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記者，只要不是太過愚笨或者眼裡只有自我、以至渾然不覺發生什麼事，都會知道他的所做所為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腳的。他（記者）像是個自信滿滿的傢伙，掠奪人們的虛榮、無知或寂寞，取得信任後再背叛他們，毫無悔意。」

這一天，法院冰冷的走廊上，等待一宗不公開案件的審理告一段落，我也正演練著、腦海中沙盤推演等一下需辨識出、素昧平生的關鍵人物：趨上前去亦步亦趨如蒼蠅般盤旋、客氣但堅定的說詞、誠摯的眼神、如來回舞步般的對話中推敲下一層的關鍵細節⋯⋯。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流逝，心緒不寧，除此之外，只能漫無目的上網，讓一個又一個滿載的視窗與超連結無意識流過眼底。

寒氣包圍尚未進食的身軀，一股不祥的預感愈來愈強，3個小時過去，不公開的法庭大門輕輕推開，走出來的，只有一位被告辯護人──恰巧落在我的沙盤推演射程範圍以外。又落空了，今天看來是另一個不用戴上採訪工作面具的日子。

一股深沉的空虛與疲乏襲來：等不到的受訪者、被婉拒的約訪、斷聯的線索、不讀未回的訊息、無頭緒的文獻檔案⋯⋯更不用提，存在錄音檔裡動輒數萬字待整理的逐字稿、要如何從雜亂的素材中下筆寫下第一行句子的痛苦掙扎、發表後如沉入水底激不起一絲漣漪的慣常宿命。

失敗的恐懼與沮喪的感覺，從工作蔓延到生活，只要睜開眼的那一天，就無止盡糾纏。

如此這般循環反覆的低谷，只有當隨著城鎮居民的腳步，坐在市場邊或街角的飲食攤，一口接一口什麼都不想就著眼前的食物，潰敗的意志與虛弱的氣力，又得到了救贖，暫時度過另一個身為記者的存在主義危機（相對的，如不幸遇到雷店，那就如世界末日）。

然而，再怎麼不知饜足，食慾有其極限，惶惑卻無止盡。

踏入這一行的多年前，新聞媒體走到窮途末路的唱衰氛圍早已籠罩，「記者」代表的一切，一句「小時不讀書」足以蓋棺論定。不知幸還是不幸，類似的「敗北感」貫穿我的成長到求學階段，早已十分熟悉。當熟悉的挫敗與迷失方向就像季節的遞嬗，準時降臨，在多年後以記者為職業後，我的本能開啟的「防衛機制」，竟是遁入書本的世界。

更精確的說，是上世紀1980年代戰後嬰兒潮一代的父母，努力建構出的中產階級家庭圖像中，深刻烙印、根植在記憶、認知與情感中，關於閱讀的一切：家中全套的小魯出版社《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與《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漢聲出版社的《漢聲小百科》、內頁某些詞條字句（因戒嚴時期「恐共症」下的思想審查）被畫黑線遮掩的《大英百科全書》；外婆家餐廳旁白鐵書架上，成排阿姨舅舅大學階段購入、留在老家的遠景、志文世界經典散發著黝暗光芒──永遠記得國小四、五年級翻開D. H. 勞倫斯（D. H. Lawrence）《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時，讀到裡頭露骨性愛描寫段落像被電到的感官經驗。

到了因不擅考試、成績低落的高中大學時期，也是那些對考試成績一點幫助也沒有的書，伴我度過升學主義下百無聊賴的時光──借用村上春樹的話，「像知識的墓地般陰暗的地方」，無論那是高中時以桌上課本為掩護，低頭讀著平攤大腿上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或是大二上學期即將因曠課過多被二一退學前夕，潛入過年回老家的學長租屋處，邊喝著伏特加邊讀著《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書是現實之外永恆的庇護所。

就像村上春樹在《身為職業小說家》自剖，學校教育之外的自由閱讀經驗，帶給他無窮盡的養分：

「⋯⋯世上有太多比教科書更精彩刺激，內容更深奧得多的書。在翻閱這些書時，可以感覺到內容從開始讀起就一一化為自己的血肉，有一種活生生的物理性感觸。因此實在不太有心情去為考試而認真用功。」

雖然關於學校教育與升學考試多是不堪回首的回憶，然而也是在學校圖書館，讓我發現現實之外，有更多可能的世界，從而對種種看似無用的事物生出熱情與希望，只因從閱讀的體驗獲得單純的樂趣。我的高中母校有一間藏書量豐富、獨棟兩層樓的圖書館，且搜羅當時正蓬勃發展、觸及各式多元思想的雜誌，寂靜的空間裡，彷彿置身無以名之的動人景觀，書脊上的書名與作者，是一個個山脈、海洋、群星、島嶼⋯⋯開啟我對不同世界的想像，如（又是）村上春樹在《1Q84》BOOK1第20章〈（天吾）可憐的吉利亞克人〉中，突然天外飛來，藉由主角天吾之口，娓娓道來19世紀俄國作家契訶夫（Anton Chekhov）一本冷門的遊記《薩哈林島》：

