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鐘分針剛落在早上5點半，全台軍營如常奏響了「起床號」，隨小號聲開始迴盪營區，職業軍人吳信諺（化名）反射性從睡眠中驚醒，準備起身點名的他暗自心想，今天又要被工作淹沒。

結束每日晨跑後，吳信諺理應繼續參加部隊訓練，但繁重的文書作業讓他抽不了身，他必須在辦公桌和各個處室間穿梭，準備資料、參加會議、填寫報告，偶爾上級會臨時交辦業務，吳信諺常為此加班到晚上12點，可用時間與工作量總是不成正比。

工作壓力侵蝕著吳信諺的身心，令他長期失眠；每次收假回部隊報到前，吳信諺總陷入嚴重焦慮，曾在工作時因緊張呼吸困難、兩眼發黑。服役近一年不見好轉，飽受困擾的吳信諺決定向連隊幹部求助，他先與直屬長官晤談，接著被送到國軍「心理衛生中心」接受專業諮商。

除了開始諮商，吳信諺的身心狀況也被同步上報到連隊所屬的軍團會議。當天高階軍官排排坐，由各部隊的負責人報告正接受輔導的多名個案近況，再讓將軍級的軍團指揮官決議後續處理。

吳信諺還記得會議結束後，他是如此得知結果：「我的直屬長官打電話給心輔員，當時我在場，他們開擴音讓我一起聽。軍團指揮官說要留人，能留就盡量留，看他（吳信諺）要不要先調去其他單位調適，反正指揮官希望他留下來。」

又過了一陣子，待吳信諺結束諮商課程，這位軍團指揮官更前往營區當面和他討論調職。最後吳信諺接受指揮官提案，先到其他單位轉換心情，倘若未來還是不適應，狀況未改善，再進一步去國軍醫院的身心科就診，評估是否需停止服役。至少，現在吳信諺總算得到喘口氣的機會。

吳信諺主動開口求援，也遇到有意願幫忙的上級，兩項條件相符，他才能暫時脫離壓力，但並非所有陷入困境的國軍弟兄都如此幸運。

今年（2024）上半年仍未結束，截至5月7日止，國軍已連續發生16起自傷事件，共13人死亡。

由於軍中屢傳自傷案件，國防部長邱國正日前多次赴立法院質詢時表示，將調整兵力符合勤務，且依法懲處造假者的同時，不會怪罪基層幹部：「還是要幫他，找出什麼原因讓他出此下策？」邱國正強調，國軍已長期推動「心理輔導三級防處」，希望官兵可以多加依賴。

邱國正近日不斷提及的「三級防處」制度自1999年起上路，共分為全體軍官和士兵負責的「初級發掘預防」，由心輔人員介入的「二級專業輔導」，以及轉送醫院治療的最後一步「三級醫療處遇」。國軍也呼籲全體同袍「人人都是自殺防治守門人」，要求官兵積極關心彼此，共同進行預防工作。

林宥辰舉例，基層官兵白天接受戰鬥訓練，非操課時間得輪班站哨，還需各自負責人事、情報、後勤等業務，他也長期困於文書工作，或經常前往不同單位開會。林宥辰表示，若部隊參加「漢光演習」、「聯勇操演」等大型演訓，動輒數個月期間，人力都得投入任務中，要完成連隊所有士兵的晤談更是難如登天。

軍隊高強度、高封閉性的職場環境讓林宥辰在「不干擾官兵訓練和休息」的原則下，很難找到空閒時段向同袍進行晤談，他只能選擇變通，多趁著陪同站哨、一起執行勤務時和弟兄們「聊天」，趁機了解對方近期身心狀況，完成他身為輔導長的職責。

2020年一名柳姓班長被長官長期霸凌，最後於營區輕生，事後監察院發起調查，並統計10年間的國軍自傷案件原因，其中約3成為感情因素，個人價值、工作壓力與適應問題則各占1成。

在林宥辰的實務經驗中，由年齡、階級而生的差異，也是他擔任初級預防人員的常見難題：

「連上很多人有家庭有小孩，很多人的年紀都大我一輪，有時候他們會因為財務、夫妻感情這類型的問題，心情不好來找我聊天，當下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回應，我自己根本沒有相關經驗，沒有立場輔導或給建議，我只能聆聽或分享一些故事開導他們。」

