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瘦高、書生味濃厚，說起話來有禮的烏干達外籍生Collines（中文名為柯木吉）現年21歲。兩年前，他來到台灣的中州科技大學就讀智慧自動化工程系。他想在台灣學習工程技術，並且在課餘時間像其他外籍留學生一樣，參加學生社團活動、營隊或是跟同學們一起背上背包，來一趟環島旅行。

在台灣待了兩年，這些事情他都還沒有體驗過。

從中部北上和我們在台北見面的這一天，他的眼球裡布滿血絲。「我已經快要3天沒有睡覺了，」Collines說。和其他同年齡的大學生相比，Collines在台的7成時間，都奔波在不同的工廠與工地：CNC車床工廠的操作員、食品加工廠包便當的勞工、貨運公司的搬貨工以及建築工地粗工等。經常他一天跑場接兩份不同工作。

2019年5月在坎帕拉（Kampala, 烏干達首都），Collines被一張來自台灣中部的大學招募海報吸引，開啟了他到台灣讀書的想像。

有濃厚家族經營色彩的中州科技大學（後稱中州科大）也不例外，近年開始招收外籍生。這間成立超過50年、原為彰化地區知名的技術學院，曾在1998年學生人數達到高峰，有8千多名，在高等教育擴張風潮下，2011年升格為科技大學；但隨著少子化衝擊，學生數平均每年減少10%，110學年度僅剩1,931人。

2019年的初夏，中州科大副校長柴鈁武帶著一行5人，飛越萬里到東非的內陸國家烏干達招生。

為了招收外籍生，學校各顯神通，有的較正規的方式是學校派人飛往當地國，參加各地留／遊學展來推廣學校；有的借用當地國的台商、或聘僱當地人力仲介、留學代辦等業者招生。而中州科大則找上在烏干達有深厚人脈網絡、現任台灣非洲商會聯合總會副總會長林政良來招募。

2019年夏天，中州科大委託林政良在烏干達招收10到20位學生。靠著林政良的人脈以及當地對中文人才的需求，剛把招生訊息放到社群裡，馬上就有數十人報名，甚至有該國情報局、教育部幾位官員也把孩子託付給他，希望可以到台灣讀大學、學中文。

面試當天，湧入比預期多的人潮──超過300位18到30歲的烏干達人，像是尋求一個機會，擠到林政良在當地經營的飯店排隊。每位學生給他的招生服務費約600元台幣，最後經過3天分批面試，中州科大一口氣發出了139張入學許可。

因獲得入學許可的人數過多，原本台灣駐南非外館停止視訊面試學生簽證的規畫，學生必須親自前往鄰近國家史瓦帝尼的台灣外館面試，但史瓦帝尼跟烏干達的直線飛行距離超過3千公里，相當於台灣到孟加拉的距離。

這個突然多出來的支出，讓林政良跟學生們感到措手不及，人在烏干達的林政良接受《報導者》訪問時表示：

「當初幫忙宣傳要讓學生到台灣讀書，如果一個都沒辦法去，那以後在烏干達不用混了。」

因此，林政良借了23名學生錢先買機票到史瓦帝尼，最後139人中僅16位學生成功獲得簽證。

希望能促成台、烏兩國高等教育交流的他，卻沒想到學校無法善盡照顧責任，讓學生的留學夢完全變樣。得知學生的現況，林政良無奈地說：「唉！那時候我就是『夯枷』（台語：自找麻煩之意）啦。」

當時中州科大前往烏干達招生時畫了大餅，拋出各種承諾，包括：來台之前不需要學習中文，課程會以英文授課；學校會給予獎學金，幫助學生分擔學費壓力；學校還會幫忙媒合學生就近到與課程相符的公司實習，讓學生除了獲得實作經驗，也能賺取生活費。

