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廁的水泥牆和設備皆被落石砸毀，窗戶貼著一張黃澄澄的單子，來自花蓮縣政府的警告：「本建築物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表辦理緊急評估，結果有危險之虞，應暫時停止使用，須經排除危險情節，並報本府同意後始得解除本標誌。」往家園後方望去，凹凸的山壁還能看見岩塊層層剝落的痕跡，坡度近乎90度。

別說是官方勸導暫停使用，看見如此怵目驚心的場景，即使位在浴廁隔壁、未共用結構的房間沒被貼上黃單，屋主袁先生一家也不敢再住下去。

只是今年0403強震後，袁先生原本的家實質上難以修繕、又過於靠近崩塌處，本想在家屋對面的空地臨時搭建工寮或貨櫃屋居住，但也屬特定水土保持區範圍，無法新建，目前一家只能拿著政府給的安遷救助金在他處租屋。但如此一來，不僅孩子的就學交通接送令人煩惱，救助金只能撐住一時，有家歸不得，陷入進退兩難。

袁先生的遭遇不是個案，在台灣原鄉地區有許多族人都居住在特定水土保持區之上，若原來房舍所在地太危險，也無法在附近新建。根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的精神，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劃定若涉及原住民族土地，要先取得諮商同意。然而《原基法》2004年才誕生，之前就被劃設的土地並未經過溝通，袁先生坦言，自家被劃入也是看到公告才知曉；此外，原民諮商同意權的實務困境也多有批評討論。

協助災民連結後續資源，秀林鄉鄉民代表王沈剛竹直言，此次地震重創太魯閣族人，也震出當前制度的荒謬性：

「我們的族人很早以前就住在這個地方，可能都上百年了，政府很多法規都是後來才有，卻限制大家的生活，或我們變成是違建。原住民族本來就比較弱勢，又沒有考慮到實際的需求和文化，造成很多不方便。國家公園的設置也是一樣，當初也沒有充分討論過，就把規範強加在我們身上。」

不少族人還處在震後的驚慌中，不清楚申請災害補助的行政手續和流程，送件被判定不符資格或遲遲沒有得到回覆，王沈剛竹和他的團隊便代為辦理，回應災民們的疑難雜症。他表示，目前服務處團隊其中一項工作正是統計那些沒被補助的家戶，整理他們家屋受損的狀況、預計的修繕方式和需求金額，提報給民間願意贊助善款的組織。

當時，他的辦公室幾乎成了另一個「指揮中心」──焦急的民眾來電通報災情、詢問失蹤家人的下落；王沈剛竹和同事們則去電每個他們能想到官方和民間單位，索取更細部的名單和情報。

地震隔天，王沈剛竹在Facebook個人頁面上即時更新太魯閣各區域受困和安全的情形，包括國家公園深處的西寶國小有師生受困、太魯閣晶英酒店應上班卻未現身的員工名單、卡在布洛灣和九曲洞避難等待救援的太管處人員，還有和仁礦區的邊坡工人等。這些資訊安定等待家屬的心，讓他們知道家人的具體位置和健康狀態。

雖然花蓮本就多地震，但這般強震的確是所有民眾始料未及。王沈剛竹表示，從花蓮縣政府到秀林鄉公所都有緊急災害應變小組，但彼此的合作和資訊交流並不通暢，反而可能「疊床架屋」：

「如果要說這次地震有什麼學習，我認為是要有個集中的災害應變中心，有充分的決策權，才可以快速回應。」

對此，他也觀察到空拍機在救災中發揮重要功能──由於太魯閣地區的道路嚴重受損，空拍才能深入探勘，並回饋精確的受困座標。

時至今日，有些受災戶還在漫長的身心重建之路上蹣跚前行。王沈剛竹慰問的其中一對夫妻令他印象深刻。

許姓男子夫妻倆住在砂卡礑步道2.5公里處，4月3日早晨，許男出門替太太買東西，卻沒想到才過不久就遇上強震，他望向住家的方向，只見整個山區的石頭向下滾落，土石煙塵遮蔽了所有視線，想到太太就在家中，他撥打電話卻毫無音訊，返家的路再不能回去。

搜救隊在下午找到妻子，住屋及一家人經營的咖啡館都被埋在土石下，妻子的頭部被落石砸中，意識不清無法回話；但餘震、道路不通、天色漸暗加上隊員體力有限，救援行動直到隔天才再次展開。幸好4日下午直升機前來吊掛成功，將傷者送往醫院進行開腦手術。

術後一度仍昏迷的許太太終於渡過危險期，但記憶和認知功能卻嚴重受損。

夫婦過一段時間後到王沈剛竹的辦公室做客時，先生問「我是誰？」她卻陌生地搖搖頭，只是抓起對方的手說「謝謝」。許先生忍住情緒，「沒關係，不好的就忘了吧。」

王沈剛竹對許太太說，「慢慢去認識他，他很好，你再重新認識一次。」又跟許先生說，「你可以再談一次戀愛。」那是母親節的前夕，一家人的生活像是經歷一場當機一樣，必須重新開機，需要多久時間才能回歸往日生活，還是未知。

