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爾瓦西．布塔莉亞（Urvashi Butalia），印度女權作家兼出版人，她1998年出版的《沉默的另一面》，讓世界第一次從印度女性的視角看見，印度與巴基斯坦光榮建國史背後，罕為人知的慘痛真相。

她花了10年，採訪70人、其中包括7位性侵受害者，寫成《沉默的另一面》。從自己的家庭創傷出發，再深入採訪協助受暴女性的社工、殺害自己家人的錫克教徒、強暴的倖存者等等，她靜靜走入歷史最黑暗的深處，挖掘出一個又一個即將被埋葬的記憶，勾勒出一個又一個印度女性掙扎求生的故事，那是一段1,200萬人流離失所、超過100萬人死亡，以及7.5萬女人和女孩被強暴、綁架、懷上「異教徒」孽種的集體歷史記憶。

巴沙．考爾（Basant Kaur）細數，1947年，3月，她的村莊即將被伊斯蘭教徒包圍。她看著90位印度女人投井自盡，她也跳了，卻活了下來，因為井水都已經被屍體擠出來。60多歲的巴沙的記憶很鮮明：

「就像一個土窯爐（tandoor）已經塞了太多小麥烤餅（roti），最上層的沒辦法烤熟，只好被拿出來。井滿了⋯⋯淹不死我了⋯⋯那些人都死了，死了，還活著的，被拖出來⋯⋯」

曼格．辛（Mangal Singh）回憶，1947年，8月，他和他兩位兄弟，親手殺了家族裡17位年輕女性和女孩，包括他16歲的女兒。親手殺害，在他的敘述中，變成了殉教：

「她們逃不了，逃不了⋯⋯如果被抓到她們會被逼著改信伊斯蘭教。所以我們殺了⋯⋯她們殉教⋯⋯殉教了⋯⋯我們的心充滿悲痛，可是我們必須離開了⋯⋯真正的恐懼是喪失名譽。如果她們被伊斯蘭教徒抓到了，我們的名譽會被犧牲。這攸關名譽⋯⋯如果你擁有自尊你就不會恐懼⋯⋯」

如果說，印度建國史像一隻巨龍，吞掉了千千萬萬個女性受害者的記憶與故事，布塔莉亞的採訪寫作就是一把利刃，一刀劃開巨龍的柔軟腹部，讓上一世代隱忍不言的痛，潰堤而出，血肉淋漓地攤在讀者眼前。

早在1984年，她就創立了印度第一家女性主義出版社Kali for Women，為數百萬底層印度女性發聲。

「對我來說，貝貝的故事，投射出數百萬印度女性想要改變現狀的欲望，至今不曾稍減，」布塔莉亞說。

布塔莉亞應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之邀來台演講，在《報導者》的專訪中，她談及性、暴力、國家三者之間的交織，談她怎麼走入歷史的暗影，帶出女性受社會與國家暴力的真相，以及印度女性不被看見的身影和貢獻。以下為《報導者》專訪摘要：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妳怎麼描述歷史與故事的關係？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故事？

布塔莉亞（以下簡稱布）：我並不總是將歷史和故事分開來看。我只是對所謂的歷史存疑。所謂的歷史，都是君王將相，都是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官方文件構成所謂的史實。可是，當我25年前開始研究印巴分治（Partition of India）那段歷史的時候，我開始理解，應該從平常人的生命史去理解那一段歷史。印巴分治的倖存者，當他們想起建國的歷史，他們想到的不是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或尼赫魯（Pandit Jawaharlal Nehru），而是生離死別的痛苦，尤其是女人。我開始質問：誰寫的開國史？為什麼女人的聲音不見了？為什麼過了71年，哀悼仍是一種奢侈？

我們慣性地以為，歷史的史實是可靠的，人們的記憶是不可靠的。但是，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印巴分治那時候，人們可以自己選擇要去哪個國家，怎麼做紀錄呢？為了要讓雙方政府都有紀錄，所有文件都要備份。你可以想像，那時人口大約4億，在德里40度的酷暑，官員們坐在辦公室哩，手抄謄寫4億份文件，你覺得這種官方紀錄靠得住嗎？