但沒想到，這些只是為吸引他們來讀書的話術。到台灣後，全變了調。

招生時說的會用英語上課的承諾，根本沒兌現。

《報導者》實地跟著幾位烏干達和史瓦帝尼的學生，進入一堂較多外籍生選課的電腦教室裡。那一堂課，老師講中文授課、用中文教材，兩個國家的外籍生像鴨子聽雷，有的發呆、有的趴著睡覺、有的上網看不相干的英文網站。台生和外籍生座位自動分兩邊，課堂裡宛如平行世界，沒有交集。老師對於我們幾位加入的陌生面孔也絲亳不在意；一門課50分鐘，他只教學生們如何生成QR Code。

Collines說，學校有安排學中文課程，但要在短時間內聽懂專業課程根本不可能，「剛到台灣，我們只會說『你好』、『謝謝』，這些很簡單的中文。」於是他向學校的國際中心反映，職員回覆他：

「你想要上英文的課去美國，這裡是台灣，要用中文」。

在課堂枯坐消耗、學不到任何知識，外籍生們原本的興奮與期待，入學一個月後轉變成困惑與失望；一學期、兩學期過後，「什麼也沒學到」的情況更讓他們的情緒轉變為焦躁、憤怒甚至崩潰。

一位在中州教書多年的老師因怕被整肅，以不具名方式接受《報導者》訪問時表示，學校因為多年招生率低落，老師們不但有招生壓力，必須在週末休假時間到各高中招生，也10年未拿到年終獎金。

「我真的不曉得，為什麼外籍生可以進來這麼多？」

面對外籍生的增加，這位老師無奈表示，學校招生之前，完全沒有跟老師溝通，學生來了老師就得教。班上只要有外籍生，老師就必須準備中、英文兩種教材，並且在上課時同步用中英文教學，增加老師相當多的工作量。

長期低迷的氣壓，捻滅了老師們的教學熱情。他直言，學校對教學品質不太要求，的確很多中州科大的老師直接「放生」外籍生、繼續用中文教學，不管學生是否聽得懂；而且只要外籍生有到課，就會給予及格的分數，讓學生可以繼續在學校待著。

招生單位將學生哄騙入學後，沒有妥善的跨部門聯繫，招生跟教學之間出現嚴重的斷鏈。Collines說，這不只影響他們的學習品質，更讓他們拿不到獎學金。一開始是無條件獲得獎學金的承諾跳票，學校辯稱要獲得獎學金必須名列前茅，但連上課都聽不懂的他們，難以跟台灣同學在課業上競爭。 拿不到獎學金，使得他們抵台後持續負債──除了來台前跟林政良借了約新台幣10萬元的機票錢、第一學期的學費約新台幣6萬元、住宿費9,200元，第一學期就背了總共新台幣17萬元的債務，「這些錢都還不包括我們每天的吃飯錢、交通費、生活費，」與Collines同樣來自烏干達學生說，他每天只敢吃50元的蛋包飯、喝白開水果腹。

缺錢的學生們更急著打工。招生時，學校另一個承諾是安排到所學相關的公司打工，讓他們可以存點生活費。抵台後，學校的確給他們安排了工作，但並不如許諾的「與學習相關」。

Collines與同學們被安排到CNC車床工廠、腳踏車零件工廠、隱形眼鏡製造工廠等各種勞力密集的工廠工作。尤其CNC和腳踏車零件廠裡環境粉塵量高，近年這幾個產業多半聘僱外籍移工，但因為申請移工的手續跟過程繁雜、冗長，台中、彰化等中部縣市相當缺工，「學工」變成另一種廉價勞力的替代，工作內容跟學校所學完全無關。

《報導者》從2021年9月開始，採訪這些非洲的外籍生，他／她們被派上了辛苦的大夜班，一起工作的全是外籍移工，幾乎看不見台灣人。這些學生在學校和工作的時間和節奏是這樣的：

