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北街角，幾次看見一輛奇特的改裝貨車，車側並排懸掛台灣與美國國旗，車內關著幾隻黃狗，車尾豎立幾尊佛像，原本應是車牌的位置，有一醒目橫幅，紅底白字寫著「蔡總統大狗園」，當我接近，車旁犬隻警戒地猛吠起來。我曾匆匆一瞥貨車主人，一位矮小、打赤腳、穿僧服的中年男子，我從未與他交談，儘管我對他混搭、意義不明的活動裝置感興趣。從動物保護的觀點，你可以質疑他的做法與動機；然而從另一角度，這輛貨車正是台灣的某種寫照：嘈亂，拼貼，異想天開，有點歇斯底里，凡事都能沾上政治，人人都能發表意見，但只要不傷害他人，沒人會找你麻煩。

這種容許個人脫軌的自由，並非天經地義。

不久前，中國湖南一名男子王美余，傳出在獄中暴斃，他的妻子只准瞄一眼遺體，就被警方架離。王妻曹曙霞曾對外表示，丈夫臉部頭部多處瘀傷，懷疑被毆打致死。維權律師謝陽準備介入調查，卻被警方控制行動，強制送上高鐵驅離；就連曹曙霞，也被軟禁在家，不得與外界聯繫。

你或許好奇，這位只活了38年的王美余，究竟犯了什麼罪？答案是，2018年起，他多次在長沙街頭，拿著一張A3大小的白紙，上面手寫「強烈要求習近平、李克強等立即下台，讓位全民選舉」。

可以確定，別說是A3白紙，如果有人在台北街頭，舉著房地產廣告大小的木牌，訴求蔡英文、蘇貞昌下台，幾乎不會引起任何騷動，更不會招來牢獄之災。然而，王美余先是不斷被公安騷擾，家中網路幾乎斷線，2019年7月，他當街被十幾名公安擄走，家屬無法得知任何訊息，3天後，公安局才送來一張拘留通知書，聲稱王美余涉及「尋釁滋事罪」，兩個多月後，他就在看守所內「被死亡」。

王美余只是中國公民「被消失」、「被自殺」、「被死亡」的眾多例子之一。2018年7月，30歲女子董瓊瑤在上海一棟大樓前，網路直播向習近平畫像潑墨，抗議政府洗腦監控，當天下午，她就在家被捕，社群帳號被封，從此失去音訊，「潑墨」一度變成中國網路禁詞。

中國異議藝術工作者華涌，曾直播訪問董瓊瑤的父親，董父批評習近平把自己當皇帝，並表示願意代替女兒受刑，當天晚上，華涌與董父都被公安破門抓走。董瓊瑤至今行蹤成謎，她母親表示，上海政府認定女兒「有精神疾病」，將她關進湖南一處精神病院，董母不服，要求獨立公正單位鑑定，但官方拒絕，也不願向外國媒體證實此事。

除了王美余與董瓊瑤，除了劉曉波與著名的《零八憲章》，你還可以搜尋李旺陽、張六毛、楊天水、黃琦、危志立、張賈龍、趙威、王默⋯⋯你會看到一長串令人驚異的真實故事（當然，如果你在中國，很可能搜不到）。他們大多只是發表言論，或者倡議人權，或者鼓吹民主，或者支持香港，就可能被關進狹小的囚室裡，十幾人擠在木頭或水泥地板上，睡覺翻身要講好大家一起翻，共用沒有遮蔽的廁所與浴室，每天還要排成兩列，接受電視螢幕上的政治教育。

而且，他們這輩子可能無法走出監獄，就像王美余。

我想說的第一件事，就是生活在台灣，自由像空氣一樣免費、無限供應、彷彿理所當然；然而，在有些國家，即使爭取最微小的自由，都可能讓人窒息，或付出龐大代價。

面對一個「維尼熊」都是敏感詞的零幽默感政府，我常想起「蔡總統大狗園」，以及我們身邊種種活潑的、調皮的、搞怪的、憂焚的、不符社會規格的、強烈挑釁體制的想法與行動，這些想法或行動有時尖銳刺耳，讓人不適，卻是一個正常人類社會的分布狀態，不但撐開思想與創作的自由空間，更是群體自我辯證、自我反思、自我修正、自我改良的免疫蛋白。

