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一週就是3月，北國也將踏進春季。岩手縣的天空藍得發亮，地面積雪也閃著光，明明是讓人從心裡發暖的大好天氣，空氣卻刺骨沁涼。融雪時刻，就是這般曖昧尷尬，就跟三陸海岸一樣，明明就在重建的路上，生活卻仍像困在雪地。不進不退，不得一個清爽。

一位年長的婦人站在組合屋前，看著雪堆，發了一會兒呆。她分配到的組合屋是第一排，門前就是大片停車場，不管誰來，都會在她門口停留，或許重建將近尾聲，來客也日趨減少，但紅十字會志工仍會不時到訪，陪伴他們等待新生活。

這個時候，有5、6位穿著運動夾克的中老年人，就在她屋子前伸展身體。鮮豔的顏色在大片雪白裡暈開。他們跟婆婆一起，在這組合屋群裡一起迎接兩個四季。有些人正等著公營住宅，有的人則有別的安排，總有一天，他們都會離開這個地方，過著各自的生活。或許不再相見。

「來！動一動。」幾個穿著藍色背心的志工帶領這些組合屋居民暖身。

「人好像不太多呢。」太田正孝嘟噥了一聲，再擺了擺手肘後，往組合屋後方那座山指了指：「今天太冷了，我們不要走太遠，走到那個山腳下就行。」眾人立刻點頭稱是，跟著他的指揮，雙手輕擺，雙腳輕跳著。

1950年出生的太田正孝，家在盛岡，退休那年剛好遇上地震。盛岡位在內陸，沒有什麼災情，但作為岩手人，他看到新聞後，怎麼也無法在家安靜待著，便主動前往紅十字盛岡分會詢問有沒有幫得上忙的地方。從那時起，他每週固定參加志工活動3、4天，帶著22名志工不斷巡迴各組合屋間，試圖透過不同活動來加強人和人之間的聯繫。

這日的室外活動是健走。太田正孝叮嚀幾句後，大夥兒便一邊聊天一邊揮動雙臂愉快出發了。紅的藍的黃的運動外套像波浪一樣在組合屋間穿梭，在雪地裡閃爍，在組合屋的盡頭淡去。另一名年輕志工朝剷雪的婆婆招招手，邀請她加入，她面無表情，趕緊躲進屋裡。

我從一開始就注意剷雪婆婆，見她步伐輕輕，走到最內裡的角落坐下，內心某個角落的結鬆落一般，竟吐了一口氣。等她坐定喝茶，我旋即想起採訪責任在身，轉頭詢問加藤由美子：「這麼早就慶祝女兒節啊？」

「我們會為喜歡戶外活動的人考慮，但喜歡靜態活動的也有地方去。我們每週固定設計些活動，想辦法讓災民願意走出家門，與鄰里互動。」加藤由美子是日本紅十字會東京總部的工作人員，負責協調、安排台灣紅十字會援建的事宜，這段時間也帶著我們一一檢視、探訪台灣捐款與援建的進度成果。

災難發生到現在，加藤由美子不斷往返災區，只因為「放不下」。當我讚嘆她的耐心與付出時，她連忙表示這沒什麼，「畢竟，這是我的工作。」

「當然。」加藤由美子無絲毫猶豫，「當志工的人或許已經變少了，可是，媒體仍會報導，大家都還是掛念著。像我的朋友，他是普通的公司職員，每個月都還會花上2、3個週末到宮古市，3年了，還是繼續。怎麼說呢，我們都已經覺得自己是其中一分子了吧。」

她轉頭看了看那些婦人們：「重建還沒有結束，我們的工作也走到一半。」

在我們不注意時，染著粉紅顏色的櫻花茶點糕餅早已擺滿餐桌。20多位長者陸續進屋，在幾個方桌間擠湊聊天。幾個年幼的孩子則靠在老人的身邊，低頭玩著玩具。祝賀詞之後，大夥兒唱歌，舉杯祝賀，大啖散壽司；孩子們這時已移到邊桌畫圖剪貼，發出高頻的笑鬧聲。

64歲的大公好子對剷雪的婆婆招了招手，大聲詢問她要不要再喝杯茶。從活動開始前，大公好子就沒一刻得閒，又端盤子，又倒茶，也不忘到處寒暄，帶動氣氛。我只能趁活動即將結束，她也得空坐下之際，向她攀談。