週一到週三在學校； 週三傍晚到工廠工作，上連續五個大夜班； 週一上午直接回到學校上課。

為了瞭解學生們在工廠的狀況，我們多次往返彰化，並跟著學生到了一間工廠察看他們大夜班的工作內容。

燈光昏暗的半露天工廠裡，車床工具機不斷轉動發出的噪音，跟午夜12點的寧靜，格格不入。工廠地上堆積著鐵屑跟各種工具，工廠內可以行走的通道相當狹窄，工安顯然不合格；外籍生在上工前，也沒有獲得妥善的職前訓練，有不少學生因為工作受傷。

來台灣讀書的非洲外籍生，每個月有多達20個夜晚，必須在惡劣工作環境裡度過。

2020年冬天，Collines與同學們在一間雲林食品加工廠工作，住在工廠二樓、由貨櫃搭建的宿舍裡。出發前，學生不曉得工廠宿舍如此簡陋。他們從學校宿舍帶去的被子跟床墊不夠保暖，在那段時間的夜晚，冷得難以入眠。

徘徊在惡劣工作環境，以及聽不懂、學不到的課堂之間，身心俱疲的他們進入了4年人生空轉的惡性循環。

「這是我們在台灣的生活，根本像是奴隸一樣，沒有週末、沒有假日、什麼都沒有，」Collines說。

針對中州科大這批非洲外籍生處境，專精勞動法律、關注勞權的律師陳業鑫指出，雖然學校沒有沒收學生的護照或是限制學生行動，也沒有強制學生到指定地點工作，但學校給予各種承諾誘騙學生來台，之後未兌現承諾，讓學生負債，等於用債務作為一條看不見的鐵鍊，禁錮住了學生的自由。

《報導者》在過去半年的調查發現，私校排名後段班的學校，尤其是技職院校失控的國際招生，除了發生在「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的外籍生之外，也擴大到從非洲國家來台的外籍生。

今年20歲的G（化名）來自烏干達的小農村，她說回想起在烏干達時，都會跟母親到咖啡田中採摘咖啡豆，雖然生活不寬裕，但不至於匱乏、餓肚子。

品學兼優又勤奮工作的她，跟Collines一樣，見到中州科大的招生訊息，希望自己可以到台灣讀書，學到一技之長後回烏干達，帶給家人更好的生活；但她完全沒有想到，在台灣就算她再怎麼努力工作，連吃飽都困難，更難以償還債務。

G描繪自己在隱形眼鏡工廠的情況：

工作從傍晚7點30分開始； 10點時休息15分鐘； 再一直工作到午夜12點，可以休息45分； 凌晨3點休息15分鐘； 再一直工作到早上7點半。

「工廠的人知道我們欠學校錢，對我們很兇，」G說，她們在工廠不時會受到大聲斥責或有點粗暴的對待，她想要求好一點的打工，但因需要償還學費和債務，只能有什麼工作就試，也無法拒絕夜班工作。

校方會不斷「提醒」她還有多少債務要還，如果不按時付錢可能要面臨被趕出宿舍、被開除學籍遣返回國的後果。 她向我們出示筆記本上每一筆積欠的錢，多次淚水潰堤：

「我已經快要無法忍受了，沒有人可以幫我，我好寂寞、壓力好大，我什麼都沒學到。從早上到下午都沒有東西可以吃，沒錢買東西吃，晚上的時候，會很想死。」

G不敢跟烏干達家人說自己現在的狀況，她不希望生活困難的家人為她擔心。她禱告，但無處可投訴、沒有人協助，G說自己非常絕望。

我們採訪多位曾主責外籍生業務的學校高層，他們不約而同表示，掮客、人力仲介在近年進入大學校園，可能是這個失控的始源。

長年呼籲改革高教環境的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目前擔任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周平說：「私校可能會先承諾獎學金或是各種照顧，先把人（外籍生）騙進來再說；招生單位（透過中間人）將學生哄騙入學後，沒有妥善的跨部門聯繫，招生跟教學之間就會出現嚴重的斷鏈。」實務上，獎學金是學務處管、生活日常是國際處負責，學習就是教務處跟老師的責任，但這些處室彼此間缺乏橫向聯繫，不知道招生時承諾過學生什麼條件，不健全的私校老師已長期被壓榨，更無力照顧外籍生。

