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晚間，民進黨前黨工在Facebook貼出一篇「為時已晚但也該好好被接住的求救信」，引述熱門台劇《人選之人》中的台詞：「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很多事情不能這樣就算了，如果這樣的話，人就會慢慢死掉，會死掉。」

過去高舉進步價值的民進黨，在前黨工控訴遭到外部合作導演性騷擾、婦女部主任卻「吃案」之後，引發社會憤怒與檢討。前黨工在控訴信中不忘強調對於民進黨的支持與熱愛，也讓外界清楚看見，過去在「大局為重」的政黨文化中，政黨形象、勝選考量往往超越對性別平等的尊重，讓政黨內部的性騷擾防治規定難以發揮作用。

根據統計，過去性騷擾案件被害人多數選擇隱忍──勵馨基金會在2021年所完成的「性別暴力調查報告」，職場性騷擾僅有25%的被害人曾提出申訴，換言之，有超過7成是「沉默的黑數」。

儘管三個政黨都陸續訂定性騷擾防治相關辦法，但性騷擾最後的立案數量極少。《報導者》向三黨詢問相關辦法訂定後，成立的性騷申訴案件，民進黨的辦法訂於1998年，但直到2017年之後才有申訴立案，至2022年底為止，立案數有3案（不含今年爆發、正在調查中的案件）；國民黨自2005年訂定辦法，至今有2案，而2019年成立的民眾黨，目前有1案。但這一波如火如荼的#MeToo運動卻揭露了政黨內部的申訴機制，並無法代表發生的數量與實際的情況。

民進黨前黨工選擇不再沉默，數人跟進發聲、揭露被性騷往事，迫使黨主席賴清德、總統蔡英文多次道歉與承諾強化性騷擾防治機制，14日民進黨性平部邀請性平與婦女團體座談檢視現行辦法。而在國民黨立委傅崐萁遭指控性騷擾後，國民黨中央強調組成性騷擾申訴委員會，並決議增聘外部專家進行訪談與調查。新竹市政府發言人徐千晴與前民眾黨黨工鍾棠芝自揭在黨內遭到性騷擾，民眾黨將依申訴程序釐清。檢視主要政黨的性騷擾防治辦法能否公平調查及保護申訴人，因而成為當務之急。

《報導者》訪問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主任廖珮如、勵馨基金會多重歧視性別暴力防治中心督導陳鶴勳、台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前任執行祕書陳儀，以及民進黨立委范雲、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游淑慧、社民黨台北市議員苗博雅等民意代表，整體檢視藍綠白三大政黨的性騷擾防治措施還有哪些待改善。

民進黨的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在「民進黨中央黨部性騷擾申訴及懲戒處理辦法」，現任黨主席賴清德雖宣示「加強通報機制、零容忍的處理原則與修改黨內規定」三大革新方向，但最新辦法仍在討論中而尚未定案；國民黨則訂在「中國國民黨工作規則」的第9章「性騷擾防治」；民眾黨則是訂在「台灣民眾黨性騷擾防治措施及申訴、懲戒辦法」。

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廖珮如指出，民進黨目前的版本是2020年修訂，性騷擾申訴委員會執行祕書由婦女部主任擔任，但若是非女性被害人，看到「婦女部」一詞「會被認為這個辦法只協助女性」，可能阻斷了非女性的申訴案。民進黨婦女發展部在2023年2月已改名為「性別平等事務部」，但現行辦法中的執行祕書仍是婦女部主任，代表組織變化時，該辦法並未及時修訂跟上。

民進黨立委范雲補充指出，民進黨的機制是由婦女部擔任性騷擾申訴委員會執祕，如果是部門內的申訴就要有例外機制，直接由祕書長或副祕書長處理，或是直接由申訴委員會的外部委員處理，才能避免再漏接被害人。

針對國民黨的性騷擾防治訂在工作規則第9章、共7條，廖珮如指出，其中第63條裡「為維護兩性工作平等及人格尊嚴，本黨嚴禁就業場所之性騷擾行為」，光是「兩性」這兩個字就足以證明自2008年《兩性工作平等法》改為《性別工作平等法》後，國民黨的工作規則都還沒修過，建議該重新檢視。此外，國民黨申訴機制在工作規則中並不明確，僅有「向相關部門申訴」，這部分也需要清楚說明申訴的管道或主責單位。

民眾黨2022年修訂的性騷擾防治機制中，申訴案雖設有專責信箱，但卻未說明主責單位，尤其是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竟是「由黨主席指派本黨人員負責」，廖珮如認為，這不免讓人擔心，沒有固定單位負責，性騷擾處理經驗將無法累積。

