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anto在2013年上了台灣的遠洋漁船，為台灣人工作，但他意外捲入一起喋血案後，父女就未曾相見。當父親從家中缺席，Riri的母親也在7年前來台工作──為賺錢養家，也為靠近丈夫一些。

如今，Riri悄悄地跟隨父母腳步，成為一個台灣家庭的看護工，3人在台「重逢」。

2013年7月，台灣漁船「特宏興368號」在太平洋正中央的吉里巴斯海域漂流，一群意外殺害台籍船長、輪機長的印尼漁工原想把船開回東南亞逃亡，但他們對駕船毫無經驗，只能任憑它迷航，眾人不斷爭吵，有限的糧食和淡水仍一天天消耗。

而Riri的父親──當時31歲的Susanto，就在這艘船上。

不久後，收到船東通報「漁船失蹤」的海巡署出動搜索，成功尋獲在太平洋漂流12天的特宏興368號，並把這群漁工押回台灣受審。他們抵達宜蘭蘇澳港時，受害者家屬一見漁船靠岸，便跳上渡橋毆打漁工，隊伍甚至差點跌落海中，畫面震驚國際。

其實「特宏興案」並非台灣第一起漁工殺人事件，卻是至今被害者、加害者人數最多，影響也最深的一案，也因而開啟了外界監督台灣遠洋漁業的大門。

因為隔年公布的一審判決書，是台灣司法史上首度揭露遠洋漁船存在不當管理。本案檢察官調查出命案真相，其一被害者陳姓船長在漁船上，長期虐待外籍漁工、施暴且欠薪不發，導致這群漁工憤而失手殺人。

檢察官也發現，6名涉案漁工中，Susanto等工作僅半年的4名新進船員原無犯意，他們抵達台灣隔天就被送出海，沒有受過任何訓練，在壓抑環境中失去正常判斷能力，因此無力反抗2名較資深的主嫌威脅，是被迫參與了案件。

但犯罪為事實，Susanto最後被判22年有期徒刑，其他共犯則是14至28年。至於這艘船上唯一未被起訴的船員，他剛好在船艙裡睡覺逃過此劫，醒來竟發現世界變了。

Riri還記得那個夏天，許多記者從印尼首都雅加達來到她在西爪哇梳邦縣（Subang）臨海小鎮的家門口，家裡是年僅10歲的Riri、2歲的妹妹，還有外婆與阿姨，門外不斷傳來鄉民湊熱鬧的呼喊聲，質疑、謾罵、憤怒，像利刃刺在她們這群無法離開的女性身上。

當時Riri聽不懂大人在爭辯甚麼，只是反覆聽見3個關鍵字：妳爸爸、台灣、殺人。她成為「殺人犯的小孩」。

隔了幾天去上學，消息已從老家傳到其他城鎮，同學紛紛走避，鄰居指指點點，將這一家人視作穢物。為對抗這些目光，Riri把離鄉工作、見到Susanto當作人生目標：

「我沒辦法跟妹妹抱怨，她年紀還小，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不記得爸爸的樣子；我也不能跟媽媽或外婆說，我怕她們擔心。」

在Susanto出國前，Riri從未預料一別就是10年。兒時的她無法理解「移工」這詞何其沉重，以為爸爸只是出趟遠門，不久就會回家了，就像媽媽一樣。

2013年前，Riri的母親Siti（化名）流轉卡達、杜拜等阿拉伯國家工作，Susanto則負責在家照顧Riri，同時下田和做零工。直到二女兒出生，這對夫妻急需擴大財源，當時31歲的Susanto聽朋友說「台灣漁船很好賺」，就選擇上了台灣船。

他也沒想過，踏足台灣的第一天就被送出海，做漁夫短短6個月，再次靠岸已成罪人。

案發後，家裡只剩Siti能掙錢，兩個女兒和Riri的外婆都靠Siti扶養，她先返鄉安撫親友情緒，託眾人照顧Riri姊妹，便迅速前往雅加達求職。直到2016年，Siti聽說台灣薪水更高，還能去監獄探視Susanto，她不顧眾人反對，決意來台做看護。

