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的那通電話，讓小彩（化名）陷入絕望和相對剝奪感，她以為的浮木突然成夢幻泡影──原本約好的諮商被取消了。

被取消的前一天下午，諮商所才通知小彩，已經根據她初談的議題配對到合適的心理師，3天後就可以正式諮商，沒想到幾個小時後，諮商所就收到台北市衛生局的公文：8月20日起停收新案，即使個案已預約，但只要尚未執行第一次諮商，皆算新案，不能再收。小彩就這樣被劃出界外。

「我已經認真跟你講了心裡的想法，也預約了，好像我的問題有解決的方法，但是隔天突然打來跟我說沒有了，原因是沒有預算。我覺得很莫名其妙，很有剝奪感，但當下我也沒路可選。」

小彩說，當時她查詢衛福部的網站，沒看到任何預算用完的公告，更別說方案才推出不久。

被放進「等待名單」的小彩，9月22日再度接到諮商所的電話，她終於可以預約了。只不過隨著國考結束，心理不適已舒緩不少，她猶豫是否要把機會留到以後，「但是那時候搞不好又沒錢了，還是要先用。」

方案上路以後，曾有精神科醫師質疑，有些使用免費諮商的民眾心理困擾程度並不高，只是想「嘗鮮」或是日常生活中遭遇挫折，擔心經費沒有花在刀口上，讓資源效率打折扣。

「過去是我必須被家暴了、性侵了，或是真的要自殺了，社會資源才進來，諮商補助往往是針對已經掉進去洞裡、甚至爬不出來的人，我們努力讓他們爬出來。可是這一次的方案，做的是中端及前端的工作。」

本身也在社區執業的黃楷翔指出，15～30歲的族群正在自我發展的重要階段，無論是青春期的探索，或是拿著尚未成熟的自我與社會磨合，都是高度濃縮且殘忍的歷程。把資源挹注在這個年齡層的重要性在於，他們是經濟條件相對匱乏的一群，卻是最有能力和彈性去覺察和調整的一群，及早、及時介入的效果最好。

張書森也提醒，除了支持離開學校後、資源上「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社會新鮮人之外，大眾很少關注到，有些年輕的自殺個案根本沒有學籍，因此不在校園的安全網之中──這次的方案也是接觸他們的好機會。

假如從年齡切入，24～30歲占比最高、有70%，而未成年人為6%，這可能與學校輔導體系的承接及未成年諮商需法定代理人同意有關。至於性別方面，女性使用者是男性的2.8倍。

張書森說明，台灣過去50年間，男性整體的自殺率約是女性的2倍，男性較少求助是讓自殺率產生差異的因素之一，其他還包括男性更常採取高致死率的自殺方法，且經常合併物質濫用。但值得觀察的是，年輕族群中自殺率的性別落差正在縮小，例如15～19歲的年齡層甚至已接近1：1。張書森說，這並非是男性受到保護，而是女性也開始採取高致命的方法（如上吊、墜樓）。

進入地方層級，可以看到六都的服務據點和使用人數仍明顯高於其他縣市。其中台北市的使用人數高居首位，占全台的31.7%，比原本配發的預算還多出453人。台北市15～30歲的戶籍人口數並非最多，為了釐清名額為何快速用罄，市府做了進一步評估。台北市衛生局心理衛生科科長陳小燕發現，有50%的使用者來自外縣市，可能是從新北市來念書和工作。

「我這邊諮商所、治療所多一些，他們就近使用資源，醫療衛生的東西不分地方，只要民眾願意，我們都提供服務，」陳小燕回應。也有業內人士分析，新北市在第一波方案推行時便對每個服務機構設下配額限制，才有辦法保留到那麼多名額，也讓民眾往其他地方移動。

從資料也看出服務的城鄉落差：離島縣市幾乎沒有個案，馬祖甚至連預算都沒有分配到。心健司過去的文件曾提及，預算分配是參酌高中以上學生數及心理衛生服務人力，但《報導者》記者詢問詳細的計算方式，官方則不願多做回應。

回憶起8月的情景，林涵說，扣掉週末幾乎每天都有新案，所內3位心理師的量能已經開到最滿，還是應接不暇，最後只能請民眾分散到其他諮商所。除了在地人，她更接到其他縣市的詢問，「他們那邊滿了，跑來我們這邊問，西部的高雄、台中、台北，因為這個方案可以用通訊諮商，但我們都會考量諮商最好還是面對面，所以盡量鼓勵他們在附近找到資源。」

就連專業工作者也沒想到使用會如此踴躍。方案剛起步時，人生設計心理諮商所所長盧美妏正好在美國，台北的心理師夥伴提供諮商，她遠端協助個案管理。盧美妏說，年輕人多是夜貓子，常常三更半夜來預約，每天至少收到5則以上的訊息。

