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一直是我議題關注的主軸之一，光是從2023年6月台灣#MeToo運動後起算，我在這一年半密集採訪過各種型態的性別暴力受害者：性騷、親密關係暴力、兒少性剝削⋯⋯。

浸淫在這種高衝突的議題中，聽受訪者談論痛苦的記憶，作為聆聽的記者角色，被迫第一線直觀體會性別暴力是如何難以根絕──加害人從事犯行的「成本」似乎過於低廉，由於這類暴力發生後，羞恥感、社會觀感、不友善的體制推著受害人在發聲時遭受重重打壓，乃至於最後被迫自我噤聲，社會現狀似乎提供了這類暴力不斷發生的「本錢」──理解愈多，不由愈悲觀，要在有生之年看到根結在父權社會裡苦難的終結，真的是可能的嗎？連慣常性地在採訪完畢後，就這類體制問題加以動筆、批判、提出解方時，也感到疏離。

在台灣，家暴、性騷、性侵、兒少性剝削犯罪被害與加害之間仍舊存在高度的性別分野──根據統計，性騷擾、性侵害通報案件仍有超過8成加害人為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兒少性剝削則仍有高達7成被害人是女性──即便統計無法涵蓋潛藏的男性被害黑數，近年也能看見愈來愈多男性受害人不再沉默的趨勢，但這類案件在長年的父權腳本底下運作，女性仍舊是顯見的受害族群。

在消化被害人對我訴說的苦難、一邊和我加劇的厭男症共存時，我腦中構築了一個無害的思想實驗，以資排解──如果我手上正套著如漫威宇宙內有強大力量的無限手套一樣的裝置，只一彈指，這個世界上的男性都會風化成灰，那我會不會這樣做呢？

在與受害者對話、結束採訪時，我常覺得我的答案是：會──只求一個簡單的答案可以終結世界上因性別暴力而凝聚的痛苦。即便我生活中也不乏相處愉快的男同事、和我交情甚篤的男性友人，他們是可親、可愛的，也帶給我的生活很多啟發和希望，但在做這些痛苦題目的時候，我也常常會在內心默默對他們喊著「犧牲吧！」然後想像男性友人們在我眼前風化，彷彿若透過這樣的「犧牲小我」換取實現某種假想平等可能性，那也是值得的。

但在其他日子裡，我的答案又是：不會。因為理性（同時又更悲觀）那一面的我也思考著，僅僅是生理性別並無法解釋暴力的發生，「權力」如何運作深刻決定了結果，只是粗暴地根除特定性別，恐怕難以促成我所期待的世界。每當想及此，我腦內思想實驗的那根手指又無法擊發。

腦內轉著這些念頭，這使我不由自主受到一些將世界觀設在「性別立場易位」的虛構作品吸引。我不禁想知道，其他女性如何思考這些事情？藉由遁逃進一些女性作者構築的烏托邦中，一方面，我渴望透過她們創造的「沒有男人／男女逆轉的世界」，尋找慰藉、出口；一方面，也期待透過女性作者之眼，更細緻地去思考性別不平等的層次與成因。

事實上，從古至今就有許多女性作者，試圖以虛構寫作探問性別秩序完全不同的社會的模樣，像是美國作家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早在56年前（1969年）即寫就《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創造了一顆不靠二元性別運作的星球──格森星。格森人天生便是雙性同體，可以生育、也可以使人懷孕，只有在兩位格森人雙方合意、同時進入「卡瑪期」時，才會確立性別角色，分化出雌性和雄性。勒瑰恩想像，這樣的生理設計，使得每一個格森人都可能「受困於分娩」，所以他們得以平等地分擔生育負擔、風險跟特權。另外，由於無法發生強暴，也將使得格森人對於性較不感到恐懼和罪惡。

閱讀這些作品，有趣的是去觀察不同作者如何捕捉、思考，是什麼樣的社會秩序構成了性別的不平等。這類作品的構造呈現簡明的樣式美，作者翻轉了一根現實世界習以為常的軸線，創造出新的社會規則，角色依附這樣的新規則行動，發展出與現有世界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和社會樣貌。這種作品的魅力之處，是能夠體現作者對於既有社會的觀察，當規則改變後，什麼現象仍會留下、什麼現象會有全新的樣貌？選擇描繪什麼，體現了作者是如何思考社會現象與其底層規則間的關係。