大公好子態度大方，毫不介意我這突來的採訪，很俐落地說完自己的故事。311地震發生前半年，她就已失去丈夫，海嘯又奪走她3個兄弟，接連失親令她痛不欲生，幾乎失去生存意義。但許多人鼓勵她，說亡者一定會希望她保持原本快樂的樣子，這才逐漸擺脫傷痛。為了宣示振作的決心，她自告奮勇擔任組合屋的居民委員，聲稱自己能好好照顧組合屋居民，也會想辦法讓組合屋氣氛活絡。

「我不希望大家一直不快樂、不好好過日子。」她說自己有一子一女還有一隻狗，已經擁有很多，便想鼓勵沮喪的其他人打開自己的心房，「只要學著換個角度想，感受可能就會不一樣。」

坐在旁的婦人聽著大公好子說話時，不時點頭：「我也有隻狗，如果不是這隻狗，我可能無法活下來。」海嘯來臨時，她為了不想放棄狗，抱著牠拼命逃、才逃離海嘯。「我們一起生活，就不會寂寞。」

這時，健走完的居民，也回到這裡與眾人同歡。將自己塞在角落的剷雪婆婆，臉部線條比稍早略略鬆動，心情像是變好，就和屋內氣氛一樣。太田正孝站在門邊與其他志工談話，不時望望屋內。

「好多住戶參加。」我走向太田正孝。

「會參加的還是那幾個。」他解釋，或許因為心理創傷，再加上環境變化，災民總是十分壓抑，很少說話，別說宣洩情緒，連吐露心情都無法。「健走時，這些人可以自然交談，可是，只要一面對面，就又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就連夫婦也一樣。所以，我喜歡帶他們運動，不但可以活動筋骨，還可以抒發壓力，增加交流。我想，這就跟運動競賽帶來團結與聯繫一樣，當關係拉近，心情會比較好，也就能傾訴煩惱。」

日本紅十字會對災後重建有一套自己的方向。他們認為，重建不意味著「回到原來的生活」，而是要將資源應用在不同生活的打造，好建立一個自立的社會。因此，援助重點多在軟體重建和心理復原上，甚至將「里仁為美」視作目標。日本有太多災難，這些災難重建經驗讓他們體認到：保持社區功能，避免孤立是很重要的。運動，便是其中一個設計。

「可是，參與健走的長者中，只有一名男性。」我往屋內指：「這裡頭也不過兩、三位男性。」

「是的。」他說，無法打開心防、甚至足不出戶的災民，確實以男性居多，「他們也容易成為『孤獨死』的案例。失去親人、沒有工作，又不想出門，整天喝酒度日，最後就孤獨地死去。」

「孤獨死」是日本社會的特有現象。所謂的孤獨死，意指獨自居住、無人陪伴照顧，因此在無人發現的情況下在住所死亡、孤獨離世。阪神地震後，頻繁發生的孤獨死案例吸引了媒體注意。第一個提及「孤獨死」的，是讀賣新聞大阪分社，編輯部在發現3個案例後，於1995年6月9日首次發出報導：「組合屋內一位67歲男性孤獨死，死亡已經2、3週。」10天後，朝日新聞也刊登這樣的新聞：「明石的組合屋中一位71歲年長者病死，死後2、3日才被發現。」這則報導發出後的5個月內，光是明石這個地區組合屋內孤獨死的案例報導已累積6件。

換句話說，「孤獨死」是阪神地震後才被媒體創造出來的詞彙。專家認為，這議題之所以在短時間內造成流行有很多外在因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這個詞彙與概念，讓那些失去親人、住所，並承受殘酷逆境的災民產生共感──「孤獨死」這三個字透出一種難以言喻的哀切。

媒體不斷披露死訊，卻從未深究這些死亡故事的發生與原因，每起「孤獨死」訊息，便都以一個人幾歲在哪裡死亡的純淨資訊呈現；這些人死前孤獨，死後也是寥寥幾語，不過就是「議題」的輔助。沒有人能從這裡讀到構成「死亡」的那些綿密原因，僅能哀嘆：啊，又一個人死了。

孤獨死案例接連傳出那段時間，額田勳的「希望診所」才開幕不久，當他讀到媒體的煽情敘述、細描遺體被發現的細節，甚至強調屍體白骨化的意象，只覺報導淺薄無意義，決心自己調查這個問題，並加強組合屋災戶巡視，防止孤獨死情事發生。「這個時候，貧困且獨居的慢性病患者，會因病痛而無法工作，又因失去工作導致生活崩壞，最終陷入惡性循環而死去。這是災區特有的壓迫性氣氛。」

