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非要接這種（冤案）題材？」、「影片裡缺少了受害家屬的聲音？」是施佑倫經常面臨的提問和質疑。他認為拍攝冤案，是為一個個白紙黑字的名字填上血肉，但坦承拍攝者有一定的位置，很難做到「平衡」和全觀，且每個動作都需思索再三，避免影響案件進展。

回顧施佑倫的紀錄片作品，他幾乎形同「冤案導演」。

2014年起，施佑倫多次與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簡稱平冤協會）合作，拍攝多部司法冤案紀錄片且屢獲矚目。2015年，他與林皓申共同執導以陳龍綺案為題的《不排除判決書》，獲金穗獎最佳紀錄片；2017年再以《鄭性澤的48小時》入圍香港華語紀錄片節；2021年推出的《彼岸》則入圍釜山影展超廣角紀錄片競賽單元，並在台北金馬影展播映。他自己也獨立拍攝《無聲時刻》關注呂金鎧案，2020年獲中華電信MOD金片子創作大賽百萬金獎。

一名沒有法律背景、當時連法院都沒有去過的年輕人，如何與冤案結下不解之緣？

「我一開始拍時，其實沒有想那麼多欸，我覺得是被『人的狀態』吸引，吸引我才會想要去拍攝，」施佑倫回憶最初接觸冤案的契機，只是因為一名學妹沒時間接案，把平冤協會的案子轉介給他，才讓他誤打誤撞走入司法議題。而實際接觸冤案受害者陳龍綺之後，他也深受陳龍綺的故事吸引，逐漸投入更多心力，也進而認識更多冤案。

「神明都說，走了好幾個宮廟都說：他們那是累世因果啦，妳兒子是沒有害她，啊不過這種前世因果，累積因果都是比較會牽拖啦這樣。妳要心情放輕鬆，這個孩子，他這一世真的沒有害她，不過就是有連帶關係。上一世就是淇政累那個女孩，這一世就換那個女孩再累他⋯⋯沒辦法，我們人的氣力拼不過啦。」 ──《彼岸》片中王淇政母親林水妹

吸引他的，其實不是曲折的「案情」，而是捲入漩渦中的「人」的模樣。《彼岸》片中有不少宗教或民俗活動的場景，包括王淇政返家後擔任醒獅團教練、教小朋友打鼓，以及他的母親林水妹虔誠誦經、家中擺滿神明塑像及陣頭服飾的畫面，而這些都是最初吸引施佑倫的元素。

施佑倫解釋，在答應平冤協會拍攝后豐大橋案前，他先分別與王淇政、洪世緯的家人見面聊過，感覺對了才決定要拍，而除了他們如何面對生命困境，最吸引他的地方是幾套價值系統的角力──司法審判有一定的邏輯與基本規範，專家證人以科學來協助釐清案情，王淇政母親林水妹則以「輪迴」來解釋兒子的命運，將一切歸諸前世因果。

「那時候也不會覺得她迷信，會覺得她這樣想完全是情有可原的，因為現實的法律說服不了她，科學也沒辦法說服法官，」施佑倫說，「這幾個價值觀其實是互相衝突的，在這部片子很有意思。當時也不知道能不能拍出來，但覺得能拍出來很有意思。」

不過，施佑倫說當年剛開始拍攝冤案時，常有親友不能理解，為什麼要接「這種題材」，而非更為陽光勵志的片子？也有人問他，如果是自己不能認同的人，甚至是所謂的「壞人」，他還願意拍嗎？

在這些問題的背後，隱藏著發問者對「當事人清白」的懷疑。施佑倫坦言，他在親自接觸當事人之前，光看書面資料，心中其實也有懷疑，總覺得法官判決、辯方主張都有道理。但他強調，這些想法不會影響拍攝方向，因為他所拍攝的對象是真心相信家人有冤、極力奔走，就像林水妹，「對她來說是真實的感受，不需要判斷是對是錯。」

但撇開冤案，施佑倫認為即使是真正的「壞人」，也是紀錄片的好題材。被問到假使1990年代的兇殘罪犯陳進興還活著，且有機會與他接觸的話，有興趣拍攝他的紀錄片嗎？施佑倫毫不思索給了肯定的回答，但也表示不是因為認同他，而是單純想探知「絕對的惡」，如同知名紀錄片《殺人一舉》、《食人錄》，前者的拍攝對象是曾經參與大屠殺還沾沾自喜的印尼軍事頭子，後者則拍攝來自日本、因殺人食屍震驚國際的佐川一政，但這兩部紀錄片的導演都不見得贊同被攝者的行為。

司法案件裡總有相對的關係人，《彼岸》記錄了被告家屬的狀態，但死者家屬呢？他們的聲音和人生困境呢？

拍攝日第42天，一早拍攝王媽媽擔任愛心媽媽，結束後去陳琪瑄家拜訪，希望說服死者家屬接受拍攝。可是到底該說些什麼？可以說些什麼？我始終拿不定主意，在門口徘徊，最後還是硬著頭皮敲門。我不記得陳爸爸到底說了什麼拒絕我，只記得當他聽到女兒名字的那個瞬間，臉色失重、眼神黯淡。 ──《彼岸》片中導演旁白

施佑倫坦白地說，他在后豐大橋案兩名被告離開監獄、真正與他們相處之後，才逐漸完全相信他們的清白，親自為《彼岸》撰寫旁白、配音時也相當謹慎，並未一口斷定是冤。但觀眾可能納悶，既然冤案紀錄片的目的不是選邊站，又為何不訪問死者陳琪瑄的家屬呢？

