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甫出版的《台灣經濟四百年》是台灣目前跨度最長的經濟史著作，上起荷治時期、下至21世紀：在書中，作者吳聰敏嘗試以經濟觀點，解釋17世紀台灣原住民的「強制墮胎」制度，也從數據和史料切入，分析「美援」對台灣戰後經濟的貢獻。

現為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的吳聰敏對《報導者》表示，他1980年代在美國念博士時，美國經濟學界主要關心的課題是景氣波動；然而他畢業回到台灣之後才發現，當年的台灣經濟成長率非常高，景氣波動帶來的影響有限，因此對台灣來說，經濟波動並不是那麼重要的課題。

這個發現也讓他意識到，經濟研究有「在地化」的必要，問題意識未必能一體適用，而台灣的經濟史也有太多空白之處，讓他在心中埋下了這本書的種子。

除了爬梳台灣經濟史之外，《台灣經濟四百年》關於戰後的章節，經常能看見吳聰敏對政府管制、干預市場的批評。

比方說，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為維持軍公人員的糧食供應、以及（當時仍在大陸的）中央政府的需求，因而對農民實施「稻米徵購」，規定稻農除了自用數量外，其餘稻獲皆需以固定價格由政府收購。但政府收購價格遠低於市場行情，導致稻農不願上繳，進而市場上出現的「米荒」現象，也埋下228事件的成因。

再比方說，1950年代台灣曾進口美援的棉花，並實施「代紡、代織政策」，也就是由官方統一將棉花分配給紡紗廠，完成的紗線由政府購回，再統一分配給棉織業者織成布。

吳聰敏指出，當時的政府可能是擔心棉花一旦公開標售，價格飆漲、進而影響一般物價。但這個政策有個很大的缺點：代紡、代織而成的產品會由政府購回，不需要在市場上競爭，因此往往只求產量、品質低落。

藉由戰後台灣的經濟政策和事件案例，吳聰敏想和讀者傳達一個概念：政府干預市場、以及錯誤的管制政策，經常為台灣帶來禍害；然而這種干預政策和管制思想，在今日的台灣依然隨處可見。

以今年發生的「蛋荒」為例，台灣的雞蛋市場，就是容易受政府干預的民生消費品之一；綜觀近幾次的「蛋荒」，短缺爆發的成因，除了和飼料、雞隻價格上漲，以及禽流感等季節性因素有關之外，非靠市場機制而由蛋商工會定奪價格的「包銷制」也是關鍵的結構性因素。

很有意思的是，戰後初期米荒發生時，糧食局也曾將「米荒」歸咎於「奸商」操縱價格，和近年台灣爆發「蛋荒」後，政府宣傳要查緝「不法蛋商囤蛋」如出一轍──但吳聰敏指出，不論是「米荒」或「蛋荒」，主因其實都是「價格管制政策」這個結構性因素。

說到底，和市場那雙「看不見的雙手」相比，「奸商」或許是個更明確、更具象的敵人，除了比經濟學理論容易理解之外，或許也更容易讓政府卸責。

吳聰敏還指出，2022年，台灣電價凍漲，民營電廠便曾因為「賣一度、虧一度」而減少供電，加劇台灣的缺電危機。然而，在國際原油價格飆漲下，凍漲政策也導致台電、中油出現鉅額虧損，這些虧損，終究還是得由政府買單。吳聰敏說，凍漲政策看似是在「體恤人民」，但其實只是把成本「隱藏」起來，而納稅人也終究必須付出成本。

「或許主政者也知道這些原理，但因為一般大眾對於這些經濟知識不夠理解，所以可能讓政府覺得，就算講了道理也是減分、會影響選票，但這些政策，其實會傷害到整體社會的利益。」

換言之，吳聰敏寫台灣經濟史，其實是希望以史為鑒，同時對經濟原理做科普，讓民眾能辨別政府的哪些經濟政策有問題，避免政府為了選票考量而討好民意，或為了避免溝通成本，而選擇不符經濟原理、傷害市場機制的政策。

