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受害是一種參雜創傷與屈辱的經驗。受害者除了被直接加諸身心的折磨，更常經歷一種被漠視、被體制的黑手摀住嘴巴的屈賤感。

近來被揭露的輔大性侵事件，在當事人眼裡，正是這種被消音、曲解與否定的痛苦歷程。前些時日美國長春藤名校就發生了一起更嚴重地，對性受害的漠視與性加害者橫行的案例。

就在不久前的5月21日，一位女性揭露了學術界學霸的性醜聞事件，鬧得美國主流媒體也追進報導。然而這個性醜聞早在多年前發生，但因體制的姑息，直到這兩年當事人才決定起身公開對抗。

2014 年5 月 11 日，公共募資平台 FundRazr 的一個提案，引起美國學界側目。這個提案是為一個化名 Lisbeth 的耶魯女校友募款，資助她控告耶魯大學校方漠視某教授對她的性騷擾。這個提案在短短兩天內就募集了 7 千美金的目標款。事後，Lisbeth 正式向耶魯提出告訴。

兩年過去了，官司仍在進行中，加害者仍在國際學界呼風喚雨。Lisbeth 自覺應對其他年輕學生擔當起「如同母親一般」的保護義務，因此在今年 5 月 21 日公開自己的真實身份：27歲，來自宏都拉斯、現於美國工作的菲楠達（Fernanda Lopez Aguilar）。菲楠達更直接指出性騷擾的加害者，就是國際知名學者湯瑪斯．博格（Thomas Pogge）。

這個醜聞一出台，震驚了全球學界。一方面是因為，今年 62 歲的博格，乃師承 20 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是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與耶魯大學等名校的哲學大師；另一方面，他也是長期推動全球正義、為第三世界代言的社會良心。

這場性醜聞發生在 2010 年的耶魯大學。博格是菲楠達的學士論文指導老師，畢業後，博格邀請她一同隨行到智利參加學術研討會，並請她擔任翻譯。菲楠達受寵若驚，以為自己的學術表現深受博格賞識。沒想到博格竟為兩人安排同住一房，並且提出具性暗示的邀約，菲楠達委婉拒絕。回到美國後，兩人原本談好的工作──為博格在耶魯主持的「全球正義中心」擔任研究職──竟然突然告吹。

菲楠達認為這明顯是性騷擾不成的報復，因此向耶魯提出指控，耶魯也組成小組調查此一事件。2011年，耶魯小組做出仲裁，博格行為雖不妥，但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其性騷擾，菲楠達則得到兩千美元的和解費，並被要求簽署保密條款，不能向他人討論此一事件。因此，這件醜聞就雲淡風輕地消逝在耶魯的檔案室裡。

菲楠達雖心有不甘，但是簽了保密條款後，只得噤聲。但是她事後發現當時簽的保密條款沒有拘束力，且不滿博格仍然以道德姿態活躍學界，因此決定重起訴訟。她在募得訴訟款項後，控告耶魯校方故意遮蓋性騷擾案件；在訴訟過程中，也意外揭露出博格更多的性騷擾歷史：90年代在哥大的性騷擾案（此事耶魯大學在2008年時即已知情）、2014年的另一件性騷擾案。博格的性醜聞案見報後，更多的女性挺身而出，例如同樣在耶魯大學任教的哲學教授黛莉亞．葛拉芙．法拉（Delia Graff Fara）也作證指出，90年代她在哥大讀書時，也曾遭受博格的毛手毛腳。

這些案例似乎證明，針對博格的性騷擾指控，並不是特殊的個案，而是散佈在他二、三十年的教學生涯。他憑藉自身在學界的地位與道德光環，卸除受害人的戒心，而他騷擾的對象，都是仰慕他的年輕學生，而且多半是來自國外的有色人種女性。

遮住受害者的嘴，是保守體制的直接反應。當加害嫌疑人是名高望重的權威人士時，誰會採信弱勢無權的年輕受害人？

前陣子才獲得奧斯卡獎最佳影片的《驚爆焦點》（Spotlight），控訴的就是體制對受害者的漠視輕賤。2001年《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調查報導小組，對過去幾十年來當地天主教神父性侵害幼童進行深度調查，發現波士頓神父性侵幼童的案例層出不窮，而總主教區的樞機主教為保護被指控性侵的神父，選擇冷處理，將他們派到別的教區，反而縱放他們在新教區中持續騷擾和性侵。

