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東港漁村，海洋是我們人生的背景。

從小家人聽聞或交談的話題總環繞著跟漁業有關，家人在高雄前鎮工作，親戚們從事養殖漁業以及在漁業署相關機構擔任職員。過去跟爺奶共住的大家庭中，從早到晚都有穿著雨鞋，剛從魚市場工作完的親朋好友來作客。還沒擔任船東前的父親，凌晨3點多鐘總是需要去市場批價剛上岸的新鮮魚貨，被他起床的窸窣聲吵醒，是兒時回憶。我不懂什麼叫做魚市場的魚腥味，因為這種味道早瀰漫整個家。

幾年後，父親與親友合夥經營船公司，爸媽開始來回東港與前鎮生活。旗津造船廠的漁船下水典禮，我與堂兄弟姐妹們搶著從新船上灑下的糖果和麻糬，那是漁村孩子的獨特童年。東港漁村和前鎮漁港一直是那樣讓我熟悉的地方。

從事漁業的父親一直都是個內斂不太跟孩子互動的人，直到我大學畢業到海外求學，來回紐約台灣次數不多，父親自那之後，才開始會跟我討論他從事的工作，而我也喜歡跟他晚上吃飽飯，沿著東港大鵬灣潟湖的步道上聊目前台灣漁業現狀。而他也會時不時要求我去幫忙處理船工、船長以及靠港補給的庶務。這是我近年對台灣漁業深一層認識的方式。

高中畢業的父親，嚮往的是賺錢給家人好生活。郭台銘、李開復等資本家老闆經營之道的相關書籍，時常會出現在他桌上。保守右派價值逐漸成為他的人生哲學，對世界的理解是《文茜世界周報》。而他的兒子，大學讀的是社會政策，到紐約念碩班，在紐澤西念博班，博班研究社會不均跟貧窮，擁抱的是左派與公平正義。

價值差異極端的兩個人，卻愛聊漁業這產業的現狀，企業的勞資關係、漁業捕撈工法與海洋永續發展等等議題，雖然不會激烈爭執，但言詞犀利的交鋒討論時常出現，但我感謝父親在爭辯不過我或有一絲不悅時，不會回我一句「再吵，你以前讀書錢從哪來？」這種話。他的結語時常是「我要你會思考」來結束每次的討論。

《報導者》深度訪談與研究的調查報導出來，我認真地看完《造假・剝削・血淚漁場》的6篇文章後，感覺沉痛，看著印尼漁工的悲慘故事，獨自在遙遠地球這一端流淚。從批判性、深度報導的文章中反思跟自省，號稱擁抱左派價值的我，當批判來襲，身為一個邊緣既得利益者的自己，我的反省在哪？我的觀察又是什麼？

最讓我掙扎的是漁工「境外聘僱」的制度。文章有一段談及，「漁況好的時候，起鉤或起網作業就要16小時，怎麼算工時？」有些不理解仲介制度如何苛扣外籍漁工薪水的老闆會抗議：「我們給的薪資遠超過當地水平啦！」一開始，我想著這是否可以類比某跨國銀行公司或是某科技公司，把部分團隊搬到台灣，總部還是在美國紐約，但只要在台北信義區租個辦公室，以派遣合約的方式，7到9萬塊台幣月薪聘僱台灣優秀青年，這樣薪資可以聘到台灣優秀大學畢業生，但在美國一個電腦工程師初階薪水，其實是月薪1萬塊美金（約32萬台幣）。在這全球化脈絡底下，到底是要用什麼角度去看，是我一直在反思的境外聘僱制度。

但再進一步思考後，這當中其實是截然不同的脈絡，這群漁工簽下的是不平等的契約，因為普遍教育程度不足，漁工幾乎沒能認真看過契約內容；此外，跟設立當地工廠或辦公室不同的是，這一艘艘海上大船，這群人是一上船就2年，他們是把人生全部交給船東與船長，輪班休息，長期看不到家人。回憶自己也曾當兵失去自由的日子，現在的自己也是流浪在外唸書沒能說回台灣就回去，閱讀文字時，時不時的試著想去同理，但船工的孤獨感受應該早已超乎一般人所能體會的。

看見印尼漁工Supriyanto因為船長不當管教或可能虐待而生命逝去，讓我想起幾次深夜父親接到船長緊急越洋電話打來的交談。

隨著國際競爭的壓力，一艘船管理至少3個以上不同語言和不同國家的船工，我們很難去比較過去跟現在船長虐待船員的狀況，但時常耳聞船東們說的是，哪位某船長又遇到「狀況不好的船工」（狀況不好可能就像Supriyanto這樣，沒受過訓練，拿著假的船員證上船，手腳不俐落，而被用傳統方式「管教」），船長為了建立威信，老一輩船長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體罰跟軍事化的管理，海上漁工要聽船長的話，他們是賺錢工具，不能有自己。

在台灣深夜聽見我父親接起這些船長來的電話，他始終用很冷靜的語氣告訴年輕一輩的船長，「先讓這些狀況不好的船員休息，千萬別動手，當船靠港之後再把他們送回去。」但父親的作法也許是少數，也許不是。

