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視訊鏡頭的另一端，第一次看見著作中文版封面的馬曉月，露出了驚喜：「我很喜歡書名的翻譯，『黑手（Hidden Hand）』，因為他們也是這樣叫我們的。」這個驚喜源自對中共的反諷，2020年7月，《黑手》英文版剛出版不久，《環球時報》便以一篇評論攻擊：「憤怒！英國友華人士正遭隱藏黑手『定點清除』」，稱馬曉月、漢密爾頓散布謊言，如「法西斯般的壞」，意圖消除友華勢力。

「書裡揭露的是中國共產黨體制對世界造成的影響，與中國人民無關，中共的抨擊還是一如既往，說我們反中情結、種族仇恨等等的，」馬曉月嘆道，自己在中國住過，也有不少中國朋友，不可能仇恨中國人民。

這只是對這本書的許多惡意攻擊之一。來自西方，在書中被提及的政商菁英們也對作者們發動攻勢，其中之一來自英國的「四十八家集團」（48 Group Club）。四十八家集團是一個以促進中英合作為目的、運作超過半世紀的商會組織，書中揭露了集團創辦人三代以來與中共的互動關係。四十八家集團的主席史蒂芬・貝利（Stephen Perry）在書出版前寄出存證信，要求出版社停下在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地的出版計畫。

「我們當然沒有停下來，」馬曉月微笑說，這一切都在他們的預料之中，兩位作者都有面對中國攻勢的經驗。漢密爾頓的前一本著作《無聲的入侵》，換了三家出版社才成功出版。馬曉月在2018年參與的研究報告《威權進逼：回應中國對歐洲日漸增強的政治影響力》發布後，所屬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持續被施壓、被中國政府列上制裁清單，對馬曉月個人的言論攻擊至今不斷，「有幾次，學術活動的主辦者私下告訴我，有人要求把我從受邀名單上刪除。」

《黑手》究竟寫了什麼？為什麼一本根據既有事實、過往新聞、中共文件與官員發言而成的書，引起這麼大的反應？

「你說的沒錯，書裡頭，中共在西方國家做的事，其實許多都是明顯可見的，」馬曉月說，這本書不只是點出房間裡的大象，更是打破沉默、指名道姓地點出西方政商菁英們與中國政府的夥伴關係，跨越語言障礙，讓一般民眾看見中國政府如何以各種手段，在美英加德義法等國交「朋友」。

「在大部分的西方國家，我們才剛開始理解中國影響力，⋯⋯我們很常談論俄羅斯，但對於中國、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跟手段，大部分人不談。這幾年來，一是因為手段愈來愈激烈，另外，從去年開始，中國政府在疫情發生之後的所作所為、外交官們激進挑釁的發言，大量引起人們的關注，提供無數例子幫助我們證明書的論點。」

《黑手》中記錄的例子，從澳洲小鎮兒童彩繪塑像上被抹掉的台灣國旗、「世界旗袍聯合會」在德國、澳洲成為統戰工具，到中美貿易戰裡那些與中國同調的美國州長，以及聯合國內各組織的中國化等。

「中國在海外施加的影響力，乃是中共對內目標的對外延伸。是對內戰略的對外應用。」書中從中國共產黨的野心開始解釋其「目標」，從中共如何認定「朋友」，來讓不分國籍的世人，理解中共對內的戰略思維如何應用在全球。

看見黑手的第一課，從西方世界無法理解的「友好概念」開始，當中共來敲門，該如何正確認識帶著微笑上門的客人？

書中引用了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的回憶錄作為理解中共的錯誤示範：

「當鄧小平稱我為老朋友時，我覺得這個詞不是一般的恭維，而是他承認我理解美中關係的重要性和維持關係之必要性。」

1989年，美國前總統老布希（George H. W. Bush）與鄧小平於北京會面。（圖片來取自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

老布希如此寫道，他認為，是因為這層「老友」關係，他才能罕見的聽見鄧小平對中蘇關係的看法。不僅是老布希，書中的中共「老朋友」還有澳洲前總理保羅・基廷（Paul John Keating）、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他們一同被任命為中國開發銀行國際顧問委員，自認從此直通中共權力核心。

