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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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愈趨對立的年代,分辨哪些世代差異是事實、哪些是迷思或偏見,比過去更加重要,因為世代差異的影響無遠弗屆,小至個人的家庭關係、職場生態、心理健康,大至一國的公共論述、政治現象、經濟政策,都無法擺脫世代因素。
研究世代差異是為了理解,而非批評。《跨世代報告:從出生率到工作、政治、經濟、科技、心理健康,世代差異如何影響百年來的人類軌跡?》作者珍.特溫格(Jean M. Twenge)研究世代差異已超過25年,她把美國當今人口大致劃分為6個世代──沉默世代、嬰兒潮世代、X世代、千禧世代、Z世代、兩極世代──藉由時間跨度近100年、樣本數高達3,900萬人的大型綜合統計分析,揭露6個世代的價值觀、集體心理狀態、共同面對的機會與困境,以及他們對未來的抉擇,進而預測出新世代的人類即將面對哪些發展與挑戰。
本文為《跨世代報告》部分章節書摘,經大家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由於美國陷入嚴重政治對立,選舉以些微差距決定勝負的情況愈來愈常見。因此,不論對選戰、政黨、民調專家、記者或關心政治的公民來說,了解選民特質變得愈來愈重要,而世代特質是這張拼圖的關鍵部分。另一方面,許多美國人憂心民主的未來,民主的許多挑戰也因世代和文化趨勢而起。
影響政治立場更深的究竟是年齡(你年紀多大),還是世代(你什麼時候出生),一直是政治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有人說人的年紀愈大就愈保守,俗話說:「25歲不是自由派,你沒心肝;35歲不是保守派,你沒腦袋。」也有人說政治觀點和你什麼時候出生更有關係,政治信念隨每個世代的人生經驗而易。
如果政治立場主要受年齡影響,選民的行為很容易預測:年紀愈大愈傾向保守派。雖然這種現象的確存在,但我們在前幾章已經看到:世代在形塑政治立場上也具有關鍵作用,有的世代不論什麼年齡都比較傾向民主黨,有的世代不論什麼年齡都比較傾向共和黨。
- 沉默世代(Silents):1925~1945年生 2021年人數1,970萬,占2021年美國總人口6%。美國史上幾個重大變遷正是沉默世代引進的,例如金恩博士、金斯伯格大法官;拜登即為沉默世代第一位當上美國總統的人。
- 嬰兒潮世代(Boomers):1946~1964年生 2021年人數7,020萬,占2021年美國總人口21.1%。嬰兒潮讓美國增加了7,600萬個寶寶,他們無論在哪個人生階段,都主導了美國文化,更首度擁抱了「個人主義」。柯林頓、小布希、川普都出生在1946年,歐巴馬則是1961年。
- X世代(Generation X):1965~1979年生 2021年人數6,140萬,占2021年美國總人口18.5%。X世代身處科技(類比、數位皆可通)、個人主義、人生減速策略等各種影響的中心。憤世嫉俗,懷疑權威,種族意識覺醒,生育開始和婚姻脫鉤。
- 千禧世代(Millennials):1980~1994年生,別名Y世代 2021年人數6,790萬,占2021年美國總人口20.5%。在充滿樂觀精神的年代成長,被灌輸自信,對自己的期許也很高。開始延後或避免成為父母。
- Z世代(Generation Z):1995~2012年生,別名i世代 2021年人數7,590萬,占2021年美國總人口23%。智慧型手機和社群媒體的普及讓Z世代更常上網互動,較少在現實世界面對面溝通。是記得COVID-19疫情、BLM運動之前世界是何模樣的最後一個年齡層,也是美國有史以來種族、族群最多元的世代。經常使用性別流動和心理焦慮的詞彙。
