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市長朴元淳性騷擾與自殺案，是韓國#MeToo運動中衝突性最強、社會爭議也最大的關鍵事件。在首都執政9年、一度看好成為下屆總統的朴元淳，曾被譽作韓國最重視性別平權與女性保護政策的男性政治家。但被揭發長期性騷擾祕書後，朴元淳卻第一時間選擇輕生，讓全案因「嫌犯已死」被迫終止刑事調查，掐斷了還原真相、道歉與社會修復的重要機會，隨之而來「死者為大」與質問案情「罪不至死」的尖銳輿論，更加劇了韓國對#MeToo運動的性別對立與信任感裂痕。

朴元淳之死帶來的巨大壓力，讓舉報朴元淳性騷擾的被害祕書遭到嚴重霸凌──除了被輿論貼上「逼死市長的女人」的仇恨標籤，更被惡意公布姓名與照片，迫使她必須改名、甚至整容，才能勉強修復自己被推入地獄的破碎人生。

但3年過後，朴元淳案留下的傷口不僅沒被時間癒合，今年7月更有一部要為朴元淳「平反#MeToo」、否認市長性騷擾行為的爭議紀錄片即將公開上映──這不僅觸動當事人們二次傷害的焦慮，更再次引爆社會在「完美加害人」與「不完美受害者」之間的#MeToo信任難題。

當時的首爾市長朴元淳，是韓國政壇中，少數具備挑戰總統大位的實力派人物。一向以溫和、樸實、政治進步形象聞名的他，在過去的威權獨裁年代是極少數願意挺身與而出的人權律師，更曾被韓國社會視為「最尊重性別平權的男性政治家」──他不僅因參加反對朴正熙獨裁的學生運動而被大學退學。當上律師後，也在全斗煥時期冒著職業生涯被迫害的風險，挺身為「富川警察署性拷問事件」遭受警察性暴力刑求的工運女學生權仁淑辯護。到了韓國民主化的1993年，朴元淳更接過了「首爾大學化學系性騷擾案」，代表被害人打贏了韓國司法史上第一起職場性騷擾官司。

然而跟在朴元淳身邊的實際狀況，卻讓金絲草從消耗、自我懷疑，到最後淪為幻滅與絕望。

在韓國的政治文化裡，各級政府主管所聘用的祕書，大致分為幕僚職的「執行祕書」，以及負責行政庶務的「總務祕書」。根據韓國中央政府的統計，截至2021年為止，各級地方政府的執行祕書約有88%是男性，他們通常會跟著主官的政治行程，負責政策研擬、施政建議與政治回應，是決策圈裡的智囊核心；至於總務祕書87.4%為女性，她們的主要工作，則是協調主管的行程細節，大從會議約訪、聯絡通信，小至咖啡便當、拍照角度都歸她們處理，這也是金絲草被指定的工作。

一開始，金絲草要負責的祕書責任，是為市長本人張羅三餐，她必須記錄長官們的飲食喜好與禁忌，有時還得親手料理，甚至還得為市長官邸的家庭活動張羅餐食，無論是過年、端午或者中秋，處理市長的私人需求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任務。

大概到職一年半以後，朴元淳開始出現超越常理的要求舉動，譬如要求金絲草清洗市長運動後的內衣褲，並在通訊軟體裡與她私訊聊天，文字內容常自稱自己就像是「金祕書的乾爹」，有時甚至會出現要求「抱抱」、親吻、甚至探問金祕書性生活的踰矩對話。金絲草備感困擾之虞卻不敢多想，因為辦公室的同事都告訴她：

「這只是市長的老頭笑話。」 「市長待妳就像是親生女兒一樣，所以妳要全力工作，不要讓他失望。」

朴元淳的不當舉止，在他2018年第三度當選首爾市長後，甚至變本加厲。「朴元淳開始在手機上向我索要私密照片，有時甚至會送來自己只穿內衣褲的自拍照、私訊要『指導』我的性生活，」金絲草事後回憶，「這些騷擾從言語開始轉為肢體互動，朴元淳時常在市長辦公室內，以父親的態度和我索要愛的抱抱。有一次看見我跌跤，他甚至以『呼呼傷口』為名，直接撲上來吸吮我的膝蓋。」

