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5日深夜，一艘從台灣屏東東港出發、到中西太平洋捕撈鮪魚的11人小型遠洋漁船福賜群號上，死了一名印尼漁工。1個月後，棺材車載著這具從台灣送來的屍體，開進印尼中爪哇直葛（Tegal）郊區的小鎮，停在一間機車修理行前。

剛過晚上9點，是肥皂劇的熱門時段，但鄰里因為這事騷動起來，鄉下地方，還沒有從國外回來的屍體。棺木裡，這名叫做Supriyanto的漁工，穿戴整齊，罩著一件灰色西裝外套，給人打上了領帶。家裡20幾人，一起看著他。

也不是這身打扮太突兀，但他們幾乎認不出人來。

「遺體很小，很像他最小的孩子。他的皮膚很黑、很乾，好像只有骨頭一樣，眼睛好像掉下去，不在原本的地方，」時隔1年多，2016年10月，《報導者》前去採訪，在機車修理行前，Supriyanto的堂弟Setiawan試著告訴我們，那是具多麼詭異的屍體。

Supriyanto個子雖然不高，也有160公分，中等身材，出海前的體檢報告裡，被填上健康狀態良好。但半年後，家人收到的，是一翻身就差一點支解的屍體，甚至沒附上驗屍證明。

生前，Supriyanto原本是長途巴士的收票員，每天經由爪哇島北岸綿長的產業道路，往返直葛與首都雅加達，一個月賺700元台幣，勉強養活3個孩子。Supriyanto因為父母早逝，又是長子，國中畢業就擔起家計。但他沒多少技能，運氣也不好，工作一個個換，妻子離開，步入中年，一直沒存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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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2014年，Supriyanto第一次來台灣漁船工作，4個月領到7,000多元，相當於他當車掌近10個月的薪水。

Supriyanto想，台灣漁船是他翻身的最後機會。他要挽回前妻，一家人住在一起。出發前，大家都勸他打消念頭，他已經43歲了，而且小鎮裡的人都知道，「台灣漁船很危險」。

但他仍執意出航，Supriyanto到另一個城市，辦理出海文件，還住進仲介所宿舍，家人來不及送他一程，也從此斷了聯絡。

當他們再次聽到Supriyanto的消息，就是他的死訊。

Supriyanto在船上過世後，漁船返航回到屏東東港。2015年9月9日，屏東地檢署到場進行相驗屍體跟偵辦。兩個月後，11月10日，屏東地檢署簽結此案，認為Supriyanto是病死的，這案件沒有他殺嫌疑。他的死因是：「於船上高處曬衣時失足跌落，導致膝蓋受傷，嗣因傷口感染菌血症，最後因敗血性休克而死亡。」

法醫驗屍報告指出，Supriyanto雙腳膝蓋上，各有一個近半面掌心大的傷口，是感染菌血症、最後引發敗血性休克死亡的地方。除此之外，Supriyanto從耳朵、手臂、背、膝蓋、到腳跟，都有外傷，而且死時嚴重營養不良。

遠洋漁船被認為是4D工作，骯髒（Dirt）、危險（Danger）、辛苦（Difficulty）、離家遠（Distance），走進漁港，處處可見少一隻小指，發生過工傷意外的漁工。

但Supriyanto渾身的傷口，無法單純歸於意外。一名同船漁工用手機錄下3 段船上影像，那3支影片，成了Supriyanto生命最後、託人帶上岸的口信。

Mualip（同船印尼漁工）：「有很多人打你嗎？是誰？你要講出來。」 Supriyanto：「⋯⋯」 Mualip：「說啊，那些人叫什麼名字？講啊。」 Supriyanto：「引擎部門的人。」 Mualip：「還有誰？」 Supriyanto：「Agus及Munawir（另外兩名印尼漁工）。」 Mualip：「船長有參與打你嗎？」 Supriyanto：「船長有跟著打我，就是虐待我。」 （影片一片段，攝於 7月21日7:36，Supriyanto死前一個月）

影片一，7月21日，出海70天。Supriyanto直視鏡頭，他說，船上有4個人打他。除了台灣船長跟輪機長之外，還有另外兩名印尼漁工動手。那時，他頭頂流血、雙眼紅腫出血、走路歪斜。

影片二，7月23日，出海72天。Supriyanto坐在甲板上，不發一語。錄影的漁工說，Supriyanto剛被打過，整個臉腫起來，已無法行走。

影片三，8月25日，出海105天。Supriyanto呈現死前彌留狀態，他雙頰凹陷、全身乾癟、瘦到骨架清楚。身旁的人要他快向真主禱告，但他已經無法說話。

Supriyanto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在家鄉時，一下班，就到清真寺去，沒有其他興趣，個性內向。他大兒子告訴我們，爸爸很少陪他們出去，「都一個人看很難過、很難過的電影」。

