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30日，《庭中有奇樹》在高雄電影節舉行首映。燈光落下，在短暫的起立默哀後，銀幕上開始滾動字幕，現出了城中城因長年積水而綠意盎然的頂樓。40年老樓的昏黃燈光下，15位居民，坐在10坪上下、生活了數十年的房間裡，或帶笑、或靜穆，並不言語，只是直直凝望著觀眾。當穿著繡花衣裳的奶奶，抱著馬爾濟斯，微笑著看向鏡頭時，影廳一角，傳出了哭嚎：「媽媽、媽媽⋯⋯。」

聲聲呼喚，如一場喪儀。

就在首映前兩週、10月14日的凌晨2點54分，城中城大火帶走46條生命。一個月前，《庭中有奇樹》才剛在這裡完成樓中生命群像的紀錄。如今片中15張面容，8位已經逝去；更多沒有被剪入紀錄片的居民身影，亦隨大火消逝。首映當天，城中城的生還者們仍在醫院、或被安置在旅館內；現身放映現場的只有家屬，他們或落淚、或低聲啜泣，影廳裡，許多人同樣眼中含淚。

導演曾威量和製片劉純佑，那天扛了一整疊光碟、照片，在放映前站在影廳裡，按照姓名分好，一份、一份，慎重地遞給前來的家屬。光碟裡放入了紀錄片製作過程中，每一位罹難者沒有經過剪輯的影像。在片裡明媚的陽光下，居民或坐在一樓，喝著飲料，在等待普渡期間閒聊；或抱著吉他，滔滔不絕地訴說自己吟遊各地街頭的事蹟；或坐在輪椅上，細心介紹自己不久前剛完成的油畫畫作⋯⋯，笑著、聊著、抽著菸，那是他們在人世間最後留下的紀錄。

一名罹難者家屬，在放映後走到曾威量的面前。他說：「謝謝你，把我媽媽拍得很漂亮。」

35歲的曾威量出身新加坡，作品卻多在台灣創作、發表。他過去多以犀利的鏡頭，劍指漂泊的底層移工議題。劇情短片《禁止下錨》，拍出在台灣懷孕生子的越南移工無處可去的處境，在2016年同時拿下柏林影展奧迪（Audi）短片獎、金穗獎和台北電影獎；2017年的《妹妹》，直指新加坡每年發生多起未成年緬甸籍家事移工墜樓事件，卻無人探問悲劇的源頭。2020年，他進一步把鏡頭推往自身經驗，《一抔黃土》入圍第5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以新加坡政府為擴建空軍基地強制遷墓事件作為背景，拍下父親幫奶奶遷墳的過程。在國家機器底下，甚至連逝去之人，也成為「無根者」。

無根，是曾威量十數年間不斷叩問的命題。

「永遠都是在那個狀態。你們（台灣人）幾個小時就可以開車回家、或者坐大眾運輸回家，但我每一天在這裡，都是用跟家人的時間去換來的。」

將鏡頭指向城中城，背後，同樣是基於對於「無根之人」的共感與懸念。

位於鹽埕的城中城大樓，位置就在高雄電影館的旁邊，此次《庭中有奇樹》的拍攝，亦是高雄電影館「K Series」計畫的一環。「電影館幾乎每年都會有一、兩部紀錄片，是拍高雄在地的事情；我們每天經過這裡，只知道這是一個爭議很多的地方，但之前從來都沒有人說要拍，」「K Series」專案負責人、高雄電影館執行專員施玉華說。但是曾威量身為一個新加坡導演，卻選擇踏入城中城的大門；找上了拍過《紅色》、《透明的孩子》，和他一樣長期關心底層移工議題的老同學劉純佑，擔任製片。

曾威量在這裡看到的，也是一群「無根之人」。

「我第一天去，很難過，很沉重，很生氣。我也不知道我一個外地人來生氣什麼，但你看到那狀態，你不能不生氣啊。」

踏入城中城，天花板的木板已經坍塌，居民將外露的電線用鐵線勉強固定在牆上；剝落的廣告紙、塗鴉殘留在牆上；老者生活在小小的坪數裡，雜物、回收、塑膠袋擠在房裡，幾乎看不見床；一戶住戶因為屋縫長年漏水、難以維修，用塑膠漏斗接了一條細細的水管，橫跨整個房間，將積水接到水槽⋯⋯。曾威量看見，這裡對一些人來說是避風港，但對更多人來說，是一個「現實」的選擇。許多人與家人疏了聯繫，「他們來到這裡，是因為沒辦法afford（負擔起）別的地方。」