「我感到這份工作讓我很噁心，每天的上班變成了一種痛苦。我好幾次申請調職，人事命令都被朴元淳的『強力慰留』硬是擋下，他總是對我說金祕書的工作對市政非常重要，但可怕的騷擾與肢體動作卻是愈來愈頻繁。」

在歷經多次爭取後，金絲草終於在2019年夏天轉調其他部門，但來自朴元淳的騷擾私訊卻沒有因此中斷。相反地，由於政治體系相對封閉的職場生態，金絲草仍得與市長辦公室的老同事密切互動，更因此成為下一個悲劇的爆點。

2020年4月，在一次員工聚餐中，金絲草在卡拉OK裡被市長團隊的同事灌醉，並遭性侵得逞。這起妨礙性自主的犯罪事件，讓金絲草身心崩潰並尋求醫生協助。但看診過程中，接診醫生卻從金絲草的自述裡，發現她曾長期遭到市長朴元淳性騷擾；再加上性侵案後，首爾市府曾不斷內部暗示金絲草「應該考慮與加害人私下和解」，種種不當的性平作為與內部狀況，也讓看診醫生看不下去，鼓勵金絲草應尋求外部法律支援。 於是，金絲草找上了韓國最有名的女性權利律師金在蓮，並在2020年7月8日向首爾警察局報案，正式向時任市長朴元淳提出性騷擾控訴。不料本應保密、保護性犯罪被害者隱私與安危的報案紀錄，卻在第一時間被警方外洩，不僅媒體接獲風聲，就連犯罪被告朴元淳都藉由職權之便，同步收到自己遭舉報的消息。然而朴元淳並未公開辯解，也沒有私下透露細節，只黯然向市府親信傳了一句話：「看來我很難熬過這次風波。」

2020年7月9日傍晚，韓國各大媒體與社群網路被突如其來的重大新聞洗版：「首爾市長朴元淳下落不明。」市府團隊當時向媒體表示，朴市長一早突然請假在家，並在沒有事先交待去向的情況下，獨自一人進入首爾北側山區。直到下午，家人發現朴元淳留下的遺書，才緊急報警，但搜索部隊最終在10日清晨尋獲遺體，確認朴元淳輕生，死時65歲。

首爾市長的失蹤與死亡，不僅震驚了國際新聞，韓國輿論更錯愕於朴元淳留下的最後話語，也讓韓國輿論認定朴元淳是因性騷擾犯行曝光而死：

「向所有人致歉，向曾陪伴同行的所有人致謝，對自己只給家人帶來痛苦深感愧疚，希望能火葬並將骨灰撒在父母墓地，大家再見。」

然而，朴元淳的輕生卻給韓國#MeToo留下了史無前例的難解陷阱：一則是司法調查的死路，韓國刑法規定在「被告已死」的狀況下，對當事人的犯罪調查將自動終止（台灣也是同樣的規定），司法系統將永遠無法起訴或認證朴元淳涉及的性騷擾罪行；二則是政治責任的認定，因為法律無法證實#MeToo指控是否為真，因此無論是在朴元淳的公祭、喪禮、或者是悼詞致意上，首爾市府與朴元淳所屬的共和民主黨第一時間都選擇「無罪推定」，意即先擱置朴元淳與性騷擾控訴的關係，仍以「故首爾市長」的禮遇規格讓朴元淳風光大葬。