當《報導者》接觸林宥辰和另一位同在基層部隊擔任輔導長的阿盛（化名），兩人皆坦言，儘管他們被賦予「輔導」職責，但多數輔導長並非心輔、社工相關科系畢業，眾人不具備專業執照，當連上同袍有需求時，他們未必能給予實質協助。

近期軍中頻傳自傷案件後，國防部送交立法院的報告便揭露，國軍內部共155人具諮商心理師或社工師專業證照，且其中僅69人擔任心輔職務，8人於軍校任教，63人為各級政戰主管相關職務。

立委吳思瑤於質詢時進一步指出，以國軍初估約16萬人計算，「具專業證照的專任心輔人員」與全體人員比僅為1：2318，意即1名專業人員要照顧2,318名官兵。吳思瑤也揭露，近5年國軍已遂、未遂的自殺通報人數達158人，僅11人事前曾進入輔導機制。邱國正則回覆，確實不足，將在2個月內提出檢討報告。

為避免輔導長「初級防處」流於形式，目前國軍於全台7處設置「地區心衛中心」，開放輔導長上門諮詢，協助轉介個案諮商，近年也延長軍校相關科系的受訓期，定期開辦職場講座，並由專業人員為基層軍官辦理研習。

只是，阿盛雖已參與過多場心輔研習，他仍不認為自己具備專業技能與知識，尤其心輔是攸關救命的工作：

「正確的輔導應該要交給專業的人，在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考到國家認可證照的情況下，哪怕我們（指輔導長等基層軍官）受再多訓，都是趕鴨子上架，誤人子弟。」

阿盛曾向所屬部隊申請心輔證照培訓，希望考取專業資格，最後上級因「部隊人力不足」拒絕他的要求。想助人卻無能為力，目前阿盛只要發現同袍情緒不穩，就會直接轉介給地區心衛中心，確保「人員安全大於一切」。

「把需要幫助的人，帶到可以幫助他的人面前，他們才有辦法受到相對應的幫助。可是上面也會來督導進度，我要處理的資料就變多，這又會陷入惡性循環，因為時間要拿去做資料，我能做的事就愈來愈少⋯⋯。」

至於把個案往上送，由負責「二級專業輔導」的心輔官接手，下一步該如何協助？其實情況也不一定好轉，前心輔官于子堯曾遇過一名上級，不斷要求他將輔導績效數據化，進而影響了于子堯的工作與輔導成果。他認為，部分高層仍未理解心輔工作的重要性。

國軍官兵的自傷情況並非突然惡化，駐紮桃園的陸軍269旅於2019中至2020年初，短短7個月間發生3起官兵自殺事件。隨後監察委員王美玉、趙永清主動發起調查，他們發現，其中兩人的死因來自軍隊充滿斥責的管理文化與不當行為。

例如死者謝姓中士長期被長官怒罵，他生前早已接受身心狀況評量，屬於「需中高度關懷群」，但上級單位未確實告知亡者所屬部隊的基層主管，也未進行重複檢查，後續更無相關輔導與追蹤，才釀出憾事。案發當天，謝姓中士在部隊的LINE群組中留言「大家對不起，我成為大家的負擔了」，隨後自焚身亡。

而269旅轄下有多個連隊，涉案某部隊在一名積極協助同袍的朱姓輔導長就任前，因為幹部流動頻繁，長達2年時間沒有固定輔導長，多由較資深的軍士官兼任。監察院報告對此作結：「國軍心輔工作流於形式，甚至沒有落實。」

「沒有出事，就是心輔工作最好的績效，」于子堯感嘆，當年不論他如何向上級解釋，對方始終不看重心輔人員的專業，直到于子堯轉調其他部隊，舊單位接著發生多起自傷案，那位指揮官才終於明白。

飽受工作壓力所苦的吳信諺調離職位後，卻緊接著被新單位的同袍側目。在指揮官允諾的調適期裡，他被貼上「關懷人員」標籤，遭受許多酸言酸語，令吳信諺的內心更加煎熬：「我調到新單位後，舊單位的軍官罵我沒道義，把業務丟下人就跑了，基層阿兵哥也都說，我調單位是去找爽。」