額田勳是神戶人，原本致力於研究腦死、器官捐贈的醫療工作，這場地震轉換了他對生死的態度。災後隔日，他在重災區無目的遊走，走過道路、醫院、遺體安置所，看著無數孩童無辜犧牲，便對自己過往的生死觀產生強烈的自我批判：「瓦礫下的那些受難者，應該可以將他們每一個都想作社會上的弱者。以前，我會認為沒有所謂的醫療不平等，因為，某種程度上，死亡本身就是平等的。但當抱持這種態度的我，目擊到死亡的不平等時，確實受到強烈衝擊⋯⋯」他決定去當志工。

有一天，當他結束組合屋的志工工作，在深夜裡走過禁止通行、毀倒的高速公路時，不禁想著：「那些住在組合屋裡的人，恐怕都有著等著被解決的、嚴重的生死問題啊。」為了瞭解災難犧牲者死亡原因，也為了傾聽倖存者的聲音，額田勳在災區最大組合屋群的一角開設診所，希望通盤性解決、瞭解災民的生理心理問題。因為，這個地區多是經濟弱勢。

他在書中記下許多生動的案例，例如谷口先生──谷口夫婦很早就移入神戶，這座擁有150年歷史的城市，是由他們這樣的外地人所創建的，在日本經濟高度發展時期，他們就是城市渴求的外來勞力。像他們這樣毫無經濟能力的年輕夫妻，一般會選擇住在西神區，這裡戰前就是住宅區開發預定地，但一直到1982年西神住宅區開設後才真正開始發展。為了闢建住宅區，政府財團削了周邊的山，拓出街道，擁抱了大量的新移民。

這對夫婦在西神區一棟昭和30年代建造的文化住宅租屋，是有著六疊與四疊半榻榻米的兩房屋子。這樣的大小對這對年輕夫婦剛好，但當孩子陸續出生，就顯得擁擠。儘管谷口太太一直要求搬家，但谷口先生都不接受，他精算那些收支，想著那些省下來的錢能讓兒子補習、上私立大學，何必要買房？

1995年1月17日早上，人在外地的谷口先生歷經艱難返家時，家裡已是一片灰燼。強震擊倒本就脆弱的房子，烈火一把就將這殘破收拾乾淨，谷口先生在現場抱著妻子的遺體時不停痛哭：「很痛吧，很苦吧，很熱吧？」不管是將妻子的骨灰放進骨灰盒，還是在組合屋時對著佛壇上骨灰盒祭拜時，他都沒停止過喃喃自語。他曾經無法理解家裡為什麼沒有喪命戰場的父親骨灰，甚至因此嘲笑母親，但現在他完全理解那些「沒有辦法」，確實是「可悲」。

谷口先生只能靠酒精麻醉自己，醉後再將自己淹泡在眼淚裡。他常會看到火焰，耳鳴也不時發作。有時，他在商店街走著，會無來由地恐慌，放聲大叫：「妻子不在了。」因為，看到妻子在雨中發抖、火焰隨行的景象時常出現在他眼前。「我真是沒出息啊！沒出息啊！」谷口先生不停訴說後悔，後悔自己為何不答應妻子的要求，為什麼要繼續住在這麼危險的老舊木造房子？妻子這一生到底過的是什麼日子？他為什麼沒辦法讓她的生活過得好一些？除了痛哭與酗酒，他什麼都不想做，也不會做。阪神地震發生那年的夏天，他在組合屋的簡易浴槽裡昏迷。因心臟麻痺送醫的他，嚥下最後一口氣前，還是說著那句話：「沒出息啊，我家都沒了。」

在西神區開立診所的額田勳，見證谷口先生痛不欲生的模樣，甚至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除了谷口先生，這個地區大多數潛在的孤獨死個案，都受到額田勳的看照。他因此發現孤獨死案例有共通性：多為獨居的無業男性，罹患慢性病，年平均收入100萬日圓以下的低收入者。

儘管像谷口先生這樣藉酒消愁的例子不少，但在媒體報導中，孤獨死死者卻只呈現酗酒且酒精中毒的形象。額田勳對這點不以為然：「確實，酒精中毒的個案很多。阪神大地震對於中下階層、弱勢的打擊特別大，他們在地震前或許就有酗酒的問題，人際關係遭到破壞而獨自生活，生命受到威脅。但是，我們應該要知道，他們本來就因身殘、貧困而背負許多重擔，而這樣的人卻常受嚴厲批評，稱他們的遭遇都是自作自受，是無法適應社會的怯懦藉口。」

