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的是一種文化轉變嗎？或者大學生一直以來都是這樣？長期以來的研究顯示，情況確實發生了變化：i 世代比較有可能支持限制言論。

受訪者回答限制言論方面的題目時，心裡想的可能是公然說出的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因憤怒或輕蔑而說出口的種族仇恨字眼，或者說「（某族群的）所有人都（有某種負面特質）」這樣的話。奧克拉荷馬大學有兩名兄弟會的白人學生遭到側錄舉發，指他們帶領眾人唱歌嘲弄黑人，內容包括用「N 開頭的字」稱呼別人，說他們永遠進不了兄弟會，以及「把他們吊在樹上」這樣的歌詞。兩名學生隨即遭到開除，兄弟會也被迫關閉。該起事件點燃了關於《憲法》第一修正案適法界線的激烈爭論。有法律學者認為，這條《憲法》修正案連邪惡、帶有仇恨的言論都保障到了。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勃茲（John Roberts）在另一樁《憲法》第一修正案相關案件的主要意見書中則寫下這麼一段話：

「言論具有強大的力量，可以激發人們採取行動，使人因為喜悅或悲傷而落淚，以及⋯⋯引發強烈的痛苦。根據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我們無法透過懲罰發表言論的人來應對這樣的痛苦。作為一個國家，我們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保障針對公共議題而發的言論，即使具傷害性的也包含在內，以確保不致扼殺公開辯論。」

這就是寬容的陰暗面。寬容的初衷是出於善意接納所有人，不冒犯任何人，演變到後來卻變成這不容許深入探討議題（最輕微的情況），因為一句話冒犯到人就賠上工作（最糟糕的情況），而且一切另類觀點都沒有發聲的空間。

政府方針的轉變，可能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2013年，美國司法部和教育部擴大性騷擾的定義，由「可能令『理智之人』感覺受到冒犯」的言論，擴展為單純「不受歡迎」的言論。美國的大學針對種族、宗教、性別等方面言論的判斷標準，所套用的是上述「不受歡迎」的定義。他們不願意支持《憲法》第一修正案，以避免一絲一毫可能被告上聯邦法院的風險。葛瑞格．路加諾夫（Greg Lukianoff）和強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大西洋雜誌》發表了一篇探討這些議題的文章，引起廣泛討論。文章中指出：「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主觀感受來決定教授或同學說的話是否不受歡迎，進而成為主張遭到騷擾的根據。情緒推理（emotional reasoning）如今已經成為可以接受的證據。」

如果受邀來校演講的人會講出學生不同意的言論，學生現在會希望該講者根本不要來。美國大一新生調查顯示，學生支持拒絕邀請偏激講者的比率，在2015年達到史上最高。史密斯學院的學生提出要求，希望校方取消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莉絲蒂娜． 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來校演講。羅格斯大學有學生發動抗議推動請前國務卿康朵麗莎．萊斯（Condoleezza Rice）取消校內演講。布蘭戴斯大學的學生封殺了女權運動領袖、堅定批評伊斯蘭教的阿亞安．希爾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一個捍衛言論自由的非營利組織發現，學校取消邀請的案例自2000年以來增加了4倍，從相當罕見變成相對普遍。2016年，美國個人教育權利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記錄了43起取消邀請的案例，數量創下歷史新高。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也針對取消邀請的議題發表過意見。他表示： 「我認為積極參與、質疑權威、問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針對社會正義提出很難回答的問題，對年輕人來說很有益處⋯⋯不同意某個人的意見沒關係，但不要嘗試讓對方閉嘴⋯⋯我不希望看到的情況，就是合理、謙恭地提出來的特定觀點遭到封鎖。」換句話說，抗議可以，但也要讓對方講話。

