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同學們在Facebook上分享近況，洋子（化名）感覺只有自己的時間暫停了，除她以外的其他人都在往目標前進，但她想擺脫現況，也不知道該往哪裡去。碩士班入學兩個月，她提不起勇氣去上課，就算腳踏車都已騎到系館門口，最後還是選擇掉頭。洋子於是第一次踏進學校的諮商中心。

曾就讀國立大學工學院的她，雖然有相關領域的基礎，但畢業後空窗一年才念了研究所，一段時間沒念書總讓她覺得力不從心，無法達到預想的課程要求。暑假先修課程結束後，班上有位同學一聲不響休學，洋子聽到這個消息，馬上懷疑自己是否該繼續待下去，「我對很多事情都有一個標準，只有達到跟沒達到，它不是光譜，就是0跟1。」尤其當其他人略開玩笑，表示洋子是從原先的頂大「降格」來到這裡，更讓她挫折。

洋子認為自己「完全失敗」，默默決定休學了。

直到離開學校前一個月，洋子才在餐桌上向父母坦白，自己正在接受心理諮商和身心科的藥物治療。那是爺爺過世百日之後，洋子忖度許久才選定的時機，暗想家中事件都告一段落，少了別的問題添亂，應該能碰觸這個有點難啟齒的話題。即便在心中沙盤推演無數回，仍無法掌握爸媽會有什麼反應。

「妳唯一做錯的一件事情就是沒有早一點跟我們講！」個性急躁的洋子爸爸首先回應，對於女兒的隱瞞是心疼又擔憂。但父親話才出口，洋子媽媽旋即叨唸打圓場，表示這種事情等準備好再講也無妨。對話開展下去，情況比想像中好上許多，至少兩老沒有顯露出不知所措的樣子。

在接觸心理諮商以前，洋子擔心自己的負面情緒給別人帶來麻煩，「發生什麼事情，我其實也不太跟我爸媽講，覺得跟他們講這個沒什麼共鳴，或是我覺得講這個他們會擔心。」和女兒完全顛倒，洋子媽媽樂於跟家人分享大小事，觀念和喜好都很跟得上時代，也會因為女兒都不跟她聊生活近況而生氣。

相較上個世代以打罵為主的教養方法，洋子的爸媽出生在1960年代，這輩的父母往往希望跟孩子建立更順暢的溝通、更親密平等的互動關係。中產階級家庭的父母投入更多時間、精力和金錢來陪伴和規劃子女的童年；勞工階級家庭雖然不易有縝密多角的套裝安排，卻也期待必要的教育投資能換取良好的學業表現，透過學歷讓子女向上躋身。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藍佩嘉對這個主題有深入的田野研究，2019年她出版專書《拚教養》，談論在全球化競爭愈趨激烈的當代，面對高度不確定的未來，階級相異的台灣父母如何各自採取不同的策略來教養下一代，為他們擘劃通往安康人生的藍圖。藍佩嘉指出，各種親子雜誌在台灣的流行，使得「只有一次的童年」變得更加珍貴，儘管擁有更多教養知識和資源，父母的焦慮卻無法減輕，反而讓他們更在意能夠為孩子做些什麼，以避免自己成為不合格的家長。

洋子媽媽便是一例，她和丈夫都是公司的高階主管，就算是雙薪家庭，也會想辦法在工作之餘的時間安排各種全家活動。由於經濟條件相對寬裕，洋子家一年至少有一次出國旅遊，地點經常是歐洲。除此之外，他們也培養孩子對於藝術的興趣，洋子從幼稚園中班就開始學畫，一直持續到高中二年級。在求學的過程中，洋子爸媽都尊重女兒自己的選擇，並不強力干涉，希望能讓孩子養成獨立的性格。在諸多教育專家的倡議之下，讓孩子習得「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大約是僅次於學業成就的重要目標。

洋子確實長成了這樣的青年，從小就建立要為自己負責的意識，作為獨立個體不要給其他人添麻煩。原先應是值得追求的特質，在被情緒困擾襲擊時，反而困住了她，讓洋子認定自己的求助是在增加別人的負擔。而母親得知她的身心狀況後給予的關心，也成為一種壓力。

積極鼓勵女兒嘗試更多戶外活動，無論是去近郊山上健行或一起去健身房慢跑，只要是可能「提起精神」的方法，洋子媽媽都會提出邀約。洋子開玩笑說媽媽拉著自己出門的機率大概增加百分之三百，「我就覺得too much，讓我這樣就好了，我可以有我自己的pace，我慢慢來，但是她做很多事情，我就覺得壓力很大。」

