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線：我的性紀錄》這個直白的書名，我們可以窺見此書內容約莫是忠實描述作者自己的性經驗，這可能會讓許多人輕易認定這本書就只是這樣而已，反正，一位女性只要願意寫出她的性經驗與性創傷，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聲嘶力竭地血淚控訴，就算得上是平權大躍進了，是吧？

事實雖是如此，但卻不只如此：誠實寫下自己的性經驗，無論對台灣或韓國的女性而言，絕對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這本書的珍貴之處，並不僅僅在於誠實，而是作者從自身性經驗之中，像是刺入了探針那樣地，沿著自己的性器與他人插入的性器之交合處，勾勒出女性必須承接的那些無以名狀之物。洪承喜所逐筆描摹的，並非僅是性愛、強姦、騷擾、自慰、懷孕、性交易、性剝削，以至於人工流產⋯⋯這些用簡單名詞就能想像出的女性身體經驗，更有隱藏在這些與性相關的經驗背後，之所以導致社會傾斜的「愈想愈不對勁」。

雖然在台灣目前的社群網路中，「愈想愈不對勁」這個說法充滿了負面的嘲弄意涵，然而這卻是任何社會在所有議題上，想要取得進步的開端：質疑我們身處環境中所有的理所當然，讓那些「一直都是這樣」、「本來就該這樣」、「質疑這種事的人才有問題」，以至於無人能夠輕易挑戰的傳統、慣習，甚至文化，得以被攤在陽光下檢視，才有可能避免這些「理所當然」成為罪惡與傷害的溫床。

每一種渴望改變世界的倡議行動，必定會遇到的第一個關卡都是「描述問題」──倡議者需要描摹問題情境，甚至為之命名，讓其他人了解自己的訴求。當然，每種倡議一開始都必然會遇到許多保守派，他們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可能身為被壓迫者但囿於結構盲點而不自知，也或許是純粹無法理解問題何在，認為沒有必要作出改變，都是這些人沒事找碴。但漸漸地，藉由不同的敘述者現身說法，會有更多人願意理解這個被描述與命名的問題情境；甚至連非當事者，也可能基於同理或同情而加入支持的行列。

於是，在「愈想愈不對勁」之後，我們應當盡可能刻畫出那些不對勁的輪廓，熟悉它們的原生地、出沒時機、喜好情境，甚至是常見的群聚共生類型，將它們依照界門綱目科屬種那樣嘗試定義並命名，說出來、寫下來、甚至展演出來。唯有一再從日常中提取出這些「不對勁」，讓它們失去「本應如此」的保護色而顯得荒誕，才能像是找出害蟲那樣，使其易於辨識並剔除。

依照這樣的邏輯說來，《紅線：我的性紀錄》幾乎可說是一本害蟲圖鑑。

在過往的閱讀視聽經驗中，我一直認為自己生長在一個相對其他亞洲國家而言，「雖然還不夠但確實更接近性別平等」的國度，尤其在閱讀近年韓國興起的女性經驗書寫時，我常覺得韓國女性現今所煩惱的那一種不平等，似乎比較接近台灣十幾二十年前的社會氛圍。我曾經以為，韓國如今所處理的問題是我們已經描摹、命名過的那些；我以為我們在台灣理當處理更深層也更難以對付的歧見，那些歧見之所以難以對付，是因為我們無法使用既有的定義來描述這些「不對勁」，必須重新勾勒，才能讓它們展現在世人眼前。

然而在讀完《紅線》之後，我開始懷疑這樣的「自以為進步」，說不定並非全然事實。因為，洪承喜在《紅線》一書中所描寫的那些不對勁，絲毫不像是十幾二十年前的台灣，而是現時、此刻，我們自己。

《紅線：我的性紀錄》，洪承喜著，施沛譯，游擊文化

而寫下這樣一本書的人，尤其是女人，並非以光鮮亮麗性感優雅等姿態出現在大眾面前的女人，在用雙手掘出這些泥土以及更多腐臭的過程中，她必定滿身汙穢，並且不可避免地被他人當成汙穢本身，而非為了改變世界扭轉不公而弄得自己一身髒汙的英雄。