2023年動畫化的日本漫畫作品《大奧》，漫畫家吉永史描繪了一段虛構的日本歷史──德川幕府時代，因為爆發只會感染年輕男性、名為「赤面痘瘡」的高致死率傳染病，造成男性人口銳減至四分之一，幕府、工商社會的性別分工也因此完全逆轉。約200年間，在社會男性人口無法增長的情況下，家族將繼承權交到了女性手上，女性擔任族長成為理所當然，也出現了女將軍的治世。

在《大奧》的世界中，市民階層男性對自己的精種明碼標價，女性們為了受孕，捧著銀子來求子。人們依舊畏懼日本缺乏男性的事實被外國知曉，擔憂一旦曝光，缺乏戰爭主力男性的日本，將會遭受侵略，於是依舊要求女性在繼承時需要改立男名，以維持在史書記載上的延續性。

令人感到作者吉永史用心之處的是，她犀利地描繪，僅僅是人口變化，並不足以動搖父權制的邏輯──第四集就直白地寫出了作者的觀點：

「男女的立場沒有真正的調換，正確來說，男人除了生小孩以外，什麼都不用做，包含育兒、家事、工作，這世界上所有需要勞動的一切，都變成女人在負責。」

若深究漫畫中傳遞的細節，可以理解吉永史為何描繪出了這樣的世界──將軍與大名們靠生育延續繼承權，市民百姓靠生育延續勞動力，「以生育延續家族」仍是社會的最大目標，因此男性、女性都無法獲得自由。特別把舞台設在將軍的後宮「大奧」，吉永史更是細緻地描繪了一定得延續血緣的價值觀，為其中人們帶來的痛苦。

2022年出版、2024年發行繁體中文版的《宵禁殺機》（After Dark），則是另一本設定相當具有奇想的小說。作家珍．考伊（Jayne Cowie）虛構出2039年的英國，由於不斷上升的殺女事件，由一位女議員當街遭前男友殺害事件為契機，16年前政府通過了《宵禁法》，規定所有的男性，在10歲之後都需要於腳踝上安裝「追蹤器」，晚上7點後必須待在家中，違法者須入監服刑。

社區中成立了「追蹤中心」，主角莎拉是一名「追蹤員」，她的工作就是替定期來複檢的男性管理他們的追蹤器；莎拉的女兒凱絲則是一位在《宵禁法》通過後才出生的青少女。面對同一套制度，莎拉和凱絲兩代人對於社會的理解、制度的批判，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樣態。

令我感到饒富趣味的是，如此設定，可以一窺作者對於當代社會性別不平等樣貌的見解：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勞動權的不平等，對男女權力有環環相扣的深刻影響力。《宵禁法》表面上看起來是限制男性晚間數小時的人身自由，但之所以對男性的處境產生雪崩般的巨大影響，是因為其剝削了男性的勞動權──由於晚上7點前必須回到家，男性能找的工作被大幅限縮，許多家庭在面臨育兒問題時，就理所當然地讓男性捨棄工作、承擔大部分的無償家務勞動，在配偶間的話語權也大幅縮水。新世代女性在討論懷孕時，也已經自然認為「絕對不想懷男嬰，我的人生可不能被一個不好找工作的小孩拖累！」光憑「勞動權」這一點，就造就龐大的權力逆轉。