黎巴嫩裔美國詩人紀伯倫（Kahlil Gibran）在《先知》（The Prophet）詩集裡對父母這麼提醒：

「你的房子可以供他們安身，但無法讓他們的靈魂安住，因為他們的靈魂住在明日之屋，那裡你去不了，哪怕是在夢中。」

爸媽即便付出諸多關愛、渴求親密的關係，孩子也已經在成長過程裡學會「自己面對問題」。對洋子來說，那是重要的自我認同──如果不夠獨立而給別人帶來麻煩，也成了一種失敗。

作為子女，隱形的邊界始終存在，一旦跨出界線，婉轉勸導和激烈衝突都可能上演。而有些界線無需觸碰，便已先過不了自我審查這一關。

在生涯選擇上迷途的洋子，內心一直有個不敢大聲說出口的願望。在諮商室裡，心理師問起若拋下現實考量，對於未來工作有什麼想像，「我就說不知道，但其實我心裡想的是，如果畫畫可以賺錢就好了，可是我那個時候沒有講。」從小學畫的洋子很喜歡漫畫和插畫，時常瞞著父母私下去報名參加同人誌販售會，跟同好交流作品，但這些喜好她鮮少示人。洋子說，她知道主流社會並不覺得這是好東西，也沒有勇氣跟家人「出櫃」，以此作為一個職業選項。

對洋子來說，沉浸在繪畫創作和研習自然科學的時間，各占人生長度的一半，付出的努力和成本實在太高，無論哪一方都無法輕易捨棄，只是後者更切合一般社會大眾的眼光，何況她也沒有把握能在興趣這條路上做出成績。

在價值歧異上，夢生（化名）經歷的衝突則更加激烈。

高中就讀北一女的她，從升學戰場上撤退後，在大學選擇人文社會科系，積極跟著同學們參與社會運動，卻使得與家人的關係愈來愈緊張，有時媽媽會不滿地表示，女兒比起親人好像反倒更關心外人。這觸動夢生內心最矛盾的價值拉扯，究竟要依循自己知識和實踐上的關懷，成為推動集體福祉的助人者，還是應該回應父母，做他們認同的成功菁英？

由於重視國際觀的育成，夢生的父母自幼就將她送到雙語教育的幼稚園，國中也特別把戶籍寄在親戚家，讓她得以進入眾多歸國子女就讀的中學。夢生的父親是馬來西亞華人，擁有新加坡和美國等地的留學經驗，一直認為孩子應該要拓展國際視野，才能增加未來的競爭力和可能性；夢生的母親雖未喝過洋墨水，卻也十分認同丈夫的想法。

夢生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策略和期待，其實完全貼合他們的勞動經驗和就業年代。夫妻兩人都是五年級生，初出社會的1980年代末，台灣是打造經濟奇蹟的亞洲四小龍，GDP平均成長率在8%以上，人均收入不斷翻漲，堪稱有努力就有機會的年代；他們任職的公司從國外進口自動化設備與電子產品，業務快速成長。1990年代，仰賴低廉人力的產業大舉外移至中國和東南亞，台灣政府推行租稅減免等政策以扶植高科技產業，貿易產業也因此受惠。

因著自身教育程度的提升、經濟條件改善，生在戰後嬰兒潮車尾的四年級父母或是乘著國際化起飛的五年級生，有能力投資下一代的教育，而且他們投資的對象更集中了。

根據內政部統計，1995年時台灣的婦女一生中平均生育1.77個孩子，比1965年的4.8個少了一半以上，教育投資不再需要被眾多兄弟姊妹「瓜分」。但有投資便渴求報酬，家中只有兩個孩子的夢生，跟哥哥可算是從小就被寄予厚望。夢生還記得讀高中時，媽媽曾叮嚀她：「要小心不要讓北一女變成妳人生的巔峰。」

儘管進了台大，夢生卻和父母的期望反方向走。夢生出生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肆虐，準備上中學時又遇上了全球金融海嘯；台灣景氣似乎沒有好過，她和其他也有漂亮學歷的同學們，只能把無力感和憤怒轉為投入社運的能量，對未來沒有太大的期待。

根據勞動部公布的「108年15-29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如果夢生現在投入職場，平均可以拿到31,603元的月薪，實質薪資與16年前差不多的水平。與此同時，約有3成的青年覺得待遇太差沒有前景，想要換工作。

但夢生仍無法在心裡完全抹去父母想要她走的那條路，要出國留學、要在競爭中獲勝，「我要那樣子才會被看得起啊，我才會被我爸媽認同或喜歡。」儘管掙個好學歷再拿份好薪水，已經不是理所當然的恆等式。然而，長大成人的過程中累積的資源和期待，仍像一道道枷鎖，讓她想動身時倍感沉重，愈是掙脫愈是反覆疼痛。