盧美妏也發現，這些詢問者大多對心理諮商有基本認識，只差踏進來的臨門一腳，「十幾二十年前，我剛開始學這個專業的時候，大家一直在討論汙名化的議題，怕大家不願意走入診間，現在是所有人都要擠進來。」

於是，諮商所在8月面對最主要的問題是：不確定名額何時會用完，預約的個案能否完整做完3次諮商？為了避免「悲劇」發生，盧美妏的做法是提早關閉預約──北市府宣布8月20日起停收，她的諮商所則在11日就先行截止，未雨綢繆。

「這件事也很微妙，諮商所每天要自己上去check數據，確認還能不能再收新的案子，我們也不知道，每一個案不是可以談3次嗎？但他們好像隨時會停，就是大家憑感覺。」之所以出現這個操作問題，原因是官方後台數字是以「人次」而非「人數」計算。

換句話說，裡面的人可能談了1次、2次或3次，人次名額用完就結束，不保證每個人可以談完3次。心理師擔憂毀壞和個案的信任關係，如果沒有開始不打緊，一旦建立關係便不能中途抽手，這是基於對個案身心的考量，也是專業倫理。不過，心健司已公開表示，經費會設法補足，讓已開始諮商的民眾能接受完整的治療。

年輕方案雖是心健司的政策，但實際執行仍仰賴地方政府的配合協調。在全台服務人數和參與機構數最多的台北市，陳小燕解釋，從加碼後的第二波方案，為了避免預算快速燃燒殆盡，北市開始做配額管控，針對合作的80家機構調查規模和量能，給每個心理師相同配額，「比如說這個心理師這一段期間，最大量讓你服務4個人，如果這一家登記5個心理師，就給20個名額，大家服務品質才會一樣。」

在台北市執業的盧美妏表示，自費諮商在各地有不同的市場價格，台北市一般落在2,000～3,000元，視心理師的資歷和能力而定，1,600元的補助是低於行情，「方案特別寫40分鐘，用1,600元來算，分鐘薪水是一樣的，問題是根本不可能，我們都還是談50幾分鐘，按照心理師平常工作的習慣和架構。」

在台北、新北、新竹、台中皆有據點的蛹之生心理諮商所也積極參與政府方案，在8月份共開了160案。所長譚慧蘭說，雖然中央是希望不要另外加價，但仍有其他名義可收取，各地公告的服務機構名單，都會標註額外的掛號費、行政管理費和場地費，讓民眾參考。所內的同仁們當時亦有討論，最後決定不另外收費。

譚慧蘭解釋，「政府好不容易願意推，我們很感動，覺得心理健康被大大重視。所以我們決定就不用加，用這個價格來解決，就像去跑馬拉松，有補給站跟去便利商店買礦泉水的感覺還是不一樣，你就會願意跑下去。就算你給他補50塊，他還是會覺得我要多付錢。」

一般來說，短期心理諮商以6～8次為架構，因此方案公告補助3次時，的確引起不少心理師微詞，質疑能有什麼效果。

全聯會常務理事黃楷翔則用「試用包」來比喻年輕方案，「今天就是一個保濕用品的試用包，用3次就沒了，不一定有效；可是你在試用的時候會有感覺，你就知道這個你喜不喜歡，有感的話，你可能會去問正式的專櫃，所以其實是讓民眾有機會體驗心理諮商。」

他相信，比起專業工作者大聲疾呼心理諮商有多好，不如真實的使用者經驗，還有身邊朋友的推薦。況且，3次也有3次能做的事，黃楷翔認為心理師仍可以做評估和轉介，幫助個案對當下的問題有更多的感受、意識和認知角度，擴充不同的觀點。

更重要的是，個案在諮商尾聲可與心理師共同討論還有哪些資源可以使用，例如銜接回學校輔導或轉介精神醫療，當個案對這些管道有迷思的時候，心理師也可以協助釐清。黃楷翔說，有些民眾怕看精神科被貼標籤，「我們可以在過程中讓他明白，雖然現在談完了，可是我確實感覺你可能有一些睡眠或情緒問題要處理，我也可以幫他做精神科藥物的衛教，這同樣在心理師的訓練裡面。」

從學校到社區，23歲的Nana（化名）試過校內心輔資源，也花錢做過自費諮商。高中時因為失眠和焦慮問題開始看身心科服藥，今年年初，她獲得第一型躁鬱症的診斷，病況起起落落，現在一天得吃11顆藥。

有時Nana會出現解離的狀況，原本從宿舍到學校只要10分鐘的路程，卻不明所以地走了2個小時，室友問她去了哪裡，她卻無法回想起，「會有一個最後的畫面，很像在看電影，就可能畫面定格在門口，下一秒突然切到另一個地方，我印象我過了一個馬路，然後就不見了，不知道中間到底是怎麼回事。」她有時也會叫不出室友的名字，只好把手機的通訊錄名稱記載詳細。