政治科學家阿普里爾．凱利—沃斯納（April Kelly-Woessner）發現，倡導社會正義的人士對言論自由的抗拒，在世代發展上屬於全新的現象：40歲以上的人認為社會正義和言論自由無關，但40歲以下人士如果支持社會正義，就比較不支持言論自由。201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有35%的大學生認為《憲法》第一修正案沒有保護「仇恨言論」（但其實有），另外有30%的（自由派）學生認為《憲法》第一修正案已經「過時」。這項調查結果呼應了 i 世代對安全的重視（本書第六章所探討的內容）──安全的概念延伸到情緒層面，以及相信言語也是一種暴力。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法學教授霍華德．吉爾曼（Howard Gillman） 和歐文．切默林斯基（Erwin Chemerinsky），開了一個大一學生的專題班，授課主題是言論自由。面對學生屢屢支持限制《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自由，他們感到非常震驚。他們意識到這就是世代轉變：學生親眼目睹仇恨言論造成的傷害，卻不知道言論審查和懲罰異議言論也會帶來危害。兩位教授強調，限制自己不喜歡的言論，很容易使自己喜歡的言論也連帶受到限制。他們投書《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指出，等到政府官員擁有規範言論的權力，「權力會無可避免地遭到濫用⋯⋯在美國歷史的各個階段，政府官員都曾審查、懲罰那些他們不喜歡的言論：廢奴主義者、勞工激進主義者、宗教少數派、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文化評論家、同性戀者⋯⋯我們的學生開始意識到， 如果不進行大規模的審查，就無法在校園裡建立『安全空間』，讓他們避開侵犯到自己的言論，這樣卻可能產生另一種形式的侵犯。」

限制言論的文化還製造了另一個受害者：幽默感。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等喜劇演員表示他們不會再去大學校園表演，因為太容易惹火學生了。凱特琳．弗拉納根（Caitlin Flanagan）在《大西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探討校園喜劇表演的文章，文章的結論指出，大學生偏好「100% 無風險的喜劇，不會觸動敏感神經、不會引發不安，讓學生連輕微困擾都感受不到的喜劇⋯⋯徹底消去帶刺、具攻擊性的橋段」。在一場喜劇演員爭取校園演出機會的大型試鏡會上，校方代表不願邀請某位以「我有一個厚臉皮黑人朋友」的段子廣受歡迎的同性戀喜劇演員，原因是他「使刻板印象永存」。西密西根大學學生活動委員會會長柯特尼．班奈特（Courtney Bennett）說：「我們不願意贊助可能冒犯到任何人的活動。」由此可見，寬容的概念在校園裡有兩個面向：從正向角度來看，寬容是善良的包容性；從負面角度來看，任何被認定語帶冒犯的人，即使遭到誤解或只是在開玩笑，都要承受即時、無情的批判。

這些觀點究竟是不是少數激進的人才有？我很好奇。為了找出答案，我和我指導的研究生在2016年4月展開調查，以聖地牙哥州立大學修習心理學概論的200名學生為對象，針對相關主題提出各式各樣的詢問。雖然只調查了聖地牙哥州立大學一所學校，但這個學校的學生組成相當多元，與經常成為「安全空間」事件主角的常春藤聯盟學校相比，更能代表一般大學生的樣態。

結果令人相當震驚：有四分之三的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學生支持建立「安全空間」，供不同意講者言論的學生使用，也有四分之三的學生認為課程讀物如果提及性侵害，應該要求教授加入敏感警告。

這些學生的觀點讓我們得以一窺「言論」近年來在大學校園引發熱議的原因。受訪的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學生有近一半（48%）同意「白人說『N開頭的字』（種族仇恨字眼）一定會引起反感，即使只是在探討歷史上的歧視時用來舉例，而非用來侮辱特定人士」。52%的學生同意「如果不是黑人，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說『N開頭的字』」。

