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正在訪問的美國哈佛大學，校方上個月25日宣佈將取消行之有年的「學舍長」（House Master）稱謂，改為「書院長」（faculty dean），本月4日法學院又決定廢除院徽，因為上面有象徵奴隸制度的標誌。

哈佛的「學舍」制度建立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仿效英國古老大學如牛津、劍橋始於中世紀的書院制度，亦即，教授與學生必須同住一楝宿舍，學期間一起在掛滿偉大學長畫像的食堂裡用餐、聊天，從而形成的一種獨特的學術文化與認同感之制度，《哈利波特》裡的魔法學院就是以此為靈感。

創立於1817年的法學院，目前的院徽與18世紀的蓄奴者羅亞爾（Isaac Royall）關係密切。他是哈佛重要的捐款人，設立了第一個法學教授，但也因為殘暴對待黑人而惡名昭彰。同樣在三十年代，哈佛法學院採用了現在的院徽，上方寫著拉丁文的「真理」（Veritas），但下方的三捆麥穗紋飾則是源自羅亞爾的家徽，象徵蓄奴。

哈佛大學法學院院徽，上方寫著拉丁文的「真理」（Veritas），下方的三捆麥穗紋飾源自羅亞爾的家徽，象徵蓄奴。

兩件事情當然不是偶發，而是哈佛學生進行了5個月的「打倒羅亞爾」（Royall Must Fall）抗議活動之結果，且類似的事件正在蔓延全美，目的在於撤銷所有存在大學裡面象徵種族歧視的各種政治符碼。

歷史比美國還長的哈佛大學，創立於1636年，其校名是為了紀念主要創校捐款人，畢業於劍橋大學的英國人約翰．哈佛（John Harvard），創立之初是個神學院，正如19世紀英國殖民者在世界各地所創辦的教會大學一樣，整個校史根本與殖民和傳教無法切割。

面對高舉平等價值，反對一切帶有殖民與奴隸制度意涵的圖案之抗議學生，哈佛校方一再重申，「學舍長」的英文稱謂源自於歐洲中世紀對於師長或學者的尊稱，不是學生口中所說指涉向奴隸的「主人」，但終究還是從善如流，不過，也仍然堅持不改「碩士學位」的英文「master degree」。至於法學院院徽，雖然校方也一度強調於今並非象徵支持蓄奴，但，法學院院長米勞（Martha Minow）還是成立了一個由師生與校友共同組成的委員會，最後以10比2的票數通過廢除議案，剛剛交付校董會做最後裁決。

事實上，此次哈佛學生的抗議活動乃全球新一波轉型正義浪潮的一環，而院長米勞本身就是研究轉型正義的知名學者。他1981年來到哈佛，出版於1999年的專書《介於復仇與原諒之間》（Between Vengeance and Forgiveness）是推動此一議題研究的重要著作。同年，他也參與了「科索沃問題獨立國際委員會」（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Kosovo）的調查工作，其共同結論為：北約對科索沃的干預雖然不合法，但正當——因為合乎普世人權與人道精神。

歐巴馬首次競選總統時亦曾公開表示，當年在法學院修了米勞的課是人生的轉捩點，隔年則以總統身份敦請他主持美國國會所成立的跨黨派「法律服務機構」（Legal Services Corporation），推動低收入戶的法律協助。

根據紐約大學教授泰鐸（Ruti Teitel）的分類，當代意義的轉型正義可分為三個階段：

據此，米勞教授的工作，無論國內或國際都關乎轉型正義。二戰之後，美國許多大學開始採取了對於黑人或其他少數族裔的優惠政策，即是對於歷史過往的一種補償。當然，至今種族歧視依舊存在，不但低收入戶依舊以黑人為主，近來也接二連三發生多起白人警察槍殺黑人嫌疑人的事件。

