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剛滿28歲的李永超毅然決然辭去非凡電視台攝影記者一職，沒有「B計畫」地投身創作。從初登銀幕的短片作品《挖洞子》（2014）、金穗獎得獎短片《《帕敢青年》（2015），再到首部劇情長片《血琥珀》（2017）院線上映，其豐沛的創作力，始終投注在緬甸這片土地上，聚焦腳踩黃泥生活著的人物故事。

《惡人之煞》記錄位在緬北地區台灣晨曦會共同協助建立的戒毒所，新來乍到的缺腿戒毒軍人「惡人」張揚著自己殺人為惡的事蹟；《二○二○年的一場雨》則在滂沱不斷的雨聲中記錄家人徒勞排水、危殆卻又持續滾動的日常生活。雖然目光各異，但鏡頭一貫地清淡寫實，形式樸實，李永超的電影持續說著緬甸的故事。儘管已經定居超過15年，透過家族成員的孤軍身分成為台灣的公民，但他的攝影機仍持續帶著他回到家鄉緬甸，抱著探求真相的目的。

他希望可以揭開緬甸社會裡，貧窮、礦難、非法琥珀交易、軍事戰亂、毒癮這些揮之不去的社會問題，曾以為只要影像記錄了眼前的現實，就有機會幫助、改變現狀，然而，如今他卻發現，拍紀錄片的無力和殘忍。

砂糖千層餅與碗豆烤餅，是李永超在「786李園清真小吃」常點的家鄉菜，好喝的緬甸奶茶則要往忠孝街走去，左轉，這個步行10多分鐘就能走完的中和華新街商圈，是李永超在台灣這幾年的落腳之處。

二戰後緬甸自英國殖民獨立，國共內戰未歇，幾師國民黨軍恪守泰緬靠近中國的邊界；然而，隨著戰爭情勢改變，國民黨幾次將孤軍撤回台灣。另外，也隨著緬甸實行國有化政策，許多原居緬甸的華人因經濟受到衝擊而移居台灣，逐漸在中和華新街聚居成為緬甸社區，現在充滿雲南、泰緬風味的餐館林立在這條「緬甸街」上。李永超與提早來台的哥哥租了一處公寓，曾在台灣不同的城市中居住過短暫時間，輾轉換過幾份工作，移動成為日常，最後仍棲身在這條「緬甸街」。

完成第一部長片《血琥珀》後，公視《紀錄觀點》的製作人王派彰找上了他，告訴他有一筆可以申請的補助金額。李永超想起了讀書時期的學弟是虔誠的華人基督徒，曾帶他到一處收容許多戒毒者的緬甸社區，在泰緬邊界，台灣劉民和牧師主持的財團法人基督教晨曦會布點資助戒毒村，從泰北的「滿樂福戒毒所」到「滿星疊戒毒村」，點區逐漸擴散，也開始有了來自不同地方的華僑牧師駐點主持。為了開車到離市區較遠的戒毒村落，李永超特地考了駕照，一蹲點就是兩年。

毒品問題背後涉及的黑白兩道勾結，是難以直抵的犯罪問題。「我一開始切入的角度不是現在這個主角，而是透過那些來戒毒的人，他們所分享緬甸政府非常荒謬、貪贓妄法的事情。例如做海關的警察，臨檢到毒品，結果海關跟著去吸毒，把沒收來的毒品用掉；法院裡法官在上面吃瓜子，因為早就被收買了⋯⋯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然而，一日一位曾在孤兒院被克欽獨立軍抓走的缺腿少年兵進來了戒毒所，李永超將攝影機架起，立刻開始進行了第一次訪談。

「他和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像是我小時候和他一樣，曾經被克欽獨立軍半夜試圖突襲抓走，只是我在父母的阻撓之下，最後沒有被抓走，連夜被送到密支那（Myitkyina）的親戚家，得到保護。所以看到他時，我或多或少會想到自己。而且當時，我正在寫一份短片劇本，就是關於一個在戰爭中失去一條腿的軍人⋯⋯有太多的巧合，讓我決定臨時改變拍攝主題。」

2010年後，緬甸戰亂未歇，在克欽獨立軍把持的克欽邦，半夜探入民宅、孤兒院隨意強盜擄人的事件頻傳，克欽獨立軍一直是大家敢怒不敢言的存在。「講難聽一點就是會收保護費，任何店他都來收保護費，像是強盜一樣。他們會來收特別的『稅』，有時候會突然來一個便衣，遞給你一個信封，或者是突然來電話，要你哪一天到某一個站點交錢，中間會轉很多個點，如果不給，也聽說過家裡就這樣被丟了炸彈。甚至連小檳榔攤他都要收稅，不只是針對華人，也針對緬甸人、印度人。我們只能敬而遠之。」