在海上，放眼望去只有海跟船的環境，這種打罵式的管理，據悉一直是過去老一輩船長的管理方式。當船長離岸，除了全球的GPS定位漁船系統，和每天一通回報船公司老闆電話，基本上船東們只能信任船長，像父親這樣的船東總會說：「漁獲量有到，船有賺錢，船長要什麼我們就儘量滿足他。」那彼此信任的關係如果受到傷害，船長在海上做壞勾當、打船員又或是越界抓魚，那是船東們夢魘的開始。

身為一個漁業產業的旁觀者，我最常聽到船東們說的就是「飯都吃不飽了，你會想到永續跟保育嗎？」漁業人的觀念是有魚就抓，誰抓的到誰厲害。爺爺曾說，「咱討海人的自信是在海上才找到的。」從小聽到長輩們說的故事都是「住在哪裡的哪位阿伯多會抓魚，今年又是豐收」，又或「看看那些伯伯們的人生都在跟大海搏鬥，都60歲了還是出海，海是他們的戰場」。

這些兒時故事就像是小時候要我們閱讀某英勇將軍的事蹟一般，背後所傳達的也就只是，競爭、賺錢是漁業人唯一的信念。

船長們、討海人很難意識世界的變化，對他們唯一有意義的，是與自然搏鬥的能力；他們把學習能力放在困難的水溫圖、雷達圖，告訴國小畢業學歷的船長「這學會可以賺錢」，他們幾乎都認真學習。但要他們改變動機，十分困難，因為長年在海上，很忙很累，他們概念中認為自己抓的是公海資源，而公海是大家的，所以不覺得在掠奪別人。這樣的概念依舊是舊世代的想法和概念。這樣的想法和概念尚未看見被改變的契機。

不論是圍網船或是延繩釣漁船船東與船長，都有 「不能被虧到」的想法。他們擔心「做了保育」，就會搶輸別人，他們擔心別家船公司抓比較好，他們也擔心中國漁業打敗台灣，別國都在捕，台灣怎麼可以少貪一點。

除了文化，人才是更大的挑戰。在全球化脈絡下，新一代船長也多是採用境外聘僱的方式，且薪水相當可觀；在這個產業，年薪百萬甚至數百萬新台幣的船長大有人在，薪資待遇遠超過台灣剛進社會年輕人。我曾和過一位25歲的年輕大車（編按：輪機長）談及他幾歲出海，他答「16歲」，當我們16歲拼著高中升大學的壓力，他出海捕魚，過著9年海上生活，等待爬到船長那位置。

這可以讓我們想想可能的產業轉型，也剛好順勢思考怎樣去培育出好的船長，以及現在是否還有年輕人願意吃這種勞力苦。而實情是，越來越少年輕人願意上船，船上船長和輪機長很多已不是台灣人。

如《報導者》文中所說，日本已經與菲律賓的漁業學校合作訓練漁工。台灣產學合作的成果怎麼打入這封閉的產業與陋習已久的官僚窠臼？在全球化過程中，我們一直在透過尋找低廉人力做為解方，以為這是最好的方案，但與其飲鴆止渴追逐低廉的勞力，是否有可能是自己培育好的漁工或船長，增加台灣漁業界的人才庫，這不也是增加這產業產值的重要方向，而非去剝削他國的低廉勞動力來讓資本家獲取暴利。

在和父親的對話中，我時常想著，這群在漁業界擔任管理階級的老闆們，是真的知法玩法，又或是只是因循傳統？我的親身感受是，在漁業界的老闆們，大腦依舊停留在許久前，他們的思維本來就少有人道、人權這種思考，他們跟著過去20年來的管理方式，照著各種漁業的規則或潛規則走。過程中有人知道變通、改變、改善，也有人跟不上。他們的資訊多半來自漁業署的最新辦法，不一定接軌國際的「進步價值」，當整個利益結構過於綿密，仲介、船公司、漁會、漁業署的關係，就變成剪不清理還亂的狀況，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心態。

當一個封閉已久的產業，在前現代的思維中被教育著要理解保育跟環境，這系列文章倡議的冷凍技術改變、漁況的永續經營、產品生產鏈的制度等等，都是要進一步被推動、推廣。在產業上，對於人才的培養，我真心認為那是幫助這產業的關鍵，老一代的思維假使難以撼動，不如再培育新一代船東、船長，將這樣概念深植在他們的腦海中。人才培育、人力資源管理、引進大數據分析，漁業署資料的公開透明，都是必須改革的方向。

《報導者》的優質深入報導，就像一個現代文明的視角探視了一個前現代的部落。而這些漁業老部落裡，該面對的或許是個溝通和理解現代文明的過程。過去在我所學社會政策領域討論中，時常被提醒著「我們不要在制度底下責怪個人，但要避免每個人都躲在體制下就可以免責」。因此，身為一個邊緣的漁業產業既得利益者，遠洋漁業二代人，以上文字只是我試著跟著反省著各種改變跟進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