此時妹妹已開始懂事，捨不得媽媽而嚎啕大哭，Riri則故作堅強安慰她。「其實我也有哭，都躲在妹妹看不到的地方，」她回憶。

就在同一年，《報導者》團隊赴印尼採訪多個漁工家庭，完成《血淚漁場》一部曲，其中在〈離岸之前──印尼漁工的台灣夢〉影像作品中，我們曾踏上Riri的故鄉，見過她一面。Riri對這件事印象不深，只記得曾有台灣人來家裡聊天。當我們拿出7年前拍攝的照片，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那時候好瘦，我現在變好胖。」

照片中的Riri才13歲，和妹妹被爬滿裂痕的水泥牆圍繞，無力修繕，家中空蕩無比，彩色電視機是畫面裡唯一的現代化象徵。我們問Riri，現在家裡的狀況好轉了嗎？擺設還是和舊照片一樣嗎？

她淡淡回說，現在跟照片裡差不了多少。

2016年《報導者》團隊拍下的13歲Riri，如今20歲，已成為一個台灣家庭的看護工。

耳聞此消息後，我們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協助下，歷經3個月時間聯繫上Riri，並與她一起去台北監獄探視Susanto，採訪這名從女兒人生中缺席、當年《報導者》也無法接觸的新聞主角。

那天是中秋節前夕，台北監獄接見室外聚集著受刑人的親友。下午1點半獄方剛開門，近百人便迅速往裡頭鑽，搶著用自助報到機申請抽號──根據監獄慣例，若當天申請人數過多，原本15分鐘的接見時間將隨情況縮短，「以便已登記接見者，均能接見」；經驗豐富的老鳥們都猜測，號碼牌順位愈靠前，愈不容易受此影響。

Riri不知道「中秋團圓」習俗，而且上次探監是平日，她被眼前景象嚇到了。現場想接見的民眾實在太多，Riri瞬間停住腳步，甚至被人群撞開。所幸她並非單獨一人，TIWA派來的翻譯志工趕緊領著Riri在人流中向前擠，終於排進隊伍。隊伍終點的那台報到機只有中文介面，Riri透過志工協助，輸入她身為移工的居留證號，再輸入父親的獄中編號。

這是Riri來台後第三次探監。第一趟在她入境不久，連居留證都還沒領到，Riri便迫不及待跑來監獄申請接見，結果因無法證明身分而失敗。第二次她帶齊了所有證件，總算和睽違10年的爸爸重逢。

狹長接見室的中間以鐵窗和強化玻璃為界，區分了自由與不自由兩端，每一組人的桌上都擺了電話，由話筒相連兩個世界。

Riri還記得第一次見到爸爸時，她一走進接見室，發現Susanto已在對面坐定，她立刻哭泣不止，Susanto則強忍淚水。Riri感覺到爸爸努力保持笑容，不想展現懦弱一面，但最後鼻涕仍流了下來。

「我當然開心，也感到難過，我差點不認得親生骨肉的臉，她與我記憶中的臉不再相似，現在Riri已經成熟又美麗，我希望她的心靈和道德也都是美麗的。」

中秋前夕的探監結束後，我們以信件採訪Susanto，他在回信中如此敘述和女兒第一次重逢時的心情。

監獄規定的15分鐘比父女想像短暫，當獄方關閉通話，兩人雖看得見彼此，聲音卻無法傳遞，他們只能靠嘴型辨識語言，直到獄警將雙方勸離接見室。

該晚，Susanto看著從前家人寄來的照片，他獨自崩潰，並在信中懺悔：「我拋棄了我兩個女兒，無法給他們幸福，無法給予真誠的愛、一種父親給心肝寶貝的愛，無法全心全意的關心她們，也無法聽他們的抱怨。」