在首爾市長的靈堂上，許多朴元淳的支持者哭著前來送這位「好人市長」最後一程，但靈堂周邊亦有示威者高舉#MeToo聲援標語，雙方屢屢因為該如何評價朴元淳而爆發摩擦。像是在朴元淳所屬的進步派陣營裡，以年輕人與女性為主，有不少政治人物紛紛表態「在查明性騷擾真相前，不應該憑弔朴元淳」，卻反遭到中生代黨員與支持者怒斥「乳臭未乾」；而包括前國務總理李洛淵、共同民主黨前任黨魁李海瓚則在記者簇擁下，公開前往靈堂上香，其中李海瓚更公開怒斥#MeToo運動不該干擾喪事，「難道不曉得人死為大嗎？」

對於性騷擾的控訴，朴元淳的遺族與支持者一直抱持著相當強硬的姿態。例如在喪禮期間，朴家裡的律師團隊就曾公開警告媒體「不應在未審先判的狀況下將朴元淳的死與性騷擾案連結」。在守護朴元淳名譽的手段上，朴元淳團隊也採取了相當爭議且不利於還原真相的決定。

由於韓國檢警依法不能處理嫌犯已死的案件，在司法體系無法直接調查下，朴元淳市長的性騷擾控訴，遂於女性權利團體與社會輿論的施壓下，轉由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後稱人權委）接手，並於2021年1月針對前首爾市長性騷擾案，提出行政建議性質的依職權調查報告。

但朴元淳遺族對於人權委的介入極為不配合，甚至主張這是死後扣罪的政治迫害。於是在朴家堅持拒絕提供朴元淳的手機紀錄與其他資料的狀況下，人權委的報告依據只有對首爾市府團隊的訪查，以及金絲草作為被害者所提供的通訊紀錄與證詞，但最後仍做出「朴元淳市長職權性騷擾屬實」的定調判斷。 儘管人權委不斷強調，在缺乏加害者的的辯詞說法，家屬又拒絕配合提供關鍵證據的狀況下，人權委員會的調查已以最嚴格標準來認定「朴元淳性騷擾祕書的事實」。但朴元淳遺孀姜蘭熙極為憤怒，主張人權委的調查「只憑受害者的單方面說法就將已故的朴元淳打上了『性犯罪者』的烙印」，並以此向首爾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這份調查報告。

但控告人權委的行政訴訟策略，卻出現了超乎金絲草想像的惡意發展。因為朴家的委任律師團隊先是透過法庭，命令人權委交出金絲草為調查提供的手機資料，接著再強行將涉及案情的對話紀錄公布在社群網路上──該名律師主張，人權委在審核金絲草的手機紀錄時涉嫌斷章取義、僅參酌朴元淳對被害者表示「我愛妳」、「我想抱妳」等段落，卻忽略在通聯時間序上「其實是金絲草先向朴市長示好」的證據。

依據這份曝光資料，朴元淳的支持者們也開始公開質疑「政治迫害」，甚至「魔女設局仙人跳」與「本案實為感情糾紛而非真正性騷擾」的說法。同時，網路上也重新煽動起對金絲草本人身分的獵巫肉搜。

事實上，在朴元淳死後的第一時間，飽受巨大精神壓力的金絲草就已身心崩潰，甚至必須住院半年療養，因為在社會輿論的質疑壓力外，金絲草的本名、個人資料與照片，都遭到疑似市府內情人士違法公布上網──這些深懷惡意的舉動，讓金絲草徹底崩潰，甚至一度出現自殘傾向。

金絲草表示，朴元淳死後，自己的身分一度被有心人士惡意揭露，但除了恐懼失控，自己的大腦完全沒有辦法做出回應──因為她害怕自己與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害怕社會大眾認為自己的受傷經歷是說謊，害怕自己的人生將自此終結，害怕沒有辦法解釋外界質疑「為什麼不早點出來、偏偏要選在選前季節投訴朴元淳」的不信任眼光。

「朴元淳輕生之後，我也曾無數次質問自己『難道我不該活下來嗎？』，許多恐怖的念頭一直出現，是不是只有我不在了，社會大眾才會相信我的故事是真的？是不是只有我不在了，韓國的女性權利運動才能回到正軌，用一個完美的被害者讓大家重新進步下去？」但痛苦的金絲草，卻提到了在至暗時刻，一路支援著自己、從來不曾放棄過她的韓國性暴力相談所時任所長李美京，都無比篤定對她說：