「每天早上起床，我會先check我的日記和聊天紀錄，因為我可能說了錯誤或奇怪的話，」此外，Nana也有自殺的念頭，曾寫好出事後的交辦事項。

「我現在諮商到現在，從來沒有被轉介過，就算我分數填得很高。可能是，我一開始就說我有看精神科，」Nana尷尬地笑，既然有在吃藥，轉介與否似乎已無差別。

曾任精神科醫師的張書森解釋，醫師不只提供治療和藥物，更重要的是生理、心理的全面評估：

「比如說有一個人已經失眠困擾好幾天，非常嚴重，這時候他有意願接受短期的睡眠藥物治療，當焦慮下降，他才有餘裕去做一些諮商或是討論，獲得談話性的支持，這兩件事情並不是說只能挑一個。」

年輕方案的統計顯示，有3成的個案應被轉介。王芃宣看到這個數字，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她解釋年輕方案是公衛結合臨床，目標就是接住高風險個案，「一則以喜是我們這個方案是有效的，真的有篩到高風險，一則以憂是這個數據好像還滿高的。這方案是第一次推行，現在才2個月，本來想先試試看年輕人的接受程度怎麼樣，我們其實也不知道，沒有預料到反應這麼熱烈。」

面對高風險個案，或是3次諮商結束後仍有需求者，該怎麼辦？王芃宣回應，心健司有擬出3個路徑：

雖說全台號稱有這麼多諮商據點，但記者實際查詢官網，發現各地資訊仍相對雜亂且不完整，對有意願使用的民眾來說似乎不夠便利。當資源散落在各處，有時候反而是參與許多合作案的心理師和諮商所更清楚如何連結。

蛹之生心理諮商所副所長李雅君就曾服務過一位遭受性暴力的個案，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通報後進行兩階段共24次諮商，考量到性創傷需要長時間修復，她便將個案銜接到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再開了三階段的諮商，共30次；由於個案待業中，符合地方勞工局的方案，又可以再加上6次。

所長譚慧蘭則形容，安全網不是沒有，只是彼此之間沒有橋梁，「缺乏整合，甚至承辦也不知道，專業者也只能舉一部分。我相信一定還有更多地方，其實是有資源，隨著服務年資夠多，機構才能跟外部做不同的連結跟合作。」

在年輕方案中被視為後續承接去處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是行政院社會安全網之下的計畫，由衛福部心健司補貼地方政府建置執行，目標是2025年達成全國71處，平均每33萬人口就要布建一個中心，目前許多縣市都還在趕工中。

位在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的中正社區心衛中心，早於許多計畫，2000年便已落成。陳小燕表示，目前中央將另外補助台北市5處，其中萬華、文山已建置完成，北投、信義今年正在進行中，後年希望完成南港心衛中心，未來一個中心可照顧2個行政區。為了支撐這個服務量，陳小燕估算每個中心約需要35名人力，包括執行祕書、督導、心理師、護理師、社工、關懷訪視員等。台北市寸土寸金，加上各地爭搶心衛專業人才，空間和人力都是挑戰。

至於社區心衛中心如何與這次的方案結合，陳小燕回應，假如民眾經濟條件許可，自然可以在原本的機構繼續諮商，但若有需求又怕負擔過重，公部門可以來接手。

《報導者》記者詢問，年輕方案至今是否有轉介任何個案到心衛中心，得到的答案是「還沒有」。陳小燕說，當初都有和簽約機構宣導，有需求可以轉介，但回到根本仍要尊重當事人的意願，「至少我們現在的概念，是已經建立出那個管道，他現在即便沒有，可是在他不舒服之下，知道要來這裡。」

不過，社區心衛中心的運作方式仍因地方政府而異，目前尚待觀察；領導者設想的機構定位、對該領域的專業認識程度，也會影響業務重心和資源的配置。

就個人層面，他更認同求助是需要學習的，如果今天要突然去跟別人談自己的困擾，很多人也許不知道怎麼表達。張書森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這好像心理健身房一樣，我們不會因為去到健身房，就身強體壯開始長肌肉；你必須要實際操作，要有器材跟教練，給你一些建議或跟你一起合作，你也信賴他，然後適時修正，獲得某種學習之後，不只在健身房裡面，回去也能從事健身的活動。」

對於心理諮商，很多人腦海中的畫面是好萊塢電影，躺在診療椅上回憶5歲以前的童年，張書森提醒，「大部分能獲得幫助的並非如此，而是討論當下的狀況、遇到的困擾，從裡面學到原來這是心理困擾的展現，而且在過程中覺得被傾聽，覺得這件事情是可以講的，而且我並不孤單，很多人有類似的情況。」

而國家級的投入和補助，正是在加持這個過程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把為了心理健康去求助給常態化、正常化（normalized）。

張書森直言，用「求助常態化」來替代自殺常態化，會是一個好的方向。

「我有情緒或是精神上的困擾的時候，並不是想說我要去自傷或自殺，而是想說我要去求助，有另外一個管道，而且覺得我是有這個權利的，是可以獲得資源補助的，這是一件大家都認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