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頭亂髮加夾腳拖、神情憔悴，踏進教室的怡文（化名），讓大家差點認不得。

吳瑞玲（化名）心想，怡文以前不是這樣的。曾輔導不少學生的她，意識到要主動聯絡大學校內的諮商中心，「其他人可能都要等一個月，但心理師說她的狀況緊急，可以優先幫她排。」

授課教師和心理師遞出橄欖枝，以為有了轉機，沒想到學生拒絕諮商，「我問她，那老師陪妳去好不好？她也不肯。」儘管如此，幾位接觸過怡文的老師，決定成立LINE群組，合力拉起網子，以便守望。

又一次上課，吳瑞玲發現怡文的狀況惡化了，幾乎像遊魂一般，留她下來聊，怡文一語不發，手腳不停顫抖。

吳瑞玲只好再次打給諮商中心，心理師給了幾項建議，吳瑞玲都照單配合，最後對方問：「老師，您能直接到宿舍陪她嗎？」吳瑞玲沒有這麼做。一是隔天一早有重要會議，其次是老師跟學生的界線，該介入照顧到什麼程度，她沒有標準答案。

次日早晨，怡文坐到學校頂樓。

吳瑞玲的手機響個不停。幸好有職員經過發現，學生平安沒事了。回憶起那次驚險，吳瑞玲心有餘悸，「我真的腳軟，直接跪下去，如果她跳下去了怎麼辦？」

這幾年，她已經有幾個學生轉身離開世界，無力再承受。其他在大專任教的朋友，話題也圍繞在學生心理狀態快速惡化。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只是在這時代為人師表，該怎麼走進學生的內心世界，甚至解答他們對生命的疑問呢？

「你說想自殺，我就開始問，為什麼你認為人生沒有意義？談談你的狀況，看看在那裡面，我們能尋求到什麼？」坐在長椅另一頭，台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楊植勝眼神專注，就像平常與學生促膝長談，「我也不認為每個人的人生意義都一樣，但一個學生活到20歲，他的經歷裡面，一定有正面價值的東西。」

進台大20年，形形色色的學生都見過，跟他們互動對楊植勝並不困難；尤其關於生死和意義，都是哲學最愛探問的。沒課時他習慣待在研究室，只要學生想聊，來者不拒。楊植勝認為，願意談就是開放和對話的第一步了，「我比較怕的是完全不肯談的，那真的沒輒。」

除了授課之外，楊植勝還有另一個身分──導師。

台大哲學系學生不多，一屆約40幾個人，一批新生分給2個導師負責，一路帶到畢業為止。走完一輪後，差不多又要接新生了，始終離不開導師身分。

楊植勝笑著說，假如當導師只要請學生吃個飯就能解決，那太容易了。這些年裡，他去精神病房探過病、去警察局保過偷竊的學生、陪學生去開性平會議，導師還要寫檢討報告。若要了解學生、進入他們的世界，就得付出更多陪伴的心力。

導師要安排時間與學生聚會，以了解他們的習性，要輔導學生的專業學習、生涯發展和生活適應，也要協助學生處理身心狀況和緊急事件。但落實下來，依據導師性格不同，輔導深度有很大的差別。

一來，大學生活和高中完全不同，學生不會待在固定教室裡，沒辦法長時間接觸。二來，導師不一定有上到導生的課，甚至沒有見過面。要了解學生，不僅要導師主動出擊，還要有耐心熬過與學生的破冰期，每一步都挑戰導師的「熱情」。

在清華大學教書18年的物理學系教授王道維特別有感。他說，在歐美社會裡，大學生被視為成人，學校沒有太多責任，學生的心理需求也可以在校外得到相當的資源；但在華人社會，大眾似乎期待學校能再多關懷學生一些，沒有完全把他們當作獨立的成人。只是，身兼清大諮商中心主任的他坦言，要輔導學生沒想像中容易。

「進到大學，學生的自主意識非常高，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就算知道自己有狀況，也不見得來找你。」就王道維的觀察，主動關懷有時未必有效：「只能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隨時表示available，鼓勵介紹他們來諮商中心求助或尋找資源。」

不過在許多大專心理師的眼裡，導師和校內教職員是拉住學生的最前線。

成功大學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簡稱心輔組）組長余睿羚直言，建立系統合作及校園安全網，確實能避免很多遺憾。2020年，許多大學傳出學生輕生事件，余睿羚正好在那年接任心輔組長，她說，成大也有學生離開，「剛發生事情大家很警覺，慢慢可能又覺得safe了，沒事了，但就又會有事情。」