儘管姜蘭熙的行政訴訟在2022年底一審敗訴，但透過法庭戰術激起的反#MeToo聲量，卻以此重新集結「相信朴元淳的人們」，而之中最為爭議卻也得到最大迴響的代表，即為韓國記者孫熙官與導演金大賢所發起的「朴元淳平反計畫」。

2021年3月，曾與朴元淳有過交集的記者孫熙官，在韓國出版了一本爭議著書《悲劇的誕生》，內容以市府團隊的見證訪問為主，公開主張「針對朴元淳的性騷擾指控是政治迫害」，這本書的基本論點與辯護說法，更在2023年4月由導演金大賢改編成紀錄片《第一辯》並發動群眾募資──令社會震驚的是，《第一辯》募資計畫在短短一個月內就超過2億韓元、近5,000網友掏錢響應，是號召相當有效的政治倡議──預計將在7月9日、也就是朴元淳3週年忌日當天全國放映。

「相信朴元淳的人們」主張，韓國女性運動團體與國家人權委對於朴元淳的性騷擾認證，犯下了非常多邏輯謬誤，他們以刑法的無罪推定原則為主張，質疑金絲草的控訴證詞充滿許多前後矛盾，像是在擔任祕書的4年期間，同事都認為兩人「情同父女」，其他同時也都不曾聽過金絲草對朴元淳不當舉止的抱怨，為何被害者會在正常投訴管道內完全沒有紀錄，但在人權委從金祕書方拿到的通聯紀錄全文，有些人解讀兩人當時有所謂的曖昧情愫，「金絲草所稱的『性騷擾』，有沒有可能是當下其實並不存在，是當事人事後愈想愈不對的幻想指控呢 ？」

「殺人事件都有冤案了，難道#MeToo運動就是百分之百正確、絕不會冤枉人嗎？」在募資記者會上，金大賢導演表示，朴元淳紀錄片之所以命名為《第一辯》，是因為在市長死掉以後，韓國媒體輿論「都放棄獨立思考而一味相信事實充滿漏洞的#MeToo指控」，因此為了扭轉死者無口的風向，為已經沒有辦法為自己辯解的朴市長發聲，團隊才會希望以一支另一角度的紀錄片，想引起社會的檢討與反思，「我們要成為朴元淳市長的辯護者，而這部片即是韓國對於真相的第一場社會法庭辯論。」

然而這種質疑被害人的主張，卻遭到女性運動團體與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公開駁斥。因為在韓國性騷擾防治法的相關應處程序中，考慮到性犯罪事件的私密性與壓力，特殊性調查程序通常會以「保護被害人」、「相信被害人」為出發點，調查通常會試圖驗證性犯罪的可能性與傷害結果，藉此回推犯罪的真相與罪行程度──而這一點，即是朴元淳在擔任人權律師時，所提出保障被害者的原則論點；換言之，相信朴元淳的人們所提出的「所謂疑點」，其實正是朴元淳當年為了鼓勵日後#MeToo發聲留下的遺產。

此外，人權委也嚴肅警告《第一辯》的上映，恐怕會重新引發對性犯罪的獵巫，並逼使勇於發聲的受害者們重新回到樹洞裡去。但對此，相信朴元淳的人們卻堅持真相將會愈辯愈明、韓國社會應該還給朴元淳案「一個自由提問與思考的空間」，並強調「二次傷害」只是有心人士綁架#MeToo運動的詭辯：「如果第一次傷害的基礎都是假的，就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二次傷害。」

相信朴元淳的人們在《第一辯》的吶喊，重新喚起了韓國社會對這場缺少答案的悲劇記憶。但更令輿論在意的，則是這起#MeToo的控訴者金絲草，她後來的人生是否得到了第二次重啟的機會？