在拍攝對象身上看見自己未曾經歷的命運和影子，李永超壓不住好奇和滿腹困惑。他說，進到戒毒所的「惡人」，殺人像是獎牌和功績，問這少年：「殺過人嗎？」少年驕傲地回答：「殺過。」李永超不禁又追問他：「為什麼殺人？」簡短的一、兩句回答卻很敷衍，有時甚至乾脆沉默。

「拍攝到主要的訪談時，已經彼此建立了信任感，可是在前期，太多次我問他問題，卻感覺他在敷衍我，我自己也有點不爽，覺得他殺了那麼多人，卻不當一回事。我告訴他那是一條生命，他卻回我：『這又算什麼，我已經殺了那麼多人。』我感覺好像是，他強硬，我只能比他更強硬，我不能弱掉，被他壓制。我想要換回他真正的答案。」

滿腔地情緒和對被攝者的不滿逐漸盛載，拍攝陷入僵持與停滯。隨著COVID-19疫情爆發，李永超只好返回位在緬甸西北的家鄉、緊挨伊洛瓦底江的克欽邦首府密支那，那一年是2020年。

返家後遇的一場大雨，讓他在拍攝《惡人之煞》過程中，意外完成了另一部紀實片《二○二○年的那一場雨》。

因拍攝《惡人之煞》的不順遂返家，讓他目睹了家中20年仍解決不了的水患問題。緬甸都市的公共建設貧乏，每逢雨季，排水系統無力承載連日雨量，輕薄的圍籬擋不住洪水般的雨水倒灌，姪子們的衣服和傢俱都匯成了在汙水上載浮載沉的穢物。

然而，漂浮在黃泥土水上的，不只是日漸腐敗的傢俱物品，還有離家已久，難以同理的親人。他們在危殆的生活裡，不受國家保護，在疫情裡傾家蕩產地購買口罩，在礦難頻傳的砂石之間挖玉，賭上性命追求一夕致富的可能。面對著親人生命中的失意和無奈，身繫著拍攝案的李永超卻無法像是一位衣錦還鄉的遊子帶來救贖，而是同樣陷入大雨帶來的膠著。

2006年，李永超在緬甸華校報考了僑委會所舉辦的台灣聯招，後來進入雲林科技大學念多媒體設計，展開他在台灣的人生。之後，再一次回家，已經是7年後。

2013年，買了第一台攝影機的他，回緬甸時開始拍攝家裡的模樣。而直到2020年一場大雨，讓原本只是暫時返家的他受困在家裡，也才讓他看見，多年來，他缺席的那個家，一直浸泡在水中。

「那時候心裡就是有一股憤怒，疫情加上當時生病，連腳架都拿不動了，只能在家裡。原本的《惡》片的拍攝又是有期限的，是簽訂合約的，家裡又下雨、淹水，帕敢又發生礦難。心中有太多不滿的事情，要怎麼來發洩？我就用創作，集中地拍。總覺得什麼都沒有改變，12、3歲的時候家裡就已經淹過大水，船都從家裡門口開了過去，到了現在，20多年了，沒變。」對外在現實的無力感，和蓄積已久的壓力在這短暫的蝸居時刻爆發，家裡爭執不斷，但李永超選擇從影片（《二○二○年的那一場雨》）中刪除。

「其實其中有一幕，我爸爸在講，他說，大概的意思是『真不懂你到底在拍什麼』就是有那一個畫外音，但我沒有上字幕。再說白了一點就是，你吃飽撐著沒事幹。」未解的家庭衝突與突如其來的天災，帶來不小的經濟衝擊，然而最難處理的仍是關係。「我的父親比較複雜，家裡常常會有一些爭吵，那個爭吵的內容我覺得很瑣碎，在影片中無法成立，所以沒有放。生活原本很不如意了，家裡又為什麼還要增加無謂的吵架？我在那個當下，是很痛苦的。」

原本帶著社會現實主義的關懷目光走進戒毒所，卻被迫中途返家，面對家庭經年累月的困境和壓力，而這個家中的現實，卻又直指了緬甸政府持續無力處理的礦難、中緬經貿合作造成的廉價勞力現狀。李永超感覺自已是局外人，決定將鏡頭對向姪子們。

「怎麼講，紀錄片有可能是假的，但小孩講的絕不會是假的，對不對？就算他知道攝影機是什麼，他也不知道攝影機真正的力量，或者之後會造成的影響。只要你問他什麼，他都會天真地講。所以我說，紀錄片假的太多了。」

紀錄片承載了真假的辯證，李永超說，在後製的過程裡，他反而想得不多，沒有考慮過將自己問話的聲音抽離，也沒有考慮過使用字卡是不是有格外的意涵，只是希望能夠補充說明，做做以往沒有嘗試過的剪輯方式。技術上的自我摸索和反思，是李永超接觸影像一路以來的常態。