研究的過程中，我採訪一位社會工作者丹雅媞（Damyanti Sabgal），專門幫助被綁架和強暴的印度女人。她告訴我為了找回一位被穆斯林綁架的印度少女，她親自在一個火車站向巴基斯坦總理申訴。她的敘述，包括白色的火車、她的穿著、當天擠進車站的群眾，與我後來看到的新聞報導的描述無誤，除了她申訴的對象其實不是巴基斯坦總理，而是難民部部長。有錯誤，是的。人們的記憶不可靠，是的。可是對丹雅媞來說，他就是一個位居高位的男人，可以命令人、撤換警長，對她而言，這就是真實的歷史。

我在德里的藝術大學教書。那裡的學生還上一門「現代印度的創建者」，只是都只講男人的歷史。我想，好吧，那我就來開一門「現代印度的創建者（二）」。我選了20位女性的歷史和故事，讓學生們知道，其實女性的貢獻，在印度國旗、印度憲法都看得到。我的意思是，不要只傾聽歷史，或只傾聽故事，而是傾聽兩者，你會對歷史和人有更深入、更細微的理解。歷史學家總是很害怕感情，可是你怎麼能敘述一個國家的誕生，而不感到喜悅、陶醉、哀傷還有鄉愁呢？

報：這就回到印巴分治的歷史。為什麼過了71年，這個集體歷史傷口還沒有開始癒合？為什麼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人們仍然不願意談論那一段歷史？

布： 我想，這有很多原因。

第一個原因，不像猶太人大屠殺，印巴分治那段混戰，你無法清楚區分加害者與受害者。伊斯蘭教徒殺害印度教徒，印度教徒殺害伊斯蘭教徒，每個人都是加害者。

第二個原因，我想，民族主義者絕對不會同意我這樣說，不過，事實就是，印巴分治讓兩國的政治領袖拿到權力。尼赫魯想要成為印度獨立後第一任總理，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也想要成為印度第一任總理，甘地一直叫尼赫魯讓真納當總理，但尼赫魯不願意放棄。印巴分治，讓兩人都當上總理（真納成為巴基斯坦第一位總督）。我們的歷史學家很難去面對我們政治領袖人性的、脆弱的那一面。這好比說，南非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為了自己的聲望與利益犧牲南非一樣。在歷史上很難去承擔、去面對這部份。

第三個原因是，當大家談論建國史，只想記得令人陶醉、亢奮的部份。誰要去記得自己失去了什麼？這是我感到危險之處。你會發現，通常暴力都奠基在亢奮上。

所以，有很多複雜的原因，讓人們不願意去讓關於失去的記憶，進入建國時期的歷史敘述。人們不願意建國的宏大歷史敘事，沾染了許多男人犯下罪行的事實。

報：但妳認為重新看待那段歷史是必要的，去敘述並承認失去家園的、生離死別的悲劇？

布：我認為這是必要的，這是我們尚未被承認的國家集體創傷。……我必須說，你不可能要人民噤聲，即使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官方歷史沒有記載，過去這20年來，越來越多印巴分治的倖存者開始敘述他們的回憶，開始敘述他們的故事。

報：印巴分治讓妳的家人付出哪些代價？

布：我的媽媽，那一年聽說將要被分成兩個國家時，她從德里回到巴基斯坦的拉合爾（Lahore），想把她的媽媽、弟弟妹妹們接過來。她第一趟回去時，把弟弟妹妹都接過來了，但是第二趟回去，邊界快要被劃定了，我的舅舅，那一年20歲，拒絕讓她接走我外婆。我舅舅說，拉合爾是他的家，他為什麼要去一個新國家，他要怎麼謀生等等。

他不讓我外婆離開，因為那個房子是在我外婆名下，他必須把我外婆留在身邊才能繼承那棟房子。我外婆是虔誠的印度教徒，在印巴分治後9年才過世。印巴分治後，她再也沒見過她其他的孩子。

我媽媽後來跨過國界，回到她長大的房子見我舅舅，我舅舅已經改信伊斯蘭教，也娶了伊斯蘭教徒妻子，生兒育女，但我母親永遠無法原諒我舅舅，逼她母女分開；直到我外婆去世，我媽媽都不知道。

