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誕節前夕的台北監獄某會議室，20多名曾經身為移工的越南籍受刑人齊聚一堂，一位接著一位，陸續接受同為越南籍的神父阮文雄的輔導。每人與阮文雄的洽談時間僅10分鐘，卻是他們赴台工作後唯一感受到「被傾聽」的時光。

阮文雄今年65歲，身兼神父、天主教會新竹教區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主任兩項職位，自1991年來台服務後，他一直站在台灣的土地上，支援生活遭遇困難的東南亞移工。2005年一群越南看護工集體控告仲介性侵，阮文雄花了12年陪伴她們至勝訴；2016年「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中，阮文雄也是「保護被害人與弱勢者」分組會議的20名專家委員中，唯一非台灣籍的成員。

就在當年司改國是會議期間，阮文雄決定走入監獄，關注移工受刑人的心理健康。長年面對接應不暇的求援者，他想知道，到底在制度之外，還有哪些看不見的問題，讓移工的心靈陷入困乏、憂鬱，甚至失手犯罪。

每1至2週一次的監獄聚會從2018年正式啟動，在獄方同意下，阮文雄和教會社工帶著存滿越南電視新聞、卡啦OK伴唱帶的隨身碟，用大螢幕播放供受刑人解悶。同時，阮文雄會邀請受刑人一對一談話，仔細釐清他們的煩惱來源。

剛開始，阮文雄詢問移工受刑人「最近過得好嗎？」對方常回以微笑，請他不要擔心。在阮文雄眼中，這些人明顯有心理困擾，卻始終不願開口。於是阮文雄換了方法，改問「最近晚上睡得好嗎？有食慾嗎？」再從受刑人的回應中進一步挖掘原因。

除了神學院學歷外，阮文雄曾在2010年赴澳洲攻讀成人心理學碩士，原因是發現「做不到的事情太多了」，他必須掌握更多知識，才能回應移工們的求助聲。在探監聚會期間，阮文雄便會用上心理學相關基礎，引導受刑人思考，找出他們未曾察覺的憂鬱。

沒有食慾的原因通常是想家，睡不好可能是在擔心家人的生活過不下去，阮文雄仔細釐清了受刑人壓力來源，發現他們受到良心譴責，既對犯罪感到後悔，也自責「不再是一個勞動力」，無法扛起家庭的經濟需求。

阮文雄接觸的受刑人中，曾有一名個案在長年監禁下產生精神疾病，飽受幻聽所苦；但監獄裡沒有外語心理諮商，他只能向精神醫師領藥吃，病況未見好轉，直到阮文雄發起定期聚會，這位受刑人的狀況明顯和緩。

也有受刑人對阮文雄懺悔：「神父，您出現的太晚了。」對方懊惱向阮文雄說，如果當年有人願意陪他說話，他應該不會喝酒誤事。

這場聚會不只聊心理困擾，許多受刑人也拜託阮文雄聯絡原鄉的家人，或處理獄外尚未解決的法律訴訟；久而久之，連其他國籍的移工受刑人都會來參加，他們用著在監獄中學到的粗淺中、英、越文向阮文雄求援，服務不分國籍和信仰。

因為阮文雄能用外語深入對話，他還進一步發現，許多移工都來自脆弱家庭，「失語」不只有語言問題，大多數移工很年輕就離鄉，這輩子從未體會過何謂「被聆聽」。

他說明，東南亞國家對心理健康缺乏關注，移工普遍未受過良好教育，因此自我覺察的能力較低，「他們無法清楚描述『我為何痛苦』。」這是過去談論移工議題時，台灣人較少看見的困境。

「很多移工們擁有成人的身體，可以出國、養家，心靈卻尚未成熟。」

阮文雄也直言，部分越南移工休假時會聚在一起喝酒、賭博，甚至濫用藥物，「這其實是情緒問題，我想不只越南，其他國家的移工心理狀態也是。」移工用靠傷害自己的方式發洩心理壓力，讓阮文雄萬般不捨，於是他的電話隨時為求援者敞開，避免「漏接」。

參與調查的150位產業移工、381位看護工中，看護工遭遇情緒困擾的比例高於產業移工。勵馨基金會進一步詢問他們為何憂鬱，多人提及，雇主要求他們在休息時間不可使用手機、休假無法出門，甚至得24小時待在被照顧者身邊，顯示照顧壓力跟責任感令移工心力交瘁。