當媒體加強災難孤獨死的刻板印象時，額田勳不斷試著解釋多樣性：有些患者因環境變化而病情惡化，有些突遇人生劇變、治療中斷或死亡威脅而突然死去，這些人和「與他人疏離的獨居老人」不同，他們有親人可談話，也有家族能依賴，「『災區孤獨死』和『城市獨居死』，兩者的概念常被混淆，必須要好好釐清。」

無論如何，對那些無法回復原來生活、無法回到原來社區的災民來說，「鄉愁」是難以排解的，對年長者尤是。高齡災民有時會對額田勳說：「跟戰爭比起來，地震真的很可怕，讓人很難受呢！」這讓他覺得，即使經歷過戰爭的長者具備了面對逆境的忍耐力和智慧，但災後的處境還是讓他們難以承受。因此，他總是不斷發出建議：「重建過程中，要格外考量到長者的需求與環境。」

額田勳在2012年去世後，家人在他的遺物中見到一份手稿，是他為311而寫的建言：

各地區的漁業水產加工業農業等將來的雇用與生活性支援，要伴隨著房屋重建繼續下去，因為從經濟困窮中脫離才是真正的重建。與重建期的所謂福祉的技術相比，這種生活再建與人命的問題更應該被看重的⋯⋯阪神地震時，許多孤獨死的死因，不是醫學上問題，而是社會性問題⋯⋯因此，我們這些醫療社福團體，應該要確保生活再建過程中的照護才是。

這篇手稿被收錄在311災後重新出版的《孤獨死》一書中。書中的最後一頁，額田勳以下面這段話作結：「從弱勢的處境中，可以看出社會的本質。從本質上探求人的重建與共同道路，是阪神地震給我們的教訓，災難不會真正結束，還未結束。」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發生不久，還在救災之際，就有許多專家著文提出警告：重建開始前，一定要考慮到孤立的問題，震災前的人際關係一定要保留著，同地區的人也要安排在一起。阪神地震的經驗讓很多人瞭解，重建與遷移衍伸的社會問題將會是第二次災難。

造成孤立的原因和災後重建政策有關。日本政府採取的異地安置政策，將部分災民從神戶市分配到兵庫郊區；重建區的經濟資格審查，促使有經濟能力的年輕人逐漸搬離，或因不符補助資格為由不允續約⋯⋯在在讓復興住宅區走向高齡化、獨居化、孤立化，進而加劇、集約復興住宅中孤獨死的現實。

重建所造成的惡性發展，昭然若揭：災難摧毀了十年、百年以來建立的鄰里關係，一群不認識、不熟悉、失去財產與親人的災民，被迫圈進毫無隱私的收容所內，再遷到組合屋，重新與他人建立連結與關係；一段時日，勉強在創傷中破了冰，有了感情，又分散到其他的永久屋去，再重新適應⋯⋯孤獨死的發生，便容易理解。

然而，即使累積許多經驗教訓，311災後兩年，統計數字仍顯示受災三縣孤獨死和家庭暴力案例劇烈增加：災區需要緊急介護的高齡者多達3萬，比2011年同期增加16％；孤獨死案例超過54件，且40、50歲的中年案數增加。就在我重訪東北的這一年，案例數甚至翻倍，超過121件，過半超過65歲，男性占7成之多。日本媒體因而指出，孤獨死雖是日本普遍現象，但重建區內的孤獨死卻反應另一個問題：「災後身心創傷外，倖存者亦須面臨新環境的適應以及社會壓力的挑戰，這些負面因素都是孤獨死在重建階段比例升高的原因。」

環境變化固然是高齡者死亡率攀高主因，但組合屋也是個聚集各種不同人群的「病舍」──在這種生活範圍僅有三公尺的空間，因核災或震災失去工作的災民，每日只能在家自嘆自嘲，如果本就罹患慢性病，身體惡化速度就會增快──從生理與心裡上看，組合屋都不利於健康。

即使能熬過組合屋生活，災民還得應付各種煩惱：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組合屋的人際關係又斷了怎麼辦？公營住宅的租金付不出來，能不能繼續住在組合屋等等⋯⋯災後自殺率的高峰，大多出現在避難所到組合屋，或是離開組合屋的兩個時期，被留下來的那方災民孤立感加深，容易絕望。因此，當人們以為重建完成、生活步入穩定期，災難就能結束，但證據卻完全否定這樣的樂觀。