「看完三黨的現行辦法後，擔心人治仍重於法治，萬一像近期案件一樣，負責主管吃案，光有辦法也無用武之地，」廖珮如建議，政黨應建立清楚的法治處理機制，即使負責人沒有足夠專業，也要有SOP可以來遵循處理。

「性騷擾的被害人非常需要有人陪伴，一起討論與經歷整個申訴流程，從被騷擾後就需要被接住。」勵馨基金會多重歧視性別暴力防治中心督導陳鶴勳長期協助個案時，發現打遍所有勞動局、社會局電話，但就是找不到可以提供的心理支持資源。

但檢視三黨，民進黨是放在第16條第2項「申訴委員會認為當事人有輔導或醫療之必要時，得引介專業輔導或醫療機構」；民眾黨在調查與裁決處分兩階段都有提到「得視當事人身心狀況，主動轉介或提供心理輔導與法律協助」，國民黨則是隻字未提。

廖珮如強調，被害人處於很脆弱的狀態，非常需要心理諮商或社工陪伴，有時候被害人只是需要加害者的道歉，並走完整個申訴流程，建議政黨無論法規或實務上都要更重視這一塊，從調查到處分過程都要給予心理支持，可以比照部分民間企業的作法，委任第三方的機構或聘任心理師「接住被害人」。

此外，陳鶴勳提醒，受害者除了女性之外，多元性別更需要被關照。由於目前《性別工作平等法》在性騷擾等相關規定外，也禁止「性別歧視」，陳鶴勳表示，男性或同志也可能被性騷擾或差別待遇，而同志常更難說出口，往往走程序時就已經得被迫出櫃。因此他建議讓外部友善性別的資源可以介入，更必須建立「性別歧視也是性騷擾」的觀念。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的組成，僅有民進黨明定外部委員比例，11人中僅有2名黨工代表，其餘9人為外部委員，民眾黨則是「視需要聘請外部專家學者擔任委員」，國民黨未明定委員會組成方式。

范雲說明為什麼外部委員這麼重要：過去她曾協助遭性騷擾的高鐵女性員工站出來，當事人向高鐵申訴未能成立，再向台北市社會局申訴卻立案，因此當事人向高鐵二度提出申訴，但兩次申訴的認定不同，最後高鐵延聘外部專家來參與複評審議；也就是說，這位高鐵女性員工光在高鐵內部就走了三次調查程序。她回顧整個事件對受害者折磨受很深，檢視高鐵當時的辦法，就是沒有外部專家委員。後來高鐵也修改內部的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辦法，明定有內外部委員，外部專家由專家學者擔任。

范雲再以自己提告立委陳雪生在立法院議場性騷擾的案件為例，當時她到警察局報案時，有兩位民進黨立委擔任證人協助筆錄、立法院議場的影像當作物證的前提之下，警察局的內部委員竟然做出「證據不足」的判斷，但法院最後是判決性騷擾案成立，陳雪生須賠償8萬元。范雲指出，這就是為什麼需要外部專家，調查工作必須交給具備性平觀念的專家負責，否則一而再、再而三的調查，是對受害者的二度傷害。

總統蔡英文先前承諾在下一個會期修法，立法院朝野協商近日已決定加開臨時會，針對性平三法預計7月底前完成修法。廖珮如建議《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工法）與《性騷擾防治法》（性防法）應該比照《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平法），明定外部專家比例，並建立專家人才庫資料，她強調：「外部委員會給新的刺激，那改變就會發生。」

此外 ，檢視三個政黨的性騷擾防治辦法時，適用對象都不太一樣：民進黨包含受僱員工及黨部有往來的民眾；國民黨則是受僱用獲致工資的黨務專職工作人員；民眾黨包含受僱者、派遣勞工、求職者、義工、技術生籍實習生。

目前擔任非營利組織 「不會教小孩行動聯盟」理事長的陳儀，以過去擔任台北市性平辦公室執行祕書的經驗來分析，民眾黨的版本將可能在政黨走動接觸的人都包含在其中，尤其是連義工都包含在內，這點要給予肯定。

陳儀認為，政黨與一般公司行號很不一樣，進出的人很多，界定可以提出申訴的對象必須擴大涵蓋面，這點民眾黨做到了；民進黨的2020年版本則是比較廣泛以「與黨部有往來民眾」來涵蓋；至於國民黨就很限縮，建議可以擴大。