在過了25～29歲這個區間後女性勞動參與率就下滑、女性平均無酬照顧時間與同居者落差3倍的台灣，勞動權的困境如何製造了性別權力不對等，想必台灣人心有戚戚焉。

此外，閱讀此書時，觀者更得以體會視角切換的神奇感受。

觀者和母親角色莎拉都同樣經歷過「女性處於弱勢」的社會，對於作者想像出來的「以女性生命安全為最高依歸」的法律和制度，不免嘖嘖稱奇、卻也能夠理解如此奇想自何處誕生──交友軟體由政府管理，只有女性用戶可以主動接觸其他用戶，如果發送裸照就會被終身禁用；異性戀伴侶同居採「許可制」，需先由專業諮商師進行多次「同居諮商」，確定男性的暴力風險，只有低風險伴侶才發給許可；離婚只要線上申請、24小時就能辦好；免費的墮胎藥則只需要女性進藥局和藥師商談15分鐘就可以取得，不需要任何其他人的同意。

而青少女凱絲則是「男性處於弱勢」社會的代表，展現擁有權力者無懼的心靈樣態，並對這些制度的極端之處提出批判──凱絲的學校有一門「宵禁課」，講述此立法的歷史，老師解釋：「男性生理上比女性強壯，這並不公平，施行宵禁，是試圖讓天秤平衡的一種方式。」凱絲嗤之以鼻，在她的世界裡，男性一直以來都是弱勢，她並不認為有人可以害她；凱絲不滿同居許可制等制度邏輯將女性被想像成需要保護的弱者，彷彿沒有自主能力；宵禁制度預防性的思維也導致一些無意加害他人的男性也可能受罰。

莎拉和凱絲視角的對比，推著讀者得以進一步思考，對特定性別恐懼的本質，是因為其擁有陰莖、比較強壯等生理能力，還是因為社會如何分配權力？

擁有社會權力後，書中女性也展現了更加強勢、具備傷害性的特質，莎拉在追蹤中心電擊了一個高聲表達不滿的男人，她心中毫無畏懼，甚至有點洋洋得意。旁人這樣看待這起事件：「白痴才會跟追蹤員過不去，如果你這樣就是活該。」凱絲也曾一度違法拿下男同學的追蹤器，故意無視男同學的哀求，享受掌控權力帶來的感覺：「只要我不把追蹤器掛回去，他就死定了。」

擁有權力、和不被咎責的有恃無恐，是不是讓人能更輕易地傷害他人？閱讀到此處時，我常回憶起#MeToo受害人們提及的權勢加害人形貌。

比較可惜的是，故事設定在《宵禁法》通過後的16年，小說裡的中年男性還是習慣於男性擁有權力、並和女性發生衝突，作者似乎傾向描繪男性威脅仍根深蒂固；不過書中也有青少年完全成長於《宵禁法》實施後的世界，對於男性遭受的壓抑已經習以為常。我更好奇的是，假設將書中時間再延展半世紀，在權力被壓制的環境下長大的男性，他們會展現出怎樣的樣貌？習慣於無法擁有權力的人，如何張牙舞爪？──這不就是當代女性熟悉的世界嗎？

若能延伸至多年後社會變化，或許更能進一步論述：期望平等社會到來的解方，會是創造另一群被壓迫的人嗎？

在《始於極限》書中，從自己擔任AV女優的田野經驗中著成《AV女優社會學》的作家鈴木涼美，坦承自己高中時代在原味內褲店第一次賣內衣給男性時，看到對著自己的內衣自慰的男性顧客，產生了「我根本不可能和這種生物互相理解」、「對這群（男）人說什麼都沒用」的感受，這樣的經驗也強烈影響了她其後的性別論述。在與上野千鶴子的往來書信裡，鈴木涼美不斷誠懇地向女性主義學者大前輩上野千鶴子探問：「上野老師，妳如何能對男人不感到絕望？」

上野千鶴子回覆：

「我無意指出反正男人已經無藥可救了，因為說男人沒救了、或女人沒救了，和說人沒救了一樣，都是一種褻瀆⋯⋯我之所以相信其他人，是因為遇到了讓我覺得可以相信的人。與他們的關係啟發了我最純淨美好的一面。」

知道有其他女性與我一樣在苦惱，不時在對現狀的絕望感和渴望世界終有改變的焦急中翻滾，並願意說出、討論自己的感受，我從這些誠實的書信對話中得到了力量。書的世界無疑提供了遁逃之所，讓我能夠安放自己工作、生活感受到的絕望與困惑，並再度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