2017年在拍攝《妹妹》時，曾威量曾有個想法，他想在達官權貴都會出席的新加坡電影節開幕片之前，播放這部講述高級住宅區移工自殺事件的劇情片，「就那20分鐘，我就想逼他們盯著這東西看，你要看開幕片，你要先過我這一關。但他們也不是傻子啊，他們也知道我要幹嘛，所以我就被挪到別的地方去。」講述這起失敗的「惡作劇」時，曾威量難得露出一絲孩子氣的笑容，隨即又恢復嚴肅，「其實《庭中有奇樹》也是同樣的概念。」他當時知道不少政府官員們也會出席高雄電影節，「我就想放、想對他們說，『嘿，高雄市，這些是你的市民喔，take a look at them!（看看他們！）』」曾威量頓了一頓，「我的每部片，都是憤怒的，幾乎每部片都是憤怒的。」

踏進城中城的那一刻，年輕的導演和製片，同時感受到了比外顯的老舊、擁擠、貧困，更加難以化為言語、非凡的人間韌性與生命狀態。

《庭中有奇樹》全片18分鐘，拍攝居民望著鏡頭，沒有任何對話。製作過程中，曾威量和劉純佑卻有7成的時間，是在切切實實地和住戶聊天、聽他們講故事。

78歲的張平二爺爺，最愛說年輕時上台北打拼的故事。他說自己一度做得不錯、甚至在台北置產，最後卻負債纏身，於是一個人離開家庭，做些水電工程，等到做不來了，才搬進城中城領補助過活。張爺爺和兩個年輕人最合得來，一起抽菸、講垃圾話。曾威量請他擔任片中嚮導，走過城中城已廢棄的商場、漫漫走廊，在無言的步行間，張爺爺的生命歷程映照著這棟大樓的起落。

住在8樓13號的陳秀珍奶奶，和家人跟毛小孩住在13坪的小套房裡，一家四口的世界，就是兩張雙人床。煮飯時，家人共用一口小瓦斯爐，開飯用小小的桌子，放在床上聚餐，簡單卻快樂。陳奶奶悄悄說，她靠住在這棟大樓把兒女拉拔長大，大家對城中城的偏見跟歧視，總令她神傷。

左腳是義肢的凌雙台大哥，年輕時因罹患糖尿病截肢，他性格怕麻煩別人，住在城中城，設法做些電訪的工作。雖然行動受到限制，但凌大哥熱愛油畫、作詩、書法，他的房裡放了一幅水藍色的畫，畫裡，是一隻在寬廣大海上展翅飛翔的海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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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威量拍攝時，只有一個指示。他請居民們用眼神凝視鏡頭，不以言語、不以動作，只以一個眼神，作為對話的窗口。「我跟他們講，是對社會也好、對你自己也好、什麼人都好，你會想要表達什麼？你不用告訴我，你怎麼做都是對的，在鏡頭面前，一切都是valuable（有價值）的。」

一支18分鐘的短片，乘載了居民希望如何被看見、如何被記得。這是當紀錄褪去外界的標籤與誤解、奠基在「人」的意志上時，催生的意義。那是勤懇的、堅韌的、無法被輕易定義的勞動生命，對於自身的真切表述。

總愛抱著吉他高歌、一刻也安靜不下來的街頭藝人夏英龍，選擇在尾聲獻唱一曲〈小城故事〉：

「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若是你到小城來／收穫特別多⋯⋯小城故事真不錯／請你的朋友一起來／小城來做客⋯⋯。」

城中城樓下的廢棄商場裡，迴盪著夏英龍的歌聲。在三、四樓空間破碎的玻璃窗之間，竟有一棵大樹，離地逆勢而生，盤根錯節，牢牢固著在水泥牆上。強風吹拂下，昂然挺立，在暖陽下折射出點點光暈。《庭中有奇樹》，就結尾在這一顆鏡頭。

2021年10月14日凌晨2點54分，大火在城中城燃起。凌晨3點半，曾威量就收到通知，「我一開始先是追蹤PTT，然後就開始傳訊息（給認識的住戶）。因為我看到好多大隊都一直到現場、一直到現場，我就開始傳訊息、傳LINE⋯⋯。」劉純佑在殯儀館冰櫃更新網站上守了一整天，看著一個個欄位，從無名氏、變成熟悉的名字。凌雙台平常訊息回得快，那天卻遲遲沒有回覆，「很多人沒有接電話的時候，其實就（明白）有點不妙了。」

大火後，曾威量和劉純佑出席了城中城的公祭。站在人群最後一排，曾威量和前來致意的總統對到了眼。那一刻，他有股抑制不住的衝動，「我好想跟她講，妳要do more（做更多）。我在想，為什麼是我一個新加坡、一個外地人來拍？但是，我有什麼權力，去和你的總統說、和你的媒體們說，你們該做什麼？我沒有立場。」

火災後鋪天蓋地的新聞裡，居民交付的肖像、凝視，變質為「留下城中城遺影」的紀念之作。曾威量心中曾經的憤怒，化成了急切的義務感。談起那時的決定，曾威量不時含一口電子煙，彷彿力圖擋下即將決堤的情緒，煙霧讓他的臉多了一份朦朧陰鬱。