電影裡的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如果養一個孩子要全村的力量，那麼虐待一個孩子也需要全村的力量。」（If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it takes a village to abuse them.）

當時記者調查時發現，其實與教區密切互動的人群中，有不少人知道神父性侵的行為，但人們為了表面和諧、為維護各自的利益、或為信仰的盲從，形塑了一種「共同的沈默」。這種沈默也包括了媒體，其實《波士頓環球報》更早就接獲深喉嚨的消息與資訊，但當時報社並未正視此議題，也未投注心力處理。

到底什麼原因，讓體制內的他／她們有意無意地噤聲？

對權力的崇拜或恐懼，是造成集體噤聲的關鍵。上述的耶魯大學性騷擾或神父性侵事件，明顯存在上對下的權力支配關係：崇高的神父對上無知的幼童，望重士林的教授對上渴望指導的年輕學生。

在《驚爆焦點》裡，我們目睹神父挑選的性侵對象多數是年幼、或喪父，或需要照顧的低收入孩子，這是經濟的權力；在耶魯事件中，我們看到博格做為知名學者的文化、學術的霸權。而事件被揭發後，有些受害孩童的父母並未責怪神職人員，甚至還奉上熱茶，以換取在社群中的安寧生活；至於耶魯事件裡，女學生一開始被給予了「封口費」，也是因為仍想在學術圈裡尋找出路。

因為需要權力者的照料、或深怕被權力圈子圍剿，受害者被迫繳械。而輔大性侵事件的加害者並非老師，但根據受害者控訴的內容，學生不被同理、不被鼓勵說出真相，權力者與旁觀者是造就噤聲文化的共犯。

這種噤聲文化讓體制外的人感到不可思議。當調查記者揭露出天主教派到各地的神父有高達6%有性侵小孩的事實時，民眾驚駭不已。但犯罪學界已經證明，性侵是所有刑事案件中犯罪黑數最高的一種，實際數字遠超過通報案例。我們以為受害者會說，但其實受害者普遍對權力會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反撲感到畏懼，於是自動封嘴，成為沈默的一群。

讓受害者噤聲的另一種主流論述，就是「顧全大局」。

多數的體制為了避免分崩離析，都有穩定化的傾向與必要。遇到對體制的異議者或挑戰者，最常見的手法是排除或是同化。

排除的方式包括讓你感到不受歡迎、定位你是 trouble maker。例如輔大性侵事件中，受害者指控校方淡化處理，或以提及學校派系傾軋、系上多事之秋，要求學生顧全大局，別挑錯時間把事情鬧大；同化的方式則是吸收你，以柔性的方式馴化你。無論是神父性侵事件或耶魯大學性騷擾案的處理，最後都選擇跟受害者簽和解書，並以金錢賠償。

不論排除或同化，這種顧全大局思維架起了結構性的「權力安全網」，讓當權體制能駕馭危機、穩如泰山，進一步壓抑體制受害者的發聲，把體制內的不和諧處熨平。（別忘了2014年很重要的一本書是曾擔任記者的陳昭如所撰寫的《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就是一場上百起學生對學生性侵，最後被教育體制內有權者的大人隱藏多年的真實故事。）

性騷擾或性侵不是某個性別的專屬品。案例證明，性侵受害者可能是男性是女性，可能是大人或小孩；加害者可能是老師是同學，是長官是業務夥伴，可能是親友或親密伴侶。

一個更透明的制度，讓加害者不再有防護的金鐘罩；一個勇於揭露和鼓勵討論的文化，才能使受害者不至於痛苦孤立。

對於社會網絡裡的弱勢者，我們都不該再有意無意的慣性忽略，如果我們選擇不給受害者支持，你就是那個體制內的共犯，你就是體制。

那句話依舊迴盪耳裡， “If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it takes a village to abuse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