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1年起，加拿大開始將「多元文化政策」標誌為立國基礎，是世界上第一個將「多元文化」標舉為最高指導原則的國家。「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不只是國策，在加拿大更是人人奉行的普世價值。相較於其他國家長期為了塑造「國族」、「民族國家」而爭端不止，加拿大會如此「先進」，源自於一段煎熬的歷史進程。

自1960年代起，法裔族群為反抗英裔族群為主的聯邦政府，魁北克省掀起了獨立運動，聯邦政府則派兵鎮壓，局勢嚴峻，幾乎形成內戰。

為了平息這場爭端，當時的加拿大總理皮耶．杜魯道（Pierre Trudeau，即現任總理賈斯汀．杜魯道的父親）於1971年推動多元文化政策，1988年通過聯邦議會，正式寫入憲法。這只是第一步，接下來，在皮耶．杜魯道執政期間，他秉持多元文化立國的精神，主張原住民、法裔的權益與和平，堅持加拿大必須自治，說服了英國國會，讓加拿大自此在政治上完全獨立。

對於「多元文化」的認知，每個多族裔的國家都有不同的考慮，是「濃湯」還是「沙拉」，各有取捨。「濃湯」象徵各族群的共融，「沙拉」則是族群並存，加拿大選擇了後者，尊重每個族裔與社群的獨特性，不只是種族，還包括世代衝突、性別平等、LGBTQ等以價值觀為立場而形成的族群，並保障每個人都擁有自我表述的自由與空間。這種「自我表達的自由」，既是跨族群的共同價值，也是連結彼此的紐帶。

加拿大堅持的多元文化，就像一大片色彩斑斕的馬賽克拼貼畫，每個族裔，甚至是每個個體，就是其中一片馬賽克，保有自身的樣貌，共同組成一幅名為「加拿大」的畫作。因此，「多元文化」不只是加拿大的文化特色，更是所有加拿大人心中最高的價值準則，在這個共識中，國家得以安定繁榮，人民得以安居樂業。

與台灣民眾習慣「由政府制訂規範」的做法不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不只是在法規上保障每個人表達意見的權利，它形成「由下而上」的社會運作共識，每個公民、社群都是主角，政府機關的責任是聆聽人民的意見，並依此調整相應的做法與法規。因此，公務人員很習慣主動去參與各式各樣的民間集會活動，並不斷自我檢視：「該出席的民眾是不是都來了？是否有哪個族裔沒出現？是否有哪些弱勢族群沒出現？如果有誰沒來，我要趕快找他們進來。」這種敏感度是加拿大的公民共識，每個人在做每一件與公眾有關的事情時，都會自覺地去檢查是否有遺漏，也會主動去向不同立場的族群表達意見、聆聽反饋，確認彼此真正的需求與想法。

溫哥華亞裔市民過去對市中心的印象是「昂貴」，再加上路途遙遠，通常都是為了處理某件事才會進入市中心，事情辦完就趕快離開。溫哥華市中心商會是全加拿大第二大的商貿同業組織，擁有90個街區，是溫哥華城市運作的關鍵角色。商會很早就注意到亞裔對市中心的參與度偏低，實際上，市中心在週末的停車費是比平日便宜許多的，而且物價也沒有刻板印象中那麼高昂。如何破除亞裔「有事才去市中心」的刻板印象，讓亞裔願意多到市中心四處走走，是商會很傷腦筋的一件事。

回顧這段歷史，ACSEA執行長吳權益一針見血指出：「多元文化就是加法，反對多元文化就是減法。人類的演進，就是加法的結果，減法幾乎都是悲劇收場。」什麼是減法？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消滅異見，導致的結果，就是歷史上的斑斑血痕。

2014年的夏天，有兩個大型活動要在多倫多舉行，一個是7月的「中國文化節」（China Now），一個是8月的台灣文化節。

多倫多的中國文化節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與美國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攜手，邀請多倫多湖濱中心（Harbourfront Centre）聯合舉辦。史密森尼學會致力於國際文化資產保存工作，擁有世界最大的博物館與研究體系。對多倫多湖濱中心而言，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跨國合作案。

自2006年起，台灣文化節就是湖濱中心固定的夏季大型展演節目。之前沒有兩個華語社群同時競爭媒體曝光與相關資源，「一中」的問題還沒有那麼明顯，但此時就顯得有些尷尬。

