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美國陷入嚴重政治對立，選舉以些微差距決定勝負的情況愈來愈常見。因此，不論對選戰、政黨、民調專家、記者或關心政治的公民來說，了解選民特質變得愈來愈重要，而世代特質是這張拼圖的關鍵部分。另一方面，許多美國人憂心民主的未來，民主的許多挑戰也因世代和文化趨勢而起。

影響政治立場更深的究竟是年齡（你年紀多大），還是世代（你什麼時候出生），一直是政治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有人說人的年紀愈大就愈保守，俗話說：「25歲不是自由派，你沒心肝；35歲不是保守派，你沒腦袋。」也有人說政治觀點和你什麼時候出生更有關係，政治信念隨每個世代的人生經驗而易。

如果政治立場主要受年齡影響，選民的行為很容易預測：年紀愈大愈傾向保守派。雖然這種現象的確存在，但我們在前幾章已經看到：世代在形塑政治立場上也具有關鍵作用，有的世代不論什麼年齡都比較傾向民主黨，有的世代不論什麼年齡都比較傾向共和黨。

最近有政治學家和統計學家攜手合作，一起分析世代之間政治觀點的差異，結果發現：一個人14到24 歲時在任的總統受不受支持，會強烈影響他們一生的政治傾向。過了人格養成階段之後，政治傾向便相對穩定。換言之，從一個世代青少年期到青年期在任總統的支持率，就可以預測這一代人未來的政治傾向。總統支持率高，這一代人就更傾向其所屬政黨，支持率低則反之。舉例來說，因為雷根（Ronald Reagan）兩任任期支持率高，成長在1980年代的X世代不僅當時較傾向共和黨，此後也一直更傾向共和黨。

從這個角度來看，年紀較輕的千禧世代和年紀較長的Z世代，將來可能發展出什麼樣的投票模式呢？由於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支持率低，2016到2020年成年的選民（也就是1990年代初到2000年代初出生的美國人）應該會傾向民主黨。已有初步跡象顯示確實如此：從2018到2019年，大學新生自述為極左派或自由派的比例暴增10%。

這為往後10年的世代政治衝突設下了基本框架，一邊是偏向保守派的嬰兒潮世代和X世代，另一邊是2005年後成年、較支持民主黨的Z世代和千禧世代。為什麼以2005年為界？因為共和黨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的支持率從那年開始下降，民主黨歐巴馬（Barack Obama）的支持率相對較高，共和黨川普的支持率則是有紀錄以來最低的之一。到2020年代中為止，1985年以前和1985以後出生者的政治分歧將更加擴大，主因不是年齡，而是世代差異。千禧世代和Z世代即使年過40，還是會比X世代同齡時更傾向民主黨。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年輕世代的種族、族裔更多元，可以想見他們會更傾向民主黨，因此，美國人口支持民主黨的比例應該會逐年提高（雖然這項分析因為中立選民增加而更形複雜，但大多數的中立選民還是會傾向其中一黨。此外，拜登的低支持率可能也會逐漸發酵，讓較晚出生的Z世代傾向排斥民主黨）。

不過，這些趨勢能否將更多民主黨人送進政府，仍取決於其他因素，例如投票率和不公平的選區劃分。Z世代到目前為止投票率相當高，的確有可能掀起民主黨浪潮。但隨著X世代邁入傳統上位居要津、高投票率的年齡，共和黨很可能繼續掌權10年左右。這種趨勢加上共和黨在選舉人團和參議院的先天優勢，很可能將更多共和黨和保守派推上領導者的位子。然而在此同時，多數人口卻是民主黨和自由派，這不僅為更多街頭抗議和示威活動埋下伏筆，也讓政治領袖和廣大民眾之間更加脫節。

這種情況不免讓人隱隱感到1960年代將捲土重來：社會再次分成「保守派老人」和「自由派年輕人」兩個陣營，彼此各說各話，陷入對立。然而，Z世代的世界觀和1960年代嬰兒潮世代的自由主義並不一樣。雖然兩個世代的確有類似之處（例如Z世代年輕人對政治、抗議、改變制度同樣熱情，也和嬰兒潮世代一樣樂於助人，不像X世代和千禧世代那樣獨善其身），可是對嬰兒潮世代和X世代來說，Z世代的行為似乎過於保守──喝過酒的不多、有過性經驗的不多，和父母同住的時間倒是更長。不過，認為工作穩定和賺大錢很重要的Z世代也不少，比例甚至高過X世代。