雖然泰鐸所界定的第一階段轉型正義主要發生在二戰後獨立的國家，但，殖民歷史的負面遺緒即使在美國這樣的老牌民主國家仍待解決。法服工作就此而言，是美國落實轉型正義的一環——既源自於殖民過往，也關乎民主深化。當然，她的學術著作與國際事務的參與，則是關於第三階段轉型正義。

無論如何，過去數個月針對法學院的「打倒羅亞爾」運動，旨在正視美國的歷史不義，並試圖藉由廢除大學裡關於殖民蓄奴者的一切符碼，來造就一個視覺上不存在種族歧視的社會。正如院長米勞致校董會的公開信所言，院徽應該代表的是法學院「現在」所追求的價值理念，而不是「過去」歷史的一部分。

是故，即使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如美國，依然有許多「微轉型正義」的工作，雖然不如獨立建國、制定新憲法那般的巨型轉型，讓受壓迫的民族獲得集體的自由，但卻是在憲法保障人權與法治之外，真真實實的細部社會工程。歧視的消弭是一部分，而廢除一切帶有歧視或歌頌壓迫者、獨裁者的符碼也是。

此時，有讀者一定開始反觀台灣的處境，甚至焦點直接放在教育部長吳思華曾擔任校長時所宣稱要打造成「東方哈佛」的國立政治大學。蔣介石的銅像依舊矗立於校園，而日前主任教官撕毀學生社團張貼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資料的事件還餘波盪漾。山寨對上本尊，似乎高下立判！

且慢。大西洋的彼岸，牛津大學的另一種作法也值得深思。前面提到，哈佛的「打倒羅亞爾」運動是「全球」新一波轉型正義浪潮。正如發起人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所說，抗議是為了響應去年4月南非開普敦大學撤除英裔南非礦業大亨羅德（Cecil Rhodes）雕像的行動。

19世紀的羅德深信殖民主義能帶給人類進步，且是英國的使命。他的採礦公司一度佔全球毛坯鑽石的40%產量，但這也是強取土地、剝削勞工的結果。因為相信大英帝國若與美國和德國共同治理世界，人類必然長治久安，所以他立下遺囑設置了「羅德獎學金」，開放給上述三個國度的學生申請，錄取者將到牛津大學重讀一次大學。此一全球首創留學獎學金計畫，百年來造就了無數的學者與政治、經濟領域的精英。前美國總統柯林頓，以及因為出版《正義：一場思辨之旅》而成為全美最著名教授的哈佛學者桑德爾（Michael Sandel），都是知名的「羅德人」。

然而，在南非的集體記憶之中羅德卻是一位帝國主義侵略者，一個血鑽石商人。南非政府過去因為成立了「真相暨和解委員會」，讓加害者接受調查並上法庭面對受害者（家屬），一方面藉由交代真相來換取特赦，一方面創造了雙方透過道歉與原諒而獲得和解的機會，因此長期被譽為「和解型」轉型正義的典範。不過，近來的民主深化工作轉向了去除國內各種關於殖民時期的政治符碼。

去年，就讀於牛津的南非學生也發起了一場推倒羅德雕像的運動。不過，曾任香港末任總督的校監彭定康（Chris Patten）在年初首位女校長就職典禮上表示，牛津不可能改寫歷史，但，作為一個必須捍衛言論自由與公開辯論的大學，保留雕像不但可供人們記得這一段歷史，爭辯其意義並獲取教訓；反之，若是以今論古，抹煞一切現今認定不當的過往痕跡，不但教育可能淪為特定意見的灌輸，學生也將因為辯論的缺乏而平庸無趣。因此，我們不該採取散播仇恨言論的方式，來威嚇相反意見的人，而是必須提出有力的論述來說服對方，同時保持一個開放的心胸接受改變的可能。

彭定康的說法，幾乎復述了西方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約漢彌爾（John Stuart Mill）捍衛言論自由的核心論點，而這正好也是後者支持大英帝國殖民主義的理由之一，亦即為了讓所有國家都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當然，此一說法並非意在漠視歷史不義，而是反對任何一方據己見來強行主導歷史詮釋權，造成此時此刻的不義，更不是在捍衛強取豪奪的帝國主義，而是提醒所有反對帝國主義者小心別陷入同樣的邏輯。