「或者，（契訶夫）只是單純地想到那裡去而已。在看著地圖上的薩哈林的形狀之間，就沒來由地忽然蠢蠢欲動開始想去那裡了，這樣。我也有類似的體驗。在看著地圖之間，有時候就會開始產生『不管怎麼樣，一定要去這裡看看』的心情。而且不知道為什麼，很多情況，那裡碰巧都是極偏僻的地方。總之忍不住非常想知道那裡有什麼風景，那裡在進行著什麼事情。就像出麻疹一樣。所以無法向別人指出那熱情的出處。只是純粹意義上的好奇心。無法說明的突發靈感。⋯⋯」

離開校園，無目的遊蕩在各個圖書館的習慣延續至今──無論設計新穎的大型公共圖書館或隱身市場樓上的閱覽室，在現今對大多數人最大功能是準備考試或免費上網的空間裡，我仍樂此不疲逡巡在空蕩的書架間、如獲至寶借出一本本沒有時間讀完的書，時常在外地出差的途中，仍揹著近十本從不同圖書館搜羅來的書、如同山老鼠從百年神木切鋸下的金磚，在昏暗的夜色中返家，毫不考量可揮霍來看閒書的時間已極端壓縮，把書沿著床緣環繞，囤積症患者般，一本接著一本築成厚重的堡壘。

這些年面對愈來愈劇烈挑戰的工作過程中，對於閱讀的「物理性感觸」，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最近一次，將我的感官整個打開，閱讀過程中幾乎難以安坐在固定的桌椅前，不由自主地站立、抖動、嘴裡發出喟嘆，需要不斷深呼吸，平復加速的心跳與脈搏的書，是《花月殺手：美國連續謀殺案與FBI的崛起》。在2023年由大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李奧納多．狄卡皮歐（Leonardo DiCaprio）監製與主演為同名電影後，將這本2017年由《紐約客》雜誌記者大衛・格雷（David Grann）撰寫的原著，推升到國際性高峰，但在打開書頁之前，完全沒有預料到，發生在美國中西部奧克拉荷馬州印地安人保留區的一起連環犯罪事件，可以透過橫跨100年的調查研究與實地採訪，穿越文化隔閡，將遙遠陌生的世界鑲嵌在當代讀者心靈與意識之中。

行雲流水的敘事技巧中，歷史的脈動、待解的謎團、人性的試煉，讓我迫不及待翻到下一頁，聽見那紙張刮擦聲，更加深緊迫的臨場感；當作者逐步建構伏筆如疊加的薪柴，在某一刻燃起熊熊大火，情感的力道需要用力折凹書頁到書脊才得以宣洩；做了這份工作之後，深知要讓每個字句有堅實依據、挖掘被黑幕掩蓋的真相，以及最困難的──塑造出如臨現場的氛圍以及人們的立體面貌，是如何困難。

包括珍妮．瑪康姆，他們皆是《紐約客》雜誌的專職記者，擁有充裕的時間與預算，長時間廣泛而深入地進行調查採訪工作，達到近乎完美的程度才出手，專題報導發表之後，再花幾年的時間擴展相關素材成書。以瑞秋・阿維夫為例，過去一年她只發表兩篇文章，分別是2024年5月探究英國「死亡天使」、護理師萊比（Lucy Letby）涉嫌殺害7名嬰兒被判處終身監禁一案，倉促審判中的證據瑕疵等問題；第二篇則是同年12月底，深入剖析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的么女安卓莉亞 ‧ 史金納 (Andrea Skinner)，在母親過世後對外發聲家內性侵後的餘波。

然而因為中文譯本仍少（或翻譯品質太差），閱讀英語原文的速度緩慢，加上在資訊自由、個人主義強大、擁有深厚讀者基礎的西方世界，調查記者能夠揮灑的空間，都是在台灣的我不敢奢求的，那千錘百鍊的敘事技巧，更是看起來太過完美，這一批《紐約客》大師們的作品，像是停留在夢幻的雲端可望不可及。

相對於此，台灣人最熟悉的鄰國日本，在近幾年工作後的閱讀經驗裡，反而提供了更為貼近身處社會脈絡的視角，看那些書的心境，也不再是強說愁的年歲可比擬，而是疊合上我過往幾年圍繞在現實的泥沼中，不足為外人道的採訪路途。

二次大戰結束後13年，經歷屈辱的美軍托管歲月、正從焦土般地景與破滅的國族幻象中，漸漸復甦的1958年，開創出社會派推理小說的松本清張發表《零的焦點》，以一位推理類型中非比尋常的敘事者──看似脆弱的少婦，上路尋找連自己也陌生的新婚丈夫神祕失蹤事件，在能登半島荒蕪海岸線與灰暗烏雲下日本海碎裂破浪的巨大咆哮聲中，浮現的是日本戰後混亂時期，亟欲遺忘與拋棄的集體傷痕。