「片子裡面很多人都走了，他們對我們闡述的故事、對我們的好、對我們的這些善意，現在全部都鎖在我們身上了。」

在公祭上，曾威量和劉純佑尋找到一位位罹難者家屬，確認了他們的想法。回家後，曾威量把紀錄片拍攝過程中，未收錄的影像、側拍的影片、照片找出，仔細整理。一支支帶子上，被標上罹難者的姓名，燒成了DVD光碟、洗出照片。

10月30日《庭中有奇樹》首映當天，曾威量和劉純佑把一份份影像，交還到家屬手上。「電影院出來之後，有遇到一些家屬。我們記憶中（和罹難者）講過什麼話、他們講過什麼，我們盡量表達。因為人已經過世了，再也沒有新的資訊了，所以我們盡量把聊天的內容、觀察到他家人的什麼，都告訴他們，」劉純佑回憶道。

凌雙台的妹妹，聽見哥哥生前仍記得父親如何督促他寫毛筆字、如何鍾情於作畫，低低說道：「哦，原來我哥都還記得。」在片中鏡頭最多的張平二爺爺的兒子，在影廳看見父親在城中城裡漫步，激動不已，放映後，一直道謝。

激動的張大哥，感謝他們讓他能再次看見父親的身影：「噢，至少我們還是幸運的，我們還有機會在電影院裡哀悼我們的親人。」

「一旦建立關係，了解了這個人之後，我對他們的想像就沒辦法再停留在一個概念上，他們就是人，我們跟這些人就是有一個連結在。」

劉純佑打開手機的LINE對話，滿滿都是生還者、家屬們近期傳給他的訊息。大至出庭進度、小至生活瑣事、搬到新居後和同居者發生的爭執、一張張關於近況的照片⋯⋯。

4月1日，劉純佑和《報導者》一起拜訪了幾位在大火中生還的前住戶。

廚師毛國運和幾位逃過劫難的老鄰居一樣，捨不得熟悉多年的環境，搬入了城中城對面的舊大樓。他的新租處，租金比城中城多了1.5倍，房裡擺了一張簡陋的床，友人打麻將留下的一張桌子、四把椅子。這裡的窗戶正好面對拆除中的城中城，施工的煙塵，日日飄進屋裡，他用一張黃紙貼在窗上，稍微遮擋。目睹居住數十年的9樓被機具剷除，他會忍不住激動地擺起雙手：「不要拆我的房子！」

大火前同樣住在9樓的黃俞禎，在《庭中有奇樹》拍攝時才剛搬入城中城沒多久。因火災嚴重嗆傷、腳部撕裂傷的她，如今搬進了一棟靠近高雄車站、有電梯的小套房，拄著拐杖，靠善款生活。唯一從城中城裡帶出來的東西，是一個小小的、裝了青苔植物的玻璃生態瓶。

我們拜訪她時，她剛脫離數月的吸氧生活，做了理療。她說，胸口的緊迫感、腳上的疼痛，終於減緩了不少。

劉純佑熟稔地寒暄道：「妳的氣色比之前看起來好多了！」

黃俞禎臉上綻出笑意：「對，好久了喔！我現在終於可以笑了。」

只是劉純佑私下告訴我們，黃俞禎搬入這裡後，又遇過兩次火災警報大響，那時，她驚慌失措地衝下樓，即便後來證實是虛驚一場，她仍哭到沒有人可以控制住她的情緒。現在，只要靠近城中城附近，黃俞禎仍會淚流不止；睡到凌晨3點時，常會驚醒。

這樣的創傷，也出現在許多同樣與他保持聯絡的生還者、家屬身上。即便這半年，高雄市政府已陸續給予安置扶助、慰助金、租金補助，但城中城拆除後，社宅的規劃仍在路上；一審正在進行，防火門遭偷拆爭議未解；一些前住戶的生活沒有太多改變，和毛國運一樣，又搬入另一棟老樓。劉純佑目睹許多受傷的心，得靠藥物才能入眠，「你會覺得，他們還在那個地獄裡。」

每當夜晚LINE通知的燈亮起，劉純佑就知道，又有哪位前住戶或家屬，仍受困那場大火的噩夢中，夜不能寐。

曾威量和我講起一個故事。他的姨婆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從他13歲起，便帶著小小的威量，到療養院服事。小時候和家人發生衝突，曾威量不想回家，就躲到療養院去，找病患大哥、大姊聊天。某一次，姨婆逮住了機會，諄諄告誡小男孩：「你來看他們、跟他們聊，是好事。但你要知道，你可以離開，但他們會一直在這裡；他們會期待你一直來，但你卻不可能一直來。」

姨婆的話，在曾威量離開新加坡的這幾年成為了印證。這些年，那一句「你可以離開，但他們會一直在這裡」，持續咬嚙他的心窩。曾威量形容那是一股「有點難受的責任感」，體現在拍攝《庭中有奇樹》的過程、體現在他整個拍片人生的關懷中。

我問他們，身為紀錄者，你們要如何面對這種「有點難受的責任感」？

兩個大男孩安靜了很久，才丟出答案：「我想，就是不要真的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