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的一天中午，台南一名13歲國中女學生從4樓教室墜樓輕生，當場死亡。那時是午餐時間，目睹的師生全嚇壞，驚惶的尖叫與哭聲傳到校園另一端的輔導室，校方隨即通知台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尋求心理師督導與心理師協助。

現行國中小學生的輔導機制，分為初級、二級、三級預防。初級預防的輔導人員為全體教師，針對一般生、適應困難學生進行一般輔導。二級預防為學校輔導教師，主要協助瀕臨偏差行為學生、高關懷學生、中輟生與家庭。

三級預防由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的輔諮中心負責，中心內有心理師、社工師兩類專業輔導人員及督導，為學校轉介的嚴重適應困難、行為偏差個案進行專業輔導諮商，可說是重大創傷、急需資源弱勢學生的最後一張心理安全網。

當發生一、二級無法因應的校園危機，將由輔諮中心主任與心理師、社工師督導討論後調派人力，支援學生心理評估、輔導諮商、協助資源轉介。重大性平事件、學生輕生等，都是常需由輔諮中心介入的「三級危機」。

在這起輕生案件中，台南輔諮中心心理師督導與心理師介入協助心理受創的師生，但在入校5天，對相關師生做完一次諮商後，台南輔諮中心主任沈惠娟就指示心理師退場，並以學校輔導能力充足為由，未讓心理師做後續追蹤。

「以為（諮商）至少能持續到學期末，怎麼談一次就退場？」學校的輔導教師至今回想仍覺得疑惑，心理師正要和孩子建立信任關係就被抽離，對孩子反而是負面效果。

二級端的情況，也與「能力充足」相去甚遠。據了解，由於篩出的受創師生回歸學校輔導室，導致輔導教師除了原本手上的逾60名二級個案，還多出10餘名嚴重的三級個案。輔導教師與心理師的受訓背景不同，超出能力範圍的工作，讓二級端承受莫大壓力。

輔諮中心的心理師同樣不解，目睹墜樓師生的創傷不是短時間能復原，他們明明有專業資源，為什麼進不了學校？

「這類阻擋輔諮中心心理師介入的事件，一年來發生至少6起，」10月初，Jamie（化名）與幾位諮商心理師同事坐在律師事務所，桌上放著一本陳情書。台南輔諮中心有15名心理師，其中13人共同委任律師鄭猷耀向監察院提出書面陳情，認為行政干預專業已造成台南學子的心理健康隱患。

心理師們細數過去一年，台南多所國中小發生學生輕生、遭性侵、目睹雙親輕生等案件，主管的錯誤決策，讓心理師與社工師的工作出現混淆、雙方產生衝突，且理應由三級承接的危機工作，落回只有二級量能的輔導教師身上。讓學校端誤解輔諮中心不作為，甚至導致受創學生錯過黃金搶救期，出現二度創傷。

陳情書中，心理師們認為主管屢次在危機事件中排除心理師，僅指派社工師進場，甚至要求社工師做減壓晤談等心理師的工作，讓雙方無法發揮各自專長，更可能因為辨識能力不足而延宕處置，損及師生權益。

此外，沈惠娟有學校輔導主任資歷但無心理師證照，卻多次繞過心理師督導自行評估學校需求，或直接要求心理師結案。例如今年初有學生目睹雙親輕生，即使心理師督導建議讓心理師介入，沈卻只派社工師入校盤點輔導人力，並以學生無負面反應、學校輔導教師能夠安撫，認定不需創傷評估。

「老實講，不管案子接多接少，我們的薪水都一樣，」一名陳情的心理師說，「冒著可能沒工作的風險陳情，只是想多接觸一些案，多幫一些孩子，對得起我們的證照而已。」

《報導者》採訪2名在國中、小任教，先後遭逢學生在校園輕生的輔導教師，他們都表示，在重大危機事件中，若少了三級的心理師資源，二級會很吃力。

「多數教職員這輩子沒碰過學生輕生，事發時不只師生，整個行政體系都兵荒馬亂，連校長也很慌，」受訪的輔導教師說。

通報是常識，但對多數不具心理師背景的輔導教師而言，難的是如何對眾多驚嚇師生減壓安撫、篩出創傷個案。

「以前上課歸上課，危機來時，很多事和自己想的不一樣，」受訪輔導教師認為，輔諮中心的心理資源很必要，對二級端也是學習；社工師擅長連結資源，但和心理師專長不同，無法為二級端分攤心理諮商工作。

不只學生，帶班老師也須做安心服務。受創老師常比輔導教師資深，雙方又是熟識的同事，較難客觀評估狀況；有專業證照的心理師相對更具信服力，更有「安心」效果。

二、三級缺乏專業分工，造成學校輔導教師得兼顧行政流程、教師諮詢與學生輔導，分身乏術。去年底台南一起學生輕生案，心理師第一時間被排除在外，輔導教師得暫停手上二級個案因應情緒不穩的班級。事發半個月後，有輕生學生的好友自殘，輔諮中心才派心理師進場。「心理人力當然愈充足愈好，要是輔諮心理師一開始有進來，或許能避免自傷事件，」這名教師惋惜地說。