我們也專訪了曾在中州任職13年的前副校長謝清隆，詢問他是否知道中州外籍生的慘況？

他說，國立大學的名聲好、資源多，不會有生源不足的問題，但後段班的私立大學沒有資源，很難派人在外國長期扎根、招生。偶爾他自己飛往東南亞姊妹校或該國各地宣傳，但花費很大，那時開始有些人力仲介會主動接觸學校。

「有的人會從（學生）工作的薪水裡抽200、300或是500元，有的把學生第一年的學費當做回扣，有的按學生人頭收管理費，有的還介入校務，這我無法接受，」謝清隆說。但他在任時未與人力仲介合作，也未到非洲招生，他認為仲介與教育的本質落差太大。

只是，中州科大仍走上招生失控之路。

經過《報導者》調查後發現，中州科大的確也透過中間人、掮客進行招生。2019年6月，藍素鈴是前往烏干達面試學生的校方5人團隊成員之一。

學生口中的Miss Lam（藍小姐），就是同時具備校內外的雙重身分、「戴了兩頂帽子」的藍素鈴。她在2019年離職以前，在中州科大擔任無給薪的「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學校老師知道她不是正規學校的人員，而是學校外包出去招募學生的中間人。離職後，她還是經常在學校走動，而《報導者》在多份學生簽署的文件裡，看到藍素鈴這個名字。

由於獲得學校招生單位的頭銜後，在外招生就不會違反教育部禁止學校「僱用仲介招生」的規則，中間人便可用各種名目尋找生源、向學校收取管理費或人頭費；若是需要工作的外籍生，這個中間人還會再把他們轉介給人力派遣公司或直接派給工廠，再從中收取另外一筆的服務費。

中州科大外籍生的工作，就是由Miss Lam安排的。學生說不清楚她的中文名，也不確定她確切的身分，但藍素鈴仲介去工作的工廠，大多違反了外籍生在台允許打工的時數。

由於這些學生被要求簽署許多中文撰寫的文件，卻不曉得自己跟Miss Lam簽了些什麼，為了釐清學生、藍素鈴還有工廠之間的關係，《報導者》記者跟著包括Collines在內的烏干達外籍生，前往勞動部勞保局台中辦事處，申請他們在台的勞保紀錄單，確認學生們的雇主。

由於勞保紀錄單需要本人臨櫃申請，在過程中我們協助這群不諳中文的外籍生。其中，Collines把自己的健保卡交給辦事人員，拿到一張只有3筆工作資料的勞保紀錄單。「這段時間我至少有到5、6間公司工作，怎麼會只有3筆資料？」Collines感到困惑。而另一位學生的勞保紀錄單也是相同情況。

經過我們的詳細比對發現，從2020年初到2021年底，中州科大外籍生的勞工保險，絕大多數都被登記在「金盟企業社」這間人力派遣公司名下，意味著金盟企業是他們的雇主。

但在看到這份紀錄單之前，沒有一位烏干達外籍生知道自己是「金盟企業社」下的派遣員工。其中一份學生們工作的地方是位於竹南的隱形眼鏡代工大廠「望隼科技」，學生們以為自己是望隼聘僱的員工。

然而我們前往竹南到該公司查證時，公司的行政管理部經理李亞倫即表示，這些從中州來的外籍生是由金盟企業社派遣而來，接洽的人是一位姓藍的女士，「他們剛進來的時候狀況滿多的，他們要上不上的（上班）⋯⋯後來整個No Show，」李亞倫簡短抱怨學生工作狀況後，就不願再多談。