以下文章摘自《台灣經濟四百年》的〈米荒〉，由《報導者》編輯刪節後刊出。

從1946到1950年，是20世紀的100年裡，台灣經濟最黑暗的5年，而1947年的228事件更使社會的動盪不安達到頂點。228事件的導火線是專賣局查緝私菸，但遠因包括省籍，政治與經濟等問題。在經濟方面，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採取全面性的經濟管制，米荒與惡性物價膨脹都是管制政策的後果。

1945年10月25日，總督府開始移交各項業務給行政長官公署。在糧食部分，總督府的農商局食糧部提供移交清冊，其中包括1942～1944年的供需實績，1945年上半期與下半期的供需計畫，以及1946年的上半期的供需計畫推算。

11月1日，長官公署設立糧食局，正式接管糧政事務，但在前一天就公布「管理糧食臨時辦法」。臨時辦法的第1條規定，原總督府規定米穀生產者及有米穀租收者，應供出本年第1期作米穀，若尚未繳者，限在11月底前照原規定數量以及價格繳齊。第2條規定，第二期作之米穀，除自用以外之餘穀，也要全部交出。因此，生產面的管制維持與日治末期相同。

臨時辦法的第3條則規定，「全省糧食之供應，准由人民設置零售糧店、辦理零售業務，由需用者向零售糧店自行購買。」依據前兩條的規定，農家生產的稻米，除自用外要全部繳出，那麼民間自由買賣的米從那麼來？臨時辦法的第4條說，經營零售糧店須政府核准，而在未核准之前，長官公署「按照原配額及配給辦法代辦食米零售」。由此可知，長官公署延續戰爭末期的徵購與配給辦法，唯一不同的是，配給改為「食米零售」。

《民報》在1945年11月24日這一期的標題中所說的，「米穀繳出冀得公平」，指的是徵購的部分。按照第1與第2條，農民生產的米穀，除了自用外，要全部繳出。日治末期，總督府為了徵購稻米，動員無數的人力與物力，以確認各農家的產量。但是，長官公署成立之初，根本無能力進行農業調查。既然長官公署無法確認產量，農民擔心自己被徵購的數量比別人高。

農家繳出稻穀是由政府收購的。如果長官公署以市場行情徵購稻穀，農民不應該會擔心徵購數量比別人高。由此可知，徵購米穀的問題是在價格上。

長官公署訂定的徵購糙米的價格是每百公斤132.8元。1945年11月，台北市零售白米的市場價格每日升7.6元，折算糙米每百公斤是468.5元。前述美國情報人員在11月2日的紀錄說，農民在市場上「可以賣到每百公斤533元的價格」。由此可知，長官公署徵購稻米的價格不到市價的三分之一，農民當然不願意接受徵購，也因此要求，「米穀繳出冀得公平」。

稻米徵購辦法引發農民的不滿，連長官公署都承認農民「觀望滯納，競趨黑市」。駐台的美國情報人員在1945年12月9日說：

「有30％的新竹農民無法繳交9月30日截止的第一期稻作的徵收配額。他們的理由是：固定價格與黑市價格的差距太大。⋯⋯農民向新竹政府陳情，要求降低他們60％的稻米配額。」

因為徵購的情況不順利，行政長官公署不得已，乃於1946年1月 11日改變政策，停止徵購及配給。農戶應繳納1945年第2期徵購米穀而尚未繳納者免予追繳，已經繳納者按其繳納數量日期，「給予獎金外，並配給獎勵布疋」。此外，配給政策也取消，糧食准人民自由買賣流通，並准許人民自由設店零售，消費者自行向零售商店購買。

1946年1月11日，糧食局在停止糧食配給政策後，立刻封存各地方農業倉庫裡的稻米，目的是要「把握軍糧及防患未然」。

「把握軍糧」是指提供軍隊所需的糧食，「防患未然」是指萬一米價高漲，糧食局可以取出倉庫的米到市場上出售，以平抑米價。農業倉庫是由各地農會所建，倉庫內的米是農家收成後存入，等待碾成白米後進行交易。

因此，倉庫內的米是農民的財產，糧食局封存倉庫等於是限制農民自由交易，而到最後可能是由糧食局以低價購買。糧食局總計封存15,324噸稻米。

戰爭結束後，各地的日軍存糧是由中央政府的軍政部接收，並負責分配。但從1946年1月起，軍糧調撥事項改由糧食局辦理，每月預估需要1,500噸。從制度上來說，軍隊的支出應由中央政府負責，與長官公署無關。不過，因為中央政府的財政困難，軍隊所需糧食大多先由糧食局提供，購米之費用中央政府後來才慢慢償還。