說錯話的後果可能相當嚴重。受訪學生同意「教職員只要某一次上課時說出『種族層面上未顧及聽者感受』的言論，就應該被免職」的比率，超過了四分之一（28%）。（我們故意模糊了題目的措詞，卻只是讓調查結果更加令人心驚。「種族層面上未顧及聽者感受」是什麼意思，每個人的想法可能都不一樣。）四分之一這樣的比率已經過了關鍵的連署門檻，想要向校方行政局處檢舉某位教職員簡直綽綽有餘。檢舉的頻率如今也愈來愈高了。受訪學生對同學的態度則稍微寬大一點，同意「學生只要某一次上課時說出『種族層面上未顧及聽者感受』的言論，就應該被開除」的比率是16%。

讓我最驚訝的是：有38%的受訪學生認為「教職員不應該在課堂上討論種族的平均差異（例如態度、特質、智商等）」。這會造成非常大的問題，因為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公共政策、政治科學、社會工作，以及許多學科都經常介紹種族差異方面的研究。這群在全體之中僅是少數，但有一定規模的學生，認為不應該討論種族方面的科學研究，這非常令人震驚，因為他們修的心理學概論，內容一定會包含科學方法和族群差異。如果有那麼多學生質疑種族差異方面的教材，也就難怪現在有很多教師都不敢教種族相關的主題，也因此成功禁絕了理論上可能促進理解的交流──亦即種族、文化差異各方面的任何討論。

我問達內爾對於在課堂上介紹種族差異的教材有什麼想法，這名20歲的喬治亞大學學生說：「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學生不喜歡，所以我認為最好不要這樣做。反正離得遠遠的就好了。」也有學生不同意這樣的課程安排。讀同一所大學的詹姆斯說：「檢測不同的種族群體，驗證你學到的種種假說，不見得是壞事。如果動不動就被這種事情冒犯到，你就學不到東西了，也會沒辦法保持開放的心態、接近真相、獲得更多知識。」

再來看「微侵略」，這通常指無意間傷害有色人種的言詞。根據定義，侵略屬於故意行為，因此稱這種行為是「侵略」其實算用詞不當。但即便如此，許多貼上「微侵略」標籤的言談還是不堪入耳。網路傳媒 Buzzfeed 曾發布一個拍攝計畫的成果：照片中的學生來自紐約的福坦莫大學，他們舉著告示牌，上面寫著針對他們的微侵略話語，其中包括「以黑皮膚的女生來說妳算漂亮」、「所以你們在日本都講什麼話？亞洲話？」、「所以你到底是什麼人？」、「不是，你到底哪裡人？」等等。（看到這些笨拙的社交辭令，我驚呆了──會講出這種話，恐怕是因為跟同儕親身相處的時間變少了。）顯然對有色人種來說，一再聽到這種不顧他人感受的問題，確實很不愉快，同時又備感壓力。LGBT人士也必須面對這種情況，以下這則 Twitter 貼文就是很好的例子：「收銀員：妳有男朋友嗎？我：我是同性戀。收銀員：喔！妳看起來不⋯⋯妳看起來挺好的！」

2014年，美國 MTV 音樂電視網針對14到24歲人士進行一項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色人種曾經受到微侵略的比率為45%，白人的比率則為25%。「讓我感到困擾的是，別人一些頻繁的小動作會讓我意識到自己不屬於這裡，而且在大家眼中我先是黑人，然後才是一般人。」威斯康辛大學的研究生普琳賽斯．歐賈古這麼寫道。「這些意識逐漸累積成無形的重擔⋯⋯透過這些不斷發生的小事，我確認了心中的恐懼：大家只把我當成漫畫裡會出現的人物，沒有把我當人看。」研究發現，遭遇過愈多微侵略的人，愈容易出現焦慮和憂鬱。（不過，焦慮和憂鬱程度較高的人，也比較有可能記得或感受到較多的微侵略。這種關聯也有可能是外部因素所造成。）

有些「微侵略」的言詞比較模稜兩可，往往會導致爭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布的「微侵略指南」中，列在第一項的微侵略句子是「你哪裡來的？」這應該是大學開學第一週最常有人問的問題，顯然不見得是微侵略。其他冠上「微侵略」之名的句子還包括「我認為最合格的人應該得到工作」、「在這個社會只要夠努力，人人都能成功」、「你在哪裡出生的？」等等。