- 兩極世代(Polars):2013~2029年生,別名Alpha世代 2020年人數3,140萬,占美國總人口9.5%(未定)。兩極世代之名來自兩個面向:首先是政治極化,美國自2020年代便陷入對立,疫情期間更愈陷愈深;其次是南北兩極冰冠融化,成為全球暖化的象徵。兩極世代恐怕大部分人生都擺脫不了這兩個問題。
最近有政治學家和統計學家攜手合作,一起分析世代之間政治觀點的差異,結果發現:一個人14到24 歲時在任的總統受不受支持,會強烈影響他們一生的政治傾向。過了人格養成階段之後,政治傾向便相對穩定。換言之,從一個世代青少年期到青年期在任總統的支持率,就可以預測這一代人未來的政治傾向。總統支持率高,這一代人就更傾向其所屬政黨,支持率低則反之。舉例來說,因為雷根(Ronald Reagan)兩任任期支持率高,成長在1980年代的X世代不僅當時較傾向共和黨,此後也一直更傾向共和黨。
從這個角度來看,年紀較輕的千禧世代和年紀較長的Z世代,將來可能發展出什麼樣的投票模式呢?由於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支持率低,2016到2020年成年的選民(也就是1990年代初到2000年代初出生的美國人)應該會傾向民主黨。已有初步跡象顯示確實如此:從2018到2019年,大學新生自述為極左派或自由派的比例暴增10%。
這為往後10年的世代政治衝突設下了基本框架,一邊是偏向保守派的嬰兒潮世代和X世代,另一邊是2005年後成年、較支持民主黨的Z世代和千禧世代。為什麼以2005年為界?因為共和黨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的支持率從那年開始下降,民主黨歐巴馬(Barack Obama)的支持率相對較高,共和黨川普的支持率則是有紀錄以來最低的之一。到2020年代中為止,1985年以前和1985以後出生者的政治分歧將更加擴大,主因不是年齡,而是世代差異。千禧世代和Z世代即使年過40,還是會比X世代同齡時更傾向民主黨。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年輕世代的種族、族裔更多元,可以想見他們會更傾向民主黨,因此,美國人口支持民主黨的比例應該會逐年提高(雖然這項分析因為中立選民增加而更形複雜,但大多數的中立選民還是會傾向其中一黨。此外,拜登的低支持率可能也會逐漸發酵,讓較晚出生的Z世代傾向排斥民主黨)。
不過,這些趨勢能否將更多民主黨人送進政府,仍取決於其他因素,例如投票率和不公平的選區劃分。Z世代到目前為止投票率相當高,的確有可能掀起民主黨浪潮。但隨著X世代邁入傳統上位居要津、高投票率的年齡,共和黨很可能繼續掌權10年左右。這種趨勢加上共和黨在選舉人團和參議院的先天優勢,很可能將更多共和黨和保守派推上領導者的位子。然而在此同時,多數人口卻是民主黨和自由派,這不僅為更多街頭抗議和示威活動埋下伏筆,也讓政治領袖和廣大民眾之間更加脫節。
這種情況不免讓人隱隱感到1960年代將捲土重來:社會再次分成「保守派老人」和「自由派年輕人」兩個陣營,彼此各說各話,陷入對立。然而,Z世代的世界觀和1960年代嬰兒潮世代的自由主義並不一樣。雖然兩個世代的確有類似之處(例如Z世代年輕人對政治、抗議、改變制度同樣熱情,也和嬰兒潮世代一樣樂於助人,不像X世代和千禧世代那樣獨善其身),可是對嬰兒潮世代和X世代來說,Z世代的行為似乎過於保守──喝過酒的不多、有過性經驗的不多,和父母同住的時間倒是更長。不過,認為工作穩定和賺大錢很重要的Z世代也不少,比例甚至高過X世代。