調職後重新適應職場，曾有不熟的幕僚直接問吳信諺「什麼時候要去住院？」還有另一名學長嗆他：「如果我是指揮官，不會給你這段適應期，會直接把你丟去精神科。」

回憶起被質疑的當下，吳信諺陷入憂鬱：

「看病是我個人的隱私，要不要住院也是醫生評估，憑什麼問這個問題，甚至語氣很沒禮貌。如果今天我說要去住院，他們是不是又要說我裝瘋賣傻，拖累他們呢？」

前心輔官于子堯表示，接受輔導的個案回歸部隊，「想完全不留紀錄不太可能，」他基於保護案主的立場，都會依照案主意願，「不方便讓長官知道的晤談內容，就不會寫進輔導紀錄。」不過軍隊環境特殊，于子堯也會請對方自行權衡，某些必要資訊若不讓直屬長官了解，雙方就無法一起解決問題。

軍中輔導工作的保密性，以及個案與組織間屢發衝突，是「三級防處」相關人員的長期難題。國防大學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嚴巧珊著論文分析，軍隊追求任務順利，個人必須配合團體行動，必要時還需犧牲個人權益滿足團體要求，因此軍隊會透過階級、權力關係，定義組織內每個人的角色，進而使成員服從，形成團隊意識。

何謂階級與服從？一位擔任幕僚職的軍官向《報導者》說明，向上級反映通常不被認可，還要負責很多超出本分的工作，「沒做好會被罵，做好了，其他人又覺得理所當然，當然大家也不敢向上反映，因為主管就是壓力來源。」他說，部隊文化易使官兵產生挫敗感，基層通常選擇自行消化或向友人傾訴。

於是回到「人」身上，嚴巧珊發現軍隊內的社會工作者面臨與外界不同的巨大矛盾：

「同為軍人與輔導者，心輔官常在軍事使命與專業倫理價值中拉扯。到底是要先關注個案個別需求，還是軍隊一致性的訓練要求，總是出現兩難。」

嚴巧珊認為，加強軍中領導者的心輔教育，使他們了解相關知識，是改善軍隊環境的第一步。

吳信諺也透露，心輔官在諮商中其實同意他前往軍醫院看診，指揮官卻越過專業流程，直接找他協商「先調職就好」，如今調職後未給予適合配套，最終讓吳信諺大失所望，被迫繼續承受壓力與謾罵。

負責初級預防的基層軍官有志難伸，二級輔導淪為夾心餅乾，走到第三級「醫療處遇」時，個案大多直接以「停役」處理──這是前軍醫張廷碩的實際經驗。張廷碩剛於2023年退伍，過去在俗稱「八么八（818）」的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精神科任職多年。

張廷碩舉例，一名官兵的痛苦可能來自工作過重、長官的不諒解甚至欺壓，這些等待協助的官兵平日住在軍營，難得假日還要定期向長官進行「安全回報」，不間斷地和壓力共處，再加上軍人多半習慣忍耐，不擅長求助，於是情緒沒有任何出口。

從監察院調查269旅多起自殺事件的報告中也可見，一名亡者黃姓中尉接任「保養排」排長前，該職位已懸缺9個月，到職時無人協助交接，黃姓中尉必須必須獨自清點裝備，擬定維修保養的流程。他常為此深夜加班，被監視器拍到靠機能飲料提神，也曾經凌晨剛就寢，一早5點50分還得帶領士兵做體能訓練。

由於過勞，黃姓中尉被屬下質疑缺乏能力，眾人態度從配合轉而霸凌，不願接受黃中尉下達的指令；又因為黃姓中尉無人可用，長官開始指責他的工作績效，落入惡性循環中。監察院報告指出：「他完全處在一個充滿敵意、不友善的工作環境。」

「此時精神科的角色很矛盾，長官怕部隊裡有不適合當兵的人，怕他們影響部隊運作，但也怕我們一出現，就代表軍隊裡有『弱者』需要被治療。」

張廷碩認為，軍隊為了維持強勢、陽剛形象，比起協助，官兵更傾向直接剔除弱者，讓心理輔導成為「圍堵」犯錯者的管道。

張廷碩還記得，14年前仍在基層服役時，同營區有名他不認識的士兵持槍自戕，子彈直接穿過了腦袋。他和另一位軍醫親手扛起癱倒在地、身體仍溫熱的同袍，飛奔著送上救護車，白袍也隨之染紅，「衝往醫院的路上，其實我們知道他一定會死，到院前就失去生命徵象了，我們只能不斷重複急救。」

每位軍人入伍前都必須通過精神與智能稽核，「所以在文件上，他（亡者）是純淨的，沒有任何相關醫療史，」張廷碩說，高層必須找到咎責對象，只好一路向下怪罪，該營區由空軍、憲兵共用，死者則是憲兵成員，所以連帶被懲處的空軍軍官非常不服氣，一直抱怨「大兵週記又不是我改的，為什麼我要被記過」。