同年的1月13日下午，位於茨城縣水戶市南部的千波湖畔，被人發現了一個裝著人類手指、鼻子、陰莖的油罐。隔天在湖畔的竹林裡發現了一具裸屍，比對之後，確認與前日發現的屍塊為同一死者。凶手不僅用硫酸將死者徹底毀容，更細心地割去死者所有的手指指紋。在警方抽絲剝繭下，牽扯出一連串案外案，赫然發現一位名為大西克己的男人，為了隱藏自己的過去，連續誘殺3人，只為了將有著黑暗過去的自己埋葬，成為另一個人。

多年後這樁奇案被淡忘，直到半世紀後某位英國收藏家在東京神保町發現一批猶如黑色電影（Film noir）的劇照，事實上是當代人早已遺忘的攝影師渡部雄吉被委任拍攝千波湖慘案的調查過程，在20多天的調查旅程中，相機鏡頭貼身拍下兩位警探穿梭在煙霧迷漫、永遠籠罩在某種陰影中的戰後日本，黑白照片粗糙粒子中的旅館、會議室、食堂、電車、工廠、市場大街小巷，風塵僕僕追尋線索與進行訪談，在警探惶惑的神情裡，彷彿真正在尋找的，其實是在時代洪流中、不確定的自我。

渡部雄吉這組猶如「考古出土」的影像紀錄，2011年由巴黎的出版社Éditions Xavier Barral以《A Criminal Investigation》為名首度集結成冊後，紅回日本，後來在日本國內推出各種版本。某年到日本的旅途，在書店看到ナナロク社2014年初版第一刷的《監視日記》（張り込み日記），至今仍如同松本清張的小說，在每一個滯塞的時刻，翻開紙頁，摩擦、嗅聞、凝視、神遊在那個與無邊無際黑暗搏鬥、探索真相的路上。

非虛構的部分，則有不同世代的自由記者（非固定為單一媒體供稿），走訪事發地描繪其社會背景，並忠實記錄司法審判、精神鑑定等過程，包括藤井誠二在《17歲殺人犯》中追蹤虐死女中學生的一群青少年加害者（後改編為漫畫《17歲。女子高生監禁殺人》），佐藤幹夫於《心，無法審判》藉由旁聽法庭審理、醫療專業分析、日本司法制度的考察，仔細辯證一位自閉症少年在校園殺傷師生後，如何理解罪與罰的過程。

這幾年來誤打誤撞處理過一些社會事件的採訪與調查報導，總是在這些日本作者不迴避的姿態與好奇心推動的視野中，得到莫大啟發（只是或許因為此類作品在台灣市場太冷門，其中許多都已絕版，只能從各地圖書館搜尋借閱）。對比於我所生存的滯悶島嶼，在相關議題上長期受制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觀點，更是讓我能不至於麻木的一帖帖藥方。在取材自社會事件的作品中，又以擅長書寫女性在當代社會（尤其是東亞父權體制）處境的角田光代最打動我。

角田光代小說中處理的議題，正如她2007年改編自真實社會事件的短篇小說書名：「三面記事」，日文原意是上不了報紙頭版及二版，僅在第三版會簡略提到的「地方性社會新聞」──母親在浴缸裡淹死新生兒（《坡道上的家》），綁架女嬰加入新興宗教組織的未婚女子（《第八日的蟬》）、殺害外遇對象埋屍自家地板、成年女性猥褻青少年、國中生對導師下毒、男子殺死長期臥床母親（以上《三面記事小說》）。換言之，屬於那種非關國家大事與大眾民生，不是太過離奇就是頻繁到幾乎令人麻木的犯罪事件，如近年來台灣社會新聞中每隔一陣子就出現的長照殺人案，然而她卻在媒體再現中「非人化」的主角身上，賦予與你我無異、一張張平凡到不行的面孔，在其中甚至如同鏡子，可以看到自己的某個部分──曾有的夢想與斷裂的現實，映照其中。

正如她曾在《＆Premium》專訪時強調：

「閱讀的最大好處是培養想像力。透過閱讀，你學習到『我』不是世界的中心，『我的』想法也不是獨一無二。換句話說，這（閱讀）幫助你認識與理解其他人，即使當你無法理解，也能接受他們。我認為這是構成日常生活基礎中，最重要的事。」

在社群網路無孔不入的時代，我們對於自我與世界的認知、變動不居的情緒，早已被演算法所建構或控制。閱讀一本書，觸摸封面的質地、聽見翻頁的細微聲響、聞到放在圖書館一角吸納進時間的氣味，讓我有機會暫時逃離吵嚷的資訊洪流，猶如潛入深海，心無旁騖地包裹在那片無限的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