為信念而戰的同時,Z世代仍然高度重視安全和追求意義。因此,他們在政治上更關注安全議題和經濟政策,前者如槍枝管制和氣候變遷,後者如減免大學學貸或建立由政府出資的醫療保險。Z世代也關注種族、種族平權及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權利。經過2020年抗議潮和疫情的磨練,這群年輕人可能很快就會推動政治變革,試圖改變美國。
如果變革出自左派陣營,非常可能是由女性領導。在自由派,未來是女性的;在保守派,未來是男性的。雖然女性一向比男性更偏向自由派和民主黨,但雙方的分歧近年來更加擴大(見下表)。如果這種趨勢在Z世代年長後依然不變,民主黨的議程將逐漸受女性影響,共和黨的議程將逐漸受男性影響。由於兩性在價值觀、溝通方式、立法優先性上原本就有差異,這些趨勢可能為兩黨之間帶來更多誤解和分歧。
想哈一管或當同志嗎?共和黨年輕人覺得不賴。
不算太久以前,共和黨保守派不但反對大麻合法化,更嚴厲譴責同性婚姻。但現在,共和黨許多人已改變想法,年輕人尤其如此。這種觀念將形塑共和黨未來的樣貌,也可能讓這些議題逐漸失去優先性。近年來,共和黨Z世代多數支持跨性別者從軍、同志友善、大麻合法化,也支持要求公司提供12週有薪產假。在2010年代大多數時間,大家根本難以想像共和黨會多數支持大麻合法化,或是跨性別者從軍,即使對共和黨年輕人也不抱這樣的期待。但這些年輕人現在確實如此,對許多社會議題的態度開放得驚人。
共和黨和民主黨年輕人分歧最大的社會議題是種族。事實上,對於黑人是否面臨龐大歧視的問題,同意的民主黨年輕白人還略多於兩大黨的年輕黑人。相較之下,共和黨年輕白人有6成反對這種說法,贊同的是少數。反過來看,對於白人是否面臨龐大歧視的問題,同意的共和黨年輕白人是民主黨年輕白人的3倍,共和黨年輕白人有3成,民主黨年輕白人只有1成。
這種看法也反映在雙方偏好的媒體:偏右的新聞來源常說種族問題不重要或不應放大檢視,種族主義不是大問題;偏左的新聞來源則說種族問題非常重要,種族歧視已隨系統性的種族主義滲入美國社會。在2015年以後,圍繞種族問題的見解已更加分歧。這種分歧將形塑兩黨的未來,民主黨持續以種族為焦點,而共和黨則想把焦點轉移到其他地方。
共和黨年輕人對政府干預的部分立場和保守派一致(例如反對大部分槍枝管制立法),這不足為奇。比較讓人意外的是,共和黨年輕人也支持某些大型政府計畫,例如減免公立大學學貸、投資綠色科技協助環保等等。同樣令人吃驚的是,雖然政府單一支付醫療保險通常被視為民主黨、甚至社會主義者的政見,但支持的共和黨年輕人竟然高達4成。這或許代表政黨傾向對Z世代來說更像是個人認同,而不是全面擁抱該政黨的特定理念。
整體而言,和前幾個世代的共和黨支持者相比,現在的共和黨年輕人認為政府應該扮演更大的角色。對於「我贊成政府擴大,提供更多服務」這句陳述,千禧世代和Z世代的共和黨有超過4成同意,比嬰兒潮世代和沉默世代的共和黨高出許多。對一個推崇雷根的政黨來說,這樣的結果令人咋舌。雷根曾說:「英文裡最恐怖的9個字是:『我是政府派來幫忙的(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在雷根時代,共和黨一心刪減政府計畫,現在卻有不少共和黨年輕人認為這不是好主意。雖然尚未過半,但已人數可觀。
民主黨絕大多數支持大政府,而且在不同世代中的差異不大。至於中立選民,千禧世代和Z世代都比前幾個世代更支持大政府。由於共和黨和中立選民的年輕世代都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服務,將來可能政府擴大,稅率提高。