以上這些話會令人反感嗎？答案恐怕見仁見智。現在的難題是，如果某人說他被冒犯了，有當事人的證詞已經足夠──他就是被冒犯了，即使對方並沒有那個意思。這就是 i 世代的過度敏感之所以人盡皆知的原因之一 ──他們把言語冒犯看得很嚴重，而且對於哪些字眼會讓人反感，幾乎沒有共識。有些亞裔美籍人士聽到「你哪裡來的？」這種問題就會覺得被冒犯，有些人則不會。一位南亞來的年輕男生寫道：「每週都有人問我：『你哪裡來的？』⋯⋯受害者文化告訴我，這是以種族歧視為基礎的微侵略，我應該要覺得反感才對。可是我沒有。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不一定清楚別人的出身背景。我沒有覺得他們歧視我，因為他們只是想知道我的出身背景而已。但受害者文化告訴我應該要這樣想。」

在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調查中，只有18%的學生同意「你哪裡來的？」這句話是微侵略。絕大多數受訪學生也認為「美國是機會之地」或「性別不影響我們雇用誰」不算是微侵略。不過有超過85%的受訪學生同意某些行為屬於微侵略，包括為了避開有色人種而跑到對面馬路、跟亞洲人說「你數學一定很好，可以幫我看看這題嗎？」或者說「我們只是女生欸」。只有13%的受訪者認為學生宿舍餐廳辦「墨西哥之夜」會令人反感，但有33%的人同意萬聖節戴大草帽、穿南美大斗篷會冒犯別人。由於看法莫衷一是，要判斷某句話會不會冒犯到大多數人並不容易──不過只要會冒犯到一個人，就已經夠麻煩了。

i 世代將會在一個因為族群認同議題而無所適從的時代中步入成人期。在美國 MTV 的調查中，有84%的受訪者表示，家庭教育曾經教導他們：無論是什麼種族，人人都應該受到平等對待。然而，只有37%的受訪者表示家裡談論過種族的話題，其中白人的比率更只有30%。曾有一段時間，種族議題既重要，同時也無關緊要；有人會談論，也有人避而不談。雖然 i 世代是「色盲」，但由於種族偏見仍然存在，他們的立場多少有些不切實際。

後來 i 世代上了大學，在大學中為了爭取平權而認真努力，卻因為太害怕冒犯到彼此，導致仍然不願談論種族議題。美國 MTV 的調查顯示，只有20%的受訪者表示自己能夠自在地與人談論偏見。調查中有48%的人認為，即使立意良善，讓別人的種族受到關注還是錯誤的行為。不過有73%的受訪者認為大眾應該以更開放的態度談論偏見，也有69%的受訪者希望有機會以開放、尊重、不帶批判的方式，來進行關於偏見的意見交流。i 世代根深蒂固的平權觀念，是美國促進種族關係的真正契機。絕大多數的 i 世代長大成人之後，心中並不會有過往時代那種毫不掩飾的偏見。不過因為偏見和生活經驗的影響，不同種族會有不同的經歷，這也導致許多有色人種學生在白人居多的大學裡往往會感到不自在。i 世代願意談論這些議題（至少他們自認為可以），但他們同時也覺得這種話題不能碰。這不能怪他們，畢竟文化氛圍就是如此──遇到相關話題不是沉默，就是交相指責。改變處處可能冒犯到人的文化，實屬當務之急。身處這種文化中的人們有必要重新思考，好為 i 世代和所有人找到最理想的出路。

i 世代空前的焦慮和憂鬱程度、遲遲不長大，以及對包容性的重視，融合成一種觀念，認為人需要不惜一切代價得到保護。如何在保護和言論自由之間取得平衡，未來仍會持續困惑著 i 世代和較年長的世代。

《i世代報告：更包容、沒有叛逆期，卻也更憂鬱不安，且遲遲無法長大的一代》，大家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