「友好的意思不是親密的個人關係，而是戰略關係。」書中開門見山的挑戰了許多西方菁英與中共交往時的誤區，「友好」一詞，是中共的一種工具，是「在心理上化解反抗並重塑現實的手段」；所謂「外國朋友」，就是指願意和有能力促進中國利益的人，包括季辛吉、前奧會主席薩馬蘭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以及天安門大屠殺後一個月即派密使到北京恢復中美來往的老布希。對黨有用的西方人士，中共會讓他們相信自己和中國有特殊關係，使其順從北京政治意圖，中國學者杜建華認為，這種心理工作是控制和操縱行為的有效工具，而且讓中共看起來又和善、可親和樂於助人。

「友好」作為一個工具，會讓自認對中共高層有特殊了解的人，進一步成為北京的傳聲筒。書中引用前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馬大維（David Mulroney）的觀察，中共抓住西方外交官自信且渴望感到重要的心理狀態，一下冷落、一下安排重要的私下會面，讓西方外交官覺得自己特別受到重視，「只有你才有足夠的頭腦和經驗來理解狀況，把狀況解釋給你的政府聽。」讓西方外交官認為他必須主動呼籲他人要有更大的同理心、從中國的角度看事情，採取更細緻的立場，才是真正顧及兩國的最大利益。

麥家廉（John McCallum）是書中傳聲筒的其中一例。當2018年12月，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因美國要求引渡而在加拿大被捕時，時任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麥家廉在渥太華對中文媒體開記者會，公開對孟晚舟提出法律戰的建議，還列出加拿大政府在引渡案中的嚴重疏漏，甚至表明應該釋放孟晚舟，才符合加拿大利益。麥家廉的發言在加拿大國內廣受批評，人們無法理解，一位加拿大的大使為什麼一面倒地替北京政府說話，加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被迫將他解職。

麥家廉早前還曾表態，稱加拿大與中國的共同點比美國多，《環球時報》盛讚他是講真話的人。

前德國駐中國大使施明賢（Michael Schaefer）是另一個例子。他是《新華社》口中「第一位支持一帶一路的德國政治人物」，稱一帶一路是「21世紀偉大工程」，讚揚中國在社會和經濟人權上的巨大進步，他還主張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在中國這種國家並不重要，稱習近平是最令人欽佩的中國領導人。施明賢是德中經濟聯合會理事，也是BMW科萬特基金會主席，還是歐洲頂尖中國問題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理事，也是北京政法大學的榮譽教授。他在2016年公開呼籲歐盟要支持北京「以包容、機會平等、尊重文化和政治制度多元為基礎的新型態外交」，書中比較施明賢的發言與中共的敘事，這位德國大使所用的字眼正是中共長期用來拒絕普世人權、否定民主制度的修辭。

「這些外國官員說的話，中國對外國的宣傳，最後又迴圈到中國國內的輿論環境，被媒體放大，進一步增加中共政權的正當性，」馬曉月在新書發表會上說。

不只是對外交官員，《黑手》還描繪中共和其外圍組織，如何研究每個國家的權力中心，從中找出企業界、政治界、學術界、智庫、媒體和文化界菁英，並由統戰部和解放軍所屬的門面單位挑選、接觸，進一步以不同形式建立「友好」關係的過程。

提出存證信函要求《黑手》停止出版的英國四十八家集團，是書中最經典的案例。成立於1954年的四十八家集團，由48名意圖與中國進行貿易的企業家成立，其核心使命是促進中英關係、鼓吹一帶一路倡議，跟英國國會裡跨政黨的中國小組緊密合作。成員名單包括政商、學術菁英，如前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前副首相麥可・赫塞爾廷（Michael Heseltine）、5位前英國駐北京大使、牛津和劍橋學院院長、大英博物館主席、英國航空董事長、華為執行長和金融界的高層主管等。

四十八家集團創辦人是英國商人傑克・佩利（Jack Perry），現已由其子史蒂芬擔任主席，佩利家族的第三代也在集團裡處理中英青年交流事務，《環球時報》在2019年還以專文讚譽佩利家族三代為中英關係付出的貢獻。史蒂芬・佩利也多次登上中國國家媒體，他盛讚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稱「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式民主制度，將在21世紀引領世界」，獲習近平、李克強親自頒發「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除了直攻權力中心交朋友，中共也將過往毛澤東在黨內鬥爭時的「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應用在全球範圍，也就是到敵人的「弱區」組織群眾，再用他們來包圍敵人的強區。所謂「農村」意指開發中國家，從小國轉往大國。國際組織層面，中國一邊加強自己在大型多邊組織中的地位，把不喜歡的機制削弱，一邊創設中國可以主導的平行機制。