首先要面對的是「定位」的問題。台灣是一個國家？還是中國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的官方政策是遵行「一個中國」原則，若台灣文化節公開聲稱台灣是一個「國家」，勢必與加拿大政府的一中原則衝突。這是政治層面的矛盾，但在加拿大藝文界，也就是文化層面，這件事情卻存在一定程度的轉圜空間。

多倫多湖濱中心的一位高層去信給ACSEA：

「（藉由這封信）我只想向您說明，我們一直在和一位《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的電視記者一起處理一個小問題：與台灣有關的往來文件，台灣的定義是『國家』。」

湖濱中心也在信件中說明，他們尊重社群的「自我表達」，湖濱中心不會扮演「去替對方決定『它是誰』」的角色。若台灣認為自己是一個「國家」，就是「國家」。雙方達成共識後，便口徑一致，對外介紹時，一律採取「國家」作為台灣的國際身分。由此可見，在加拿大的文化界，很清楚台灣和中國是不同的兩個主體，沒有模糊地帶。

在冬奧藝術節中，ACSEA也巧妙地以第三方單位的身分，在有國際媒體出席的記者會中將台灣表述為「國家」。從這兩次的合作經驗，可以看到加拿大文化界，很願意讓台灣用創意去守護自己的主體性。

除了保障了台灣文化節自我表述的空間，湖濱中心也給予台灣文化節強力的財務支持。2015年，湖濱中心撥給台灣文化節的年度預算是192,770加幣，約新台幣424萬元；2016年則是256,000加幣，約新台幣563萬元。以一個單一社群的城市藝術節而言，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而之後與湖濱中心的合作，台灣文化節的規格也一直維持在類似的水準。

在海外舉辦活動的台灣社群，大多仰賴台灣政府的補助與支持，加拿大台灣文化節是個異數。2016年之後，策展團隊的主要資源都是在加拿大當地取得，有的來自合作，有的來自贊助，也有捐款。湖濱中心就是其中一個很有力的合作單位。

2014年，台灣文化節與中國文化節這種類似「鬥場」的經驗，似乎讓湖濱中心做了某種取捨。中國文化節與湖濱中心的合作只辦理了一屆，之後再無下文。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策展過程內部如何溝通，我們不得而知。吳權益觀察到，從展演內容來看，中國文化節很明顯是中國一貫的大外宣。以記者會為例，視覺襯底是一整片的五星國旗，並於廣場上放了個陶瓷大花瓶，極力強調「中國印象」，展現其泱泱大國的雄武氣勢，以及纚纚五千年的悠久歷史。

根據多年來與湖濱中心合作的經驗，吳權益推測：「湖濱中心可能不太習慣這種做法。」

「地點就是意義」，湖濱中心是多倫多的文化聖殿，象徵著這座城市的精神，也是市民親子共樂的場域。「試想，中國社群以外的加拿大人，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中，看到另一個國家強力輸出的政治宣傳，心中會有什麼感受？這些五星旗與我何干？ 與多倫多何干？與加拿大何干？為什麼另一個國家的威權象徵，要入侵進我的生活裡？」

與湖濱中心合作的每一次經驗，都提醒著ACSEA：文化策展必須以創造新的「加拿大價值」為前提，與其他社群一起找到不同文化間共通的價值與理念。不只是湖濱中心，在加拿大，與不同的策展單位合作提案、共同企劃節目內容時，自己所提出的理念與願景，也必須是對方想要做的事。

「台灣的藝術團體很優秀，很容易在海外贏得讚譽。但是要讓另一個國家的組織願意為台灣扛住這類國際壓力，並挹注龐大的資源，必須有對他們而言更重要的理由，不只是『台灣的作品很好』而已。」

「讓你看到我多厲害」，是過去台灣在做文化策展時常有的盲點，台灣文化節也走過相同的路。將「台灣之光」邀請到加拿大演出，展現出來的品質當然很好，觀眾口碑也很好，但，這種做法，是否能讓台灣的軟實力在加拿大落實成「硬東西」？在中國碾壓的局勢下，能用這個「硬東西」撐出台灣的生存空間？

「尊重每一個文化的自我表達」是加拿大多元文化價值的核心精神，但討論的基礎必須以文化為前提，若要面對政治，ACSEA也不會迴避。我們可以將自我表達視為一個「空間」，而加拿大社會存在著這樣的空間，各種意見都可以在這個空間中相互辯論。當台灣社群面對中國壓力，正可以藉由這樣的空間，捍衛表達自我的權利，以及自身的生活方式。