日本東北地區終究不是神戶這種疏離且人口聚集的大城市，但阪神教訓不免成為東日本大地震重建的借鏡，地方政府紛紛針對老人與弱勢興建復興住宅，避免興建樓房，也注意到鄰里關係的維持。

福島縣相馬市便是重建區的典範。相馬市長立谷秀清本是內科醫師，災後，他擬定從生理、心理健康為出發點的重建政策，將高齡與弱勢者的需求放在前位，甚至特別強調：「完善照護服務，讓長者不因孤單而自我結束生命」。因此，在組合屋興建之初，就優先考慮原有的社區組合，還在組合屋中組成小組，選出組長、戶長等代表，作為照顧者與協助者。另外，相馬市拓寬公共空間，讓這些公共空間與高齡者活動的公園合併。災後5年，即使福島縣出現34個孤獨死案例，相馬市一個都沒有。

這種種試煉成就了一個成熟的地方社群。相馬住民與地方連結性強，至今還有跟伊達家對抗的軍隊訓練等活動，都是回應了歷史，也強化地區認同──他們甚至把核災看成相馬領主的試煉，東日本地震自然無法動搖相馬人的在地性，他們共同面對考驗，也讓社區機能有效發揮。

我們從清早大雪紛飛的福島車站，抵達到相馬市時，已接近中午。50多公里路程，原本一個半小時能到，卻因路上積雪，道路險阻，硬是花上兩倍車程，才能到達「狐穴井井戶端長屋」。這時，相馬市役所的公務員已站在門口迎接，長者們則在交誼廳等候多時。

災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提供幾棟老人公營住宅援建資金，狐穴井井戶端長屋即為其一。所謂的「長屋」是50年前日本守望相助的社會居住型態，相馬市規劃老人公營住宅時，就將舊時建築設計列入考量，提供每戶約12坪的空間，除獨立的臥房、衛浴等設備外，更強化住戶集會、活動、用餐及洗衣的公共生活空間，讓老人們相互交流、照應。狐穴井井戶端長屋在災後2年落成，共有9名長者入住，平均年齡有72歲之高。

這天，除了一位住院的長者以外，其餘8位長者坐在交誼廳大桌，以靦腆的微笑迎接我們，聊起天來也帶著羞怯，聲音輕輕，句子短短，但笑意濃濃的。他們偶把身體往前推，彷彿想說些什麼，但又收了起來。

最後，他們決定推派最年長的木幡幾子發言。這位85歲的婆婆是長屋的戶長，也像是眾長者的大姐一般，語氣溫柔。「在這裡生活很愉快。」這是她的第一句話，而後像是進行簡報一般，說起老人們的日常作息：他們每天5點多起床，而後打掃、做體操，再吃早餐，隨即各自去買東西、搭免費接駁車去看醫生，還有各種休閒活動。

「星期一早上還有卡拉OK喔，」一個婆婆忍不住舉手補充。

「哇。」我們一起大叫，「早上唱卡拉OK啊？」

「對對，我們還會一起去上舞蹈課，」另一個婆婆雙手舉起：「星期四是傳統舞蹈課，星期五會去公民會館跳夏威夷舞。」

「夏威夷舞？」我們又叫了，「就你們幾個？」

「不只我們，我們以前的鄰居也都會來。」她們趁著這個團體活動，與過往鄰里敘敘舊情。

「你們好忙啊。就跟上學一樣嘛，好青春。」

婆婆們害羞低頭，抿嘴笑了。

眾人談談笑笑之間，行動便利商店的貨車就出現在門口，老人家領我們一起去購物，說這車兩天來一次，提供他們所需的日常用品。而午餐也幾乎同時送達，他們轉身回屋裡，準備拿便當時，竟都順手塞給我們一包零食。

長者們會在屋裡自己做飯，市役所中午也會提供免費送餐服務。「一開始，每個人都關在自己的房間裡，這樣就失去了老人公營住宅的用意。如果我們提供午餐，他們就會走出來，一起用餐，相互交流。」相馬市建設課長伊東充幸解釋送餐的意義：「但是，這個長屋的老人家們不太需要，因為他們平時就會在公共空間交流，彷彿家人一樣。像今天缺席、住院那個伯伯，平時會釣些魚作菜給大家吃，他的廚藝很好。」

「這裡已是超高齡社會，社會福祉投入非常重要。」伊東充幸表情認真。相馬市老年人口原就有28％之多，有99位長者因為海嘯而失去所有親人，只能獨自生活，景況令人擔憂。市役所便決定興建多棟老人公營住宅，提供失親與沒有住所的長者居住，讓他們能夠互相照顧。