反觀中國，寡頭獨裁、個人崇拜、思想控制，加上科技監控，中國已煉成一整套反烏托邦與政治寓言小說的合訂本，傑克倫敦《鐵蹄》、尤金．薩米爾欽《我們》、歐威爾《一九八四》、赫胥黎《美麗新世界》、雷．布萊伯利《華氏451度》、赫拉巴爾《過於喧囂的孤獨》、米蘭昆德拉《玩笑》，幾乎每本書裡，你都能看到今日中國的影子，彷彿它們是預先編寫的21世紀共產黨行動指南。

更糟的是，你知道這個「厲害國」並非虛構，而且就在我們隔壁。對於不具國共戰爭情結的後千禧世代，他們不免有種倒霉感，像是有個不熟的鄰居，動不動跑進你家，雙手四處比劃，宣稱這個、那個全都是他的，你也是他的，如果不同意，他很樂意揍你一頓，再全部搶走。

他的小偷清單裡，顯然包括兩種珍貴物品，兩種多數人不願放棄的非物質財產，一是上面舉例的言論自由，二是下面要談的資訊自由。

先掏口袋，我有個檔案夾，檔名是「中國大麻煩」，蒐羅一些厲害國的神奇事蹟，例如：

——2019年8月，推特刪除了約1,000個帳號，聲稱它們刻意散布香港抗爭的不實訊息，並指向中國政府幕後主導，另有20萬個帳號被停權；2013年，北京市宣傳部長公開宣稱，光是北京「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宣傳人員，就有兩百多萬人。

——中國政府為了全面監控網路，將部分審查工作外包民間企業，《紐約時報》調查，其中一家包裝為科技公司的審查工廠，僱用人力從2016年的200人，3年後暴增20倍，根據該公司的資料庫，共有十幾萬個基礎敏感詞、兩百多萬個衍生詞，就連引用《一九八四》書中內容，都在禁止之列。

——近幾年，中國大刀砍向所謂「自媒體」，官方資料自稱，截至2018年底，各平台刪除「違法違規」文章49.6萬篇、關閉帳號11萬個；被稱為「標題黨女王」、曾擁有1,600萬名追隨者的咪蒙也被封號，一說因為某篇爭議文章涉及造假，一說因為該文批評中國社會貧富不均。

——社群媒體帳號被註銷，中國簡稱「炸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學者周保松，在一篇長文描述他8度「微博炸號」的經驗，官方從未說明封殺的原因，當然無從申訴。他被炸後，幾度重新申請帳號復活，從「周保松」、「保松周」再到「松保周」，每次被炸，自己雖能登入，其他人卻永遠看不到，他從此像是「微博世界的幽靈」。他因而批評，此舉硬生生拔除網路書寫者的歷史、記憶，及用心建立的各種聯繫，是一種最羞辱人性尊嚴的方式。

——中國的網路控制，不只在防火長城內，也逐漸擴及城外，根據英國《衛報》報導，全球風靡的短影音程式「抖音」，海外版本照樣過濾天安門、台灣獨立、法輪功等關鍵詞；美國一智庫直接警告，「抖音」會蒐集臉部辨識資料，同時上傳用戶地理背景，若用戶是美國軍人，將成為中國蒐集情資的間諜工具。

——美國最熱門的論壇網站reddit（類似台灣的Dcard），2019年2月獲騰訊投資1.5億美元，reddit用戶抱怨，來自中國的網軍愈發猖獗，例如華為孟晚秋遭捕後，加拿大分版引來中國用戶大量留言轟炸；香港街頭抗爭期間，異議人士指控reddit官方，審查過濾香港分版的貼文，刻意壓制抗爭運動相關訊息。