事實上，在沉默許久之後，金絲草也在2022年1月出版了事件回憶錄《我不是被害控訴人》。這本書名的由來，是因為在朴元淳性騷擾案中，為顧慮無罪推定原則與朴元淳政治地位的韓國政壇，曾一度發明「被害控訴人」一詞取代「被害者」來代稱金絲草，以作為「朴元淳性騷擾未定論」的政治表態。

金絲草在內容相當坦白與殘酷地揭露了自己的人生，如何在市長性騷擾案的失控演變中，一步步掙扎著想要讓自己「重新好起來」──其中，包括她在反覆思量後，決定改名、整容，以保護持續被社會獵巫的自己。

「我想要重新開始，所以我是以一種自己必須要站起來的心情，去思考著『整容手術』的選項。但我愈是思考這件事，心裡的自我掙扎就愈明顯：我很想知道只是想要重新生活的自己，究竟為什麼會被逼得走到這種地步，」金絲草説，「一路支援著我撐下來的大家都很反對，她們都覺得這對我太不公平、太痛苦了，但我還是決定進行手術，因為我想要靠著自己證明的方式重新生活、我想要感覺我還是有方式能獨自保護自己。」

「一方面，我希望透過改變容貌，證明就算遭遇那麼嚴厲的惡意攻擊，我也會用盡方式生活下去、永遠不會認輸倒下。但同時我也真的很想逃避，甚至抱著『要是在整形麻醉事故中死掉就好了』──所以我偷偷在親友不知情的狀況下，自己預約了一家紀錄不良的診所進行手術，這就是我在想要勇敢時的懦弱。」

金絲草表示，受於司法現實與制度缺漏，自己的#MeToo經歷很可能永遠無法符合「完美受害者」的期待，而她本人也曾確實因此掙扎、痛苦、自我懷疑，甚至怨恨朴元淳逃避責任的死，抹殺了金絲草作為受害者重回平靜人生的願望。但在人生的至暗時刻，她仍還記得透穿過黑暗、想要接著自己的細微光束。

2020年7月，在政壇仍在悼念朴元淳、網路開始獵巫被害者的最糟狀況中，因為身心崩潰而被送進醫院的金絲草，從支援團體手中收到一份陌生的包裹──裡面是一份手工餅乾以及一本寫著「勇氣團結，盡力而為」的簽名書《我是金智恩》。

這份包裹的寄件者，是韓國#MeToo運動中另一個最為著名的關鍵人物：公開舉報進步派政治明星、前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職權性侵，並成功將他送入監獄的當事祕書金智恩。金智恩在看到金絲草的#MeToo故事後，默默透過支援團體表達自己的關心。

金智恩向《韓民族日報》表示，自己在揭穿安熙正性侵犯罪的當下，也曾遭到社會壓力獵巫、並不斷懷疑自己「為什麼案發當下我沒有大聲抗拒」，但在迷惑之中，自己也收到了另一本書──日本#MeToo運動代表人物伊藤詩織，敘述自己受害與挺身經驗的《黑箱》──因此她才理解：

只是，這段過程對於每一個受害者都極為艱辛，因此前人支援後人、共同經歷者的彼此扶持，才是讓大家重新站起來的關鍵力量。「我邊讀邊哭，才明白其實我們都一樣，」金絲草表示，在金智恩公開揭發安熙正性暴力真相的時候，自己其實也正遭到朴元淳的職權性騷擾，但當時的她雖然欽佩金智恩，卻沒有感受到自己其實也一樣是權勢性暴力的受害者。

金絲草強調，#MeToo運動在韓國的現況，正遭遇既得利益結構的反撲，不同立場之間的對立，逐漸出現了後真相時代，對於事實的認定與解釋歧異過大，也摻雜著過度的想像。

朴元淳的自殺，迴避了真相被完整釐清的機會。不過，對還活著的金絲草來說，她現在已經想通，並理解自己的#MeToo即便極其痛苦、也仍具有重要意義：「我想讓我的聲音被人們記著，這不是因為想要說服世界相信什麼，而是因為這是真實經歷在我身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