「住進來需要什麼條件嗎？」我問。

「在老人公營住宅居住的條件是獨身、沒有自宅，年滿60歲。」抱著一疊厚厚資料的伊東充幸趁長者取餐時，抽出幾張文件向我們解釋，這裡平時會有志工來做健康諮詢，也有看護來照顧大家，「這空間讓長者都能自立生活。」

日本有老人年金，但其他人怎麼生活呢？「的確，現在福島乃至於相馬市的產業都還沒恢復，不知何時災民能自立。」伊東充幸說這塊土地多是農漁業，如今土地鹽化、禁漁，只能靠東電補償金生活，在外面謀生的人恐怕比在長屋生活的長者還辛苦。

長者們拿著便當打斷我們的談話，拉我們進他們的房間坐坐。年紀最輕的鈴木悅子在我們圍在桌旁時，便顯得迫不及待，咧著一張嘴笑望我們；領完便當，她立刻打開門邀請我們進入一個堆滿生活用品、夏威夷舞衣和漁網的房間。這空間透露了這位76歲婆婆不拘小節的一面。

「這種漁網只有20個人會做，幸好丈夫生前有教我，讓我現在能靠著編漁網掙點錢花用。」她順手拿起電視機前的漁網，拉開網目：「每天我會花上2～4個小時做這個，邊看電視邊做，才不會寂寞。這一大捆可以賣到5千日圓。每個月可以賺5萬。」

鈴木悅子32歲喪夫，之後在救生公司工作25年，獨立扶養兩個孩子。住家未受海嘯波及，卻被震毀。獨居的她靠著一個月10萬日圓的年金生活，花費大多用在公營住宅的1萬租金上。但她也說，政府補助四分之一，還有送餐服務，幾乎花不上什麼錢。

「福島不是不能捕魚嗎？為什麼還編漁網？」

「輻射害漁民不能捕魚，人生都亂了序，什麼都不能做。海嘯後，福島沿岸禁漁，我也就沒工作，但今年開始有漁網店委託我編織捕鰈魚的漁網，可能漁民都期待5月能出海吧。」

我們注意到房門入口陳列一張照片，好奇詢問。

「這是替哥哥與姪子、姪女做法會的照片。」鈴木悅子見我們疑惑，絮絮地說著家人的故事：哥哥是個很厲害的漁夫，非常照顧她，姪女也很溫柔，51歲姪子在東北電力公司當部長，育有兩個讀大學的兒子⋯⋯「那天，姪子難得回家，遇上海嘯，開車載父母逃難，卻來不及⋯⋯」

說起話來眼睛帶著光的鈴木悅子，這時像關上電源那樣，暗了下來，幾秒無聲，「家族裡，我是頭腦最差的那個⋯⋯」她敲了敲頭，像是責備自己為什麼是活下來的那個人。

「怎麼會？活下來很好，活下來，才有人記得他們。」在場眾人忍不住摟了摟鈴木悅子，將她逗笑了。

那場海嘯讓鈴木悅子失去12個親人，親族屍首有些尋回，有些沒有。災後兩個月，她為家人舉辦了一個法會。「我現在每天早晚都對這張照片說話，跟他們聊聊自己的生活。」原本絕望沮喪的她，住進這個長屋後，得到許多安慰與支持，「我每天期待著這城鎮早日重建完成。每年311我都會去掃墓，跟他們報告組合屋的日子，請他們安心。我說，現在我有9個親人，我現在很好，能活著又能自立，很感謝。」

就在她擦拭眼角眼淚時，我想起額田勳寫過的話。他說：「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生命線。即使是每日操練的日常，單調的生活，卻也是住民相互扶持的人際關係基礎。」

我們必須要離開了。其他長者一邊送我們上車，一邊強調：「我已經把這裡當家，大家都是家人，我們一起住進來，死也要在這裡一起死。」

在車上，我們不停向老人家們揮手，用笨拙的日語說：「要保重喔，要開心喔，要活到100歲喔。」

隔著車窗的他們，無法聽到我們說些什麼，但看著我們誇張的手勢時，有些人擦起眼淚，有些人帶著微笑，舉起手，用力揮動。其中一個始終沉默，避開聊天機會的婆婆，則將身子掰彎至90度，深深地鞠了個躬。

（編按：本文為阿潑《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書摘，經八旗文化出版社授權刊登，文內小標為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