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盤本來就是陋習！這次大家這麼生氣，是因為飼料一直漲，紅盤價卻把本來能稍微打平的價格賠掉，賠錢的生意誰要做？」 「紅盤是不是剝削？」

今年2月以來，蛋農們的連絡群組裡吵得沸沸揚揚，對蛋商（盤商）的情緒滿溢。

過去一年因為飼料價格飆漲，已讓雞蛋生產成本不斷上升，但產地價格因COVID-19減產和氣候因素無法合理反映成本的情況下，早讓農民們幾乎沒有利潤；在春節前開出壓低收購價格的「紅盤價」，又激起農民們的怒火。 彰化二林的蛋農阿偉（化名）説：「今年蛋商算有良心，紅盤價拿9天而已，」過去曾遇到有蛋商硬要跟收15、16天的紅盤價，「今年缺蛋缺成這樣就不敢了，如果今年再繼續凹紅盤，我就乾脆開放養雞場，要蛋的自己來載，反正缺蛋還會缺很久。」

蛋農的積怨已久，在缺蛋的時刻終於爆發。理由是因為過去40多年以來的習慣「紅盤價」，成了壓垮農民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所謂的「紅盤價」指的是農曆春節期間，蛋商用特殊價格收購產地雞蛋。以今年為例，除夕封市當天的產地收購蛋價是每台斤34.5元，但紅盤價卻用每台斤30.5元跟農民收蛋。中間的4元價差，被視為農民給予蛋商的讓利，理由是過年期間市場照例休息，但雞隻不會放假，每天仍然生蛋，而一般雞場沒有冷藏設備，假期中累積的蛋不耐久放，通常還是會交給盤商收購。為了補貼這段時間盤商和運輸商的加班，紅盤價向來被視作是「紅包」，時間可能從5天到10多天不等。

但今年因為蛋荒，加上飼料成本大漲，卻必須按照往例給予紅盤優惠，有農民就投書媒體，抨擊由來已久的紅盤價是一種剝削。

台北市蛋商公會理事長高傳謨對於蛋農的批評不以為然。他指出，年節有時長達10天，假如一個蛋雞場一天產蛋200箱，整個假期累計下來就有高達2,000箱的庫存，這麼大的量又不耐久放，才會交由蛋商來協助處理。且往年雞蛋的狀況都是供過於求，年假收的蛋可能到年後一段時間都賣不完，還因為產量過剩而跌價，損失都是蛋商自己吸收。

「紅盤價就是過年產銷雙方議定的價錢，等於是過年休市期間蛋的收購價。蛋商其實可以不要紅盤，這樣互相配合的機制怎麼會被汙名化成蛋商剝削呢？」高傳謨不滿地表示。

紅盤價風波引發產銷兩端的對立，迫使農委會在2月15日出面召開臨時記者會，畜牧處處長張經緯表示，紅盤價是為了維持產銷秩序，讓生產不間斷的做法；為解決蛋商跟蛋農間的衝突，將廢除紅盤價這個名詞，未來春節改由農委會擔任產銷之間的平台，中介協商出雙方認為合理的價格。

但既有的議價制度早就有農委會參與，熟知雞蛋產業鏈的業者深知，如果不改變過往的雞蛋「統一包銷制度」，單單廢除「紅盤價」這個名詞，並無法改變產銷失衡的情況。

事實上，台灣的雞蛋產銷用「統一包銷制度」（後稱包銷制）運行已久。

大約1970年代以降，台灣的雞蛋產業逐漸朝集約化、專業化生產發展，飼養集中在中南部，以規模2萬隻蛋雞的小型場為主流，同時將生產與銷售兩端切分出清楚的界線；蛋農負責不間斷地產出雞蛋，不管大小和品質，一律按照相同價格把產出的雞蛋統一交給大盤蛋商（後稱盤商）收購。

根據農委會統計，全台約有1,800多家產蛋農戶，飼養約4,000萬隻蛋雞，每日可產出約13萬箱蛋（每箱180～200顆蛋），約2,300萬顆雞蛋。這樣大量的生產，在包銷制度原本的美意裡，農民不用擔心銷售與運輸，只需專心生產即可。