以一個國家的範疇來看「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即為以地方包圍中央，透過與一國的地方議會交流、發展姊妹市等；這樣的策略意外地特別有效，其中原因之一，出自部分國家裡中央政府與地方對於中國政府認知的落差。例如澳洲的維多利亞州，其州長丹尼爾安德魯斯（Daniel Andrews）執意簽署一帶一路協議，聲稱維州將成為中國進入澳洲的門戶。

書中以實例解釋，當中國來客打著民間交流、與地方做生意的名號上門，地方政治人物通常不設防，即使察覺到對方根本是黨的分支、帶有政治意圖，甚至會保持「刻意的無知」，只為自己爭取政治利益。

與地方打好關係之後，中國政府就能投資戰略性資產如港口、地方機場、衛星接收站、靠近軍事基地的建設項目和農業建設；另一方面，也投資人脈，待未來地方官進入中央，會有更多的「回收」，或是如中美貿易戰時，美國地方官員成為中國有力的支持者。

2019年8月，當中美貿易戰如火如荼，在中國媒體《新華社》、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卻接連出現奧勒岡州州長、洛杉磯副市長與市長、前密蘇里州州長等，對美國政策的攻擊，他們論調一致地稱美國對中國經濟的封鎖性政策正荼毒地方生計，其中，前密蘇里州州長鮑伯・霍登（Bob Holden）講得最激烈，說農民們非常「害怕」與中國關係破裂。霍登同時也是「美國心臟地帶中國協會」主席，此協會由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出資設立的中美交流基金會支持，成員來自美國各地20個州。

不只是透過媒體放話，中美貿易戰時，有400位地方代表參與「美中州長合作峰會」，活動由中國對外友協主辦，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還到場致詞，跳過美國政府對地方使力，稱要「找出共贏的機會」。時任肯塔基州州長麥特・貝文（Matt Bevin）在活動現場的發言，成為中國媒體大力放送的內容，他說只要人民能對話，一定能消除引發貿易戰的懷疑與誤解。峰會結束兩個月，肯塔基州迎來一家中國廢紙回收廠的2億美元投資案，帶來500個就業機會。

同年7月，還有「美中姊妹市長峰會」，討論包括海上絲路、智慧城市等議題。國際姊妹城市協會副主席卡蘿爾・洛佩斯（Carol Lopez）致詞時說：「雙方人民實在關係密切，我們相信當人與人、社區與社區之間夠互相溝通交流，我們就能一起更加發展壯大。」

《黑手》也以一定篇幅描繪中國影響力跟著一帶一路在世界造成的影響，其認為一帶一路是以北京以「平等」、「共生」等語言做包裝，來挑戰現有區域秩序、推銷不同政治體制選擇及威權國家指導下的資本主義的主要工具。一帶一路就是中國模式的宣傳品。對外，一帶一路被包裝成一種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化模式，用「互利共贏」、「和諧共生大家庭」、「東西合作的紐帶、和平的橋梁」等包裝，但在國內，則是大談如何在全球化和地緣戰略上搶奪主導權。

當一個國家或地方政府被「友好」了，成為一帶一路的一環，也就參與中共的敘事，齊力把中共所要的中國形象呈現給世界。在黨的眼中，這些外國友人、一帶一路的協力者，讓黨的企圖獲得正當性，成就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至2019年，簽署或即將簽署一帶一路的60餘國，人口數約佔全球三分之二多。

當黑手影響的全球範圍愈廣、愈遠，馬曉月認為，民主國家應該與台灣建立更多的合作：

「作為世上被中共攻擊最久、力道最強的國家，雖然脈絡有所不同，但台灣對於如何對抗中共的統戰、如何對應宣傳戰、面對系統性地滲透與顛覆等，累積的經驗、對中共的理解等，對其他國家來說都有高度的參考價值。」

她認為，語言的優勢讓台灣成為國際民主陣營理解中國時的關鍵盟友，但她同時也提醒，語言也可能讓台灣民眾，更容易被統戰敘事影響。以下為《報導者》專訪馬曉月摘要。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你在新書發表會上稱，西方國家過去看不見中共的「黑手」以及其帶來的負面作用，是因為三個原因造成的：對中共的「忽視」、「天真」、「錯誤認知」？