歷經冬奧、湖濱中心的經驗，台灣文化節的策展團隊，似乎找到了這個「化軟為硬」的方法：必須讓「軟實力」突破「僅止於欣賞」的層級，進一步轉換成讓對方支持自己的理由。

簡單來說，就是藉由策展平台聯合其他族裔，達成「共生」的目標。用這種方式來保護自己，既符合加拿大的價值觀，也能造福不同社群。因為提出了以「共生」為目標的文化論述，名字叫做「台灣」，從文化的角度看也不是問題。比方奧委會受制於「一個中國」原則，台灣代表隊不得不使用「中華台北」這個詞，但台灣文化節可以利用「文化的自我表述」繞過這道坎。

然而，就算加拿大給予各族裔充分的空間，去進行「文化的自我表述」，台裔社群是否能提出相應的文化論述，去說明「台灣文化是什麼」？

在加拿大，華語社群主要來自中國、香港、台灣，各有自己的發展脈絡與文化認同，卻被含糊地統括為「Chinese」。這個詞的意涵十分曖昧，中國人、漢人、漢文化、華語，都可以用這個詞來代稱。正因為「Chinese」這個詞的模糊性，香港社群、台裔社群自身的文化和貢獻，很容易就被中國收割，「都是咱們中國的」。

別的不說，光是台灣人就包括了許多不同族裔與文化。除了原住民，有歷經日治的台籍人士、1949年之後遷台的外省族群、1960年之後遷台的東南亞移民，以及世界各地出生的各色人種，還有第二代、第三代海外歸僑。和加拿大一樣，台灣是移民社會，有很大一部分都不適用「Chinese」這個詞。早期中華民國政府為了強化「中華民族的正統在台灣」，對外對內，均以「Chinese」和「China」作為國際溝通時的自我指稱，並進一步擴大，將全球華裔都納入「Chinese」的範疇，作為「中華民族」的國族延伸。這種打模糊仗的做法，將數百年前就已經在其他國家落地生根的「華裔」都視為中華民族的國族成員。國族不分最典型的謬誤就是將所有華裔都視作「華僑」，無視他們實際上是另一個國家的國民，只要流著「中華民族」的血液，就是以「中華民國」的法律規管，包括在白色恐怖時期對所謂的「僑生」、實際上是他國國民施行政治迫害。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同時使用「China」和「Chinese」去擴大囊括所有華語社群時，這些本質與立場截然不同的社群，包括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就沒辦法分開來，確實的針對現狀與需求進行公共討論。吳權益也指出，在加拿大，「全部都是Chinese，真的不知道是在講誰，很混亂。」

因此，將社群依實際的文化差異和認同區分開來，明確的辨識差異，有其必要性，加拿大以「多元文化」為這樣的辨識提供了充分的空間，也保障了台灣社群的發聲權。這是文化的層面，那麼，政治層面呢？是否可以透過政治力去強化相關的保障？台灣是否做過類似的嘗試？

吳權益說：「我曾經跟他很密切地來往過。人們往往很喜歡跟這些政治人物靠攏，可是在我看來，這是很不安全的一條路。」

在賈森．康尼擔任多元文化事務國會祕書期間，ACSEA曾邀請台灣的文建會主委翁金珠出席加拿大台灣文化節，ACSEA請康尼幫忙居中安排，希望能邀請加拿大文化部部長（Department of Canadian Heritage）蒞臨台灣文化節開幕式。康尼回覆表示，他會代表該部會出席活動，也承諾與翁金珠會面。幾年後，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出席LunarFest，ACSEA也請康尼居中協調與加拿大文化部部長的會面事宜。

「有其他政黨看到我們的關係，就直接把我歸為保守黨。但其實我們只是認識而已，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聯絡，他在政治上對我們也沒什麼需求，」吳權益說，「即使他擔任過多元文化部部長，仍會叫我『Chinese half-brother』。」從這個用詞可以判斷，加拿大的其他族裔比華語族群更缺乏對詞彙的敏銳度，這反映了對亞裔文化的缺乏理解。這種「缺乏」，隱含了另一個問題：對政治人物而言，雙方的關係只建立在職務需求上，只要職務轉換，無涉利益的關係就會斷掉。政治人物不一定會真的用心去了解你。