Supriyanto或許沒想過，自己也成了人們記不起名字、匆匆結尾的悲劇電影。大部分情節已經丟失了，某些重要的情節，又被高速快轉。這3支能夠證明Supriyanto在海上遭虐待的影片，當時負責偵辦的屏東地檢署，幾乎直接跳過。

監察院今年（2016）調查Supriyanto死亡案件時，認定這3支影片極為爭議，是此案重要證據，便找了專業印尼通譯重新翻譯這些影片。負責此案的監察委員王美玉向《報導者》表示，當他們比對屏東地檢署翻譯內容，發現屏東地檢署連基本的語言翻譯，都粗略處理，完全沒搞清楚影片內容。

監察院請來的通譯，在翻譯影片時頻頻落淚，但屏東地檢署請來的通譯，由於不懂Supriyanto的家鄉話──中爪哇語，第一支影片10幾句話都被跳過、沒翻譯出來，其中包含了Supriyanto被虐待的自白、誰毆打他等重要訊息。

第二支影片中，該通譯甚至寫下了：「這段全部都是中爪哇話，所以聽不懂。」同船漁工陳述Supriyanto被毆打，臉腫起來、無法走路，都被「聽不懂」所帶過。

王美玉質疑，一年有60幾萬名外籍移工來台灣工作，他們在這生老病死，一件死亡成謎的案件，卻請不到一個專業翻譯。

據知情人士透露，屏東地檢署知道翻譯不全，但因為這3段影片未拍攝到Supriyanto膝蓋上致命的傷口，所以認為沒必要再請人重新翻譯。

且地檢署取得影片時，同船的印尼漁工早已結束訊問，返回印尼，無法根據內容進行提問。

既然Supriyanto的膝蓋傷口是本案重點，那這傷口如何造成？為何始終沒癒合、最終感染致命？都應該被詳細調查。

然而，屏東地檢署沒有等到法醫回函解釋傷口成因，就已經結案。

法醫之後的回函指出，不能排除Supriyanto遭受虐待。

報告顯示：「⋯⋯因傷口有慢性潰瘍的變化，確實不能排除燙傷後有再遭人為踩踏或被罰跪的情形，造成傷口長時間無法癒合。」及「⋯⋯死者外表皮包骨成惡病質，有極度營養不良的情形，所以無法排除該漁船船長有虐待Supriyanto且沒有給其東西吃的情況。」

不包含可能參與虐待的2名漁工，另有4名漁工在檢方訊問時說出，Supriyanto被虐待。甚至有人提到，死者膝蓋的傷口，是船長陳凱治造成。　

「打他的是船長、輪機長、Agus Setiawan、Munawir Sazali等4人都有打他，這是我親眼所見。」 「死者常常被船長跟輪機長打，用工具打，理由是死者常常打瞌睡，被打耳朵及頭部，⋯⋯我沒看到怎麼被打（膝蓋），但有腫起來。」 「（其他漁工）都有打死者，打死者的嘴巴，害他往後跌倒後腦撞到流血。⋯⋯是船長教唆的。」 「（死者膝蓋傷口如何造成？）不知道，只知道是船長造成的。」

不過，屏東地檢署並沒有採用這些說法，他們認為外籍漁工說詞不一，有利船長的說詞仍佔多數。船長在檢方訊問時，解釋Supriyanto是曬衣時跌落，膝蓋受傷，後來因為生病，無法走路，只好在地上跪爬，可能因此讓膝蓋傷口更嚴重。船長陳凱治說：「我從來沒有打過他，只是輕拍。」

我們電訪了船長的父親陳金德，他同時是招募Supriyanto的台灣仲介。他強調，船長已經跑船好幾年，漁船環境封閉，整艘船只有船長和輪機長兩個台灣人，船長不可能冒著被漁工殺害的風險，虐待漁工。

不過據知情人士透露，船長雖然一再否認虐待，但他沒有通過測謊，而輪機長因為教育程度不高，根本不能理解檢察官的問題。另外，這些漁工在第一次訊問時，都還沒領到整趟出航的薪水，未必一開始就敢說出實情。

