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自強在22年前被控涉入綁架撕票案，後遭無辜關押16年，去年才獲無罪定讞。他在上月向高院提起刑事補償聲請案，聲請結果於11月9日出爐，高院判定以羈押日數5,624日、每天最高額5,000元計算，共補償徐自強2812萬元，創下台灣司法史上刑事補償金額次高紀錄，僅次於江國慶的1億318萬5,000元，引起熱議。

如同1990年代的蘇建和三死囚案，每個被誤關的人到頭來都有一個補償數字，但這些數字買不回不可復返的人生。一件冤案從成形到平反，往往花掉很長的時間，當事人重獲自由時，已經與社會隔絕10、20多年，除了大環境物換星移之外，熟悉的家人也不一定在了。

艱難的不只是災難本身，還包括倖存之後的事──他們如何重新生活？現在過得怎麼樣了？《報導者》邀請徐自強，以及曾被關押11年半、2012年獲無罪定讞的蘇建和一同接受訪問，分享自身經驗。

以下為記者整理訪談內容，以第一人稱回答方式呈現：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失去自由的日子裡，你每天都是怎麼想的？

蘇建和（以下簡稱蘇）：剛開始都在詛咒刑求我的警察，那是每天醒來必做的功課，死刑定讞後則有好幾天都在寫遺書，寫給律師、父母和弟弟。那時是非常悲憤的，我覺得世上不可能有這麼糟糕的事啊，要一個人的性命居然可以是這麼簡單的事情？我對司法、對人都很絕望，給爸爸的遺書裡還說我會到地獄裡向閻羅王告狀，也不是真的有什麼信仰，只是覺得在人世間已經沒有辦法。

我早年太多悲恨，很沈默，在看守所裡申請獨居，平常只跟家人和律師講話，但1996年檢察總長替我們提非常上訴之後，外界陸續有人寫信給我，每個月幾十封，我想不到居然有那麼多人關心我，就有很大的力量，開始覺得還蠻溫暖的。2000年開啟再審之後我也變很多，我在想，到底是以後會進步比較重要，還是彼此帶著仇恨、對立比較重要呢？我漸漸比較不會只想個人，而是在想如果制度改變，後面的人會不會比較不受害？

但我一直很無奈的是，我被羈押在看守所裡，沒有辦法為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是父母在奔走陳情、義務律師在打官司，唯獨我從頭到尾沒有為我自己做什麼事情。這個無力感是比較深刻的，尤其我爸爸過世那時，唉，真是太慘了，我唯一一次想放棄就是那次。

徐自強（以下簡稱徐）：我很早就放棄了。被羈押初期相信自己只是暫時失去自由，但還是會回家，漸漸發現不是這樣的時候，心境完全是負面的，不管什麼事來，都會想成不好的事情。當我一次一次在法庭上不管怎麼講，法官就是不理，我對人開始產生懷疑，所以有段時間我是不相信人的，也不相信有人會相信我，我甚至連家人都懷疑他們是不是真的相信我？

那段日子真的超痛苦，所以就想死，早上起來等吃飯、等家人來、等晚上被帶去執行死刑。但晚上的等待也很掙扎，一方面希望快來，趕快結束，一方面又很不甘心，也很不捨，又希望不然明天再來好了，明天還可以再看一次家人。

不過，我會改變也是因為「人」，我一開始也完全不信任司改會，就覺得是來作秀，但後來林欣怡來看我，從她的眼神裡我感覺她真的相信我，後來也花了很長一段時間知道他們在外面做了哪些事，才慢慢發現自己真的很幸福，家人從來不放棄，又有那麼多跟我無關的人一直在幫我，很感恩，也對人越來越信心，並不是對司法有信心，而是我相信這群人一定會去改變它。

報：你被釋放後，如何重建生活？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蘇：我記得剛出來時很多東西都不會用，提款卡、電子式的熱水器等。我也沒有一技之長，一開始先去人本基金會工作，也到司改會和台權會當義工。後來去唸餐飲，考取中餐的丙級證照，向餐廳投過履歷，但他們說我太有名了，找藉口拒絕。我到一間小學做菜過一年，其實我很喜歡，但後來扛米時摔傷，去年起在司改會全職工作。

以前在我最絕望的時候，爸爸為了鼓勵我，說等我平反之後一起開一家好吃的餐廳，給我一個人生的目標。他過世之後我一直惦念著，還是想完成這個約定，所以我工作之餘都會精進廚藝，餐廳是一定會開的，不過可能要50歲了吧。至於家人到現在都還沒從創傷後遺症恢復，這部分對我來講是最困難的。

徐：我回家4個月之後，司改會就問我要不要來當志工，想讓我重新跟這個社會接觸、學習跟大家相處，他們還派一個專職人員陪伴我，走到哪都陪著我，對我來講真的太重要了，讓我比較快重新適應生活。但一開始我比較被動，比較不會跟人家講話，都是等人家問，我會答，但也答得很簡單。

最困難的是如何「規劃」，我到現在還沒辦法，在看守所裡面過太久了，每天只過一天，不用規劃，也沒辦法規劃。他們常常跟我說下個禮拜要幹嘛，我都覺得超遠的，幹嘛現在跟我講？前一天跟我講就好了。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適應得怎樣，因為我出來之後，到現在還沒離開過司改會，而這裡的人跟外面其實是不一樣的。