在雲科大念書時，一度學3D動畫特別挫折，李永超便跨科系選修視覺傳達設計系副教授林泰州的電影課。初食難以下嚥的經典片，慢慢看出興味，「我剛來到台灣都還不知道侯孝賢，去修林泰州的課，才知道有侯孝賢、蔡明亮，在那之前我都是看港片的、商業片，類似這種。開始看都還是會睡著，老師放的時候，就是很無聊，但是慢慢慢慢看著，品味開始改變了，各方面開始不一樣了。」

長達7個多小時的史詩巨作《撒旦探戈》（Sátántangó），貝拉・塔爾（Béla Tarr）擅長的長鏡頭中，兩人在颯颯的狂風中走著，四周被捲起的垃圾在空間狂舞，這顆跟拍鏡頭拍出了絕望和孤寂感，在李永超心裡留下深刻印象。陸續，他參加了金馬電影學院，受到攝影師姚宏易指導，開始持續推出作品。

「原來電影也可以這樣拍。」他想起，自己剛來台灣暫留在林口僑生大學（現為台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的那一年，他是全班緬甸僑生中唯一沒有獲得清寒補助的，於是下了課就要去餐廳打工拖地，週末不時與朋友搭車前往台中的工地做建築工人，也幫有錢人洗百萬名車，那時課間休息就窩進圖書館「挑片子來看」，常常一看，一天就這樣過去，雖然那時看的多是娛樂片。

說起自己一路嘗試的影像語言，李永超記憶清晰，一切從零開始，甚至從頭學習怎麼使用電腦打字。「當時會決定要做影片，是因為剛來台灣時，根本沒有自己的電腦，作業都是用手寫，可是到了多媒體系，要學3D動畫、MAYA，我根本都不會，但拍東西倒好像還可以。」李永超開始在各地參加影視比賽，投入獎金獵人行列，拍攝反毒戒菸的宣導片，也拍攝六輕空汙的倡議短片，甚至自編自導自演小短片，就這樣，1、2萬的獎金滾成了2、30萬的、近百萬的補助金，李永超才發現或許自己還不差，作為職業，似乎還行。於是，開始將完成的作品投遞到國際影展平台，看不懂的官方公告就丟到Google翻譯。

直覺般地創作，李永超坦言，他不常看其他紀錄片，只是在經典片中吸收了較多養分，拍著拍著，沒有什麼太多的道理可說。為了保持距離感，李永超決定全程使用腳架拍攝《惡人之煞》，「用手持有點太方便，使用腳架比較可以冷靜客觀地看待這個空間和主題，也比較穩定。」

回到家中拍攝《二○二○年的那一場雨》，為了在淹及小腿肚腹的水難裡前進、移動，他選擇手持讓自己保有彈性。至於帶著關注議題的角度去拍攝，還是抱著無以名狀的憤怒行動，兩者之間對他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分別，都是在拍攝電影。

礦難，至今仍是緬甸人民面對的危殆生活中，難解的困境。每一坍方，都可能瞬間造成數百死傷，家屬們認領赤裸的屍體，眼前景況懾人，滿屍遍野。前往礦場挖玉維生的緬甸青年，卻只是刪除手機裡拍下的照片，繼續回到礦場尋求生活裡新的可能性。李永超說不清楚片中放進那些畫面的緣由，卻只希望如果沒人願意記得，至少他要在影片裡記下。緬甸《金鳳凰》華文報紙登出自然資源暨環保部和緬甸珠寶公司於4月1日發布的通告，以環保和礦難頻傳為由，限制部分地區包含帕敢等地的翡翠玉石開採活動。李永超說，非法的一定會變多，礦場上的朋友講，公司只是白天停工，夜晚開工。真實的情況，充滿未知數。

5年前，他曾在受訪時說，拍攝紀錄片很殘忍。李永超承認，「現在我還是覺得很殘忍，我拍一拍覺得自己更壞了，我一直在跟派彰講，我覺得拍紀錄片很痛苦。我覺得拍著拍著我也變得更狠，隨著你經驗累積，好像也更懂得一些⋯⋯講好聽一點是經驗，講難聽一點，就是手段。」矛盾的感受不斷在心中發酵，面對影展和映後迎來的掌聲和榮譽，李永超心中的滋味仍然很複雜，那是幸運，讓自己在影像創作上的道路還可以再延展一些，沿途拾夢一樣的用攝影機繼續自由地探索社會裡的現實。

「我覺得我是又愛又恨，可能暫時覺得不想拍了，但停了一段時間，又閒不住，又想拍、想去找痛苦。你不痛苦，你的東西一定是非常平淡。」

不畏緬甸軍方將他列入黑名單的風險，他仍在台灣積極參與了許多線下聲援反抗緬甸軍事政變的放映活動，週末也隱身在「燦爛時光」書店聽講座，拍攝紀錄片，這件事情陪他度過了辭掉工作後所有斗然冒險的時光。像是乘上一列車，兩部片一起到站點下車，在不同的場合遇見了不同的觀眾，拍紀錄片對李永超來說，是生活的方式，而憤怒，有時是前行的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