監委王美玉也認為，屏東地檢署並未查證Supriyanto的死亡與遭受虐待是否有因果關係，偵查並不完備。

事實上，偵查尚未結束。Supriyanto的案子，檢察官並沒有做成起訴、不起訴處分，而是將此案行政簽結，這種檢方實務常用的方式，不時帶有爭議。

「有死亡的案件，做行政簽結本來就很詭異。」處理過另一起海上漁工喋血案的律師曾威凱說。

他解釋，通常只有被告不詳、毫無事實根據、明顯是民事糾紛的案件，才會用行政簽結。但Supriyanto的案子攸關人命，檢察官應該查過所有關係人，確定都沒有責任，做成不起訴處分，而非簽結。

監委王美玉也對行政簽結充滿懷疑。她解釋，檢方沒有起訴，而是以行政簽結暫時結案，唯有找到新事證，才會繼續調查。但Supriyanto已經死亡，其他漁工都回到印尼或再次出海工作，他的家屬上哪去找到新事證？

船開出去，離岸越遠，漁工的命只會越來越薄。Supriyanto死前一個月，一名同船印尼漁工，就在收網時，因為風浪過大墜海。

跑過鮪釣船的船員曾向我們形容，這不是「人幹的工作」，台灣老闆讓船開出去，就一定要賺夠錢。下鉤、起鉤超過24小時的捕撈作業，漁工輪班工作，一天往往只能睡2小時，船再晃、浪再大，站著都能睡著。

但四望無岸，如果不棄船跳海，多數人只能咬緊牙關。Surpiyanto工作的漁船，是船長一家貸了好幾百萬，準備與天博命、不到百噸的小釣船。急切又沈重的滿載壓力，把這艘小船逼得喘不過氣，一名漁工在訊問時就說，「其他（漁工）都是新人不是很適應，全部的人情緒都忍耐到極點了。」

Supriyanto動作較不俐落，只能做些簡單的工作。他曾告訴一名漁工，全部人都會罵他，其他人工作生氣時，手裡有什麼就往他身上丟。這些行為，無論是加以管教、情緒失控還是惡意施虐，都把Supriyanto逼入絕境。

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分隊長曹宏維說，一般人認知海上喋血案，都以為受害者是船長。他也曾抱持相同印象，直到自己出海救援一名遭漁工狹持的船長。

「我們實際看那個情形，很明顯知道，就是虐待漁工，漁工反抗，他（船長）趕快叫我們過去（救援），」他說。

船上權力關係幽微，雖然幹部與漁工人數比例不對等，但船長仍是船上，唯一能夠打衛星電話，對外求救的人。

仲介、船長、海巡隊員、海上觀察員，這些真正上過船的人都隱隱知道，外籍漁工在船上被虐待，事實上是比船長被殺害更常發生的事。但漁工難以對媒體發言，漁業署也只統計了我國船長遭受外籍漁工傷害的事件，但外籍漁工若被虐待、殺害、死亡、失蹤、受傷，一概沒有統計數字。

沒被填下的數字，卻是一個個真實活過的人。

Supriyanto的遺物，家人幾乎沒有動過。小小的腰包，是他僅有的行囊，裡頭仍裝著他的證件、戒指、前妻照片、古蘭經文、護身符和幾張皺皺的紙。其中一張摺得爛爛小小的紙裡，像怕忘記，寫著家裡地址。

他雖然安靜，跟其他家人也不親，卻是念家的人。出航前，Supriyanto告訴妹妹，「如果我沒有回來，幫我照顧兒子。」現在妹妹靠賣印尼小吃，幫他照顧兩個兒子。

去年8月初，Supriyanto身體狀況開始惡化。船長在知情後，叫Supriyanto在船艙休息，還拿了些成藥給他吃。訊問時，船長說，他當時聯絡其他返航的船隻，要讓Supriyanto先返台就醫，但都聯絡不上。

然而，漁業署、漁業電台都沒有這艘漁船上有漁工生病，要求返航或就醫的通報紀錄。漁業署副署長黃鴻燕接受《報導者》專訪時，指出遠洋漁船上如果漁工有重大傷病，需要向電台通報，做醫療諮詢，必要時送醫；但該船船長未做適當處理，也沒有緊急送醫，「對於人命沒有這麼重視」。

Supriyanto屬於境外聘僱的漁工，跟一般境內外籍勞工不同，不受到《勞動基準法》保障，但在境外聘僱的管理辦法裡，仍明確指出，外籍漁工如果生病，船主必須負責及時就近安排治療。

但屏東地檢署僅調查Supriyanto是否為他殺，並未針對船長或其他人，調查是否有人業務過失致死。

律師曾威凱說，Supriyanto即使毫無外傷，單純病死，「都要因為船上特殊環境，去追究船長有沒有過失。」監委王美玉也認為，檢察官明顯怠責，業務過失致死是非告訴乃論之罪，檢察官為國家代表，卻未依法偵辦，應該重啟調查。