為信念而戰的同時，Z世代仍然高度重視安全和追求意義。因此，他們在政治上更關注安全議題和經濟政策，前者如槍枝管制和氣候變遷，後者如減免大學學貸或建立由政府出資的醫療保險。Z世代也關注種族、種族平權及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權利。經過2020年抗議潮和疫情的磨練，這群年輕人可能很快就會推動政治變革，試圖改變美國。

如果變革出自左派陣營，非常可能是由女性領導。在自由派，未來是女性的；在保守派，未來是男性的。雖然女性一向比男性更偏向自由派和民主黨，但雙方的分歧近年來更加擴大（見下表）。如果這種趨勢在Z世代年長後依然不變，民主黨的議程將逐漸受女性影響，共和黨的議程將逐漸受男性影響。由於兩性在價值觀、溝通方式、立法優先性上原本就有差異，這些趨勢可能為兩黨之間帶來更多誤解和分歧。

想哈一管或當同志嗎？共和黨年輕人覺得不賴。

不算太久以前，共和黨保守派不但反對大麻合法化，更嚴厲譴責同性婚姻。但現在，共和黨許多人已改變想法，年輕人尤其如此。這種觀念將形塑共和黨未來的樣貌，也可能讓這些議題逐漸失去優先性。近年來，共和黨Z世代多數支持跨性別者從軍、同志友善、大麻合法化，也支持要求公司提供12週有薪產假。在2010年代大多數時間，大家根本難以想像共和黨會多數支持大麻合法化，或是跨性別者從軍，即使對共和黨年輕人也不抱這樣的期待。但這些年輕人現在確實如此，對許多社會議題的態度開放得驚人。

共和黨和民主黨年輕人分歧最大的社會議題是種族。事實上，對於黑人是否面臨龐大歧視的問題，同意的民主黨年輕白人還略多於兩大黨的年輕黑人。相較之下，共和黨年輕白人有6成反對這種說法，贊同的是少數。反過來看，對於白人是否面臨龐大歧視的問題，同意的共和黨年輕白人是民主黨年輕白人的3倍，共和黨年輕白人有3成，民主黨年輕白人只有1成。

這種看法也反映在雙方偏好的媒體：偏右的新聞來源常說種族問題不重要或不應放大檢視，種族主義不是大問題；偏左的新聞來源則說種族問題非常重要，種族歧視已隨系統性的種族主義滲入美國社會。在2015年以後，圍繞種族問題的見解已更加分歧。這種分歧將形塑兩黨的未來，民主黨持續以種族為焦點，而共和黨則想把焦點轉移到其他地方。

共和黨年輕人對政府干預的部分立場和保守派一致（例如反對大部分槍枝管制立法），這不足為奇。比較讓人意外的是，共和黨年輕人也支持某些大型政府計畫，例如減免公立大學學貸、投資綠色科技協助環保等等。同樣令人吃驚的是，雖然政府單一支付醫療保險通常被視為民主黨、甚至社會主義者的政見，但支持的共和黨年輕人竟然高達4成。這或許代表政黨傾向對Z世代來說更像是個人認同，而不是全面擁抱該政黨的特定理念。

整體而言，和前幾個世代的共和黨支持者相比，現在的共和黨年輕人認為政府應該扮演更大的角色。對於「我贊成政府擴大，提供更多服務」這句陳述，千禧世代和Z世代的共和黨有超過4成同意，比嬰兒潮世代和沉默世代的共和黨高出許多。對一個推崇雷根的政黨來說，這樣的結果令人咋舌。雷根曾說：「英文裡最恐怖的9個字是：『我是政府派來幫忙的（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在雷根時代，共和黨一心刪減政府計畫，現在卻有不少共和黨年輕人認為這不是好主意。雖然尚未過半，但已人數可觀。