上述列表還可無限延伸，直到你睡著或嚇醒為止。我稱它們是「中國大麻煩」，主要有3個原因。

一是，這是中國內部的大麻煩。習近平掌權後，壓抑社會雜音的強度，已達匪夷所思的地步。例如，耽美小說（又稱「BL小說」）作家天一，被判刑10年；年輕漫畫家張冬寧因一系列《豬頭人》作品，遭斥為「精日辱華」而被刑拘；大學教室裝設監控器材，防止教授言論出軌，並鼓勵學生舉報老師；千辛萬苦拍完電影，官方一句話就永不見天日⋯⋯更別提，新疆大規模集中營，讓中國蒙上「ChiNazi」（赤納粹）的罵名。

這一切，讓人不免好奇，共產黨為了維護政權及自身利益，究竟打算付出多少代價，將所有個體的思想自由一律壓扁、剪齊？這個14億人口的國家，顯然快速駛離當年「改革開放」的願景，反向內縮為一個封閉、集權、高壓、人治凌越法治的政權，任何人都「不得妄議中央」，必須「緊密團結在黨的領導下」，稍稍逸出軌道，就以「顛覆國家政權」或「尋釁滋事罪」拘捕，以恐懼、宣傳與謊言做為三合一統治術。

第二，這也是台灣等周邊國家的大麻煩。尤其針對台灣，中國政府像是一個背後靈，三不五時跳到你背上。偏偏，中國的政治發展，早就與台灣距離愈來愈遠，如今，我們無法想像一個無法任意上網、發表文章要提心吊膽，從網路到實體世界，國家全面監控，還幫你打分數，就連「寫BL小說、畫漫畫也會引來牢獄之災」的超高壓力鍋社會。

曾經，台灣也走過那種歲月。作家柏楊曾因翻譯報端的「大力水手漫畫」，將一句對白「Fellows」譯作「告全國同胞書」，被認為諷刺蔣介石，就換來9年牢獄之災。

問題是，那是1968年，今日中國等於倒帶播放50年前，兩蔣時代白色恐怖的肅殺記憶，讓原本不具戒嚴經驗的台灣青年，生出自由剝奪感的心理抗體；加上香港街頭慘烈的肉身抗爭，充滿了末世廢墟的賭命決絕，觸動台灣社會的共感與同情，也敲醒民間對於中共長期打壓的同命感。

上述種種，堪為《返校》電玩及電影大賣的免費廣告，這部創作如同香港的《十年》、南韓《華麗的假期》，是刺進時代脊梁的歷史／政治雙重啟蒙。

第三個麻煩是，中國的特殊體制，讓不同世代溝通困難。由於成長環境不同，教育體制不同，資訊接收來源不同，對於世界及政治自由的想像不同，育養出兩岸高度落差的年輕世代。台灣多處校園的連儂牆爭議，固然反映雙方對政治爭議的寬容度不一，更凸顯兩岸青年「同年齡不同世代」的諷刺。

再往深一點挖掘，中國在「政治極度高壓、經濟縱情催發」的兩極發展下，民間除了少數異議者，絕大多數以功利掛帥，重物質，輕精神，並甘願犧牲個人自由，充作獨裁巨塔的人肉磚頭，千方百計為專制體制找藉口，甚至說出「防火長城是為了保護我們」、「我們有高度言論自由，只要不談政治就好」等辯詞，凡此種種，造就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曾瑞明在《端傳媒》文中的失魂大國：

中國在進入現代性（modernity）中，終於取得了它渴求的船堅炮利，卻成了它自己的反面︰由被壓迫者成為壓迫者。人們的自由只變成了一種肉欲滿足的可能，而非有價值行為的條件。集體的共產理想的失落，變成每個人孤獨地自利。