她印象深刻，今年有個學生自傷，系辦公室助教發現地面血跡，沿路找過去，學生已經在高樓窗邊。還有工讀生準備下班時，發現同學在女兒牆附近徘徊，雞婆過去詢問，才知道他是擔心畢業學分不夠，萌生自我了斷的想法，便帶他到心輔組。

「大家多一點點警覺心，可以減少一些遺憾，」余睿羚說，無論是老師、職員或學生，都能成為一起拉住網子的人。

只是這樣的期待，導師有能力跟心力勝任嗎？

為了解學生對導師的意見，台灣大學學生代表會曾在2021年發出問卷調查，結果竟有5%的同學不知道導師的名字，還有20%的人在前一個學期，沒有和導師有任何聚會、訊息聯絡或個別談話。有50%的人，不認為導師有積極跟學生互動。

在大學裡，導師形同保險絲，孫語謙語重心長地說，「他可能沒有修課、沒有找心輔中心，但他一定會有導師，至少確定這個學生有人負責。」

學生認為導師做不夠，但被派為導師的教授們，只是「不想做」嗎？也許不是完整正解。

王道維回想，自己剛當諮商中心主任時，也沒有心理相關專業，一路從做中學。他說，如果沒受過專業的輔導訓練，導師也容易有挫折感，「今天他好不容易有心，想找幾個學生來聊聊天，結果學生冷淡反應，好像是被他打擾。導師就很容易覺得：『算了，反正我也很忙，你就有事再來。』」

回到根本，王道維說，教授之所以進到大學，不是因為很會輔導學生，而是因為他的學術成就和研究能力：

「教授做導師要做得很好，不是不可能，他要花額外的effort學習才行。但目前強調學術競爭的環境，又因為世代差距跟學生有隔閡，會讓多數教授覺得不是那麼值得。」

就算有提升導師輔導知能的研習，只要沒有強制力，出席率往往不佳──畢竟教授要做研究、教學、開各種會議，也許還兼行政職。對新進的助理教授來說，升等更是莫大壓力，讓他們更難有時間陪伴學生。

一名甫到國立大學任教的助理教授就抱怨，他每週上12個學分的課，加上備課，連做研究的時間都沒了，而升等也有年限。儘管他現在無暇顧及，身為新進菜鳥，還被指派了導師任務。他想，請學生吃個飯是做得到，「結果學校說要給的導師費也沒下來，難道我還要自己貼錢？想想就算了，我也不知道學生到底在哪裡。」

這困擾不只菜鳥有。在政治大學任教20年的新聞學系副教授方念萱，是學生眼中教學和輔導同樣認真的老師，常有其他同事找她討論如何陪伴學生。

方念萱說，別把跟導生接觸想得理所當然，單就吃個導生宴，也得先想辦法把同學找來，要知道誰是核心人物，「這個制度跟高中、國中不一樣，並不是你接了這個班，你就知道這個班裡面的social程度。」何況吃飯只是破冰，向學生透露訊息：老師的門是開著的。

隨著社會環境快速變遷，學生百百款，方念萱直白地說：

「要怎麼樣 well prepared for all kinds of cases（為各種狀況做萬全準備），不可能，所以你就必須學。可是絕對不是靠個人好心或熱情，這是結構問題。」

她接著解釋，這些勞動都得耗費時間心力，如果教授能擠出的時間就這麼少，當然只能行禮如儀。

據教育部統計，大專校院編制內的專任教師，50歲以上佔66%，60歲以上則是20%。教授高齡化之下，就算老師有心主動理解學生，世代鴻溝恐怕也不好跨過。

即將邁入花甲之年的楊植勝說，不少同年紀的老師，認為學生動不動就想死，太過軟弱了，但他反向思考，「我們這一代人，一副好死不如歹活的樣子，即使人生沒有意義也要活著，我們怕死，survive是最重要的事──學生可能是這樣看我們。」

為了知道學生在想什麼，楊植勝從剛有Facebook時就開始用，他發現有些內向的學生，當面沒辦法溝通，用網路卻暢通無阻，「而且他打字比我快，講好多喔。我說你不想跟我碰面，但你願意跟我講，用什麼方法都OK啊。」

這個世代的學生們，有沒有什麼特色？楊植勝的觀察是，敢於指出自己的弱點，但好像也愈來愈虛無，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每個人都不一樣，也許問題也在這裡。我們以前只有一條路，大家都在這裡競爭，不會想太多；現在選項很多，但可能所有選項都不會讓你買得起房子。」

