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自中國向外擴散，不但引發數十年來影響層面最深廣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其連帶造成的經濟衝擊亦開始在各國逐漸浮現，各國政府在疫情控管、經濟紓困、生產動員等各方面殫精竭慮，希望能有效因應劫浩。

然不幸的是，就如同我們在中國戰疫大外宣、美國總統川普將疫情歸罪中國等辯論中可以看到的，疫情海嘯並沒有讓中美摩擦暫歇，反而是加大激化原先的矛盾，這連帶影響全球抗疫協調工作──遠在中美戰略競爭終局落幕前，疫情進展已經讓我們先一步體驗地緣政治上美國無力領導、但中國也無力頂替的凌亂新格局。

無論是來自長年推廣中國崛起論、亞洲世紀將來臨的新加坡前常駐聯合國代表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或是憂心忡忡看著中國捐助防疫物資至各國的歐美學者，眾多標題聳動的文章近來席捲歐美智庫圈，不少論述認定由於美國國內外防疫的糟糕成績，東風壓倒西風的趨勢將獲得進一步推展，中美霸權轉移可能加速。

美國前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與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國戰略計畫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近日撰文指出，當前全球疫情可能成為另一個「蘇伊士時刻」（Suez moment）──1956年時英國意圖奪取蘇伊士運河的行動在國際反彈下失利，不但暴露出英國霸權的衰落，也確立了接下來美蘇兩強主導的世界格局。

然哈佛大學著名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則提出不同意見，強調COVID-19疫情不會翻轉國際政治格局，中國因軟實力低落、經濟成長降速、軍事實力仍未超過美國等因素而難以完整漁翁得利，美國仍會是當前的全球領導強權──奈伊並不是美國必勝論的盲目信仰者，而僅是務實評判中國取代美國主導世界的時刻尚未到來。

和擔憂中美霸權轉移導致戰爭、運用古時候斯巴達與雅典爭霸案例提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概念的哈佛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等多位學者一樣，奈伊注意到美國GDP全球佔比已經自1960年時的約40％降至今日的約24％，而中國佔比現在則達約16％，短期內美國仍然會是世界領導強權，但已經必須在和中國競爭的同時進行合作來處理諸多國際議題，畢竟在全球化的世界裡，從氣候變遷、全球金融秩序到核武器擴散各種議題，很難單憑美國一方意志就能天下服氣。

然相較於艾利森「修昔底德陷阱」討論崛起強權和既有霸權衝突的可能性，奈伊更關注的是勢力轉移期過程中全球領導力空虛的問題，因此他進一步提出「金德爾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來討論中美關係未來演進的另一種可能路徑。

「金德爾伯格陷阱」的概念，萃取著名美國經濟史學者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強權的美國不願意出面主導、提供國際公共財，因而導致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大蕭條」的論點，指出若中國沒法補上美國退縮導致的領導力空缺，那全球政治可能會因美國日益內向而陷入渾沌未知──太強大的中國可能因威脅美國霸權而觸發「修昔底德陷阱」帶來戰爭衝突，然而實力不足或不願承擔的中國也可能引發「金德爾伯格陷阱」帶來全球混亂，這即是奈伊點出的重要兩難。

在此次疫情的全球應對中，我們再清楚不過地看到這「金德爾伯格陷阱」具象化浮現。早在疫情前美國就已日益煩躁於國際協調各種折衝，而愈來愈偏愛單邊作業或與理念相近國家聯手，如近來選擇運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協調盟友抗疫，而在另一方面，雖然中國逐步加強對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掌控，運營各種媒體管道加強自身正面形象，它仍偏愛逐步擴大國際影響力但不願出頭承擔領導責任。

截至目前為止，全球已經有超過366萬人確診、超過25萬人喪命，然和2014年伊波拉病毒流行時歐巴馬總統宣布投入數億美金，派出數千名美國軍事人員至非洲疫區協助建立醫療隔離設施、訓練衛生工作人員的模式相比，這次美國並沒有擔當起期待中的全球抗疫領導角色，而中國則忙於顧形象大外宣，雙方甚至進入互相歸罪的敵意狀態──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一度臆測美國人將病毒帶入武漢外，在《路透社》（Reuters）近日專訪中，美國總統川普也指出中國對疫情的失當處理是「竭盡所能」不讓他今年11月勝選的鐵證。

益形惡劣的中美關係也衝擊了各項國際機制的運作，如G7因為美方堅持使用「武漢肺炎」一詞導致聯合聲明破局，G20意圖強化世界衛生組織（WHO）抗疫角色能量的聲明因美方反對而流產，而在對抗伊波拉病毒時扮演重要功能的聯合國安理會這次也是明顯缺席──中國希望安理會通過讚美自身抗疫模式的聲明，但不希望該機構介入全球抗疫，而美國則希望安理會聲明能明確列舉武漢為疫情起源地，雙方的僵持讓安理會在抗疫方面難有作為。2019年僅有約20億美元預算的WHO身陷政治風暴的故事，台灣人們相當熟悉，這也已經進一步複雜化全球合作抗疫的節奏。