兩岸難以調和的差異，致使香港抗爭事件中，台灣青年與中國學生存在巨大鴻溝，甚至不斷摩擦，反因資訊經驗相近、政治想像類同，更能同理香港學生的憤怒與苦悶。

另一方面，台灣內部也有自己的世代矛盾，就像其他西方國家，過去20年，台灣對於「世界工廠」的依賴，讓中國具備難以抗拒的磁吸力量，從政界到產業界，「搭中國便車」變成標準話術，生存本能讓他們無法切斷對岸臍帶，「兩岸一家親」則是政治表態的通關密語。

反而是青春世代，從反服貿運動、反親中資本併購媒體、支持香港反中，幾乎都以年輕人為主力，他們爭取的不是現下的經濟利益，而是未來的自由權利。在此矛盾下，不同世代扮演沉默而激烈的推力與拉力，尤其2018年公投，同婚等議題清楚看見難以彌平的世代裂痕。以反同婚陣營為例，策略聯盟了保守宗教團體、反對黨、親中資本家及旗下媒體，在社會保守性包裝下，是一股往中國拖曳的隱性政治力，從社群媒體的民意反差來看，公投結果幾乎有種「被長輩推入火坑」的憤恨感。

2018年選後，立場親中的媒體趁勝追擊，為拉抬特定政治人物，飽和轟炸的報導日趨誇張，就連手帕花紋、襯衫領口也能當作吹捧題材，終於招致反彈，大學生、店家發起拒看運動，對抗失控的新聞生態。

弔詭的是，當網路族群的訊息集散地轉往臉書、LINE、Instagram、YouTube等社群媒體，或PTT、Dcard、卡提諾等論壇式平台，以往，公共議題被政治光譜不同的傳統媒體橫向切割；現在，加上不同資訊消費管道縱向切割，又有假新聞網站及內容農場介入，對於同一議題，我們看到的訊息面貌可能完全不同。由於缺乏共同的事實討論基礎，很難聚焦對話，甚至形塑極端意見。數位文化學者丹娜．波依德（danah boyd）稱此為「真相的碎片化」（The fragmentation of truth）。

由於數位資訊管道破碎而多元，且日益分歧；相形之下，近年收視人口不斷萎縮且老化的電視媒體，反而掌握大眾訊息傳播的優勢地位，尤其足以影響中老齡階層的政治立場與投票行為。

主要訊息管道的歧異、特定團體的網路風向操作，加上不同世代之間，對於主動搜尋、驗證訊息的能力落差，造成假資訊在臉書、Line等平台上流竄，同一家族的Line群組，經常是訊息糾錯的輪迴道，政治表態的修羅場；難以穿透的異溫層，逐漸堆疊出憂憤交加的挫折感。

綜上所述，重點筆記，2019年的台灣，同時經歷多重交錯的斷面現象，層層疊疊宛如千層麵：

上述一切的總和，台灣等於被迫重修一堂歷史課、世代對話課、地緣政治課、媒體素養課，這些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交互作用，以及外力介入大選的焦躁感，絞搾出這股氣味濃重的「亡國感」。

最後，如何用一句話描繪這種焦慮？

反烏托邦小說開疆者《我們》，虛構一個高度集體化的世界，所有人穿著制服，遵從國家安排的時間表，沒有名字，只有編號，沒有個人隱私，每天生活在玻璃屋的透明空間裡，包括做愛也一樣；藉由麻醉藥物與基因控制，人類社會像是一部高度制約的精密機器，絕對服從無上的統治秩序，愛國是美德，自由是罪行，崇拜一切數據與紀律，最偉大的文學作品是「火車時刻表」。

這本高齡近九十歲的小說，如今像一部恐怖預言書，書中有一名句：「世上有兩個樂園，人們有權選擇：沒有自由的幸福，以及沒有幸福的自由。」

我們已經親眼目睹，「沒有自由的幸福」如何虛假而墮落，就像電影《楚門的世界》的木板布景；如果問我，所謂亡國感，譯成白話文就是：「謝謝不用了，我不想跟你同一國，我寧可選擇『沒有幸福的自由』。」

《亡國感的逆襲：台灣的機會在哪裡》 （圖片提供／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