隨著愈來愈多千禧世代和Z世代獲得投票權和投入選舉,共和黨的立場會漸漸變得和過去不一樣。雖然他們應該會繼續反對墮胎和槍枝管制,可是在其他社會議題上會變得更為進步,也可能在政府角色上和民主黨取得共識,同意政府應該在某些領域承擔更多責任,例如環保、大學學貸、醫療保險等等。
政治逐漸極化,兩黨在國會陷入僵局。爭議愈來愈多,手段日益粗暴。以前需要為這些事操心的主要是政治人物,現在連一般民眾都為此爭得水火不容。
數據顯示這種現象短期內不會改變。即使是最年輕的選民,理念不同的人不只在社會上不相往來,在地理上也各據一方。舉例來說,都市與鄉村居民的政治理念漸行漸遠。住在小鎮或大城一度對政治意識型態的關係影響不大,可是從2010年開始,雙方的分歧愈來愈大。共和黨過去是鄉紳的政黨,現在變成鄉村的政黨。
因此,住在東西岸大城、被大學畢業生圍繞的人,可以合理假設認識的人大多是民主黨自由派;住在內陸鄉村地區、身邊沒幾個大學畢業生的人,也可以合理假設認識的人大多是共和黨保守派。這是許多大企業變得更願意政治表態的原因之一:這些公司的主管往往有大學學位,總部通常位於大都市,幾乎所有員工的立場都是一樣的。他們未必了解的是有多少顧客另有主張。
政治理念不同的人不但在空間上分開,資訊來源也不一樣,保守派和共和黨偏好福斯新聞台(Fox News),自由派和民主黨信任MSNBC。當社群媒體成為新聞與資訊主要來源時,情況就更為嚴重。如今不同的政治陣營不但各執一詞,也各擁真相,對新冠疫情、對疫苗、對誰贏了2020年總統選舉,莫不如此。
疫苗或許是態度和行為快速政治化最清楚的例子。以前反疫苗者多半是自由派、吃有機食物的嬉皮,可是在共和黨普遍懷疑疫情之後,新冠疫苗也連帶成為箭靶。到2021年末,是否接種新冠疫苗已然成為推測政黨傾向的最佳指標,準確度超過種族、性別、居住地、教育或其他人口統計變數。到2021年11月,共和黨成人沒接種疫苗的比例是民主黨的3倍。不僅如此,到2021年底,共和黨對新冠疫苗的疑慮顯然擴大到其他疫苗,連接種流感疫苗的意願都大幅下降。這無疑是新的現象:至少到2020年2月為止,共和黨和民主黨接種流感疫苗的比例仍大致相等,但僅僅21個月後,兩黨接種疫苗的比例已出現落差。
新冠疫情開始時,部分專家相信:為了對抗病毒這個共同敵人,美國會團結一致。沒想到實際發展恰恰相反,疫情進一步加速已經出現的政治極化趨勢。這種發展部分是因為流行病的性質:人人都是病毒的潛在宿主,彼此之間常有利益衝突。例如餐廳老闆希望如常做生意,醫護人員希望嚴加管制,以免病人過多影響醫療量能;家長希望子女去學校上學,老師不想增加染疫風險。雖然國家漸漸從疫情中恢復,但還有別的議題讓民主黨和共和黨勢同水火。能不能回到左右兩派對基本事實尚有共識的年代,依然有待觀察。
此外,還有另一個問題:民眾普遍對政府官員不滿。川普在總統任內的支持率是有紀錄以來的倒數前幾名。拜登到2022年也不遑多讓,支持率幾乎一樣低。這代表我們已經進入新的時代,對總統的不滿意度居高不下,不分黨派都是如此。民眾不只對總統不滿,對整個政府也日益不滿。從2000年代末金融海嘯之後,不滿意度開始高過滿意度,即使在經濟改善之後仍未恢復。憤世嫉俗和不信任政府的趨勢從X世代開始,現在擴大到大多數成人,疫情爆發後又進一步惡化。
於是,在2020年代的美國,不但大多數成人對政府高度不滿,Z世代對美國及其歷史又持負面觀感。這種環境可能造成更多政治騷動,讓美國陷入動盪。從這些趨勢來看,憂心美國民主岌岌可危並非杞人憂天。
2021年10月,參議院聽證會難得出現近年已十分罕見的場面:跨黨派合作。