事發後，張廷碩只知道內部流傳是個人因素，也曾有媒體報導和家庭相關，他至今沒有答案。即使後來轉調北投醫院工作，北投醫院又正好是「國軍自殺防治中心」，但每年整理國軍自傷事件時，張廷碩只能收下各部隊傳來的資料，硬著頭皮撰文分析、建檔，無處可施力。

面對連年不降的自傷數字，許多軍職人員正投入改善國軍心輔制度，張廷碩表示，軍隊與人權的衝突在各國皆然，以環境相對穩定的美國為例，美軍的做法即是「透明化」。張廷碩於軍醫院服務時同步攻讀學位，目前已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他過去曾試圖分析國軍自傷問題，卻遇上人員數、部隊編制等細節屬於機密，連身為軍醫的他都無法取得資料；美軍則相對公開，方便軍中、民間學者研究，再提出解方。

近年國防大學和國防部政戰訓練中心，不乏有高階軍官向美國取經，他們出版研究論文、赴美受訓的觀察報告建議國軍，可借鑒美軍軍醫的心理衛生系統與隨軍神職人員、俗稱「軍牧」（military chaplain）制度，讓心輔體制「獨立化」和「專業化」。

美軍現行的心輔人員不似國軍由「政戰」兼任，他們皆隸屬軍醫體系，且大部分的臨床心理人員都在軍醫院服務，從外部維護軍中人權，減少「軍人vs.助人者」的職務矛盾。

此外，具宗教信仰的美國人口比例達82%，美軍便設計軍牧制度，由不同種族、宗教的軍牧負責聆聽官兵心聲。此兩項系統的進入門檻極高，心衛工作人員、軍牧必須擁有碩士以上相關學歷，後者還要通過9週軍事訓練才能出任，而在荷蘭、比利時等國也可見軍牧編制。

美軍為各軍種提供「入伍到退伍」的全盤協助，軍方的社區心理諮商中心便固定由專業社工師與臨床心理人員搭配，另有委託專業機構執行的Military OneSource計畫，提供全年無休的電話諮商服務；民間也常見替軍職人員服務的社福組織，甚至有專門報導軍中人權議題的獨立媒體。

除了以美國為鑑，立委洪申翰近期提出，國軍心輔機制雖有流程，卻缺乏明確指標，讓外部無法檢驗心輔人員配置是否足夠，他建議國軍仿照衛福部的「護病比」，教育部的「心輔師生比」等既有案例，讓國軍弟兄接受心輔協助的數量明文化。

洪申翰表示，國防部應從相關大學系所著手，加強召募義務役的預備軍官及士官，未來替心輔流程聘請外部督導時，也得優先遴選有從軍背景、目前仍在助人領域工作的退役人員。

「雖然戰場本就是不合理的環境，但當你遇到長官用不合理的要求來『磨練』人時，你能不能思考命令的合理性、不遵守的代價，這很需要自我保護的意識跟經驗。」

海軍中校李孟宣服役超過20年，不僅在實戰部隊、參謀單位都有任職經驗，還曾為軍校教官，輔導官兵適應軍旅生活的經驗豐富。他指出，多數基層國軍弟兄「不善於自我保護」，管理層無法「妥善運用人力」，雙方又因為階級無法溝通，於是官兵對自己的任務往往缺乏認知，只知道該完成命令。

國軍編制在過去10年不斷縮減，目前台海局勢卻急轉直下，國防壓力驟升，讓李孟宣感到「人員比以前少，任務又比以前多」，許多長官還留著舊思維，希望凡事兼顧，不願研擬合理的任務分配。李孟宣舉例，曾有長官希望募兵解決人力短缺，卻命令業務本已過重的軍官再去負責募兵。

大量軍官被基層到高層的僵化心態夾在中間，只好選擇提前退伍，於是惡性循環更加嚴重。李孟宣認為，當所有人的工作量都趨近飽和，若上級又指派新任務，容易出現「可憐人欺負可憐人」的情況，因為上級會優先分給任務完成度高、不會推託的部屬，部屬也會依照此原則，再往下交辦，因此「工作分配不均」、「能者過勞」的情況在軍中屢見不鮮。

談完部隊現況，李孟宣露出了苦澀微笑，他仍相信，若國軍改善人力分配，也為軍人提供合理支持，「國軍仍舊可以待，軍人這個職業是可以幹的，」他期待這一天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