另一端的雞蛋銷售則是由盤商負責，他們會結合運輸業者，每週兩次派車到蛋場將不分大小的蛋全數收走，接著到集中場進行調配管理，依據使用者需求將雞蛋分類售出──例如早餐店喜歡小一點的蛋，烘焙業者則喜歡大顆一點──最後流入餐廳、烘焙店和雜貨店等地。

這套運行已久的制度就稱作「統一包銷制度」，靠的是生產端和銷售端長年的默契，成為台灣供應大部分雞蛋的方式。

40多年來，在蛋量充足時，透過蛋農的調節生產和盤商的調度，產、銷之間還不致發生問題。只是一旦出現天災、人為因素等引起蛋荒時，市場的售價卻無法即時地反映產地價格，凸顯出包銷制的脆弱。

面對雞蛋產銷的失衡，監察院早在2011年糾正農委會失職，監委指出包銷制度下，蛋農雖不用擔心雞蛋無人運銷，卻也無法涉足消費市場、掌握產銷狀況，只能由當期價格決定下期產量，蛋農往往無法跟上市場供需，產銷因此出現落差，以致蛋賤傷農的情況，屢屢發生。

在包銷制為基礎的雞蛋產銷鏈上，還有一環時常遭到詬病，那就是蛋價制定不透明。在同一份監察院的調查報告裡，監委李炳南、程仁宏是這麼寫的：據調查，過半數蛋農及蛋商皆不滿意現行決價制度，不滿意主因是認為目前（雞蛋）決價機制缺乏明確決價基礎。

只是這套行使20多年的定價制度為何爭議頻傳？理由不外乎通路幾乎被盤商掌握，蛋農鮮少談判籌碼，想多賺錢只得仰賴增養，增養又得靠盤商來賣，因此產銷之間的天秤逐漸往銷售端傾斜。

根據行政院公平委員會調查，因蛋農們普遍缺長期蒐集價格資訊能力或搜尋成本較高，由臺北市蛋商公會所提供的行情價格扮演了市場透明化的角色，也減少價格波動對產銷環節的影響。

只是這樣機制的副作用，是導致蛋農對於盤商的過度依賴，且蛋農主動加入農民團體共同運銷的意願低落，至今約三分之二的通路仍然維持著傳統的運銷系統並掌控著雞蛋市場的運作。在生產資料與行情皆由蛋商主導下，雞蛋產銷淪為無法兼顧品質管理與市場消費的生產型態，也使得飼養者獲利有限，或屢屢蒙受損失。

在南部養雞的阿財（化名）就對現有蛋價制定十分感慨。他解釋，目前的定價機制，表面上說由雞農和蛋商協調，可是只負責生產的雞農哪有能力拒絕蛋商？「整年裡雞農講話比較大聲，大概就是春節前雞蛋需求較高的那一個月，其他時間都是蛋商說了算。」

由於台灣市場雞蛋長期供過於求，這種不對等在收購雞蛋時特別明顯。阿財說，當面臨雞蛋需求較低時，蛋商會刻意挑三揀四，說蛋的品質不好，要求減價，甚至拒收，他忿忿不平地強調：「曾有蛋商說不收就不收，我損失8、90萬。」蛋商理論上要承擔銷售壓力，卻將大部分的市場壓力轉嫁給雞農，但雞農無法自己銷售，被蛋商掐著喉嚨，只能敢怒不敢言。

另一個面向，則是雞蛋的飼養成本沒辦法被有效地反應出來。

面對節節攀升的飼養成本，蘇姓雞農不滿地表示，「現有的制價機制表面上是公平，但農委會有民生考量，因此會出手干預產地價格凍漲。那導致收購價錢沒辦法跟著飼料5倍、10倍的漲上去。當成本一直上升，賺錢變成賠錢，雞農只能棄養，不然就是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荷包被拿去填補通膨，畢竟政策補貼也難以追趕物價上漲的速度。」