馬曉月（以下簡稱馬）：是，這三件事是互相相關的。我來自德國，所以這大部分指稱的是西歐國家的現象。人們看不見「黑手」最根本的問題是「忽視」，完完全全地忽視中共的作為，大部分的時候除了中國研究的專家之外，這裡的人一點也不關心中國發生了什麼、我們對中國一無所知，或是覺得那是一個遙遠的國度，即使發生了什麼也不干自己的事。

另一方面，西歐國家普遍的現象是人們缺乏對中國的正確認知，更明確的說，人們不理解中國的專制體制（authoritarian system），而我想那就造成了我所謂的「天真」。

舉例來說，如果你到波羅的海國家，雖然大部分人也不太認識中國，但從他們國家本身的近代史，他們對專治獨裁的統治是有清楚理解與感受的，像是立陶宛或是其他波羅的海國家，與中國來往的時候採取的方式跟態度就與西歐國家明顯不同。在西歐，我們帶著一種「自滿」，我們國家開發程度較高、富裕的時間較長，冷戰結束後，地緣政治上我們也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擔負任何責任，這種自滿散布在人們之間，讓你對於專制政府的危險性不多做思考，腦中也沒有專制的外國政權能夠在國內造成破壞的任何提防，相較於其他被俄羅斯威脅侵略的歐洲國家，這是西歐國家與他們最大的差別。

對中國專制政權的缺乏認知，導致人們毫不關心、覺得什麼都沒發生，一切與中國政府的往來都是「無害的」、「友善的」、「雙贏的」，中國的這套修辭因此輕輕鬆鬆地被接受了。當你知道中共的專制獨裁是如何運作的、你理解他們的語言，就不會輕易地踏入圈套，但在這，人們直接踏了進去，因為我所說的「無知」、「天真」、「錯誤理解」，三個原因。

報：書中大篇幅地提到民主國家內菁英的角色，他們成為黑手伸入民主體制的盟友，這跟怎麽預防或解決呢？

馬：這是一道難解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我們面對的情況還是比台灣簡單。西方國家的商業甚至政治菁英與中國有許多的連結，深淺不一，要確保他們不對民主運作造成傷害，我們能夠做的有幾個方向：

第一，一個更好的《遊說法》，使遊說團體真正代表的利益、他們的影響，能夠盡可能透明，或是特別針對外國勢力的影響立法，從澳洲到美國都已經有案例可循。

第二，必須要有人持續地寫、持續地盯著、努力不懈地理解現況，監督中國政府透過對其他國家政治菁英製造出的影響力，同時讓這個議題擁有目光，更多人認識議題，有心人能走後門的機會就愈小。

第三，降低國家經濟對中國的依賴。這麼做有許多好處，除了總體經濟對中國的依賴降低，也重新調整了菁英的資產配置，讓商業利益上直接與中國市場相關者數量下降，這麼做不會完全解決問題，但有機會讓為中國政府發聲的人們減少。

瑞典是一個最近的例子，易利信的執行長為了自己公司在中國市場的利益，用自己與瑞典官員的關係，傳簡訊給瑞典的商務部長，替華為在瑞典的生意遊說。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中國政府還有太多的方法施壓讓他國商人為中共的利益說話。

報：特別是關於立法，你有沒有什麼建議？在台灣，國內對此一直有許多爭論、難以達成共識。

馬：我同意透過立法來阻擋中國政府影響力是一件困難的事，你必須非常謹慎，因為你不想要用中共的方式來抵抗中共，不能演變成政治上的獵巫。但如同之前說，普遍來說，要求透明化是好的，不論是你接受的利益團體的委託，政治人物背後的金流，或是從企業或外國政府得到的利益等，都必須紀錄公開，這套法制該怎麼執行、如何修訂，有好的也有壞的案例，必須因地制宜。但同時也必須投入資源進行監督，透過學術研究、非政府組織、調查記者等，尋找這些利益連結，總的來說，這些作法對民主不可能是壞的，過程中盡可能把握民主的開放原則，資訊透明下展開公共討論，強化民主社會的韌性跟力量。

報：書籍出版之後，有一些評論，回到了與中國牽制（containment）或是透過貿易交往（engage or constraint with China）的辯論中，這些評論認為此書的觀點將導致其他國家無法參與中國經濟成長，失去中國市場帶來的獲利，甚至引來制裁，將造成本國的損失。這也常是支持與中國合作、交往者的理由。你如何回應？