王道維也有類似觀察，他說，現在環境不如以前單純，整體社會是從一元轉為多元。學生從小就從大量網路資訊感受時代的快速變化，自我的認同（identity）沒有以前那麼清楚，延伸出校園輔導上新的挑戰。

王道維認為，假如高等教育走向多元是趨勢，校方就得因應新的需求：

「以輔導的部分，假設原來投資500萬，現在可能要到1,000萬才合理，整體的預期與經費規劃應該不一樣，因為學生架構已經不一樣了，這是許多學校高層沒想過的問題。」

在課堂上相遇的學生，讓方念萱學會了一件重要的事：延遲判斷（delay judgement）。「我們活在科技和各種關係交織的時代，一個禮拜來課堂一次，你對於他經歷過什麼一無所知。學生看起來可能很冷淡，到底是害羞、不爽、心不在焉，還是很有壓力？同一個表情，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

方念萱發現，不輕易下評價，學生可能更願意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和難處。當學生因身心狀況在學習上卡關時，她會嘗試有沒有替代方法，或給予一些指引，「比如寫作作業交不出來，那可不可以晤談？你講給我聽，看哪種方式壓力比較小。」

但不是所有授課老師都有同等彈性。就曾有心理師嘗試替學生跟老師溝通，結果資深教授態度強硬，說是學生自己懶惰，就算學生有在服用精神藥物，教授的回應是，「那就不要吃啊，那是個人意志力的問題。」

這種情境較常在理工領域發生。身為物理系教授的王道維解釋，因為學科訓練的根本概念不同，大部分理工科老師想的是，「我們學的東西，都是有絕對正確答案的，沒辦法因為你有特殊原因就怎麼樣調整⋯⋯答案不對就不對。」他說，不像人文領域有比較大的彈性空間，「教授只能說你不qualified（合格）。」

什麼是學習調整？曾研究國外沿革的台大專輔人員Jessica（化名）解釋，學習調整的核心理念是增加支持：

「不是直接干預評量結果，是儘可能讓學生不會因為身心或特殊狀況，受限於環境阻礙，或在學習過程被削權。」

她舉例，有些學生因情緒或創傷，壓力出現會特別緊張，不自主有類似驚嚇、凍結等激烈反應，導致腦袋空白，「可能學生原本看到題目是會的，腦海也有答案，但感受到時間緊迫的壓力狀態，線路就斷掉了。」

對此，Jessica表示，可嘗試延長考試時間、制定更多元的評量方式，「重點是如何把學生所『知道』的學習所得評量出來。」也有些學生有社交與人際恐慌，可考慮調整考試場地或位置。在台大，目前由於缺乏制度化執行方法和權限，輔導人員通常依個別情境，扮演師生間的溝通橋梁，連結資源。

面對學生，Jessica會仔細詢問目前困擾、學習歷程和遇到的情境，共同討論可使用的資源，例如怎麼與授課老師解釋自身狀況，尋求進一步協助。有時經學生同意後，Jessica也會協助與老師溝通，整理相關資訊、提供可能因應方式。但她強調，最終決定權在老師手上，輔導人員是中介，讓不同位置及立場能對話。

這段過程，同時創造接近學生的線索和機會，Jessica說，「有時候學生來找我們，不是只有調整學業的需求，背後還潛藏著很多適應的議題。」

為了更早、更積極應對這些發展性和適應性的議題，2021年2月，台大學輔中心掛牌成立，定位是「三級輔導」中的初級、二級輔導，與台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心輔中心）相輔相成。學輔專員與學生討論生活煩惱、調適對策，並轉介心理支持資源。

2021年9月，第一批專員開始駐點，發展出一套「紮根在各學院」的模式。他們主動參與系所的師生活動，增加曝光，建立關懷關係，讓學生體察自我需求、降低求助門檻。老師察覺學生需要幫忙，也會想到能找學輔專員討論。

實質上，學輔專員做的更接近個案管理。假如學生有使用校內外諮商或醫療等資源，會確認其狀態有無變化，持續追蹤；若學生對接觸更專業的資源有疑慮，則持續討論，協助轉介銜接。

此外，他也認為輔導要著重不同院系的異質性。「如果我們把心理健康議題當成一場戰爭，你要了解敵人在哪裡、破口在哪裡、優點和缺點在哪裡。有些地方已經守得很好的，也許暫時不需要再去加強，可以把有限的資源放在更缺乏的地方。」

