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在他的喜劇《溫莎的風流婦人》（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中有句台詞：

"Why then the world’s mine oyster, Which I with sword will open." 「世界是我的牡蠣，我將以利劍開啟。」

這句出現在16世紀最末幾年的對白，流傳到當代西方世界的語境下，意指「世界乃掌中之物，任我遨遊」。這句話當初可能在無意間，訴說了此後400年人類文明的基調——膽氣。

於是，探險，理所當然為現代文明的標誌。磅礡的大洋、崢嶸的高山、廣袤的內陸無人地帶，都是勇於探索人們的掌中物。

台灣在我們成長的年代，歷經了硬體與物質的飛躍，成為東亞最早一批「現代化的已開發國家」。但安裝在文化深處的軟體，卻還是老舊的封建家父長制。我們渴望政府像父母一般，以羽翼保護我們，照看我們安全。面對山海時，習慣有一個上位者給予指引，而不諳於靠自己判斷風險。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山難身亡要求國賠。於是政府也樂於繼續扮演自戒嚴時期遺留至今的嚴父角色，這位嚴父看待山海的態度，不是等待人們探索的廣闊空間，而是重重危險的來源。於是，任何地方只要一有事故，就是封閉。小時候，多數孩子被教育，不要玩水、不要走進山裡，因為危險。我們跟圍繞土地四面的大海、佔島嶼面積七成的山巒，非常不熟。

有意思的是，這個現象在這幾年正急速翻轉。

還記得2010年前後我讀大學時，同齡踏入戶外的人簡直少之又少，無論是上山下海，都是少數熱血份子在幹的事。但到了這3年，那些大學時期不曾踏入戶外的同學，一個又一個的爬起了山。爬山，好像變成了國民休閒的顯學。

時間來到去年底，政府喊出了「山林解禁」的口號，進一步鬆動了「政府管制→人民媽寶→政府管制」這互相依存的迴圈。接著，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來了，無法出國的人們將目光望向島嶼中央，那些高聳的山岳。此時此刻的台灣，可能是登山人口的歷史高峰。每個週末，每個熱門登山路線，都是滿載的人潮。登山成為當下最火紅的時尚。

這劇烈變化在數年中醞釀、發生，如今回想，我們此刻很可能處在會被登山史記上一筆的轉折點上。

我在想，這些人為何走進山裡？跟我有何異同？

當然在個體上，理由各異。但在巨觀上，我看到這個現今30餘歲的世代，有2個普遍的需求——更豐富的生活體驗，以及，展現自己的舞台。而登山，是滿足這兩個需求的媒介之一。

現在進入山林的這個年輕族群，除了登山，其他時候可能去攀岩、潛水、溯溪、滑立槳（Stand Up Paddle, SUP）。山只是眾多戶外休閒選項的一種。這些活動本身都有高度的專業程度，不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就有顯而易見的危險找上你。攀岩會墜落、水上運動可能溺斃。因為這些風險，這些人非常樂於找專業的教練引導體驗的進行。

但登山不太一樣，對於剛接觸的人來說，台灣的山看來不太危險。不就一條路走到底就到了嗎？頂多背點東西重一點罷了，可是大家念書時的書包不也很重？背東西走路誰不會？登山乍看之下，更像一種旅行，走到某個地方，看看嚮往許久的風景。

十來年前，中國青年之間瘋傳一句話，是美國暢銷作家安迪・安德魯斯（Andy Andrews）說的：

「人生至少要有2次衝動。一次奮不顧身的愛情、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

這句話貼切反映了當代年輕人對旅行的浪漫想像：自由、隨興、不設限的探索、與各種可能性的邂逅。而且這句話在暗示層面，將旅行與豔遇（愛情）兩者勾連在一起，更加深了青春躁動靈魂對旅行的遐想。

這樣的旅行範式，到了多媒體社群平台大行其道的近幾年，又多了一番況味。曾經，那種說走就走的旅行型態，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秀異——也就是展現自身品味之獨特。那個時期的旅行者，十分樂於獨自、以非典型的形式，到非大眾旅遊區旅行。在多媒體社群還未成為顯學的昔日，他們使用網路論壇、部落格、或是出書的形式，發表旅行經驗。而採用的方式以及選擇的路徑，愈是行前人所未行，愈是獨特或摻雜一些風險，愈能引起觀者共鳴。比如以最少的金錢、最刻苦的方式，到無人區、戰亂頻仍的地帶浪遊；或是體驗最為遠離文明的原始住民生活、吃最特別的食物；又或者在大家常去的所在，玩出不同的體驗。

