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台灣高中生才剛從服儀解禁，原以為教育解嚴的時代即將到來，但反觀大學的境況，卻不敢太過樂觀。這兩天輔大兩事件的新聞沸沸揚揚，一個是學生會為爭取解除女宿宵禁展開絕食抗議，另一個是心理系同學性侵案爆出系內處理爭端。兩件事看似獨立，卻反映同樣的問題及現象：大學教育思維跟不上高中腳步？

近年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強調納入性別議題，但事件的局內人卻自曝對「身體自主權」如此無知。

大學透過校內自治的規定來拘束學生，限制學生的權利，這是過去威權法律體制下的教育觀。民主制度的法律已逐漸揚棄和根除殘留的「特別權力關係」，大法官解釋早在釋字第653號宣告徹底揚棄特別權力關係；在釋字第684號更清楚說明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的觀念，學生不因身分區別而被剝奪應有權利，所謂權利，就是憲法保障的基本自由。

基本自由不只是思想和言論自由，也包含了身體自由。當代法哲學家瑪莎．努斯邦（Martha C. Nussbaum）在1999年《性與社會正義》（Sex and Social Justice）書中提出「身體自主權」（bodily integrity，中文又譯為「身體完整權」）的概念，用來補充傳統自由主義對於「自由」或「權利」的想像。

她的主張改寫了以男性父權觀點為核心的主流自由主義思想，強調從「能力」（capabilities）去看一個人是否活得幸福，是否活得像個人、像自己。法治客觀上賦予每個人的權利清單，只是抽象的權利，人只有具備能力才能真正行使權利、享有基本自由，而「身體自由」是人生來最重要的能力，影響自我認同與人格。

所謂「身體自主權」，就是一個人能夠從一處移動到另一處的自由，無論身在何處，皆能安全地不受暴力侵犯（包括性的壓迫和侵犯），以及擁有性滿足的機會和生育自主的選擇。傳統父權觀點壓抑對身體與性的自主能力，盡其所能將身體的議題壓縮到私領域或部分藝術創作領域，在公共領域中談身體與性，至今還是一種禁忌。當教育者也習於把身體當作是次要或過於複雜的課題，最好上課時略過，不用認真看待，出了事以為只要個人之間解決就好，以這樣的態度要求學生對自己的身體噤聲，其實是違背性別平權運動顛覆父權及霸權的初衷。

台灣威權體制下的教育對身體的各種規訓，從小到大，包括服儀、軍訓、體操和團體上課及訓練等課程規劃，已讓多數人對身體失去自由不僅無感，連帶的思想控制更潛移默化。將性別與身體議題引入公民教育，雖從1998年以來一直是國內推動校園教育的重點之一，但直到今天仍有許多瓶頸和問題，輔大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對學生進出宿舍的時間控管，這是對於身體自由的一大限制，如果對男同學無此必要，為何女生就必須受管制？這個不平等待遇如此明顯和違反常理，應該可以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但校方再以家長問卷意見，說8成家長支持門禁來自圓其說（樣本數僅474份），無論如何都失去了可信立場。然而，學生絕食抗議的手段激烈，經驗上亦很難持久和有效，如果事先知道學生如此無力，我會建議同學向教育部依法訴願，同時也嘗試拉長校園民主化的戰線。

另一方面，校園同系熟人性侵案，尤其發生在著名的心理系所，當然令人訝異，局外人很難真的理解爭端關鍵。僅就司法程序救濟中曝光的表面事實來看，此事牽涉情慾流動和身體親密關係的界線，無論是誰，在神智模糊不清的情況下，既然無法表達身體自主的意願，任何人都不應侵犯她的身體，這是基本的尊重，尊重她人的人格及隱私。事後系上的處理是否失當，是否牽涉對於當事人的施壓，則是嚴肅的大學教育問題。

不少人上了大學，或跟我一樣在大學任教跟師生接觸，才發現大學欠缺身體自由的觀念，也許就是因為少了這麼一堂性別公民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