我們訪談13位心理師指向的矛頭，也就是台南輔諮中心主任沈惠娟，她否認阻擋心理師進場，「表面好像是主任做決策，但都有經過討論！」她表示，輔諮中心接獲教育局轉達危機事件，或由學校主動求助後，會盤點學校需求，和校方、教育局或跨單位協調所需資源。

她解釋，部分學校的輔導教師有心理師證照，或很資深、與學生關係緊密，這時學校會期待輔諮提供意見諮詢等「間接服務」，有必要時再轉案。例如去年底的學生輕生案，校方認為學校端能力夠，她就請輔導教師的督導留意教師的壓力狀況。每個案件不同，她尊重學校評估，若輔諮心理師評估認為有需要，她也尊重。

她指出，人手調度上，有些評估會由心理、社工師共同進場，有些為心理師單獨，「這兩類人員各有專長，但基本的能力一定都要有。像是社工師的網路連結要很強，心理師也要有這樣的基本能力。但進到深層，一定會回歸專業，不會取代彼此工作。」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長鄭新輝則說，這是內部管理與溝通問題，局端會協助輔諮中心運作更系統、明確、效率化。

接受《報導者》採訪的數名心理師與輔導教師都提到，需輔導甚至專業諮商的學生近年有緩增趨勢，轉到三級的個案情況困難複雜，需要長期深入的服務。

「雖然少子化，但輔導室的case沒有少，情緒問題、憂鬱、輕生念頭等個案都有，」他們研判，這可能是現代社會中家庭解構所致。

5年前，國內通過學校輔導體制首部專法《學生輔導法》，回應與日俱增的校園輔導需求。除了建構三級輔導概念，編列經費也建立專責單位，為初級、二級輔導機制架好安全網。

薪資結構上，輔諮中心經費由國教署部分補助，其餘地方自籌，礙於地方財政，這些一年一聘的專輔人員無法調薪、未能準時發薪水、心理師薪資偏低等時有所聞。投入輔諮中心的心理師，往往有一定的自我期許。

原任代理輔導教師的Jamie，為了屏除校務雜事，專心陪個案療傷，決定轉任輔諮中心心理師，月薪40,901元，減少約萬元。她指出，相對輔諮的條件，心理師還有其他待遇更好的工作選擇，但她與許多同事到輔諮中心的初衷，就是和弱勢的孩子站在一起，有些受創學生的家庭負擔不起付費諮商，偏鄉更沒機會接觸諮商資源，這些都是他們想接起的對象。

對Jamie這群心理師而言，留任與否的關鍵，是身為中心統籌角色的輔諮主任，能不能透過專業調度，讓他們好好發揮。

「主任帶得好不好，可能比晉薪晉級更能影響專輔留任意願，」心理師潘世毅曾任雲林縣輔諮中心心理師督導，他表示，有主任長年在中心任職，熟業務也讓專輔人員合作順利，人員流動率就低。若主任決策和專輔人員判斷有落差，內部不穩定，外部推展也困難。

根據《學生輔導法》，輔諮中心的中央主管機關為教育部，但運作方式由縣市政府自訂。輔諮主任的任用，有縣市從輔導教師、輔導主任遴選，部分為候用校長，部分由教育局處長或科長兼任，或由輔諮中心所在的學校校長兼任。有的要求輔諮背景，有的不必。「候用校長一、兩年來一個，可能剛安頓好就要離開；科長本身業務都忙不完；主任或國中校長可能沒有輔導諮商背景⋯⋯但他們肩負的是全縣市學童的心理健康，」黃雅羚憂心地說。

以台南為例，從2011年開始有輔諮中心，8年來歷經4位主任、1位代理主任（註：其中沈惠娟擔任第一任與第四任）。主任頻繁異動，讓專輔人員得不斷適應新的思維與決策模式。

由非專業的主任領導專業，則可能不利指揮調度，也欠缺捍衛專輔人員權益的知能。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學校輔導工作研究委員會主委、同時也是高市輔諮中心分區督導的瑪達拉・達努巴克表示：「教育部正在研擬，主任應由專輔人員晉陞，或至少要有輔導諮商背景。」

潘世毅持另種看法，他認為主任的領導力才是建立好團隊的關鍵，「有輔諮背景卻不接受他人意見，和非專業背景卻賞罰分明、引導工作適度分配，我會選後者。」若輔諮專才與領導力兼具，就難能可貴了。

黃雅羚認為，《學生輔導法》已到該修法，確立輔諮中心定位、架構、敘薪的時刻。她曾在教育部會議中提出，與會者點頭稱是，問題卻如房間裡的大象，眾人看得明白，卻隨議程落幕留在會議室裡。「不是教育體系不重視心理諮商，就是把諮商認為只是談談話，忽略其專業度，」她感嘆。

13位心理師則已經動起來，他們準備集合公會與心理學界力量，連署促請台南市政府訂定自治規則，希望將輔諮的危機處理流程明確化，清楚定位各個角色的工作範疇，避免行政凌駕專業，共同因應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