報：有人認為你們拿到高額的補償金，這筆錢對你們有用嗎？

蘇：我認為不該只是賠錢了事，還要幫助回復名譽、回歸社會，後續的銜接是重要的。有人說有賠總比沒賠好，那是沒受過苦才講這種笑話，我難過的是我的青春都在看守所度過，訴訟打了21年，卻沒有人跟我道歉──我被冤枉、坐死牢、長年訴訟，可是卻沒有人是錯的？之前刑求我的、誤判我的，有出來說「不好意思是我疏失」嗎？

之前有一位判過我死刑的法官還公開出書，說他沒有判錯，這不是很錯亂嗎？案子最後是做無罪判決，前面的法官經不起考驗卻還硬要講，造成我很大困擾。我也不喜歡人家說「命撿回來就很好了」，像我是求學完、當兵前就被關了，過了10幾年出來繼續打官司，那如果我剛好孤家寡人，無依無靠，不就流落街頭了嗎？我進去之前，台北市甚至還沒有捷運，要不是有人本基金會協助我，生活上遇到問題要找誰？但這工作怎麼會是民間社團在做呢？

徐：我被他們糟蹋了這麼久，要補償我其實是沒有辦法的，我本來有一個美滿的婚姻，離婚了，對兒子的印象也一直停留在7歲，出來時他已經當兵，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怎樣扮演一個父親。我家人這20年來每天要出門，每天面對別人的異樣眼光，這不是用金錢可以補償的。

所以錢對我來講當然有用，但不是最主要的，只是我有權利去聲請，我為什麼不去聲請？這是我的權利耶，而且說真的，沒有什麼是公平的，連補償都有階級之分，法院開補償庭時是調查學歷、之前在外面賺多少，還問「為什麼聲請這些錢」，還在討價還價，可是每個人關的都一樣啊，我們關的都是24小時，都戴著2到3斤的腳鐐，每天活在恐懼中。那法院之前用最高刑罰判我的時候，怎麼不來跟我討價還價？

報：如何看待「改判無罪也不一定代表沒做」這類輿論？

蘇：很多人可能憑印象，覺得如果真的沒有做，為什麼幾十個法官都判你們有罪，法官不是都考第一名很厲害的嗎？但如果他有瞭解案情，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但我也很難多說什麼，如果他不喜歡我，他也不會聽我解釋，他看到的、他想的事情，跟我想的也不一樣。如果是比較熟的人這樣講，我則會問，如果你無罪，我就可以說你無罪不代表你沒做嗎？將心比心。

徐：我常常講清白對我來講已經不存在了啦，我只能把自己過好，對於願意聽的人，我願意分享，因為我們的案件都不怕人家去挖，就怕你不挖。但如果是連了解都不想了解，我也不會在意你的想法，我把我自己過好，我呈現在你面前的就是我。我也不會生氣啊，「正常人」都是這樣想，以前我們也很「正常」，很平凡，是台灣司法逼我們變得不平凡。

報：冤獄對你的人生造成最大的傷害是什麼？

蘇：我最難過的是，我父親為了救援我而犧牲生命。那時候沒什麼人在意我們，我爸爸每天到處去陳情，50歲就積勞成疾過世了。對我來講，對家人來講，這是最痛的事情。上禮拜（編按：10月底）他的忌日剛過，家人到現在還活在陰影當中，這個官司對我媽媽、我弟弟造成傷害，是最讓我最痛苦不堪的事情。

徐：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現在想的是，我得到的不一定比失去的還少，雖然失去了16年，但我找到了我自己、找到了我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以前在外面，追求的是以後的幸福，但變成連明天都不知道會怎樣的時候，想要的東西變得很簡單，幸福對我而言不是吃好、穿好，開什麼車，而是能跟父母坐下來吃個飯，抱抱父母，那時候才懂得我要的就是大家健健康康。我也曾經想過，我這輩子再也淋不到雨了，或從電視上看到人家在路上自由地這樣走，我好羨慕。

報：你對未來台灣司法的期許？

蘇：我遇過一些其實是很好的人，但例如說嗓門比較大，在法院裡就被認為大小聲，就會有偏見。所以不要看人，看人是危險的。不要因為性別、年齡、長相就有所偏頗，要一視同仁，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徐：我覺得很多法律人根本都不知道基層在幹嘛，一直讀書、一直讀書，跟社會有點脫節，法官好像也不太尊重專業，認為自己是萬能的，什麼都能懂。而且法官有包袱啊，要升遷，不願意得罪學長姐，推翻前審判決。另外，科學鑑定是最大問題，但有些做錯鑑定的人到現在還在做鑑定，那到底多少鑑定有問題？這還蠻恐怖的，是不是應該全面徹查？

我也覺得社會監督很重要，看蘇建和的案子就知道，以前法官態度怎樣？法庭後面有坐人的時候態度又怎樣？我拿到無罪也是因為我得到的關注度夠，不然如果司法真的已經走到這樣的話，照理應該很多人都要出來了。所以越多人關心，自然就會改變，一定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