民主黨絕大多數支持大政府，而且在不同世代中的差異不大。至於中立選民，千禧世代和Z世代都比前幾個世代更支持大政府。由於共和黨和中立選民的年輕世代都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服務，將來可能政府擴大，稅率提高。

隨著愈來愈多千禧世代和Z世代獲得投票權和投入選舉，共和黨的立場會漸漸變得和過去不一樣。雖然他們應該會繼續反對墮胎和槍枝管制，可是在其他社會議題上會變得更為進步，也可能在政府角色上和民主黨取得共識，同意政府應該在某些領域承擔更多責任，例如環保、大學學貸、醫療保險等等。

政治逐漸極化，兩黨在國會陷入僵局。爭議愈來愈多，手段日益粗暴。以前需要為這些事操心的主要是政治人物，現在連一般民眾都為此爭得水火不容。

數據顯示這種現象短期內不會改變。即使是最年輕的選民，理念不同的人不只在社會上不相往來，在地理上也各據一方。舉例來說，都市與鄉村居民的政治理念漸行漸遠。住在小鎮或大城一度對政治意識型態的關係影響不大，可是從2010年開始，雙方的分歧愈來愈大。共和黨過去是鄉紳的政黨，現在變成鄉村的政黨。

因此，住在東西岸大城、被大學畢業生圍繞的人，可以合理假設認識的人大多是民主黨自由派；住在內陸鄉村地區、身邊沒幾個大學畢業生的人，也可以合理假設認識的人大多是共和黨保守派。這是許多大企業變得更願意政治表態的原因之一：這些公司的主管往往有大學學位，總部通常位於大都市，幾乎所有員工的立場都是一樣的。他們未必了解的是有多少顧客另有主張。

政治理念不同的人不但在空間上分開，資訊來源也不一樣，保守派和共和黨偏好福斯新聞台（Fox News），自由派和民主黨信任MSNBC。當社群媒體成為新聞與資訊主要來源時，情況就更為嚴重。如今不同的政治陣營不但各執一詞，也各擁真相，對新冠疫情、對疫苗、對誰贏了2020年總統選舉，莫不如此。

疫苗或許是態度和行為快速政治化最清楚的例子。以前反疫苗者多半是自由派、吃有機食物的嬉皮，可是在共和黨普遍懷疑疫情之後，新冠疫苗也連帶成為箭靶。到2021年末，是否接種新冠疫苗已然成為推測政黨傾向的最佳指標，準確度超過種族、性別、居住地、教育或其他人口統計變數。到2021年11月，共和黨成人沒接種疫苗的比例是民主黨的3倍。不僅如此，到2021年底，共和黨對新冠疫苗的疑慮顯然擴大到其他疫苗，連接種流感疫苗的意願都大幅下降。這無疑是新的現象：至少到2020年2月為止，共和黨和民主黨接種流感疫苗的比例仍大致相等，但僅僅21個月後，兩黨接種疫苗的比例已出現落差。

新冠疫情開始時，部分專家相信：為了對抗病毒這個共同敵人，美國會團結一致。沒想到實際發展恰恰相反，疫情進一步加速已經出現的政治極化趨勢。這種發展部分是因為流行病的性質：人人都是病毒的潛在宿主，彼此之間常有利益衝突。例如餐廳老闆希望如常做生意，醫護人員希望嚴加管制，以免病人過多影響醫療量能；家長希望子女去學校上學，老師不想增加染疫風險。雖然國家漸漸從疫情中恢復，但還有別的議題讓民主黨和共和黨勢同水火。能不能回到左右兩派對基本事實尚有共識的年代，依然有待觀察。

此外，還有另一個問題：民眾普遍對政府官員不滿。川普在總統任內的支持率是有紀錄以來的倒數前幾名。拜登到2022年也不遑多讓，支持率幾乎一樣低。這代表我們已經進入新的時代，對總統的不滿意度居高不下，不分黨派都是如此。民眾不只對總統不滿，對整個政府也日益不滿。從2000年代末金融海嘯之後，不滿意度開始高過滿意度，即使在經濟改善之後仍未恢復。憤世嫉俗和不信任政府的趨勢從X世代開始，現在擴大到大多數成人，疫情爆發後又進一步惡化。