為了擬定戰略，王道維分析清大諮商中心歷年數據，歸納各種樣態和需求。例如理工學院諮商人數不多、高風險人數較多，代表要繼續推廣，鼓勵學生求助；教育學院自我探索的比例高，但危機性不高，相對穩定；人文社會學院求助多、危機程度也高，需要客製化措施。王道維強調，學生的心理狀態一定是複雜的，要避免太粗暴的標籤，但統計還是有必要，輔導策略才能因時因地制宜。

為此，清大諮商中心常將觀察回饋給院系，讓他們知道學生心理困擾的常見樣態。王道維舉人社院為例，因較多學生有職涯焦慮，就與院方討論增加相關主題的分享，或調整課程設計，譬如有些文學藝術作品對憂鬱及自殺有迷思，可將心理衛教融合到課程內容裡，讓學生在課程中就能被培力。

目前，成大每學期有5天額度，學生若要請心理假，只要到線上系統登記即可。成大學生會會長黃康齊說明，原則上無須檢附證明，除非連續請假3天；若累計達2天，系統會啟動關懷機制，主動發信通知導師，「有這個假，不是希望同學遇到問題就把自己關起來，是希望當我們發現他面對到一些困難的時候，有人可以伸出援手。」

他回憶，在校內會議討論心理假時，大部分老師都贊成，並沒有過於擔心被濫用。黃康齊肯定校方願意接受學生的提議：

「老實講，如果你今天不想上課，直接蹺課就好，幹嘛還要請假？所以心理假是給一些願意認真對待學習，也願意正視自己心理感受的人，一個正當的請假管道。」

對此，主修心理學的台大學生會長孫語謙認為，心理假未必僅適於有身心疾患的同學使用，畢竟這些族群通常有診斷證明，可直接請病假，若狀況嚴重，目前給的天數也不夠。她強調，每個人都會遇到心理狀況需要調適的時候，「分手、重要的人過世⋯⋯也許就是這些很當下的事件，沒辦法去負荷課業，」心理假要保護的，就是這種作為「人」的彈性。

上學期期中考週，成大發生2022年第二次學生自殺事件。由於事發地點在校內，又逢下課時間，目擊學生不少。Dcard「成功大學版」那幾天堆滿了同學焦慮憂鬱的發文──「覺得撐不下去了」、「是不是我不夠好」、「我也想要這樣勇敢一次」。但是在這些文字底下，仍有同學留言安慰鼓勵，並分享可求助的資源。

成大心輔組也隨即啟動校內輔導機制，余睿羚說，敏感的學生遇到這種事件，產生類似的想法，都是正常情緒反應，「我們不太會去說『那是不對的』，這樣反而會讓學生不敢講出來，可能就憋在心裡，不敢跟別人討論他想要自殺。」

余睿羚提到，很多老師也怕學生談論自殺，不知所措還會刻意轉移話題，反倒錯失可以對話的機會：「沒關係，就談下去，你聽他說，先不要評價他，但可以趕快來跟我們講。」唯有強化不同位置角色的合作，安全網才拉得起來。

當巨大的悲傷遽然降臨時，學生也可以是彼此最好的後盾。

身為學生會長，黃康齊想著還有更多能做的事。儘管當時新聞雜訊漫天紛飛，學生會隨即在Facebook粉絲專頁發文，請大家停止揣測自殺同學的個人資訊，並請校方加派人手在校園內駐點，加開臨時諮商時段，讓心理師排班為同學服務。

儘管匆促，學生會在幾天內聯繫校內其他5個大型的學生組織，當週就辦了「送暖」活動，準備食物、飲料、印著打氣標語的貼紙，在幾個學生常出沒的地點擺攤，陪聊並送上擁抱。窩心的是，就連學校附近的雞排店、飯捲店，看到消息都自願來贊助熱食。

巧合的是，在這之後，社群版上的討論沒那麼負面了。黃康齊說，送暖活動是從2020年開始的，最初的起點，也是有同學離開了。

「我們不想讓大家覺得說，是在祭奠這個學生，好像一定要有人怎麼樣了，大家才會站出來。不是這樣的，就是希望能在大家比較困難的時刻，互相幫助，」有點娃娃臉的他，說起這樣的話，特別有說服力，「當所有人都在轉發同一篇文，邀請大家一起來，觸及會變得很廣，力量也變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