眼淚背後，其實Susanto非常錯愕。在兩人重逢之前，他根本不知道Riri人在台灣，女兒竟瞞著父母和外婆找上仲介，自己借錢付仲介費來台。

父女長年靠3個月一通越洋電話、不定期的書信往來聯繫，父親總囑咐女兒好好讀書，錢的事，讓大人煩惱就好，他沒有意識到Riri已經長大成人，渴望擺脫孤獨，想成為這個家的另一支柱。

Riri當然試過其他辦法。剛滿18歲，她立刻去雅加達找工作，但領著約新台幣3,000元月薪，看著剛上中學的妹妹，她突然理解父母10年前的心情：

在台灣既賺錢，還能定期見到父母，Riri滿腹衝動上路，結果是水土不服。去年（2022）12月抵台後，來自南國的她首次體驗冬天，做看護的勞動強度也超乎想像，工作尚未滿月便生了場重病，隨即被雇主解聘。

咳嗽難歇，即將失業又欠錢，再不想辦法就會遭遣返，Riri只好聯絡在台灣唯一認識的印尼人──同樣從女兒生命中缺席的母親Siti，並靠著她找到新工作。

Siti在2016年出發來台，第一份工作就遇上違法雇主。當時的Siti平日在台中某人家做看護，週末會被強迫載去雇主經營的民宿打掃，不得休假，身邊也沒有任何印尼同事排解寂寞。

如同當年被孤立在漁船上的Susanto，這次換Siti被鎖在雇主老家、民宿兩地。幸好情況更惡化之前，長期和移工受刑人及家屬保持聯繫的TIWA理事長陳素香，早一步發現情況有異──她和Siti約好的探監行程遲遲沒有下文，而且：「Siti講電話都很小聲。」

後來陳素香把握機會追問Siti，才確認Siti受到雇主剝削，決定啟動救援計畫。

計畫行動日，陳素香和幾名TIWA成員假裝是客人，先向民宿老闆（Siti的雇主）辦check-in，接著傳簡訊給Siti，吩咐她先躲去離停車場比較近的洗衣間，待雙方都確認周遭安全後，陳素香等人藉口回車上拿東西，實則掩護Siti出發。

「一見到面，我們就把Siti塞進汽車後座，然後沿路狂飆，那個民宿在山上，只有一條單行道，我好怕老闆從後面追過來，會不會氣得把我們直接撞下山。」內容驚險，陳素香卻是笑著回憶。

TIWA為失業、遭雇主不良對待，想要合法更換工作的移工備妥一間庇護中心，Siti入住當天便寫滿了6張準備寄給Susanto的信紙，她終於可以去監獄探視丈夫。

Riri、Susanto、Siti一家人在台灣看似「相聚」，實際上依舊因各自的身分與工作分離。Riri和Siti的休假時間不同，平常難以碰面。至於Susanto，即便進了監獄，他仍是獄中權力結構的最底層。

從農夫做到漁工，Susanto目前在獄中主業縫紉、副業洗碗，10年服刑都被工作占據。他寫道：

「我總是被獄友們大小聲，因為明明是休息時間，我的縫紉機還發出聲音（意即加班）。如果我閒著沒事做，我一定會想起女兒和妻子，只有忙碌才能讓我遠離悲傷。」

此外，許多移工剛入獄時面臨通訊困難，他們大半來自偏遠地區，教育程度也不高，往往記不清家裡地址、電話。Susanto曾經寄給TIWA一封信，內容便是請志工幫忙查出印尼老家的郵遞區號。

但一抵達桃園機場就被送去宜蘭搭漁船，6個月後「特宏興案」爆發，又被直接押進看守所的Susanto如何有機會認識TIWA？

原來在當年案發後，TIWA眼見涉案漁工過多，便啟動「關注移工受刑人」及「替代返鄉」兩項志工服務，主動進監獄探望Susanto等人，瞭解案情和獄中處境，同時幫他們向斷了音訊的家庭重新牽線。

