技優勢的目的。

像是華為就是一個明顯的案例。它偷走了思科（Cisco）的關鍵技術後，隨即獲得中國共產黨600億美元的資助，在世界各國發展5G科技，產業規模一度擴張到全球電信裝備產業約30%，替中共控制了全球通信基礎設施。

第二個是「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這項政策是中國政府對外輸出影響力的重要戰略計畫。中國政府透過超過一兆美元的投資，讓中國政府的手伸入歐、亞、非各國政府中，甚至製造「債務陷阱」讓經濟體質弱的國家被中國綁架。

第三，中國《國家情報法》第7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國家情報工作祕密。」這種軍民融合（The Military-Civil Fusion Policy）政策就是以中國法律的強制力，控制民營公司和個人來配合中國政府在各國的間諜行動與非法任務。中共除了強力控制本國的民營企業之外，甚至會要求他國私人企業配合中國的世界觀，不服從就會受到中國政府的報復。

我在書裡舉了幾個例子，2018年，一位萬豪（Marriott）飯店的社群小編在Twitter一則親西藏的貼文上點讚，就讓萬豪飯店的網站跟App在中國被禁了一週，而這家飯店的經理也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被革職。2019年美國職業籃球聯盟NBA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摩瑞（Daryl Morey）發Twitter挺香港反送中運動後，隨即遭到中國官方強烈反擊，甚至威脅NBA在未來若有類似事情，將被逐出中國市場。

我們要了解到，在中國做生意是一個風險、接受中國資金投資也是一種風險。因為中國的法律規定，中企必須為中國共產黨服務。我認為到中國設公司的外商和投資者，應該要宣示能保證不會危害到自己國家、公司的名聲與長期利益。

面對這樣等級的威脅，自由國家的政府單位跟私人企業應該要實施三種防範的方法：第一，不能將關鍵的軍事與商業科技，轉交給中國共產黨或是人民解放軍，讓這些高科技成為他們對抗美國的利器。第二，不能幫助中國共產黨壓迫人民自由、幫助他們成為一個警察政權，甚或幫助他們進行類似在新疆的種族滅絕（genocide）。第三，不要因為一些短期的利潤，而妥協了公司（或國家）的長期利益。

中國政府常會以進入中國市場作為交換條件，讓外商轉移自己的專利核心利益。中國在國際貿易上如果繼續惡習不改，美國與其他遵守國際法規的國家應該一起合作，考慮將中國逐出世界貿易組織（WTO）。

報：你提到要美國的政府單位跟私人企業防範遭到中國的威脅利誘，這些是道德勸說的層級還是法律規範？

麥：我認為應該要是以法律限制的方法來進行。美國有審查外資的委員會，他們可以審核全部來自外國的投資，這會是美國政府相當重要的審核系統，讓政府可以限制私人企業因為一些利益而做出妥協。

另外，我們也要有一個相對應審查美資進入中國的系統。我們不能讓美國的資金去投資研發新世代武器的中國公司，更不用講說讓這些公司在美國的股市上市。當然，若中國企業想要來這裡上市，就要遵守我們的規範、尤其是要遵守財務透明方面的規則。

但其實，有很多的台灣跟美國公司都已經這麼做了，像是一些風力、太陽能還有電池的產業都為了進入中國市場，將一些重要科技輸入中國。對於台灣的例子，就是中國一直在做帶有政治意圖的宣傳，呼籲兩岸在商業上的合作，讓台灣人抵抗的意志慢慢地消失，最後放棄台灣的自主權。

其實世界上還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投資，亞洲仍有許多正在成長的經濟體。為什麼要去那個可能會竊取我們的關鍵技術，並且將其武器化後來對抗我們的國家呢？

我們應該停止養成自己最恐怖的敵人。

報：除了這些規範保護自己不受中國影響之外，我們有什麼可以反制的作為？並且進一步影響中國？

麥：美國跟其他自由開放的社會應該要對自己充滿信心，因為跟中國競爭可以鼓勵中國進行內部改革。我們也應該保護那些想要逃離中國政府控制的留學生社群、不能忍受中國特務監視與威嚇而前來美國的中國人跟家屬，這樣才能確保他們享受思想跟言論的自由，讓他們進一步回頭影響中國社會。

我認為美國跟其他自由國家應該也將自己境內的華僑社群視為一種力量，因為這個社群若得到妥善的保護，不受中共干預或控制，才有可能自行評斷中國共產黨的行為，甚至進一步觸發中國內部的改革。

透明且公平競爭，有時可以防止兩邊的緊張對立不必要的升溫，也可以讓兩邊在部分領域攜手合作。像是面對氣候變遷、環境保護、食物與水資源安全、傳染病防治或是北韓核武跟飛彈問題。我們不應該因為部分領域競爭，而將全部溝通和合作的門都關起來。

我們競爭的目的是希望習近平跟其他共產黨的領導人相信，中共不必犧牲本國人民的權益，不必侵害他國的安全、主權與繁榮，也可以實現他們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