而在公共衛生領域，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陳宜明、簡意玲等人也於去年（2023）研究台灣看護工的睡眠品質與精神狀況，並透過移工倡議組織One-Forty蒐集到220份樣本。他們發現，超過4成受試者有睡眠困擾，約6成5認為「照顧工作壓力很大」。

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祕書長黃姿華分析，看護工的生活與工作密不可分，對內難以和台灣家庭產生情感連結、對外缺乏交友圈，是憂鬱情況高於產業移工的主因。她曾幫工會會員詢問心理專家該怎麼解決，得到的答案是「遠離壓力環境」，這讓黃姿華非常困惑，「看護工就和她負責照顧的家庭住在一起，24小時無法離開，要怎麼遠離？」

除了高強度工作，有不少看護工無法處理被照顧者離世的失落感，也是黃姿華常見的壓力來源。黃姿華強調，看護工貼身照料病患，自然會產生情感連帶，並對死亡悲傷：

「家屬之間能互相分享情緒，淡化痛苦，成為彼此的支持系統，而看護工常被排除在外。」

此外，被照顧者病逝，就是看護工失業的起點。黃姿華發現，看護工會一邊心想：「我要趕快找下一個雇主，我沒有時間停留在悲傷裡。」到了新的家庭後開始不自覺低落，嚴重者甚至出現幻聽，這在缺乏經驗的看護工身上尤其嚴重，他們無暇自我察覺，習慣無視心靈傷口，等待傷口自然結痂。

同樣扎根桃園市的另一移工組織──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長期協助受暴、受剝削的移工，並設立3間庇護中心，讓移工在合法轉換雇主期間有家可歸，而群眾協會創辦人杜光宇多次遇到移工被轉介至庇護中心安置後，才發現對方有情緒障礙。

杜光宇說，曾有一名印尼看護工入住後因不明原故拒絕進食，最後暈倒就醫。還有另一名越南籍工廠工人則是拒絕說話，不斷妄想有人想傷害他，甚至把刀藏在枕頭下，協會只能請警方協助送醫，這名越南移工最後被診斷出思覺失調症，而杜光宇無能為力。這些經驗讓他開始關注移工心理健康，希望在情況惡化前，提早為移工提供協助。

由諮商心理師邱逸芳創立的「台灣多元文化諮商協會」正試著改善此現象。邱逸芳還記得，曾有一位移工自己上網搜尋資訊，找到提供英語服務的邱逸芳，再用短暫的休假時間搭車來台北看診，「她覺得非常不快樂，是不是就快生病了？她想知道讓自己憂鬱的原因，」邱逸芳說。

這是邱逸芳執業十餘年，第一位主動拜訪諮商所，並願意用自費心理諮商求援的移工個案，對方來自菲律賓，平常在桃園的工廠上班。透過追問，邱逸芳逐漸意識這位移工的創傷有多重原因：工作環境長期高壓、沒有可分擔情緒的好友，又背負來自家庭的經濟壓力。

像是抓住救生繩，這位移工向邱逸芳坦承，她其實不想出國工作，但身為長女，全家都得仰賴她的收入，「逼著她在自我實現和家庭要求間掙扎。」邱逸芳表示，這些造成壓力的細節需要專業人士引導，個案才能釐清憂鬱來源，進而說出口，展開下一步療程。

接觸更多移工後，邱逸芳還發現，移工通常是原生家庭的長男、長女，由於父母多半忙於工作，他們在青少年時期往往成為家庭的「替代性父母」來照顧弟妹；成年後再替代老衰的父母出國求職，扛起照顧上下兩代的責任。

「20多歲來台，應該是最有夢想的年紀，但他們不論在家庭或工作中，都沒有任何個人空間。」

邱逸芳說，這群人先因家庭關係受挫，又在職場中成為失語的底層勞動力，她曾聽過多名移工感嘆：「為什麼是我？」

邱逸芳指出，移工的休假日、預算都有限，要讓他們逐漸挖掘出憂鬱成因的難度較高，「但可能我們就只有這麼一次對話機會，只有這次機會能幫助他。」

進行諮商期間，邱逸芳也反思，「自己若不夠理解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的社會風俗，諮商師很難做出適當的判斷與回應。」她舉例，西方人尋求諮商時，很少談到「不孝」和「面子」兩種議題，這些卻是最常在亞洲人身上發現的共同掙扎。