「這個難題每次都會有人問我，說你的片子都沒有『另外一方』的角度。但好像也不是我不願意啊，問題是太困難了。」與平冤協會合作有利有弊，施佑倫不必花太多力氣就能取得被告家屬的信任，反之，若想拜訪「另一邊」的當事人家屬，而他們不相信這是冤案時，平冤協會的名號就是沉重的包袱。

施佑倫坦承，「我不是衝撞型的人，會逼迫讓對方可以講出什麼。那時候就會滿退縮的吧！」他嘗試過接觸陳琪瑄的父親，心中卻相當掙扎，畢竟紀錄片導演不是新聞記者，很難祭出「平衡報導」的理由要求採訪，但他又不願對死者家屬欺瞞身分。

而他對於那次拜訪的印象，僅止於「陳爸爸你好，我在做后豐大橋案的紀錄片」，因為才講完，對方的神情就震懾住他：「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就覺得他這個人好像掉到某個無底洞。」光是聽到關鍵字，陳父整個人就灰暗下來，他甚至來不及解釋更多細節就被拒絕了。

事實上，他對被告家屬也心情複雜。「我當然是相信紀錄片有些功能，所以才會拍，可是那個『功能』能不能對這個案子本身的當事人有幫助，我其實不是那麼有把握，」施佑倫說，他一開始就對被攝者說明紀錄片與新聞的差異，以免他們日後才發現「期待落空」。所幸拍著拍著，大家的關係漸漸趨向朋友，顧慮也減少了，「對朋友不會說『來了一定要怎麼樣』，來了就來了。」

至於紀錄片的功能究竟是什麼，施佑倫沉吟著說，他並非站在第一線衝撞體制的社運人士，不敢說自己對社會有影響力，拍紀錄片只是為一個個白紙黑字的名字填上血肉，「真的可以呈現那個人啊，那個人真正的樣態。看卷宗就是名字啊，『王〇〇、洪〇〇因感情而⋯⋯』都是一些客觀的形容詞，可是你那個名字換一個字也是一樣。雖然寫了這些敘述句，可是換了名字，也不會覺得哪裡奇怪。可是如果看了紀錄片⋯⋯就知道這個人講話的感覺，不太可能換名字了嘛。」

正因為關注的對象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施佑倫拍攝紀錄片時，每個動作都思索再三，希望不要影響案件進展。他解釋，之所以從未試著接觸在后豐大橋案翻供、導致兩人入獄的關鍵證人王清雲，是為了避免被誤會要影響證人、妨害案件審理，就連紀錄片完成後，公視買了版權並商量播映事宜時，他也針對播映的時間點與平冤協會及律師團討論許久，最後決定要等到再審宣判後才播放。

如此「沉得住氣」的共識，源於平冤協會的創會信念。

平冤協會執行長羅士翔指出，創辦協會的羅秉成律師曾參與蘇建和案的救援，而1990年代，曾有大批人士上街遊行、抗議，為蘇建和案的3名死囚爭取曙光。但平冤協會成立時已是2012年，「他覺得台灣司法已經進步到這個階段了，不應該再嘗試透過外在媒體的施壓，讓法院、檢察官必須承認這是冤案、錯誤，他覺得這是一個專業對話，法律人社群必須要有共通的理念跟目標。」

羅士翔說明，協會通常只針對死刑冤案進行社會動員，畢竟當事人隨時可能被處決，若有輿論關注，或許會暫緩執行。至於被判有期徒刑的冤案，則不需要特別訴諸媒體或輿論，也不需要每次出現新進度就開記者會，除非走出法院遇到堵訪才須說明，例如2016年陳燕飛案開啟再審時便沒有舉辦記者會，「羅秉成律師認為司法在進步，再審以往像是『中樂透』，但他希望讓這件事情更稀鬆平常。如果每開一次再審就開一次記者會，好像把它特殊化，相對會削弱法官做這件事的理由。」

但羅士翔也苦笑說，他如今這麼謹慎，連紀錄片播映時間都小心看待，除了受到羅秉成的信念影響，也因為后豐大橋案曾經帶給他很大的「創傷」：2014年，平冤協會在台中監獄前召開記者會，兩天後，原本看似很有希望的再審聲請就遭到駁回。

「我當時覺得我們只是在監獄前送溫暖，讓大家知道外面有人在支持，也不是在法院或檢察官面前。開記者會也是因為離案發剛好12年了⋯⋯但開完記者會兩天後，再審聲請就被駁回了，我很難不把這兩件事扯上關聯，」羅士翔解釋，法官才釋出善意，說要花點時間好好看卷，卻又火速駁回再審聲請，儘管他無法斷言法官是否害怕社會關注，或擔憂司法威信遭到批評，但他至今仍耿耿於懷，認為自己做了錯誤的決定。

無論是施佑倫對拍攝素材的取捨，或羅士翔對媒體曝光的猶疑，都暗示著冤案背後的重量。一舉一動，可能牽動的是當事人的人身自由，與兩家人的幸福快樂，正所謂「一人在冤，全家在途」。而羅士翔說，看完《彼岸》，他對於這個概念也有更深刻的體認，因為他過去雖投入救援，也不太可能隨時打電話問候當事人家屬，唯有透過紀錄片，才能近距離看見他們的生活面貌，就像當年觀賞《不排除判決書》後，羅士翔深感震撼：「我們當然也跟龍綺都像好朋友了，只是我也沒有每天跟他上山下海，所以當時看這個片子，很被『打到』的是：我不知道龍綺經歷了什麼，我以為我知道，但事實上我並不知道。」

而這樣的心得，恰好呼應著導演所說的「呈現那個人真正的樣態」。紀錄片讓人看見生命的彼岸，看見那些我們自以為知道，卻根本不知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