「妳不知道，被迫離開媽媽是怎麼一回事，妳不知道⋯⋯」我媽媽告訴我。我舅舅呢，改信了伊斯蘭教之後，他說，他沒有一個晚上能平靜地睡著，他覺得這棟房子的每一個磚塊都在詛咒他，他的兒子向村長報告說他們的父親信仰不虔誠，只想從他手中搶走財產。

「我是一個陌生人，在自己的家中被自己的孩子弄得提心吊膽的，」我舅舅告訴我。他的身分認同危機，讓他無法入土為安。

德里和拉合爾，坐飛機只要40分鐘，開車要7個小時，歷史隨意劃下一刀，硬生生斬斷血緣，一道國界把許多心劈成兩半。這樣的集體創傷，我們沒有好好討論過。

即使身為一個女性主義者，當我發現在印巴分治時，有這麼大規模的性侵存在時，我仍感到震撼不已。

報：為什麼有這麼多印度和巴基斯坦女人和女孩被綁架、被強暴?

布：我們不知道強暴發生的原因，我們總是說，這是權力，不是只有性。但我們也知道，這也不是全部的真相。

戰亂與衝突常常伴隨大規模的性暴力。在南斯拉夫、盧安達、孟加拉，我們都看到大規模的性暴力，不論種族、宗教、年齡。在某種意義上，一個國家或是一個部落的男人們要羞辱另外一族的男人們，就強暴他們的女人，好像在說，看吧，這是你的財產，我強暴她，你被閹割，你被去勢了。在印巴分治時期，伊斯蘭教徒與印度教徒都犯下強暴罪。強暴，被當成一種武器。

那時候，40萬印度和巴基斯坦人移動要去各自的新國家，你能想像嗎？40萬人排成一隊長長的隊伍，如果你坐在你家陽台，你整整12天才看到這群隊伍走完。這樣的旅行方式，非常危險，女人被攻擊、被強暴、被綁架，隊伍仍然前進。

不僅只有強暴。還有另外一種形式的暴力，很少被討論，就是殺害自己的家人。

我和曼格．辛長談，他是一個70多歲的慈善長者，我很喜歡他。我也很矛盾。一開始我不想訪談手刃自己家人的人，但我很好奇他怎麼看待那段歷史。所以我問他，你為什麼殺了她們？他說，他沒有殺了她們，是她們殉教了。我跟著問，難道她們不害怕嗎？難道她們沒有哭泣、沒有顫抖、沒有哀求嗎？但他說她們非常冷靜。我不覺得我可以相信他。他的女兒才16歲，哪裡知道什麼宗教、什麼民族主義這些鬼東西？

但是，我傾聽他敘述，沒有讓我的判斷一下跳進來。我們得先學會傾聽。我問他，那你怎麼放下？你怎麼讓這些悲傷的記憶流逝？他告訴我，用非常美的旁遮普語說，祖先流浪到這片土地，誰沒有背負創傷，我們辛辛苦苦耕耘，這片土地也回報給我們豐盛的農作，我們才有這片黃金之地，讓我們得以生存，任何事都必須付出代價。

村民提到他，語氣中充滿尊敬。我想，女人的犧牲，為男人贏得名聲與敬重。我後來深入研究才發現，親手殺死自己的女性家人，以免被異教徒「污染」，在那混亂的時期並不稀奇。但當我第一次聽聞時，我非常震撼。

當時我還很年輕，完全不知道怎麼面對那樣沉痛的歷史事實。

再一次，我質疑歷史的可靠性，為什麼殺害自己的女兒、殺害自己的姊妹、殺害自己的妻子，不算暴力呢？為什麼這些悲劇歷史都沒有紀錄呢？當我們談論印巴分治的代價，我們談到搶劫、縱火、謀殺全村，我們不談論強暴。當我們終於開始談論強暴，我們不談論親人殺害親人。應該是團結一心的時候，怎麼會有人殺害自己所愛的人？我就是想提出各種對歷史的疑問。

報：妳認為，打破沉默，是傷口癒合的第一步嗎？

布：不，我不認為打破沉默永遠都是對的。如果你真的遇過經歷過印巴分治的人，特別是性侵受害者，通常，沉默是她們生存的方式。許多倖存者已經結婚並建立家庭，她們並不想要讓孩子們知道，自己的媽媽曾經被強暴過。這對孩子們來說，難以理解，更難以承受。