此外，菲律賓移工的英文能力較佳，因此能流暢和邱逸芳對談，「如果是不會英文的越南、印尼移工呢？」他們普遍缺乏被聆聽的機會。邱逸芳說，若仰賴缺乏訓練的第三人在場翻譯，既違反了心理諮商的保密原則，也影響諮商師和個案對話的順暢度；在一場諮商中，個案的表情、肢體、呼吸節奏，都是諮商師判斷個案狀況的依據，如果翻譯無法掌握從旁協助的方法，「情緒和雙方的情感連結容易斷掉。」 邱逸芳認為，台灣急需培育專業的心理諮商翻譯，以及了解東南亞文化的心理從業人員，她也期待有更多新住民二代成為未來的多元文化心理師。

其實台灣已有地方政府關注到移工的心理健康議題，開始培訓通譯為此做準備。目前全台行政區中，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曾於2018至2020年間開辦「心理諮商通譯」培訓，學員需在14堂課，總計42小時的培訓中認識心理健康、心理創傷，學習自我探索等基礎課，再接著進行輔導技巧演練；參與者也不限於新北市，還包含桃園市及台北市固定合作的多名通譯。

計畫上路期間，至少有60名東南亞通譯接受培訓畢業。新北市勞工局股長王俐雯說明，當移工撥打「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申訴，或透過移工組織求援時，若任一管道發現移工曾遭遇性暴力、人口販運或有心理健康狀況，便會由這批受訓合格的心理諮商通譯負責處理。

但計畫落幕4年後，曾參與課程規劃的杜光宇指出，心理諮商通譯的使用率非常低，「很多受過訓的通譯領了證書卻用不到。」 認為主因是該管道缺乏宣傳，制度也不符合移工需求。

「通常移工發生問題後，仲介就會把他們送回母國，再換一個新的工人來，」杜光宇強調，多數移工害怕失業，會選擇隱瞞自己的心理壓力，他們也不瞭解何謂諮商，習慣把心理健康和精神病畫上等號，害怕被雇主認為「他生病了」。

王俐雯坦言，新北勞工局自2021年起為移工提供1至2次的心理諮商全額補助，目前2年多來卻是「零人申請」。她透露，雖有願意接受服務的移工透過社福團體聯繫政府單位，最後因移工當事人無法請假而作罷。

王俐雯說，由於移工心理諮商牽涉語言和文化差異，台灣籍的心理諮商師若要克服此難關，恐怕得花上多年，因此勞工局才會先將東南亞通譯視為培訓對象。她表示，假設移工的求助起點不是勞工局，而是直接求助醫療、社政、警政體系，他們會盡量呼籲各局處向勞工局申請支援，出動這批受過心理諮商培訓的通譯。

杜光宇主張，政府應為移工成立類似「張老師」和「生命線」的心理諮詢專線，並讓完成受訓的通譯擔任窗口。他說，這項服務必須首重匿名性，才能讓移工安心撥打，其次要在移工晚間下班、假日休息時也能提供服務，「他們只有這些時間可以打電話。」

杜光宇也建議，勞動部應要求各單位在製作移工訪談筆錄、關懷訪視時，以受過心理諮詢培訓的通譯為「首要選擇」，這批人修習過專業技能，可以成為受創傷移工的精神支柱。

台灣開放東南亞移工的32年間，制度的改善緩慢前進，移工也在這塊土地不斷深耕，長出自己的互助社群。來台近12年的印尼看護工英塔利（Indri）是移工界知名人物，她在工作之餘攻讀空中大學畢業，中文能力佳，常擔任印尼移工和台灣NGO間的溝通橋梁。

但成為助人者之前，英塔利體會過失語的滋味，英塔利在台灣的第一位雇主禁止她自行出門，且三年一簽的合約期間，從來沒有休假日。那段日子裡，倒垃圾是英塔利唯一的放風時光，即使空氣參雜了臭味，對她而言，這仍叫家門外的味道。