1946年第1期的稻米產量為38萬噸，產量雖然不多，但新米於6月起陸續上市之後，缺米的情況有所改善，新聞媒體也較少提及米荒。但是，1947年初米荒的報導再度出現。

1947年2月13日的《民報》報導，米價再告飆漲，甚至有喊到32元的。同一報導中說，12日早上萬華地區有民眾打鑼糾集民眾到各米鋪取出庫存糧米，運到龍山區公所平糶。面對米價狂升，長官公署於2月13日公布「指定最高米價辦法」，台北縣與台北市的蓬萊米管制價格是23元，在來米是22.9元。

長官公署限制米價後，米價不能再上漲，但出現一個問題。2月14日出刊的《民報》的頭條新聞是「白米呈無行無市」，報導內說，「雖聞有暗市有售一斤40元，市面竟出無行無市之怪現象。」意思是說，只聽說有黑市價格，但市場上無稻米可供交易，因此也沒有正常的交易價格。

這位記者似乎不懂經濟學原理，因此稱之為「怪現象」。如果黑市價格是40元，但官方管制價格是23元，米商即使有米，也不會拿出來賣。本章開頭的引文，所講的正是米價管制後的情況。市長游彌堅說，「台北市現在不是無米的」，這句話是對的。但是，他把買不到米歸咎於「奸商」，則是錯的。民眾買不到米是價格管制的結果。

無行無市的現象不只發生在台北。《民報》在2月25日報導新竹的情況，「省署公表最高米價以來，東市場的米攤已經銷聲匿影，市內的米店全部關門大吉。業戶糧商固無影響，累煞了糴米食的無產者。握著鈔票，東奔西走，總找不出一粒白米來。」報導中又說，「暗市唱至40元左右」，意思是說，如果願意付40元，仍可買到。一直到228事件前夕，米價管制並未解除。

1947年1月，米價比一個月前上漲了21.3%，2月分的上漲率更高達93.9%。米價為何會暴漲？稻米價格上漲可能是因為供給少，但也可能是隨著一般物價上漲而上漲。台北市零售物價指數在1月分上漲了22.7%，2月分上漲了61.3%；1月分的米價上漲率與零售物價指數上漲率（即物價膨脹率）相當，但2月分米價的上漲率則高於物價膨脹率。

為何2月分的米價上漲率較高？1946年第2期的稻米於1947年初上市，這一期的稻米產量是48.3萬噸，比上一期增加了10.3萬噸。因為稻米的供給相對充裕，由此推測，米價上漲率較高的原因可能是米價受到管制，運到台北市的稻米減少所致。

《民報》的報導說，米價受到管制時，新竹市的「米店全部關門大吉」，報導中也說，不管是台北市或新竹市，稻米黑市交易是存在的。如果願意付黑市價格，消費者仍可買到米。

米價受到管制時，農家生產的米賣到哪裡去了？當時住在大稻程的陳德隆先生後來在接受訪問時說，「家裡有田佃，並不缺米。」「田佃」是指地主有農地，由佃農耕種。稻米收成時，佃農直接把米交給地主，因此，不受米價管制的影響。

戰後初期首兩任的糧食局長都公開講，糧食政策首要任務是充裕軍公糧的供應，其次才是維持民食的安定。為了達成以上目標，糧食局的做法是，對每一期收穫的稻穀要掌握一定的數量。

1947年2月12日，英國駐淡水的代理領事丁果向南京的領事館提出一份報告，其中說長官公署設立許多機構與民爭利，這些機構具有獨占地位，利潤極高。雖然有這些機構的盈餘挹注，但長官公署仍然缺錢（the Government is short of money），原因是「台灣被中央政府榨乾」。這句話一針見血地講出，台灣被國民政府接收之後經濟上的處境。

從經濟上來說，228事件的原因是國民政府對台灣的經濟管制。除了228事件外，台灣戰後發生惡性物價膨脹，主要原因也是國民政府的經濟管制。

《台灣經濟四百年》，吳聰敏著，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