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Sukhirin第二次來到台灣，距離他第一次來台，時隔3年。

2015年5月，Sukhirin被招聘為台灣遠洋漁船的漁工，為屏東東港「福賜群號」工作。這艘前往太平洋捕撈鮪魚的小型延繩釣船，除了2名台灣幹部，還有9名印尼漁工。當年9月9日，漁船回港，預計2年的航期沒有完成。

出航短短3個月間，漁船上有2名印尼漁工死亡。一名漁工Urip因風浪過大、意外落海，另一名漁工Supriyanto，船長陳凱治通報為「病死」，漁船為了將其屍體送回岸上而返航。

屏東地檢署於當年11月10日行政簽結此案，認為Supriyanto「病死」，此案沒有他殺嫌疑。Supriyanto的死因是：「於船上高處曬衣時失足跌落，導致膝蓋受傷，嗣因傷口感染菌血症，最後因敗血性休克而死亡。」

根據法醫驗屍報告，當時43歲的Supriyanto，雙腳膝蓋上，各有一個近半面掌心大的傷口，是感染菌血症、最後引發敗血性休克死亡的地方。除此之外，Supriyanto從耳朵、手臂、背、膝蓋到腳跟，都有外傷，而且死時嚴重營養不良。

3則由同船漁工Mualip所拍攝的影片，為Supriyanto是否單純病死增添疑點。片中，死者Supriyanto對著螢幕訴說：「船長有跟著打我，就是虐待我。」那時，他頭頂流血、雙眼亦紅腫出血。

提起死者Supriyanto，Sukhirin說，在船上他們關係最好。兩人年紀相近，都是中年才出國跑船，有著「至少再拼一次」的心願。在印尼爪哇島中部沿海的家鄉，人們都說出國工作好，存了錢，可以蓋新房、讓家人過上好日子。當時他跟Supriyanto還約好了，滿期回家後，要去拜訪對方。

作為重啟調查後第一個傳來的同船證人，Sukhirin顯得關鍵。

監察委員王美玉於2016年著手調查此案，發現屏東地檢署當時找來不懂印尼中爪哇語的通譯，未完整翻譯影片中死者自述的受虐情形，「影片是死者生前最後控訴的關鍵證物，」卻未被正視；她認為屏東地檢署並未查證Supriyanto的死亡與遭受虐待是否有因果關係，也未因漁船特殊環境，調查船長是否具過失、違反注意義務，偵查並不完備。

船長是否施虐、造成漁工死亡，除了影片為證外，也有人證。漁船回港時，警方跟檢方訊問同船漁工，都曾有漁工提及船長、輪機長及另外2個船員的虐待情形：

「打他的是船長、輪機長、Agus Setiawan、Munawir Sazali等4人都有打他，這是我親眼所見。」

「死者常常被船長跟輪機長打，用工具打，理由是死者常常打瞌睡，被打耳朵及頭部⋯⋯我沒看到怎麼被打（膝蓋），但有腫起來。」

「（其他漁工）都有打死者，打死者的嘴巴，害他往後跌倒後腦撞到流血⋯⋯是船長教唆的。」

「（死者膝蓋傷口如何造成？）不知道，只知道是船長造成的。」

雖然當時屏東地檢署認為，有利船長的證詞仍佔多數，且船長並無虐待或毆打船員之動機。但這次地檢署在當事人委託律師曾威凱的請求下，傳喚了已經回到印尼的外籍證人，希望釐清當時船上真相。

目前，Supriyanto的死亡案件仍受到國內外人權及環境組織高度關注。根據綠色和平（Greenpeace）今年5月24日發布的調查報告，他們藉由比對全球漁業觀測站漁船航線資料，發現Supriyanto生命垂危、甚至死後，福賜群號仍照常捕魚，並未如該船仲介及船長所稱立即返港。船長是否盡到注意義務，令人質疑。

「證據很少，只有那3支影片，所以人證很重要，」協助Supriyanto訴訟案件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成員莊舒晴說，去年11月他們提出傳喚證人的要求，也開始主動尋找證人，福賜群號其他7名漁工在2015年9月17日即遭遣返，有些人回去後上了其他漁船、出國工作，難以聯繫。

藉由當地人權及漁民團體的協助，他們找到了Sukhirin，但卻一直沒有得到正面答覆。直到4月底證人收到傳票，經過多次溝通，Sukhirin才終於鬆口，願意來台作證，過程相當不易。

「我從來沒有見過證人，我們的通譯打電話過去時，他（Sukhirin）還一直以為我們是詐騙，我到桃園機場接機，才第一次看到本人，」莊舒晴說，作為協助案件的團體，他們對證人來說其實是完全的陌生人，加上Sukhirin住在中爪哇鄉下，出國的簽證、相關文件，都得到雅加達辦理，他沒有辦法支付交通費，也沒有能力自己處理。

對外發言的屏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林俊傑解釋，若要傳喚外籍證人，一般會透過法務部，進行跨國行政司法互助，過程較久，還要看兩國外交關係，被請求國是否願意配合；至於此案承辦檢察官如何協調證人來台，他並未多加了解。

曾偵辦多起涉外案件，高雄地區橋頭地檢署檢察官鄭子薇說，她也很少碰過從國外傳外籍證人來台灣作證的案件。她解釋，台灣司法權無法在國外行使，雖然說是「傳」證人，一旦證人不出庭，法院也只能拘提或處罰鍰，但因為不能到國外去拘提或強制執行，傳票形同沒有拘束力。外籍證人一旦回國，幾乎無法傳訊，「通常會放棄傳訊，視為證人無法到庭。所以外籍移工的案子，檢察官一開始的筆錄很重要。」