曾經，那些獨特的經驗因門檻太高，或資訊封閉而難以複製。像《轉山》一書在當年爆紅，但真的實際跨上單車騎去西藏的，始終只是小眾。但當多媒體社群平台出現後，資訊的流通與渲染力呈等比級數增加。同時，社群平台資訊快速更迭的特徵，加上大眾對於豐富生活體驗的需求，導致所從事的活動越來越「去專業化」。

曾經，那些專業背包客就是將生命投入在旅行中，但今天的網紅，除了偶爾來場假日小旅行，更是上山下海無所不包。體驗的光譜變寬了，就離每個活動深入的鑽研愈遠，每種活動都是淺嚐即止的遊戲，這也是今日戶外休閒的本質。

這些活動的休閒化，成為幾乎所有的人都可立即複製的範例。當每個上班族，想要在假日讓自己的生活多些色彩，就看看Facebook或Instagram社群上有哪些最新熱門景點，然後跟著去。可有趣的是，這些被輕易複製的休閒選項，卻被繼續包裝以「秘境」的外衣，讓跟風而去的大眾內在「秀異」的需求得到滿足。接著，打卡，告訴大家。

登山就在這個脈絡下，成為時下風行的國民休閒。

當大家開始往山上走，往海裡去，台灣人就朝現代性的文明基調——探索的膽氣，踏出起始的一步。我們對周遭的自然世界表現出好奇心，逐漸將之納入生活經驗的範疇。不再困於文明都市的保護殼與安全感，懼於人造水泥以外自然風光的危險。

但在戶外休閒化的脈絡下，大眾沒有時間精力對每個戶外專業花心力鑽研。在攀岩、溯溪、海上運動，可能因顯而易見的危險性，大家願意找專業教練帶領，於是發展出較完善的商業體驗體系。

但台灣的高山看起來實在太和藹了。很多人看著Instagram暗忖：「這網紅看起來弱弱的還不是走一走就到了，我也可以吧，」然後就「說走就走」的上山旅行了。但是卻沒意識到，山是自然野性的終極體現。當一隻野生的可愛黑熊朝你走來，你不會忽略其本質的危險，山亦如是。荒野固然迷人，但卻會覷準毫無提防的人，趁其不備將之吞噬。照片中的絢爛色彩與柔美光影，又或者壯闊連峰的磅礡大景，背後永遠潛藏著各式各樣你可以掌握、或出乎意料的風險。

這不太好聽，有點沉重，但是現實。如果沒意識到這點，那在這整個社會開始產生動能、去探索周遭山海的時代，我們有了膽氣，但那膽氣只是無知下的愚勇。

從13歲開始走入山林，18歲決定以此為志。十多年間，我也曾數次讓自己置身糟糕的情境。更多的，是看到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再也沒有回家。

我曾經在不會使用地圖及GPS的初學歲月，誤入獸徑，等到發現時，人已在比我還高的濃密箭竹叢中，前頭無路，後方來時路也不知何時消失了。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迷途」。在這情境下，方向感什麼的完全不可靠。最後是運氣好，離開路徑不算太遠，我隱約聽見了路徑上其他隊友經過的聲音，然後大聲呼叫。他們聽見了，在原地持續呼喊，用聲音引導我循方向回到步道。而那方向跟我獨自在箭竹叢中揣測的，完全不同。2016年，另一名六旬老翁，就在我迷途的這個地方失蹤，至今仍是懸案。

我也曾因為想撿拾無意掉落斷崖下方5公尺的登山杖，想都沒想就徒手下攀由鬆散頁岩構成的破碎斷崖。撿到登山杖後，卻發現自己怎樣也爬不回路徑。雙手抓握的岩石，都是稍一用力就能掰斷或是直接從岩壁抽出來的岩片，雙腳的踏點只有一腳穩固，另一腳則不斷晃動。腳下則是數百公尺的深淵。我在那進退維谷15分鐘，腦中不斷尖叫一個念頭：「我不要摔下去！」好在落後我一段距離的隊友此時經過，看到我卡在那不禁失笑，趕忙掏出扁帶讓我有繩索抓握，才終於回到步道。3年後，一名大學登山社的學生在此失足，摔落同一處斷崖。