以雞蛋分級作為解方，農民也不是沒有想過。在彰化二林開闢雞場的雞農阿國（化名）就曾號召數百位同業一同組成雞蛋產銷協會，並以當地知名的農產為發想，試圖建立雞蛋分級制，他說：「分級要怎麼訂？雞蛋大小？週齡？蛋殼硬度？但後端要怎麼驗證？品質要統一真的很難定義。」討論難有結果，最後無疾而終。

面對分級的難題，長期研究雞蛋產業的台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副教授張正明在接受採訪時指出，相對於台灣雞蛋以重量計價，美國則將雞蛋依照雞隻產蛋周齡、雞蛋規格、使用目的與通路型態等特性分開計價。

張正明並進一步解釋，在美國，約有60%的雞蛋會被製作成液蛋，其餘約40%雞蛋則會強調雞蛋的品質、大小，經過洗選後冷藏配送販售，能做成洗選蛋的雞蛋，價格會比液蛋高，加上美國的洗選蛋有搭配全面的冷鏈運銷，所以在美國的生鮮超市中，雞蛋的獲利是高的，進而強化蛋雞場的整體管理。

不過單從雞蛋分級去應對過去數十年以來的產銷結構，在執行上難度並不低。長期研究台灣雞蛋銷售體制的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教授陳盈豪則認為，現行制度由少數大型業者制訂價格，將形成「富者恆富，窮者恆窮」的現象，政府應該輔導成立合作社或產銷班共同營運，成立集貨中心，調配不同產蛋周期，計畫生產，調度不同規格的雞蛋應對通路，給予雞農合理利潤。

陳盈豪也建議，行政系統支援型的經營模式可以優先發展，因為過去已有前例，例如拍賣、屠宰豬的嘉義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成員包括嘉義市政府、嘉義市家畜肉品販運商行、嘉義縣農會及嘉義市農會等四個單位，若能將雞蛋產業建構成「產官策略聯盟」，雞農對於政府加入的組織會比較有信心，有助於雞蛋產業健全發展。

應對這樣的建議，其實產銷雙方都有一定共識。台北市蛋商公會理事長高傳謨就認為包銷制度存在一定弊病，若未來採行雞蛋分級制、集貨中心或推動自產自銷等都支持，因為市場很大，蛋商也沒辦法完全都吃下來。

在高雄養雞13年的陳姓雞農，5年前決定自己賣蛋，建立運輸系統、集貨點、店面，現在除了在店面零售，還供應給南台灣的烘焙業者、早餐店等等。

相較於過去交給蛋商，陳姓雞農說，自產自銷雖然比較能掌握利潤、預先調節生產量，但銷售前期蓋廠、買機器就投入400多萬成本，還得勤勞拜訪、開發客戶，時不時巡視自己的5家雞場，「還被倒過幾十萬的債，這是賣蛋要承擔的風險。」一般雞農大多沒有人力跨足後端銷售，仰賴盤商還是常態。

養雞協會蛋雞課課長王榮生則表示，要突破包銷制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現在很多蛋農走電商自產自銷，或直接供應給農會，不透過蛋商直接在蛋雞場內洗選包裝，也有些特殊包裝不用洗選，銷售管道很多種，但要走出自己的路就難在起步很困難，需有合適的經理人來經營，等於是在養殖本業外發展管理組織，必須投入可觀的資本與設備。

缺蛋危機下，數十年如一日的產銷制度出現破口，或許正提供了一個改變的契機。「制度不改，現在就是在一個溫水煮青蛙的惡性循環裡，」雲林的蘇姓雞農說。

面對蛋荒和對包銷制度的討論，農委會雖一再重申樂見蛋農們走向自產自銷，產出高品質、品牌化的蛋品來應對既有的產銷問題，但喊口號之餘，動用臨時性的補助來解燃眉之急仍舊是常態。要改變制度，寄望農民單打獨鬥並不容易，最重要的仍是農委會端出政策面且具有可行性的改革，才是正本清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