不只身體的傷，災後殘酷的還有失業大浪。根據花蓮縣政府6月的統計，因0403地震影響，有409人被資遣，其中319人被通報大量解僱，特別集中在觀光旅宿業，包括翰品酒店、山月村、藍天麗池、丘丘森旅、蝴蝶谷等；另有156人被縮短工時。

有觀光學者推估，強震讓旅宿業住房收入減少30億元。以五星級飯店太魯閣晶英酒店為例，因道路修護暫停營業，營收直接歸零；經營團隊表示，4成花蓮本地員工採輪班制，維持基本營運，6成外地員工則安排轉職到集團下的其他飯店。但太魯閣晶英可謂特例，儘管政府出手「護盤」，勞動市場的波動難以平息，大多數飯店都走上倒閉和轉賣的命運。

對於花蓮的失業海嘯，關注勞動和就業議題的王沈剛竹深有所感。由他擔任理事主席的「原住民陶樸閣勞動合作社」，活躍社員約有20多人，承攬了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許多業務，包括垃圾及廚餘運送、園區清潔打掃等，利潤和營收雖然不高，但讓族人們有穩定工作能養家活口。

王沈剛竹坦言，地震後國家公園封閉，沒了遊客，當然太管處和社員們的事務不如往日繁忙，「我們會另外找一些事情來讓他們做，但說真的也不敢多去問太管處，如果沒有弄好，可能大家連工作都沒有了。如果變成這樣，也跟政府希望穩定就業的大方向不符嘛。」

值得關注的是，災害的風險和後果從來就不是中立、隨機分配在所有群體身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曾考察台灣重大天災的資料，從921地震到莫拉克風災等經驗中發現：社會脆弱性（Social Vunerability）──例如城鄉差距、農工階級與族群因素──都會影響受災風險與災後不平等。

林宗弘指出，社會階層化影響災害發生時的「受災風險分布」，農村人口、中下階級、原住民族群、不完整家庭等弱勢族群，在災前便住在更不安全的環境；而災後的重建資源雖然有短期恢復效果，卻難以改變他們長期的結構困境。

位在秀林鄉水源村的秀林鄉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在0403地震後又新增了20多個案家，幾乎翻倍原本服務量。

秀林原家中心2015年由中華飛揚關懷協會承辦，主要業務是關懷部落家庭並連結各項社會福利資源。像這樣的原家中心，目前全台各地共有65處，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管轄，期待建立有文化脈絡和區域差異的原民資源網絡，提供預防性、互助性和發展性的福利服務，舒緩原住民族因被邊緣化而惡化的社會問題。

秀林原家中心社工組長許春文（Watan）提到，震前是4名社工依據區域來分擔業務，但地震後新增許多個案，其中又以富世村與和平村受災最重，團隊到部落去做初步的壓力和情緒篩檢，也篩出更多需要協助的族人；幸好有日本民間組織的資金支援，能另請2位臨時人員來支援，否則案量的確吃力。

震後的個案有幾個主要類型，包括災害發生當下受困、身體受傷、家屋毀損造成居住不安、災後因被資遣失業而面臨強烈的經濟壓力等。許春文表示，個案較共通的心理狀態是出現類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症狀，而這些是原家中心過去很少處理到的類型。

為了協助這些災民，他們找心理師合作提供短期諮商，且考量到原鄉的交通不便可能影響案家意願，就直接提供入家服務。許春文說，除了找心理師來幫忙，為了培養這樣的知能，原家中心的社工們也去參與進修工作坊，學習如何初步應對PTSD。不只如此，他們也和鄰近區域的原家中心召開聯繫會議，討論未來遇見類似災害時，能如何更緊密地合作、互相支援，在第一時間更好地協助族人。

社工勒巴克（Lbak Uking）回憶，很多族人原本的狀態是連回憶地震當下發生的事情都有困難，沒辦法把話說清楚，但經過諮商後有明顯改善，已能描述情節。

有個住在崇德村的個案令勒巴克印象深刻：他是國家公園外包廠商的清潔工，也是熟悉山林知識的部落獵人，遭遇強震時，儘管自己也受傷，但他帶著一批外國遊客走獵徑安全下山。雖是拯救他人性命的「英雄」，但這位獵人並不想接受媒體採訪，事後有段時間也無法把經歷說出來。勒巴克去家訪時，獵人的太太在談話中用太魯閣族語說「Msaan ka Utux」，勒巴克轉述其全文大意是指：

「土地生氣了，地震在警告讓山休息，讓理解祂的族人敬畏祖靈。」

在勒巴克災後家訪過程中，聽見不少次類似的觀點，他直指這是一種具有反殖民意識的省思。就算處於多重弱勢身分，承擔社會不平等疊加的衝擊，族人能面對災害並提出解釋，甚至是在危難中與祖靈對話，也是自力打造通往心靈重建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