即使作為長年協助外籍移工的團體，莊舒晴也只能舉出一例。她回憶，當時那起案子，負責的桃園地檢署也是協請TIWA幫忙、找證人回來，但和此次不同的是，證人來台灣的機票旅費，另一案的桃園地檢署願意支付，Supriyanto案的屏東地檢署，卻只能支付證人出席費1,500元，其餘的機票、住宿等旅費，他們得自行上網募款籌措。

雖然「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證人鑑定人日費旅費及鑑定費支給要點」規定，若證人在國外，地檢署應該要支付交通費，採實報實銷，但實際上各地檢署處理方式不一。即使當事人或協助團體能夠找到證人，卻仍得面對「錢該怎麼來」的壓力。

對於證人來說，旅程不只遙遠。一來一往間，莊舒晴察覺了Sukhirin的猶豫不決──物理限制外，Sukhirin心裡也有所抗拒。

「這個案子鬧得很大，除了台灣媒體，國外媒體也都去採訪，也會去找他（Sukhirin），他覺得這些人靠著拍他賺錢，他其實心理不平衡，因為他也是個受害者，」莊舒晴解釋，為了取得信任，他們還請了當地漁民團體的成員，陪Sukhirin一起來台，也協助他拿回因欠款、被扣押在前仲介公司的護照。

和爪哇島中部沿海許多男人一樣，Sukhirin也曾從事漁業工作，在峇里島捕魚、打打零工。當時，他在親友介紹下，以不到20萬印尼盾（約新台幣500元）的代辦費用，找到了台灣遠洋漁船的工作機會，當地仲介幫他辦理證件、文件，即使沒有國外捕魚經驗，他也能在短短5天內出發。

Sukhirin與Supriyanto透過同一家印尼仲介上船，那時起，他就認得了這個安靜、對人和氣的老實男人。

當時Sukhirin與仲介的合約寫下，他每個月能領新台幣9,600元（約310美元），但扣掉仲介辦理證件的實際費用、押金，他第一個月只能拿2,100元。上船2年，他的薪水要預扣高達新台幣3萬元的押金，唯有滿期，才能領回。

除此之外，合約中也規定，他必須順從船長，若船長認為他無法工作，隨時能將他遣返，他須自己支付機票費用；另外，他如果做錯事、偷懶、逃跑，或是要求回家，都會連累家人，家人最高必須要支付印尼仲介3萬元的罰款。

受訪時，Sukhirin已不記得最後自己拿了多少薪水，因為都給了老婆。但這一趟沒完成的遠洋漁船航程，確實沒有完成他想存錢、回家做點小生意的夢想。目前他仍以打粗工維生，偶爾抓野鳥去賣、販售自己編織的鳥籠，一天大概賺新台幣100～200元，日子勉強過得去。

案發後，Sukhirin再沒想過為台灣漁船工作，甚至不願意再來台灣。這一趟，是他放不下Surpiyanto「死得不明不白」，沒有被台灣司法公平對待。

「不希望再有（印尼）工人發生一樣的事⋯⋯」Sukhirin顯得無奈且疲倦，來台短短幾天，他接受團體安排，陸續受訪，不只為同船船員，同時為了他自己、遠在海上的數千名印尼漁工發聲。

Sukhirin這回接受《報導者》訪問時，也回憶2015年在福賜群號上的工作。他說，抵達漁場後，他們必須不停歇輪班工作，一天只能休息1、2小時，大家都很疲累，死者Supriyanto因為過勞，一直打瞌睡，加上船上環境競爭，Supriyanto工作表現特別不好，連累他人，也被看不起；當時，漁獲時好時壞，狀況不好時，船長會處罰他們，一天只能吃一餐。

2015年檢方訊問時，Sukhirin即回答當時除了船長、輪機長，也有2名印尼漁工打Supriyanto，船長會用手或其他工具打死者頭部，死者膝蓋的致命傷口，也是船長造成。

遠洋漁船開出去，就是四望無岸的大海，環境封閉艱苦，陸地人難以想像。跑過鮪釣船的船員接受《報導者》訪問時曾形容，這不是「人幹的工作」，2年為期，「滿載」更是唯一目標。下鉤、起鉤超過24小時的捕撈作業，漁工必須輪班工作，魚多的時候，一天往往只能睡2小時，船再晃、浪再大，站著都能睡著。

急切又沉重的捕撈壓力，加上台灣幹部和外籍漁工間存在語言、文化隔閡，海上暴力時有所聞。根據農委會漁業署統計，近10年來，台灣就有23起外籍漁工犯下的海上喋血案件；雖然遠洋漁船外籍漁工被虐待、殺害、死亡、失蹤、受傷，一概沒有統計數字，但藉由訪談仲介、船長、海巡隊員、海上觀察員，這些真正上過船的人都隱隱知道，外籍漁工在船上被虐待，事實上是比船長被殺害更常發生的事。

5月7日出庭當天，Sukhirin向我們展示他右手小指的疤痕，指縫間的傷，至今仍會發麻、隱隱作痛，那是他在遠洋漁船上的工傷；除此之外，他也曾因為暈船，被船長打。伴隨肢體暴力的髒話「幹你娘」，成為他少數在台灣漁船上學會的一句話。

從屏東地檢署決定重啟調查，至今已屆一年半。屏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林俊傑表示，目前他們已就監察院糾正部分進行處理調查，至於案件進展，則尊重承辦檢察官辦案。

（閱讀英文版，請點：Distance To The Truth – Reinvestigation Of Migrant Fisherman’s Death In Indonesia, Critical Cross-Border Witness Testif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