無論如何，牛津是目前擁有轉型正義研究中心的世界頂尖大學，其8百年來首位女校長路易絲．理查德森（Louise Richardson）亦曾任職於哈佛法學院多年，是國際上知名的反恐研究學者。她肯定彭定康的說法，保留了羅德的雕像。

上述哈佛與牛津的兩種處理歷史不義的作法，孰優孰劣筆者留待讀者自行判斷。不過，有個事實或許可作為另類的參考資訊。筆者此時研究室右邊的隔條道路叫做「牛津街」，遠方正前方橫躺的大道是「劍橋街」，而哈佛人習慣稱自己學校在「劍橋」。此外，獨立後的美國不曾放棄英語，也沒有「去英國化」，當然英國人亦不曾做出如此無聊的要求。然而，大西洋兩岸的本尊與山寨劍橋，是當今並世上並列的兩間頂尖學府，英美兩國也是國際上長期保持特殊友好關係的兩國。

或許英國族裔還真的有一些值得其他民族學習的地方。

本文簡述了牛津大學與哈佛大學近來的爭議，主要是為了呈現，即使英國與美國如此受人推崇的民主國家，仍然有歷史不義必須處理，而且這類問題可理解為廣義的「轉型正義」議題。

國內對於轉型正義的討論，近來以德國的司法起訴模式與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為主。不過，德國的作法訴諸了跨越時空的道德標準，任何法律都不得違背，所以新政府可以溯及既往，以「普世」的人權與法治原則。南非轉型正義的推手深知，將司法正義進行到底，會動搖國本，加上黑人傳統信仰與白人的基督教剛好都有一個強調「和解」的傳統，因此得以採取一個稍微溫和的方式，讓加害者以真相換取特赦。是故，不同國家在處理歷史不義的過程之中，各自有其思想與文化脈絡，也都是一個在不同價值之間的權衡結果。

本文提及的案例，哈佛大學師生將法學院院徽理解為「奴隸制度」與「種族歧視」的問題，而後者是一個民主社會所不能容許的；牛津大學的爭議則圍繞在「帝國主義歷史評價」之上，抗議的學生認為去除所有白人殖民進步史觀與帝國主義是個此時不可否認的普世價值，校方目前則傾向認為留下歷史紀錄供後人爭辯、並記取教訓，才是適當，因此將焦點轉移到「言論自由」之上，而且認定這才符合民主的精神。

筆者以為，雙方各自的理由與論述，對我們還在建構屬於適合台灣的轉型正義論述時，或有值得參考之處。當然，對能否借鏡，以及如何借鏡他國的轉型正義經驗，仍是個在理論與實踐上亟待處理的議題，正如我們採取民主制度時，不僅必須選擇「哪一種」民主模式（英式、美式或法式），也需要顧及如何將那個模式「移植」到我們自己的社會、政治與文化土壤，才能有效運作。

生搬硬套特定的模式，不僅有水土不符之虞，甚至在進行轉型正義的過程之中，或恐再次累積了另一種的不正義。

此外，歷史不正義的具體案例，不少是當權者與配合的加害者以「正義」一方自居，將自己認定的最高價值進行到底所造成的，例如「國家安全」或「民族尊嚴」。不只納粹或法西斯可以採取不人道的手段來貫徹自己的理念，主張人類可以理性進步的自由主義，也同樣能支持帝國主義或奴隸制度而鑄成大錯。

無論如何，處理歷史不義的時候，我們可以認定我們相信的價值就是絕對，也可以採取更高的視角來看代過去的歷史悲劇，試圖在兼顧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以及避免再次造成不義的原則底下進行轉型正義。

當然，任何提醒凝視歷史深淵時應當謹慎小心的文章，都是以正視歷史為前提所書寫的，本文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