於是，在2020年代的美國，不但大多數成人對政府高度不滿，Z世代對美國及其歷史又持負面觀感。這種環境可能造成更多政治騷動，讓美國陷入動盪。從這些趨勢來看，憂心美國民主岌岌可危並非杞人憂天。

2021年10月，參議院聽證會難得出現近年已十分罕見的場面：跨黨派合作。

這場聽證會由參議員瑪莎．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共和黨，田納西州）和理查．布魯門塔（Richard Blumenthal，民主黨，康乃狄克州）召開，目的是聽取Facebook數據工程師法蘭希絲．郝根（Frances Haugen）的證言。在此之前，郝根已向《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爆料大量文件，作證表示Facebook經常把獲益放在安全之上。郝根說，Facebook在2020年總統選舉後對錯假資訊的內容放寬審查，可能為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大廈攻擊事件推波助瀾。郝根也提到，因為負面情緒能讓人在Facebook上流連更久，讓公司能投放更多廣告和收集、販售更多用戶個資，因此Facebook不啻於藉憤怒和負面情緒謀利。郝根作證時說：

「人就是喜歡能引起情緒反應的事，怒火愈旺，互動和消費也愈多。」

社群媒體不只埋下政治對立而已。就像我們在Z世代章中看到的，社群媒體和青少年憂鬱增加也有關係。連Facebook自己的研究都證明Instagram對青少女有負面影響。舉例來說，青少女有三分之一表示Instagram讓她們產生身體意象問題，將自身世代的高憂鬱率歸咎於社群媒體的也所在多有。

我們在書中不斷看到數位科技是雙面刃。用X世代的方式來說：讓智慧型手機時代如此美好的是科技，讓智慧型手機時代如此糟糕的也是科技；網路最棒的地方是讓我們可以取得無限資訊，最差的地方也是讓我們可以取得無限資訊。

由於對不公不義的義憤特別容易在網路上蔓延，不少人以為許多問題無法解決、美國社會徹底不公，年輕世代尤其如此。舉例來說，儘管沒有證據，但許多人深信年輕世代「薪資停滯」（見〈千禧世代〉一章）；雖然獲頒大學學位的女性比男性多，還是有人認為女性在尋求大學教育時會面臨性別歧視（見〈Z世代〉一章）。

2022年，社會心理學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撰文，將社群媒體上的極化和憤怒追溯到2010年代初，亦即Facebook和Twitter（現為X）引入「讚」、「分享」、「轉推」按鈕之時。由於引發怒火的貼文最常被分享（如果針對的是同溫層外的人，更是如此），社群媒體變得充滿敵意。社群媒體的本意是拉近彼此的距離，結果卻製造出更多隔閡。為Twitter開發「轉推」按鈕的魏瑟瑞爾（Chris Wetherell）後來說，看到Twitter暴民屢屢發動網路霸凌，他實在後悔開發這個按鈕，「我們像是把裝滿子彈的武器交給4歲小孩」。

不論是憂鬱、取消文化、錯假資訊、政治極化，或是對民主的威脅，現在許多不健康的現象背後，很可能都有這些負面情緒和憤怒煽風點火。年輕人在社群媒體上和別人比較，弄得自己意氣消沉；有人不斷滑手機看負面新聞，讓心情愈來愈低落；取消的要求幾乎總是起於社群媒體；錯假資訊滿天飛；刻毒和憤怒的貼文傳得飛快，不僅激化政治對立，也四處散播謠言（指控拜登陣營作票的「停止竊國」運動和疫苗錯假訊息，都是如此），有時甚至在現實世界中造成暴力事件，例如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遭受攻擊。正如許多世代趨勢都能追溯到科技，許多分裂我們的導火線也能追溯到社群媒體。也許社群媒體不是唯一的原因，但無疑是關鍵因素。

到目前為止，網路大致來說沒有受到嚴格限制，社群媒體受到的規範更少。由於按照聯邦《通訊端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條，不可因為用戶貼文不當而提告內容供應商（如Meta），以致有心規範網路平台的人往往無從施力。不過，我們或許可以用「平台設計不良」提告社群媒體公司，或是用別的方式說服他們改弦易轍，讓社會變得更好。