對於監察院的要求，屏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韻如回應，他們仍在考慮。

截至目前，沒有人為Supriyanto的死亡負責。

Supriyanto因為是境外聘僱漁工，不享有勞健保，自然也沒有任何死亡給付或津貼。境外漁工唯一投保的50萬元意外險，因為他被認定為病死，無法領取。無法規可循，他的家人也不能得到任何賠償。

Supriyanto跟其他遠洋漁船的外籍漁工，都是經由境外聘僱的方式，來台灣漁船工作。但這個充滿漏洞的制度，卻把漁工們放進極端不公平的遊戲規則裡，讓他們被不斷剝削、賭上命、簽下不平等契約。（【走入印尼｜仲介篇】台印聯手剝削萬名漁工）

《報導者》和印尼調查報導媒體《Tempo Magazine》各自深入兩地進行調查，發現與Supriyanto接觸的台灣與印尼兩地仲介，都是違法仲介。Supriyanto的台灣仲介陳金德去年並未接受仲介評鑑，漁會不曉得他招聘漁工。Supriyanto的印尼仲介，也不在當地政府部門核可名單上，是非法經營。

透過非法仲介，Supriyanto也以假的船員證出航。根據調查，印尼政府網站上查不到Supriyanto船員證號碼。招聘他的印尼仲介受訪時指出，Supriyanto自行提供船員證跟護照，但他們未查核，就送他出海。

同時，我們也取得印尼仲介與Supriyanto所簽署的契約，發現仲介利用押金制度，防止漁工任意離船，更附帶處罰條款。

談到Supriyanto，家人都說他「很安靜」，與人起爭執，也通常不會反擊，個性較為軟弱。但這紙契約，無疑讓漁船成為他海上囚困的牢。

Supriyanto每個月薪水該領10,500元台幣，但攤抵仲介辦理證件的費用，他第一個月，實際只能拿3,000元。而上船2年，他要支付高達3萬元台幣的押金，唯有撐到滿期，才能領回。

所以他不能反抗船長，如果被送回印尼，沒賺到錢，還可能負債。合約寫著：「我充分瞭解，當公司或船長叫我做事或工作，不管那些是否為船員的工作，我隨時可以上任」、「如果船長發現我無法工作，我願意被送回印尼，如果未滿1年，我願意自己支付來回機票的費用⋯⋯」。

合約上也規定，他如果做錯事、偷懶、逃跑，或是要求回家，都會連累家人，家人最高必須要支付印尼仲介3萬元的罰款。

監察院因為Supriyanto的死亡，對漁業署提出糾正案，指出漁業署失職。漁業署作為境外聘僱漁工的主管機關，卻不知道這些漁工簽署了不平等契約，也未落實仲介管理跟評鑑。

監察院啟動調查後幾個月，Supriyanto的台灣仲介陳金德在2016年8月，以10萬元和Supriyanto的家人和解，這已經是Supriyanto死後將近一年。陳金德告訴我們，這之前，他們一直找不到Supriyanto的家人。

「和解」使人相當困惑，因為Supriyanto的家人不斷重複，他們離真相仍然很遠。

我們向Supriyanto的堂弟夫婦詢問這件事。他們解釋，台灣仲介的確來過家裡，給他們一筆錢，並要求簽下和解書。在這之前，他們僅從台灣這邊收到4萬多元的薪水。

和解書是雙語的，以中文跟印尼文，寫著Supriyanto生病死亡。內容指出，家人領了這筆錢後，「不得再向甲方及承保公司要求其他賠償及一切所生之法定責任，並不得再有異議及追訴等情事。」

和解書內容等於要他們放棄追究Supriyanto的死亡。

「那你們為什麼會簽名？」

「她（仲介）叫我們簽，不用管文件上的文字。她還是會幫我們，我們相信她，她做出承諾。」

Supriyanto不顧一切簽下的不平等契約，跟家人明知不妥，卻接受的和解書，成了悲傷的交叉剪接。對這家人來說，台灣太遠，只要有人說自己從台灣來，無論是誰，都成了他們的寄望。

我們結束採訪、離開印尼已經一個多月，他的家人仍不時傳英文簡訊過來。

「 I just hope really really need your help to justice. the people was kills my brother, not need any more… please help us.」（我只是希望，非常非常需要你的幫忙，得到公平。這些人殺了我的哥哥。我們沒想想要更多⋯⋯請幫幫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