即便承受著心理痛苦，不到逼不得已的時刻，這些青年們也不願意讓家人知曉。

夢生這個晚上沒有回家，她在台大醫院的急診室裡吊著點滴，順著針頭往下看，纖細的手腕上有數個用菸燙出的圓形傷口，這是她第一次因為OD（overdose，藥物過量）和自傷住進急診室。當手機來電顯示母親的號碼，夢生拜託剛好出現的精神科醫師上陣，「我說你可不可以跟我媽講到底怎麼回事，因為我不想跟我媽溝通。」跟父母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反倒造成陷入情緒困擾的這群青年更大的壓力。

當年輕人願意在實體社會或社群媒體上和朋友談論自己的身心狀況，為何面對血緣關係最親近的父母卻怯於或疲於開口？也許，橫在中間的那道牆是兩個世代對於情緒應該如何處理的認知差異。

1990年代出生的八年級生，是未經歷戒嚴令的第一代。中研院社會所副所長吳齊殷認為，1987年的解嚴是理解情緒困擾現象的重要歷史事件，解嚴的影響不僅限於政治體制的開放，還關係到整體社會文化價值的轉變，「解嚴代表的是讓在這個社會底下生存的這些人，從很多被壓抑的情緒當中釋放出來。」

吳齊殷表示在戒嚴時代，情緒和煩惱被更大的社會力量壓制，個人必須為了集體存在，若表現出心理困擾容易被冠上汙名，甚至因為不符合道德標準而貶損個人的價值。他以自己的成長經驗為例，身為男性要被教育成陽剛的男子漢，自嘲從小學畢業以後就不曾哭過，「有時候想想很悲哀啊，因為你對那種悲傷的事情，不知道怎麼去表達你的情緒，被訓練成就是一個要tough（強悍）的人。」

八年級生則是被鼓勵表達聲音的一代，吳齊殷指出關鍵是生存方式的不同，「現在的孩子是被鼓勵、被允許要發聲的，你自己從來沒有這樣的生命經驗，所以只會感覺小孩什麼也都沒做好，還喜歡說自己的感受。」社會狀況的快速變遷，在客觀條件上造成兩個世代價值觀的巨大差異，溝通之路上也就堆滿層層阻礙。

情緒困擾在年輕人的話題間也許已經稀鬆平常，但聽在父母輩耳裡仍像蒙上一層汙名，或聽見了不知該做何理解。

因為身心疾病從英國中止學業返台的Joyce（化名），便在與家人互動過程中感受到「家醜不可外揚」的真諦，雖然父親積極為她找尋適合的身心科診所和心理諮商資源，但在親戚面前絕口不提女兒的精神狀況。就讀醫學大學的紋瑾（化名），在向父母坦白用藥之後，得到「應該多吃一點健康食品」的回應，讓她哭笑不得。

作為父母眼中各項表現都優秀的孩子，情緒困擾更容易成為白璧微瑕的那個汙點。在關係緊張的家庭裡，坦承身心狀況可能引來更多責備和衝突；在關係緊密的家庭裡，「好孩子」懂得如何體貼，讓父母擔心會引起他們的罪惡感。無論前者或後者，最終的結果都可能選擇沉默。

從高中就被診斷有思覺失調症狀的語慈（化名），今年的母親節沒有回家，她在Facebook上寫了一封媽媽看不到的道歉信：「她希望我快樂，但是我對自己太過苛刻，以致於過得不好。媽媽，這些年來，我都沒能給妳一個好的生日、好的母親節禮物，願我下輩子，可以不再做妳的孩子，我不願意讓妳受苦，妳是多麽值得更好的人生。」

語慈說，媽媽為了家庭和孩子放棄記者事業，常一邊數落她現在的無能、回憶過去的可愛，一邊依然對她很好，這是她最討厭的地方。

在一個平凡不過的夜裡，茉莉從自家陽台跳下，青春就此停格，失去繼續盛開的可能。若將她比喻為花，那身北一女的深綠色制服便彷彿綠葉，本該是陪襯的喧賓奪主，學業成就成為鎖住茉莉所有快樂和自由的桎梏。

《茉莉的最後一天》出自公視劇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改編自吳曉樂的同名作品，作者以家教老師的身分穿梭在各個家庭裡，用她的眼睛看見受傷的孩子，以及在社會體制擠壓下扭曲的親子關係。茉莉是劇集5個故事中唯一成績出色的孩子，她從未與母親起過激烈衝突，看似最平和的相處，卻讓她走上最決絕的路途。

「我一直在想，茉莉怎麼就這樣跳下去了，她這麼聰明，以後有大好的前程，她怎麼就這麼笨，我就是以為她懂事，以為她知道分寸，是我太疏忽了，」茉莉媽媽在女兒自殺後這麼感嘆，她把所有的期望都寄託在女兒身上，卻換來這般結果。