規範社群媒體以存其優點、去其缺陷，是2020年代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我們正面臨以下挑戰：

有的社群媒體做過實驗，在用戶發文羞辱或攻擊別人之前傳訊請他們三思。這種作法或許能減少部分負面行為，但無法遏止憤怒貼文快速傳播。後者問題更大，社群媒體公司或許必須修改演算法，才能讓負面貼文不那麼顯眼（例如不讓這類貼文出現在用戶河道頂端）。影片平台如YouTube也必須改變推薦內容，讓用戶不致像現在這樣愈看愈極端。不過，因為網路商業模式都是點閱愈多、利潤愈高，社群媒體和影片平台應該不會自願這樣做。 另一種打擊負面內容的辦法，是要求用戶在建立社群媒體帳號時驗證身分，或是在朋友／追蹤者達到一定人數時（亦即用戶更有影響力時）驗證身分。驗證身分可以防止匿名發文，應能減少網路言論的攻擊性，因為這樣一來，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發言負責。現在太多人因為在網路上可以匿名，動不動就說出絕不會當面對別人講的話。折衷辦法是容許使用假名，但仍須證明身分，以便在言論過激時（例如暴力威脅）可以究責。

網路錯假資訊對民主有害，但因為有利可圖，一直防不勝防。錯假資訊難以規範還有另一個原因：是非對錯有時會隨時間改變。新冠疫情期間的口罩建議是活生生的例子，聯邦政府一開始反對戴口罩，後來鼓勵戴任何一種口罩，再後來因為布口罩對Omicron變種效果不佳，又建議不要戴布口罩。

儘管判定何為錯假資訊是一大挑戰，加以消除又是一道難關，但若能找出規範之道，對治社群媒體上最惡劣的那些錯假資訊和陰謀論，將大大有助於將國家拉回正軌。

依照1998年《兒童網路隱私保護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COPPA）的規定，未滿13歲的兒童不可使用社群媒體。然而年齡規定很少切實執行，小孩子只要謊報生日或勾選「我已滿13歲」，就能登入申請帳號，從頭到尾都不需要繳交證明。 2021年，8到12歲的兒童有將近4成使用過社群媒體，許多沒有事先獲得家長許可。社群媒體公司也欠缺嚴格執行規定的動機，因為用戶愈多愈賺錢，從顧客年幼時就擄獲他們更是典型的行銷策略。《華爾街日報》證實Facebook內部有一份報告，裡頭是引誘小孩子一起玩時跑去上網的各種辦法。這顯然是要求規範的好機會，我們應該要求使用社群媒體必須提交年齡證明，至少應該取得家長許可。

目前的年齡限制或許過低。13歲沒什麼特別，以13歲為門檻並不是依據心理或兒童發展標準。相反地，許多人說國中是最尷尬、也最多霸凌的年紀，實在不必讓社群媒體在這種時候加進來添亂。另一方面，使用社群媒體固然和憂鬱有關，可是對年紀較小的青少年又比對年紀較大的青少年嚴重。自2012年起，自傷和自殺增加最多的是10到14歲年齡層。這些證據在在指出：我們應該把社群媒體最低使用年齡提高到16歲、甚至18歲，等青少年更成熟、也更能應付社群媒體的壓力之後，再讓他們使用。畢竟社群媒體平台是設計給成年人、而非青少年的。

也許還有別的方法能讓社群媒體對未成年人更安全，例如限制17歲以下用戶白天的使用時間，或是限制18歲以下用戶晚上的使用時間，以免妨礙睡眠。青少年或許偶爾需要半夜用手機，但我們很難想像，他們為什麼需要在晚上11點到清晨5點之間上社群媒體？社群媒體需要規範，這或許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少數能夠達成的共識。我們民主體制的健全和孩子們的身心健康，或許端賴於此。

《跨世代報告：從出生率到工作、政治、經濟、科技、心理健康，世代差異如何影響百年來的人類軌跡？》，珍．特溫格（Jean M. Twenge），朱怡康譯，大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