我還因為錯估自己的體力與天候，原本以為自己只需1天，就能走完某一座中級山的登山路線。但最後因為大雨而讓行程延遲，剛從山頂轉身下山就已入夜。在黑暗中，循著濕滑泥濘、且時而模糊的山徑下行，不時滑倒。最後到了凌晨3點，全身濕透，實在無法繼續，只得披著雨衣坐著瑟縮在一棵大樹旁，等待天明。

事後回想，登山生涯的每一次意外，若非運氣不錯，其實我也該跟那些消防署歷年山難統計中的名字一樣，再也無法回家。

若要問，在這段不斷觸碰與試探危險的過程中，我學到了什麼？我想最重要的，是面對危險的態度。

對我而言，我將同樣面對風險的行為，用兩個不同的詞彙區分。

「探險」，是指在明瞭風險且做足準備之下，有計畫、有評估的去「探索危險」。全世界古往今來的偉大探險家，都是以這樣的態度，在生存與死亡的邊界開拓世人的視野。他們清醒地明瞭自己在做什麼，謹慎地估計每一步的後果與最糟狀況，重要的是，在最糟的可能之下，仍然保留退路。

比如2018年讓攀岩首次走入主流大眾視野的紀錄片《赤手登峰》（Free Solo），紀錄攀岩家艾力克斯（Alex Honnold）以徒手獨攀的形式，不使用繩索確保，爬上優勝美地900多公尺高的酋長岩的過程。儘管在如此極限、只要一個腳滑沒抓好就天人永隔的情境，但在他的攀登過程中，這一切依舊是可控的，只要狀況一不對，他都預留了自己撤退的空間。當然，這背後是長達數年，次數以百次計的事前勘察，以及大量練習。將酋長岩這面巨大複雜的岩壁的每個細節，刻印在腦袋及肌肉記憶中。

相對於「探險」的謹慎，我以「冒險」去指稱那種不顧後果、甚至連思考都闕如的無腦涉險。這樣做的人，屢次讓自己「冒著無謂的風險」，而全憑幸運歸來。但只要自然稍微展現那不仁慈的一面，冒險者就常以生命作為代價。

1996年5月，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的山麓，一群由好幾支國際商業隊構成的登山者正朝山頂進發。在這靠近平流層的高度，空氣清透到可望見近百公里遠的地平線。遠遠的，水氣慢慢凝聚成烏濁的雲層，潮這群登山者漫湧而來。那個年代的高海拔攻頂行動有一不成文習慣——無論是否到頂，大家都得在下午2點前回頭，其目的是為了避開非預期的天氣驟變。不過在世界之巔的誘惑前，那群登山者忽略了這項制約，下午2點過去，有些人依舊踏著堅定的腳步往上走去。那晚，突來暴風雪吹襲了珠穆朗瑪的高處，有8名來不及下山的登山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後來者以文章、電影，屢次探討這種稱之為「登頂狂熱」（Summit Fever）的現象，比如最有名的《聖母峰之死》（Into Thin Air）。

或許是地表最高點太過誘人，讓人寧願品嘗死亡的後果，也要一親芳澤。但不是只有這種極端的地方才會面臨這種「回頭vs.死亡」的抉擇。2016年初，冬雪尚未褪盡，位在台東南橫，有「天使的眼淚」之稱的熱門登山景點嘉明湖，就發生過一起死亡山難。一名年輕人欲以輕裝一日速行的方式，拜訪這座台灣最著名的高山湖泊。卻因為寒冷、失溫，最終凍斃在湖畔。他與許多被我歸類在「冒險」底下的人一樣，沒有思考與評估，就在無意間，讓自己踏過了那條不歸路（The point of no return）。

這是一個轉變中的年代，社會越來越自由，逐漸不再被一些保守觀念的桎梏束縛。我們開始擁有那將世界視為掌中物的膽氣，而世界也逐漸向我們打開那堅硬的貝殼。

但光是有膽，我們在探索自然世界的過程，會承擔過多的風險，經歷太多無謂的傷亡。膽氣，要有見識作為輔助。有膽識的冒險者，才能真正成為一名探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