此外，陳儀分析，三個政黨都還有進步的空間，因為政黨除了擔任黨務工作之外，很有可能具備政府部門的職務，而不具備支領黨部薪資的身分，這就會在這個申訴範圍之外。而懲處的範圍也不應該只局限於黨紀，既然都喊出零容忍，可以考慮納入「不推薦擔任政府要職」等文字，產生更大的嚇阻效果。

組織內部的調查機制，或向警察局、社會局申訴，這些都是屬於行政調查。

范雲指出，若性騷進入司法程序，被害人每一次都要鉅細靡遺陳述過程，但並非每個被害人都能如此，加害人的委任律師更有可能毫不手軟地發動司法攻擊，從受理的個案中發現，訴訟經常持續數年，被害人因而身心俱疲。因此她認為，對被害人比較好的方式，是在保密的狀態下完善行政調查，給予心理支持後，還給被害人應有公道，而三個政黨目前的性騷擾防治辦法中仍有很多不足之處。

社民黨籍台北市議員苗博雅也補充，上述準則中，很多規範都太籠統，導致企業或政黨在訂定辦法時，會參雜很多「人治」的成分，例如她過去曾處理過一個案子，因為申復程序沒有限定時間，處理時間就一拖再拖，這些都必須趁這次機會好好盤整。

（更新：行政院在7月13日提出「性平三法」修法草案。立法院加開臨時會經歷兩週討論後，7月28日立法院三讀《性別平等教育法》，31日立法院臨時會最後一天，三讀《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新版性平三法將在總統公告後即刻生效，部分條文則將於明年（2024）3月8日婦女節上路。性平三法修法詳情與過程，請見：〈#MeToo催生新版性平三法：5大修訂重點更有助被害人嗎？是否有漏洞？〉）

台灣小大選戰頻繁，政黨文化中有濃濃的「大局為重」色彩。在許多政治工作者眼中，政黨內部因為長期累積共同打選戰經驗，自然而然建立「革命情誼」，因此很容易以勝選為重而「大事化小」、「息事寧人」。

性騷擾被害人過去很難獲得廣泛支持，但社群媒體時代訊息快速傳遞，除了政治界，在媒體界、文化界、學術界、音樂圈以及外交領域，持續有性騷擾當事人站出來，而引發這場台灣遲來的#MeToo運動。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游淑慧對此有感而發：「『大局為重』不只在政黨發生，企業也是如此，受害者感受到周遭希望大局為重的氛圍，但每年都有選舉，難道每年都要大局為重？當選舉高於一切時，那就是沒有性平意識。」

游淑慧認為，這幾個發生在民進黨的個案中，從黨工、合作導演、黨內大老、地方樁腳都可以欺負女性，才會讓過去高舉進步價值的政黨在#MeToo運動下遭到重創。 但游淑慧也強調，性騷擾絕對不只有民進黨，可能他黨都有，以女性從政者來說， #MeToo運動成形後，「就是盡量爆，爆愈多，性騷擾慣犯才會害怕，這對社會建立防治性騷擾是有所幫助的。」她對勇敢站出來的受害者心疼，很多案件都已經過數年，卻依舊能描述這麼多細節，顯示這是錐心刺骨的惡夢。

苗博雅則是分析，民進黨過去長期與婦女團體、性平運動站在一起，國會中的很多性平修法都是推動者，民進黨支持者中有不少人是支持性平，因此當性騷擾事件被吃案，引起的反彈超乎想像的大，5月30日的前黨工發文在Facebook上炸鍋，支持者給予的壓力讓民進黨中央不得不正視。

苗博雅指出，反觀國民黨，當傅崐萁被指控性騷擾、陳雪生性騷擾案判決也定讞後，卻依舊不改變這兩人的立委提名，這凸顯國民黨中央沒有感受到基層支持者的壓力，或是說，可能在支持者心中這些事情不算什麼，所以藍綠兩黨處理完全不同。「這代表，如果要撼動政黨的性騷擾防治制度，得回到源頭，支持者在乎這件事並給予壓力才做得到。」

「在這次#MeToo運動中，謝謝願意站出來的被害人，要有更好的環境可以接住被害人，更好的教育讓加害人減少，現階段台灣還有很多事要做，」范雲強調，雖然這次造成民進黨非常沉重的打擊，但以長期關注婦女運動者來說，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教育社會大眾，性騷擾到底是什麼？什麼樣的狀態是性騷擾？

當勇敢的受害人站了出來，政黨應該更有魄力地根除「大局為重」的人治和缺漏的規範，讓一切走向申訴制度暢通、調查獨立，讓政治場域能帶頭營造性別平權的友善環境與安全職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