在此之前，她對著成績不好的小女兒咆嘯：媽媽是留美碩士、爸爸是大學教授，孩子考得這麼爛還要不要臉；至於剛考上北一女的茉莉，未來志願當然要是台大醫科，身為母親的她在飯局代為聲明，以後女兒也要到國外留學。茉莉沒有回應，現實中的許多孩子也沒有回應，他們知道一旦開口會換來更多的情緒垃圾，還有熟悉的那一句「我是為你好」。

近兩、三年，「情緒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在台灣可說是數一數二的熱門關鍵字，形容在關係中利用恐懼、義務感或罪惡感等情結要求對方做出一定的行動，來回應自己的負面情緒，而華人社會的親子關係則是最顯而易見的舉例──父母作為勒索者、子女作為被勒索者的互動腳本。就像就讀政治大學研究所的語慈曾無數次聽到的劇本──媽媽說，她犧牲奉獻，把全部的時間都給家庭，結婚之後不做記者了，因為她的夢想就是生孩子。

被情緒勒索的孩子，不知道如何去回應父母已經給予的諸多付出，只好努力變得更優秀來償還。智君（化名）自小乖巧懂事、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一路從北一女讀到台大研究所，是家中的第一代大學生。母親跟親友談天的話題圍繞著女兒，從不須別人擔心的她是母親唯一的驕傲，彌補自己年輕時因家境清苦而無法實現的讀書夢。家庭關係不睦，智君成為媽媽在家中凸顯自己價值和善盡母職的證明，「我媽常說我是她唯一的寄託，還好我這麼優秀，不然活著這麼辛苦，她早就想走了算了。」

智君想著，媽媽如此愛她，絕不能讓她失望，雖然有時候她真的感覺好累。

情緒勒索其實是互動關係的末端展現，華人社會的家庭觀才是源頭，父母將子女看成自身的所有物，子女的表現和成敗都關聯到一門榮辱，兒女出人頭地就是「光宗耀祖」，反之則是「羞辱門楣」。研究青少年的吳齊殷曾接受《親子天下》雜誌專訪，當時他說自己雖然常教導別人要怎麼當父母，但也曾和兒子起衝突，特別是兒子學業表現不佳時，總會讓他感嘆自己明明是留美博士，還是中研院研究員，怎麼「兒子不像老子」。

「我們從來不認為孩子從出生那一剎那起就是獨立的個體，我們一開始就把孩子想成是屬於我的something，塑造成我理想中的樣子，大部分孩子在這個文化氛圍底下也很容易接受這種暗示。」

吳齊殷分析，當父母將子女視為其延伸物，孩子也會揣摩上意而改變自己。

在網路上流傳著一個悲哀的笑話，卻能激起許多青年的衷心共鳴，它說亞洲人的生涯選擇有4個，前3個是醫師、律師、工程師，剩下的那個選項則是「家族的恥辱」。即便教養的方式變得愈來愈「開明」，作為子女仍知道父母乃至整個社會指盼的應許之路是什麼，並體認到自己實際上很難活成一個獨立的個體。

「從一開始，我們就哄著孩子模仿我們，滿心期望孩子遵循我們的價值觀，認為這就是對我們人生最大的肯定。」美國作家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在《背離親緣》（Far From the Tree: Parents, Children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一書裡這麼寫道，多數父母將孩子當作其不死生命的延續，因此，「沒有什麼比孩子有成就又孝順更讓人心滿意足，也很少有什麼狀況比養子不肖更為不堪。」

其實，不只偏離規劃正軌的孩子苦不堪言，所羅門指出，面對孩子的與眾不同，父母也飽受折磨，也在學習如何改變和調適自己的期待。探看家庭這個場景，父母作為壓迫者的角色似無可議之處，但把鏡頭拉遠觀望，他們亦是社會主流價值下的受害者。以為愛是替孩子鋪墊坦途，但當子女跌倒甚至墜落時，鼓吹個人主義的文化沒有提供扶持或承接的指引。

兩敗俱傷的他們，在各自平行的情緒宇宙裡失聯、斷訊，關於愛的訊息被錯譯成傷害，成了加速遠離的推力。但透過300多個家庭的訪談，所羅門也發現，即便許多父母一開始並不知道如何接受有汙名身分的孩子，最終仍克服重重阻礙，與子女建立親密的連結，對有精神或情緒困擾的孩子亦如是。

愛能造成傷害，也能帶來理解和寬恕。「你可能會漸漸愛上自己的孩子，然後愛屋及烏愛上孩子的障礙，再進一步愛上這世界各種美麗的缺陷。」所羅門把苦難比作跑進蚌殼裡的砂礫，起初令人刺痛難耐，但人類對它的接納和包容，能將之孕育成圓潤的珍珠。

也許父母只是在陪伴孩子成長的時間裡，遺忘了在生命誕生之初，曾經只希望他們平安快樂，無論如何，皆是珍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