我曾深信，韓國目前在處理的性別不平等，是表土上的紛雜與歪曲，而台灣的我們，已經開始處理埋藏得更深的議題；然而洪承喜在這種禁忌議題上自我揭露的極限尺度，卻開了我的眼界。我是一位寫作者，也是一名女性，但我不僅無法用這種幾乎是紀錄片形式的文體來記錄我的性經驗，當我把自己的經驗轉化到虛構小說中時，我甚至還費盡心思將故事情節及人物設定推離自身，在寫下身為女性的萬般艱難的同時，盡最大的可能，遠離那些萬般艱難。

甚至可以說，出現在我小說裡的每一個字與每一個角色，都在嘶聲吶喊著：「不，我不是作者，我不是她！」

但真的是這樣嗎？

或者說，有可能是這樣嗎？

作為一位書寫女性經驗的創作者，讀《紅線：我的性紀錄》幾乎讓我羞愧。我為什麼這麼害怕與性扯上關係？我為什麼想要假裝我筆下的眼淚，只是故事裡那個倒霉鬼的痛楚與傷痕？我可以拿小說作者這個身分解釋自己化用了女性的共同經驗，而我無法不慶幸，身為女人，能夠躲在這個共同經驗背後，毋須真正現身，真是太好了。

我當然知道，「誠實面對自己與世界，才是和解與改變的第一步。」這種心靈雞湯，我看了二、三十年，從書籤小語、紙本雜誌、談話節目到Instagram上的手寫金句，閱聽媒材不知道都更新了幾輪，同樣的句型依然鋪天蓋地，幾乎成為基本款的普世真理。但論及真正的性，那就是個黑洞，在那裡，只有禁忌而沒有真理，比起知道「該做什麼」，更重要的恐怕是「不該做什麼」。

那些不該做的，洪承喜都做了，而其中最不該做的，就是把她所做的一切該與不該，都說出來。有多熟悉那些金句，就該有多清楚，在真實的世界裡，人們會怎麼看待像是洪承喜那樣，誠實到這個地步的「那種女人」。那些原該暖心的雞湯金句，到那個時候就會活生生血淋淋燒燙燙地澆在女人頭上，他們會說：「雖然說要誠實，但妳多少也該評估一下情況吧？」

這難道不是一種弔詭的悖論：希望擺脫汙名，必得先承受汙名。

洪承喜無視這些在台灣已經夠可怕、在韓國肯定更為巨大的潛規則，她傷痕累累地現身人前，寫下所有好與不好的性經驗，不僅揭露特定男性或社會氛圍對她個人的踐踏，更寫出在某些進步價值觀下被迫犧牲的女性感知，彷彿為了成就更龐大的男性理想，女性主義只是可適時拋捨的一環。

她寫下他人對自己的傷害，更寫下自己曾經因為無知或因為方便而服膺這些價值觀的深刻反省。她的直言不諱，可不是那種自承性子直不會講話的卸責說詞，而是直指核心的真言，指認出那些眾人早已心知肚明卻難以改變的積惡。而從她毫不矯飾的和盤托出中，我們得以接近，並逐步包圍那些尚且難以描摹言說的黑暗物事。

讀完《紅線》，我彷彿看見一位全身髒臭到認不出原本是個人的女性，從冒著髒水的地底窟窿裡爬出來，站在我面前，笑著說：

「看到了嗎？那底下，是長這個樣子的，我們得把這裡給清乾淨才行。」

我突然醒悟，到頭來，如果我們無法真正處理「性」，如果我們無法面對那個在人類文化中，始終躲藏在晦暗汙濁的地底深處的濕黏怪物，無法忍著惡臭與噁心，將之洗乾淨、還原出應有的人形，而只是在外圍，乾乾淨淨地調整制度表象，或者纖塵不染地說幾句臭酸雞湯，就想藉此獲得真實的平等，那就是，癡人說夢而已。

如果只有一個甘冒罵名的洪承喜，而沒有更多人願意直面「性」的扭曲與荒謬，那麼平等的可能也將繼續與其一同埋藏在深不可及的地底，發臭腐爛。

我們得把這裡給清乾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