這場聽證會由參議員瑪莎.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共和黨,田納西州)和理查.布魯門塔(Richard Blumenthal,民主黨,康乃狄克州)召開,目的是聽取Facebook數據工程師法蘭希絲.郝根(Frances Haugen)的證言。在此之前,郝根已向《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爆料大量文件,作證表示Facebook經常把獲益放在安全之上。郝根說,Facebook在2020年總統選舉後對錯假資訊的內容放寬審查,可能為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大廈攻擊事件推波助瀾。郝根也提到,因為負面情緒能讓人在Facebook上流連更久,讓公司能投放更多廣告和收集、販售更多用戶個資,因此Facebook不啻於藉憤怒和負面情緒謀利。郝根作證時說:
「人就是喜歡能引起情緒反應的事,怒火愈旺,互動和消費也愈多。」
社群媒體不只埋下政治對立而已。就像我們在Z世代章中看到的,社群媒體和青少年憂鬱增加也有關係。連Facebook自己的研究都證明Instagram對青少女有負面影響。舉例來說,青少女有三分之一表示Instagram讓她們產生身體意象問題,將自身世代的高憂鬱率歸咎於社群媒體的也所在多有。
我們在書中不斷看到數位科技是雙面刃。用X世代的方式來說:讓智慧型手機時代如此美好的是科技,讓智慧型手機時代如此糟糕的也是科技;網路最棒的地方是讓我們可以取得無限資訊,最差的地方也是讓我們可以取得無限資訊。
由於對不公不義的義憤特別容易在網路上蔓延,不少人以為許多問題無法解決、美國社會徹底不公,年輕世代尤其如此。舉例來說,儘管沒有證據,但許多人深信年輕世代「薪資停滯」(見〈千禧世代〉一章);雖然獲頒大學學位的女性比男性多,還是有人認為女性在尋求大學教育時會面臨性別歧視(見〈Z世代〉一章)。
2022年,社會心理學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撰文,將社群媒體上的極化和憤怒追溯到2010年代初,亦即Facebook和Twitter(現為X)引入「讚」、「分享」、「轉推」按鈕之時。由於引發怒火的貼文最常被分享(如果針對的是同溫層外的人,更是如此),社群媒體變得充滿敵意。社群媒體的本意是拉近彼此的距離,結果卻製造出更多隔閡。為Twitter開發「轉推」按鈕的魏瑟瑞爾(Chris Wetherell)後來說,看到Twitter暴民屢屢發動網路霸凌,他實在後悔開發這個按鈕,「我們像是把裝滿子彈的武器交給4歲小孩」。
不論是憂鬱、取消文化、錯假資訊、政治極化,或是對民主的威脅,現在許多不健康的現象背後,很可能都有這些負面情緒和憤怒煽風點火。年輕人在社群媒體上和別人比較,弄得自己意氣消沉;有人不斷滑手機看負面新聞,讓心情愈來愈低落;取消的要求幾乎總是起於社群媒體;錯假資訊滿天飛;刻毒和憤怒的貼文傳得飛快,不僅激化政治對立,也四處散播謠言(指控拜登陣營作票的「停止竊國」運動和疫苗錯假訊息,都是如此),有時甚至在現實世界中造成暴力事件,例如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遭受攻擊。正如許多世代趨勢都能追溯到科技,許多分裂我們的導火線也能追溯到社群媒體。也許社群媒體不是唯一的原因,但無疑是關鍵因素。
到目前為止,網路大致來說沒有受到嚴格限制,社群媒體受到的規範更少。由於按照聯邦《通訊端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條,不可因為用戶貼文不當而提告內容供應商(如Meta),以致有心規範網路平台的人往往無從施力。不過,我們或許可以用「平台設計不良」提告社群媒體公司,或是用別的方式說服他們改弦易轍,讓社會變得更好。