「替代返鄉」發起人莊舒晴和其他志工在接見室裡一字一句聽寫，記下曖昧不明的印尼地址便出發，甚至得拿著漁工提供的手繪地圖，沿路詢問當地居民「你認識某某某嗎？」、「你知道村子裡去台灣工作的那家人嗎？」

Riri記憶中「來家裡聊天的台灣人們」，不只《報導者》團隊，還包含在2014年、2016年兩度拜訪印尼的TIWA成員。莊舒晴記得，當時的Riri「非常清楚家裡的失衡狀態，對大人們談論的一切聽而不語」。

對Susanto而言，TIWA志工們的出現像是神蹟，他感慨：「原來在這世間如此殘酷的生活，還有人關心我的遭遇。」

莊舒晴的著眼點則不同，她持續追蹤遠洋喋血案，對外訴說移工故事的出發點，並非單純抱持「做善事」心態，「其實我們只想問一件事，台灣的移工制度是如何造成特宏興案？」

10年過去，我們問莊舒晴找到答案了嗎？她如此總結：

「這幾年台灣船長溫和很多，我們收到大部分的船員申訴都是勞資糾紛，暴力事件少了。」位於屏東縣東港鎮的印尼海員同鄉聯誼會（FOSPI）副主席諾菲安・庫巴朗（Nofian Kubalang）說，他在台灣做漁工長達16年，明顯感受到管理層有所改變。

正在台灣進行田野調查的全球勞工正義組織（Global Labor Justice）成員貝納森（Jonathan Parhusip）向我們分析，台灣遠洋漁業自2015收到歐盟「黃牌」禁令，2020年又被美國列為《童工及強迫勞動製品清單》的觀察名單，這些國際制裁動搖商業利益，確實驚醒了政府與業者。

《報導者》再詢問一名資深仲介，何謂貝納森口中「過去的管理方式」？

「以前台灣船長打很兇！」

仲介陳先生（化名）說得坦白，海上作業環境極度高壓，老一輩船員沒有學過合理的管理方式，只好靠打、罵，像獨裁者命令漁工聽話，這些喋血案背後幾乎都有虐待：

「死這麼多人之後，他們現在怕了，家屬會勸他們愛惜生命，收斂一點，不要像以前一樣。」

庫巴朗的左手有道巨大傷疤，拇指明顯變形，正是當年因捕魚受傷，在汪洋上延誤就醫的證據。台灣人與移工一起用血與淚潤滑了時代齒輪，緩慢推進人權，多名勞團成員都向《報導者》私下吐露：

「相比10年前，至少現在談漁工議題會有人聽。」

來到台灣以前，Riri原本自認做好準備了，她說父親做漁夫難免辛苦，沒想到連當看護也如出一轍，只是從海上的牢，換成陸地上的牢。

「媽媽從來沒有跟我提過，在台灣會遇到不好的事。」

Riri這10個月間不只被隨意解聘，還曾遭雇主家的男性騷擾，這趟剛起步的移工生涯已帶給她震撼教育。

以前，她常在越洋電話另一頭對母親碎念，「我想買手機、新衣，為什麼妳都不在家？」現在，Riri發現這些怨懟實屬天真，於是下了決定，未來對故鄉的妹妹和外婆，她也會只報喜，不報憂。

打算在台灣待多久？Riri說，至少要到Susanto出獄為止，刑期還有12年，後年起可申請假釋；她知道假釋費時曠日，通常得耗上多年，卻仍積極以對，「爸爸一定很快就能出獄，」Riri想帶著父母一起回印尼，和妹妹團圓。

但這位社會新鮮人最近又有新煩惱：留在故鄉的妹妹竟然也開始在電話中吵著「我成年後要來台灣」，她今年才13歲。

我們問，那妳推薦妹妹也做移工嗎？

Riri秒答，不會，媽媽存錢蓋新房子、她賺錢養自己和妹妹，有她們兩個出國就夠了，妹妹不要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