馬：你必須實際檢閱細節，真正的理解你的國家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到底多高，不能如口號般把「依賴中國」掛在嘴上。對德國來說，和日本、澳洲相比，我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其實是低的。要檢視是哪些產業仰賴中國市場？我們是不是已經沒有回頭路？這樣的經濟合作中中國是否也同樣仰賴我們？他們是不是也需要這些工作機會？必須進入細節的討論才能有策略地重塑與中國的關係，判斷中國是否會報復、報復帶來的影響，然後及早做準備。

從德國的例子來看，幾個大型的企業集團的確仰賴中國市場，但其他人對中國市場並不真的到了仰賴的地步，繼續保持跟中國的關係，除了上述的企業集團之外，對其他人並不真的有利。

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當然不是一蹴可幾的，但作為國家政府，你必須盡可能及早規劃避開風險，尋找一條較為安全的發展道路，尤其是你已經知道依賴中國市場未來可能的風險會是什麼，這是我一直試圖與各方溝通的。

報：書中提到了中國共產黨在他國推出能夠代表其利益的候選人競選公僕的例子，你覺得民主國家該如何應對？

馬：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特別是在澳洲、紐西蘭等有龐大中國僑民社群的地方，或是在台灣也會感受到，儘管台灣的情況是個特例。

總體而言，在西方國家，包括我在內的人們，都樂見華裔公民參與政治、成為公僕，這絕對是好事，但候選人後頭如果是代表著專制政權的利益，或者與專制政權有所關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是非常棘手的問題，但我認為，民主國家要求候選人揭露其與專制政權或者其相關組織的利益關係或連結，是完全合理的。在擁有大量中國僑民的國家，這個問題特別棘手，因為一旦中共的內外部組織握有了對僑民社群的影響力，開始統戰工作，外部的公民團體就很難再發揮什麼。換言之，組織起一個在地的、不受黨的意志影響的公民團體，才是真正促進華人公民參政、展開真正公民實踐的關鍵，但那可能就代表了必須與統戰工作抗衡。

報：在拜登政府就任之後，書中所描繪的中共統戰手法或策略有起什麼變化嗎？未來我們將迎接什麼樣的局面？

馬：書裡面的手段跟策略，肯定將繼續在世界各地上演，中國共產黨會繼續與各個國家不同層級的政治菁英互動，我們也會持續看到中國共產黨嘗試吸納各國的商業菁英，尤其針對關鍵產業、關鍵企業，中共將持續他們的工作以維護自身利益，像是德國的汽車業、美國的金融業等。

長期而言，「黑手」將持續運作，並對美國和其盟友發動更有攻擊性的行動。在中共眼中，與他們為敵的，都是毫無自我意志、被美國使喚的走狗，我們可以看見中國國家媒體發動愈加激烈的宣傳戰，用他們修辭詆毀敵人、說好中國故事。如果你有看中國百年黨慶上習近平的發言，他們說「我們站起來了、中國站起來了！」中國自認是個強大的國家，而一個強大的國家需要一個強大的聲音，我認為，這樣的趨勢將讓我們看見更多的對中共的反撲，讓更多人看見這本書所指出的實情，我想我們將見證黑手中各種手段跟意圖的檯面化，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也會不斷地調整他們的做法，必須持續關注黑手的變化。

我所期待的、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典範，一個國家、一間公司面對黑手挺身而出提出回應，讓其他人能夠仿效。

報：從您2018年發布《威權進逼》的報告，到這本書的出版，作為一個在西方社會的中國研究者，社會給你什麼回饋？你看到了什麼改變？

馬：很多面向都有了正向的變化，讓我最感到挫折的還是德國政府的中國政策，他們一方面認知到中國政府有很多的問題、也感受到中國政府的政治意圖，但德國政府的中國政策卻依然不做出任何改變，依然是一樣的說法，「我們需要中國」、「我們需要與中國交往」等等。這很大一部分與梅克爾（Angela Merkel）一直在任相關，或許隨著她的卸任轉機也會出現。

其他面向的挫折，例如在學術界，許多有聲望、有成就的學者，不願意面對中國政府的影響，不願談論這個議題，相較之下，許多年輕一代的研究員都提出批評跟見解，樂於發聲，反而是有高位、有影響力的人，他們對此議題的談論跟關注讓人失望。我們只能期待新的世代在未來有機會擁有更多的影響力，讓更多人理解這個議題。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