隨後望隼科技在回覆《報導者》正式訪談的信件時，撇清與學生的關係宣稱：「這些外籍學生並非望隼員工，因此公司不便對上述多作回應。」

我們又走訪了金盟企業社，尋求說法。

金盟的網站上沒有電話，地址也多次變更，但最後我們在苗栗找到金盟企業社。一開始他們不願回應，後來我們表明手上有多項證據和資料時，頂著一頭捲髮、聲音宏亮的金盟企業社經理陳國良決定受訪。他告訴我們，多年前他是中州的學生，藍素鈴跟他是師生關係。藍將外籍生人力提供給金盟，他們再把人力派遣到有需要的公司和工廠。

對於學生在工廠超時工作，違反外籍生一週只能工作20小時的事宜，陳國良解釋：「學生自己要超時工作，我們也沒有辦法。」他並說，金盟有跟被派遣的工廠表明，這些外籍人力是外籍生。這意思是，他認為金盟沒有責任，責任在工廠跟學生。

陳國良聲稱有提供學生免費住宿，金盟並沒有賺到多少錢。但他也承認，每派一位學生到工廠，金盟可以從每個人每個月收到新台幣2,000元的服務費，學生工作愈久收愈多。這個邏輯跟外籍移工目前的操作幾乎一樣，甚至更容易，因為年輕學生對於自己的權益更陌生。

除了超時的工時，比對學生的勞保紀錄單跟工廠發出的薪資明細後，我們還發現以下幾項確實違法跟疑似違法的狀況：

記者聯絡上藍素鈴並試圖取得她的說法，但致電藍素鈴時，她說不方便回答，要我們與學校聯繫，就匆匆掛上電話。跟藍素鈴一起幫學生安排工作的「Lala」在跟記者短暫通話中表示：「我是基督徒，我會用我的方式去幫助他們⋯⋯我覺得現在的記者都寫自己想要寫的，我不想接受採訪。」

雖然我們後來持續打電話、傳簡訊希望可以得知她們的想法，但她與藍素鈴都拒絕說明。我們也多次跟中州科大校長和負責國際招生的單位聯絡，但中州科大全拒絕受訪，不願對此事件做出回應。

台灣高教產業工會理事長周平批評，後段班私校的國際招生亂象是「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在少子化的影響跟教育部鼓勵競爭的評鑑制度下，學校單位出現各自為政的狀況。

「台灣陽奉陰違的文化很嚴重，官方也知道這些狀況，但不會主動查。通常是成為媒體事件，教育部才會來查，但這對我們的國際形象很傷，」周平指出，這件事情除了學校跟教育部外，發出工作許可的勞動部以及發給學生簽證的外交部也有責任。

勞動部簡任視察葉明如受訪時指出，外籍學生打工的管制比白領外籍工作者還要寬鬆，過往人數少，不會出太大的問題，但現在打工的人數大增，超時工作的狀況可能需要注意。

葉明如也指出，就算學生是派遣人力，若工廠讓學生工作超時，就可根據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0條對工廠開罰。她補充，若學生是受僱於人力派遣公司，工廠端則是被派遣的一方，人力派遣公司有義務要向工廠告知學生的身分，防止工廠讓學生超時工作。

這些20歲上下、連中文都不會說的外籍學生很難找到管道申訴。再加上原本應該要保護他們的學校就是剝削者，更不可能幫他們向工廠、人力派遣公司提出勞檢，遑論申訴。

當了21年教官的謝清隆感嘆，外籍生來台後的「戶長」在法律上是該學校的校長，在台灣沒有親人依靠的外籍生，學校應該要給予照顧才對，但台灣變形的高教環境辜負了他們。

半年來，我們和Collines、G及許多東南亞和非洲的外籍生保持密切聯繫，學生們的心情都很沉重，負債又無法好好學習的他們不斷問我們：台灣是個法治的國家，怎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他們希望透過報導，能讓人看見他們的處境，希望政府能把錯誤糾正過來。

Collines曾告訴我們的這句話或許能代表學生們此刻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