多虧這短短幾分鐘，英塔利發現樓上住著另一位印尼看護工，於是她決定寫信，趁垃圾車抵達時塞到對方手上，「剛開始我寫信給她，明天倒垃圾時，換她回信給我。」兩人相隔三層樓，都剛來台灣不久，便透過文字愈聊愈多，把那些無法說出口的話，對工作的不滿、對故鄉的思念填滿信紙。

12年後的今天，移工使用手機已成常態，他們透過網路互相傾訴，不必再靠實體通信。英塔利說，許多在台移工會自拍影片傳上社群媒體TikTok，樂於分享自己的生活，若發現其他人遭遇困難，還會去影片中留言提供協助，簡單的鼓勵或發發牢騷都好，這些平台就像移工的虛擬祕密基地。

當年互傳信紙的夥伴，陪伴英塔利撐過來台的第一哩路；但身為過來人，英塔利仍強調，與朋友吐苦水「只是舒解管道之一」，較為嚴重的心理困境，依然需要專業人士協助。

來台9年的印尼看護工Vicky和英塔利有過類似經驗，她曾被第一任雇主的家人惡劣對待。當時剛來台不久的Vicky身處高度壓力中，沒有其他求助管道，唯一的發洩方法就是哭，「如果以前沒有忍下來，我可能也會逃跑，成為失聯移工。」

所幸後來遇到好雇主，台灣生活也步上軌道，Vicky心想，她不希望其他同鄉人走過一樣的辛苦路，便加入印尼移工聯盟SBMI（Serikat Buruh Migran Indonesia）服務，更在2022年成為SBMI台灣分部的幹部。

SBMI在台灣、香港、新加坡和中東地區設立多個據點，替全球的印尼移工處理勞資糾紛，也聯絡情感。Vicky的雇主十分支持此事，曾讓她請假一星期，飛去泰國參加亞洲移工論壇（Migrant Forum in Asia）主辦的NGO幹部培訓。

如今，Vicky在網路上公開自己的手機號碼，成為在台印尼移工的求援熱線，把休息時間奉獻於助人，不求回報。對Vicky而言，幫助同鄉人的時光，總讓她緩解離家多年的鄉愁，也像是與過去落淚的自己對話：

「以前沒有人救我，現在我們可以幫忙別人，這樣很幸福。」

Vicky和英塔利都花上多年時間，也遇上好雇主，才能從心靈職災痊癒，那需求更迫切的移工，該向哪些民間資源求助？這對家庭看護工工會祕書長黃姿華也是新挑戰，從去年起，數個移工團體都開始討論此事，並互相轉介有意願接受心理諮商的移工，目前黃姿華已有一個成功案例。

這位看護工的雇主是一名獨居婦人，兩人窩在家裡生活，幾乎寸步不離，在失眠夜裡，她們甚至會一起吃安眠藥，等老太太先睡著，再換她服用。兩人都知道這情況非常不健康，於是雇主主動聯絡了看護工工會，希望工會協助這位個案。

「我覺得雇主是願意關心、在乎那名看護工，所以雇主自己也非常疲憊。」黃姿華還記得這位電話另一端心有餘、力不足的聲音，雇主已經瀕臨放棄，產生了解雇念頭，但黃姿華不希望走到這步，盡力找到了適當資源。

2020年成立的「聽你說」移民工法律暨公共衛生諮詢平台在此時伸出援手，他們與心理通譯、諮商師合作，提供移工每次1小時、3次免費的諮商服務。於是黃姿華成功為這名看護工媒合了擅長英文、並願意免費服務的諮商師；更重要的是，這位諮商師可使用遠端服務，看護工不必請假出門，不用擔心老太太的健康，也能在家和諮商師通話。

諮商過後，黃姿華發現這位看護工的身心狀況的確好轉。但黃姿華仍強調，心理諮商只是讓移工免於崩潰的最後一道網，第一張網則是「雇主的理解」，唯有勞動環境改變，讓更多雇主願意重視移工心理健康，才能預防勝於治療。

這些年，社會上開始意識到「移工不只是勞動力，更是活生生的人」，但對長期在台工作，從事密集照護與勞力工作的移工們，當遇到了身心狀況，不能只仰賴原鄉工作者或有或無的互相支援，移工們的心靈健康也需要雇主、仲介、政府的關注和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