規範社群媒體以存其優點、去其缺陷,是2020年代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我們正面臨以下挑戰:
有的社群媒體做過實驗,在用戶發文羞辱或攻擊別人之前傳訊請他們三思。這種作法或許能減少部分負面行為,但無法遏止憤怒貼文快速傳播。後者問題更大,社群媒體公司或許必須修改演算法,才能讓負面貼文不那麼顯眼(例如不讓這類貼文出現在用戶河道頂端)。影片平台如YouTube也必須改變推薦內容,讓用戶不致像現在這樣愈看愈極端。不過,因為網路商業模式都是點閱愈多、利潤愈高,社群媒體和影片平台應該不會自願這樣做。 另一種打擊負面內容的辦法,是要求用戶在建立社群媒體帳號時驗證身分,或是在朋友/追蹤者達到一定人數時(亦即用戶更有影響力時)驗證身分。驗證身分可以防止匿名發文,應能減少網路言論的攻擊性,因為這樣一來,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發言負責。現在太多人因為在網路上可以匿名,動不動就說出絕不會當面對別人講的話。折衷辦法是容許使用假名,但仍須證明身分,以便在言論過激時(例如暴力威脅)可以究責。
網路錯假資訊對民主有害,但因為有利可圖,一直防不勝防。錯假資訊難以規範還有另一個原因:是非對錯有時會隨時間改變。新冠疫情期間的口罩建議是活生生的例子,聯邦政府一開始反對戴口罩,後來鼓勵戴任何一種口罩,再後來因為布口罩對Omicron變種效果不佳,又建議不要戴布口罩。
儘管判定何為錯假資訊是一大挑戰,加以消除又是一道難關,但若能找出規範之道,對治社群媒體上最惡劣的那些錯假資訊和陰謀論,將大大有助於將國家拉回正軌。
依照1998年《兒童網路隱私保護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COPPA)的規定,未滿13歲的兒童不可使用社群媒體。然而年齡規定很少切實執行,小孩子只要謊報生日或勾選「我已滿13歲」,就能登入申請帳號,從頭到尾都不需要繳交證明。 2021年,8到12歲的兒童有將近4成使用過社群媒體,許多沒有事先獲得家長許可。社群媒體公司也欠缺嚴格執行規定的動機,因為用戶愈多愈賺錢,從顧客年幼時就擄獲他們更是典型的行銷策略。《華爾街日報》證實Facebook內部有一份報告,裡頭是引誘小孩子一起玩時跑去上網的各種辦法。這顯然是要求規範的好機會,我們應該要求使用社群媒體必須提交年齡證明,至少應該取得家長許可。
目前的年齡限制或許過低。13歲沒什麼特別,以13歲為門檻並不是依據心理或兒童發展標準。相反地,許多人說國中是最尷尬、也最多霸凌的年紀,實在不必讓社群媒體在這種時候加進來添亂。另一方面,使用社群媒體固然和憂鬱有關,可是對年紀較小的青少年又比對年紀較大的青少年嚴重。自2012年起,自傷和自殺增加最多的是10到14歲年齡層。這些證據在在指出:我們應該把社群媒體最低使用年齡提高到16歲、甚至18歲,等青少年更成熟、也更能應付社群媒體的壓力之後,再讓他們使用。畢竟社群媒體平台是設計給成年人、而非青少年的。
也許還有別的方法能讓社群媒體對未成年人更安全,例如限制17歲以下用戶白天的使用時間,或是限制18歲以下用戶晚上的使用時間,以免妨礙睡眠。青少年或許偶爾需要半夜用手機,但我們很難想像,他們為什麼需要在晚上11點到清晨5點之間上社群媒體?社群媒體需要規範,這或許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少數能夠達成的共識。我們民主體制的健全和孩子們的身心健康,或許端賴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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