正如上述，儘管「修昔底德陷阱」是未來可能式，「金德爾伯格陷阱」已經因為美國抗疫外交不再「事必躬親」、中國外交不再配合「韜光養晦」而起跑，搶先一步成為我們身處的現實。

雖然美國4月下旬新投入約3,200萬美元和紐澳一同合作協助南太平島國們抗疫、提供3,530萬美元創立「美國-東協健康未來」(U.S.-ASEAN Health Futures) 倡議來協助東協應對疫情等動作，而中國也透過包含日韓兩國在內的「東協加三」框架推動區域防疫合作，然而這種區域式、脫鉤式的防疫合作仍然無法取代面狀式的通盤國際協調，尤其是當要應對接下來疫情觸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全面性的國際合作才能解決問題。

許多發展中國家如奈及利亞、盧安達等為防堵疫情摧毀國內醫療體系，早已率先採取會衝擊商業活動、激化貧富差距的封城策略，現在不只需要公衛醫療資源方面的協助，未來還可能會需要經濟方面的紓困協助，而這絕對會需要中美兩強同步出力。而若疫情大幅衝擊民生，民生問題再影響政治穩定，那世界很可能就要再迎接幾波血腥內戰、族群衝突與難民危機──以中東諸紛爭為例，在美國日益倦怠捲入參與、中國無心無力承接的現實下，這可能會讓全球再進一步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的困局循環裡，各國（包含台灣在內）務必謹慎準備。

和奈伊類似，政治風險顧問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總裁伊恩・布藍默（Ian Bremmer）多年來強調群龍無首的全球零極世界（G-Zero）即將到來，然而他並不只是在中美關係的框架下思索這趨勢，他更討論其他非西方強權抬頭的可能影響，這也提醒了台灣人看待「金德爾伯格陷阱」所需抱持的態度──即台灣要在變策的同時嘗試變陣，台灣需跳出「中美台」的框架，進一步完成成為「印太」台灣的轉型。

和美國「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尋求擴大區域影響力、競爭制衡中國不同的是，所謂的「印太」台灣，就是隨著許多鄰邦政經實力抬頭，我們要意識到台灣的國際關係並不只有中國、美國兩個作用力，接下來還要習慣其他印度洋─太平洋區域國家對台灣前途持續擴大的影響力，可以運用新的支撐力量來維繫台灣區域地位。面對中國等非西方國家的實力升級，單純「親美」「親西方」絕對不是有效應對的外交模式（長期效益逐步遞減），「新南向」執行意志與成效也同樣關鍵。

如前駐WTO常任代表朱敬一近日指出的，美、中、台三方經濟實力消長導致台灣槓桿縮小，因為經濟量體突飛猛進、快和美國並駕齊驅的中國讓台灣不再有主動影響中美大局的能力，過去寄望「左右逢源」的三角思維模式確實面臨調整；然和其強調「精確擇定的少數戰場，做好『扭轉戰局』的關鍵角色」的解方不同的是，筆者認為台灣還應該積極讓自身議題進一步區域化、國際化，尋求墊補中美實力平衡變遷導致的外援短板，讓「三角」關係的台灣地位變成由新的「多角」關係來保障。如日本長期擔綱美國東亞布局的重要環節，同時也是台灣在地緣政治方面的夥伴，對台海局勢穩定有其重要貢獻，因此台灣應該思索的是要如何與具潛力的東南亞、南亞國家發展更緊密的夥伴關係，讓他們成為台海局勢當中新的「日本們」來抵銷中國崛起帶來的制衡壓力──就這點來看，對中國態度戒備、整體國力看漲的印度、越南都是潛力候選人。

而「印太」台灣的國際行銷也需要適度重新塑造，因為和過去強調台灣國際孤兒式的悲情相比，現在「#TaiwanCanHelp」與「#TaiwanIsHelping」等積極正面宣傳策略更有意義，畢竟世界上悽慘的事情太多，比台灣更弱勢的國家群體也多太多，去強調台灣受到的不公待遇會有獲得他人共鳴上的先天限制。雖然台灣的自由民主形象對西方國家具有品牌價值，然而對其他非西方國家來說台灣的經濟、科技強國實力──或至少是台灣如何能同時成功運作自由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才是其吸引力的最大來源。

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最新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於對台軍售的支持是逐代遞減的，年輕世代也更願意和中國合作解決全球議題，這顯示台灣無論對西方或非西方受眾，都有必要避免單純理念價值式的自我定位，更需要用自身經濟、科技、軍事與治理實力來回應他人認為台灣可割可棄的聲音。面對中美競爭激化、甚至劃分中美各自影響力範圍的輿論此起彼落，台灣必需認知同情不能持久，實力才能贏得真誠尊敬與長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