「這些政治人物可以對你很好，也可以是很多事情背後的力量，可是透過政治人物的力量可以帶來多少改變？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的發展必須靠民間的力量去建立平台，作為社群之間的紐帶，才能達成真正的穩固。」

2018年的台灣文化節，有一位警察騎著腳踏車來到活動現場。這是很奇怪的事，台灣文化節過去從來沒有警察特地上門，工作人員不知道活動環節哪裡出了岔子。警察問吳權益：「你是這個藝術節的負責人嗎？」吳權益說：「對，有什麼事嗎？」這位警察是一位黑人，他自我介紹，說明自己的父母來自非洲的模里西斯島：「你們可以和我的社群談談嗎？ 我們很希望能跟你們對話。」

兩人開始談起非洲與華語社群的關係，據這位警察描述，在模里西斯有很多華裔，大部分是18世紀從廣東出洋的華工與華商後裔。他進一步提議：「如果你要討論民主，我們也可以一起來談民主；如果要談人權，我們也可以跟你談人權。」他指指台灣文化節的展演區：「可是我們需要有一個像這樣的平台，來和你們對話。如果你覺得我們的社群太小，我還可以找其他的非洲族裔一起來。」

台灣文化節展現出的，不只是一個舞台，不只是一張海報，而是一個串連起各族裔的平台。它可以讓一個活生生的人跑來跟你說：「我們的腦袋裡有些東西可以互相串連。」

類似的經驗在與菲律賓、與越南的對話中，都有發生。這些社群表示：「我們從來沒有在市中心像這樣被社會關注過，可以告訴我你們是怎麼做的嗎？」也許因為背後的策展思維和經驗儲備不足，不一定能靠自己的力量跟上，但已經可以感受到他們也想要做到這些事情，而不是一直待在外圍，等著受照顧。

跟這麼多族群「對話」後，合作過的單位、社群都可以很清楚地區分出「台灣」與「中國」在文化本質上的不同，因為「中國人不會這樣想事情」。當這個辨識度建立起來後，要去對國際說明台灣和中國不一樣，自然也就容易得多。

吳權益表示：「當我們要和其他社群一起合作、創造未來的時候，他們就會保護我的立場與認同、我的過去、我的文化背景。相對的，我也會去保護他，因為不希望跟我們這麼要好的親人受到傷害。這種關係的建立，是非常可貴的。」

我們期待每一個從台灣出去的藝文團隊都能思考到這個層次。這很難，但必須開始。我們必須去和各界進行觀念上的討論，不能再限於一次性的交易，限於文化買辦，表演結束就曲終人散。一次性的交易，對關係的營建毫無意義，這裡的「關係」包括與合作夥伴的關係、與觀眾的關係。ACSEA就是在做搭建橋梁的工作。搭橋不同於搬運工，若僅僅是將某個節目從甲地搬到乙地演出，對觀眾而言，也就只是「看過」而已，策展單位也只是做了一回搬運工，彼此之間的連結是不存在的。

必須試著去建立共同價值，並在強固的連結中共享價值，這就是「共生」。「建立共同價值」這句話是老生常談，人人都在講，但究竟要怎麼做，才能建立共同價值？

「共同價值」，就是彼此的共通點。這個共通點是不會突然發生的，它需要在持續不斷的大量對話中觸發，也需要刻意去設計一些方法「打開它」。以ACSEA為例，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持續不斷、不厭其煩的大量跟各路人馬談話，說明自己的想法，也聆聽對方的想法，在高頻率的與人互動中，找到觸發彼此共識的那個開關。而「打開它」的方式，就是策展。

要和不同界域的對象找到共通點，必須打開耳朵、打開腦袋、打開心房，要不斷開拓新視野，才能更敏銳地找到與他人的連結。以台灣文化節為例，每一年都會有幾個具有普世價值的議題，幾乎每一個人都有相關的經驗，比方面子、被壓迫、離散，這些議題讓每一個人都有感，都可以表達看法。從這些共同經驗中延伸，讓對方去談他們自己，溝通起來就會容易許多。這些議題就是「橋梁」，這樣的橋梁不只是你的，也不只是我的，而是我們共有的。

《台灣，世界的答案：加拿大為何會認為台灣很重要？》，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