我一開始也以為，打破沉默是必要的，是正確的。但是當我開始訪談，她們告訴我：拜託妳，我告訴妳我的故事，可是別寫出我的名字，求求妳。對我而言，這個選擇再也清楚不過。身為一個敘述者，我到底對誰負責？對一個女人的生命、對她的新家庭負責？還是對一個抽象的「真相」負責？我很快就站到女人那一邊。

報：那麼，妳怎麼看最近從社群媒體掀起的#MeToo運動？

布：我覺得十分有趣，有好幾個原因。

首先，我很高興看到全球女性站出來為自己發聲。性侵其實是大規模廣泛地存在，我們很早就知道，只是以前大家認為印度女性特別弱勢，或是容易誤以為第三世界國家女性容易被性侵。不，不論東、西方國家，從好萊塢到寶萊塢，從大學到村莊，性暴力大規模、廣泛地存在著。這或許是女性運動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位居高位的男性要為自己犯下的罪行負責、辭去工作。我認為棒透了。

在印度，我們也有#MeToo運動。一位年輕的女學生在網路上公開一份性侵名單，許多名單上的男性都是在西方大學教書的知名教授。

這引發很大的爭議。因為這份名單只有名字，沒有細節。

這讓印度上一代女性主義者反彈。因為上一代印度女性主義者，傾其一生，推動立法，讓印度任何一個雇用20人以上的公家機關、工廠、私人企業都必須針對性侵有一個委員會，讓女性可以申訴並對性侵犯提告。老一輩的女性主義者譴責年輕一輩的女性主義者說，為什麼不從體制內發聲來對抗性侵？年輕一輩的女性主義者說，妳們反對只是因為很多性侵者是妳們的朋友。她們說的也沒有錯。這在印度引起許多討論。

報：妳提到，關於印度女性有很多迷思。那麼，身為一個印度女性是什麼樣子的？

布：很難一概而論。也很難用政策或數據來概括印度女性地位的改變。

怎麼說呢，如果妳看我們2014年的5年政策，那是一個以女性為中心的政策，之後不斷增修、更新，妳一看會覺得，哇，印度真是女性的天堂。但是，政策與現實是有落差的。女性需要支援系統、需要政治意圖、需要教育，才能推動改變。

在印度獨立之初，我們創建了一套法律，允許人們在私人領域保留自己的宗教法律。所有宗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錫克教，都是父權主義的。而私人領域，從婚姻到繼承權、孩子的監護權，都是影響女性最深的。所以印度的私人法對女性歧視很深，男人很也樂意如此。

然後妳看到印度強韌有活力的女權運動，不只活躍於1980、 1990年代，到現在仍然很活躍，想要改變現狀，想要爭取更多的權力。

從1992年開始，因應女權運動，印度政府開始在村落與小鎮等地方政府選舉給予女性33％的配額。第一年，有500萬女性出來競選，有80萬人贏得選舉。當然，妳可以質疑，許多女性只是她們丈夫的替身，確實如此，但扣掉一半，這數字還是很驚人。

我很興奮看到女性學會執掌權力，管理村莊，確認學校有老師教課，確認有乾淨的飲水，確認村內的雜貨店沒有向窮人敲竹槓。從草根往上推，這些女人締造了改變。對我而言，這不亞於一場革命。

我們的國會現在還沒有女性保障名額，因為男人們很害怕，社會最底層的印度女人都做得這麼好了，如果開放女性競選國會議員，他們哪有容身之地呢？哈哈。

對我而言，身為一個印度女人，受過教育、推動改變，這是一個令人自由、令人暢快的經驗。

台灣和印度有許多相通處，我們都被殖民過，我們都有悲痛的過去，我們的憲法都講究性別平等。過去許多年來，我們也都推動一些立法，我們有了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你們把婚內強姦（marital rape）視為家庭暴力的一種，這非常重要。但我們離真正的性別平等，還非常遙遠。這是印度和台灣必須專注的目標，不必對彼此的文化心存懼怕或懷疑，印度和台灣可以成為亞洲性別平權的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