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晚間，走在中山南路和忠孝東路口的社會「運動」現場，一個參與民眾身著台鋼王柏融球衣，手舉「在棒球迷之前，我先是台灣人」標語；同一時間，4公里之外，忠孝東路的另一端，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運動」賽事正在進行著──中職富邦悍將首次大巨蛋主場例行賽，對上台鋼雄鷹，吸引將近15,000名球迷進場，見證悍將在9局下半大逆轉，靠著再見觸身球獲勝。

中文都是運動，英文一個是movement，一個是sport，但這兩者真是在光譜的兩端而難以交集嗎？

幾年前，當我還在傳播科系開課時，一堂「運動與媒體專題」，每學期第一堂課總要先給選課但卻連授課大綱都懶得看的同學解釋：「我這堂課探討的是身體活動的運動，不是社會運動的運動。如果不是你所預期的內容，你可以先離開沒關係。」雖然為數不多，但也確有學生就此離開教室。然而，我沒說的是，從微觀到巨觀，從個人身體到社會群體，從運動到社會運動，兩者的關係可能比你想的要密切。

儘管COVID-19疫情的那3年期間，是我們怎樣都想遺忘的空白，但2020年防疫泡泡中的美國職業運動，卻是他們最為入世的一個賽季。在一連串非裔美人遭到警方不當暴力對待甚至喪命下，NBA球員們穿著包括「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語句的球衣，控訴著美國社會令人不安的種族危機。在更早之前，2016年前舊金山49人隊四分衛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的國歌抗議事件、北愛爾蘭足球員麥克連（James McClean）拒絕別上象徵向英軍致敬的虞美人花（poppy），表達對英軍在1972年「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殺害其故鄉德里（Derry）遊行民眾的抗議、女足球員串聯爭取同工同酬權益等等，都是運動員「跨界」進入社會運動的例子。

而運動員在社會運動中扮演著名的角色，甚至不是這幾年「左派覺醒」才有的產物。1967年，底特律爆發「12街暴動」（The 12th Street Riot），緊張已久的黑白種族關係在警方取締無照酒吧時引爆，最終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在密西根州長羅姆尼（George Romney）所請之下派兵平亂，造成43死、近500人受傷、7,200人被捕的重大暴動事件。暴動之際，在底特律當地成長的老虎隊黑人球星侯頓（Willie Horton）走向人群，懇求暴動平息。

隔年，全世界更加風起雲湧的1968年，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反戰、法國5月學運等一波波串聯發酵，運動員持續展現他們的社會影響力。4月4日，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在曼菲斯遭暗殺，大聯盟該賽季的開幕日剛好排定在葬禮預定舉行的4月9日，匹茲堡海盜隊在黑人明星球員克萊門提（Roberto Clemente）與威爾斯（Maury Wills）的領導下率先發難，全隊25人陣線一致，表達他們不會在當天出賽的意志，其他隊伍紛起效尤；堅拒徵召入伍的拳王阿里（Muhammad Ali），持續控訴著越戰與美國黑人面對的不公戰役；9月，艾許（Arthur Ashe）成為美國公開賽史上第一個黑人男單冠軍；10月，延續墨西哥城奧運前的學生示威序曲，200公尺短跑的頒獎台上，史密斯（Tommie Smith）與卡洛斯（John Carlos）以黑權致敬（Black Power Salute）成為時代的印記。

前一年，種族傷痛未癒的底特律，老虎隊打入世界大賽卻落入1勝3敗的劣勢，沒有退路的第五戰，侯頓5局上半一記關鍵的外野長傳，硬是在本壘前抓到企圖從二壘回來得分的紅雀隊盜壘王布洛克（Lou Brock），氣勢就此逆轉，老虎隊連拿最後3場勝利進而成為世界冠軍。一白一黑的投打雙星，洛利其（Mickey Lolich）與侯頓帶著這支黑白共榮的球隊，至少短暫地修補了這座城市的傷痕。

侯頓在受訪時就表示，如果他們可以透過這支有黑人、有白人的球隊打出佳績，甚至是在世界大賽中一勝三敗的逆境中奪冠，那麼或許可以成為這座城市的榜樣。球隊老闆費澤（John Fetzer）甚至向總教練史密斯（Mayo Smith）說：「謝謝你們拯救了這座城市。」賽後黑白球迷共同狂歡的場景，成了這座被撕裂城市的救贖。《底特律自由報》（Detroit Free Press）就分析，那年老虎隊的世界大賽冠軍，成了白人罪惡感與黑人憤怒的共同情緒出口。

一旦「運動」與「社會運動」或政治牽扯在一起，我們總是把運動員習慣用「捲入」政治爭議、「被迫表態」、「選邊站」等等被動語態來顯示他們的無辜與無奈，上至國際奧會、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下至各級學校老師與教練在教育與培養他們的過程中，總是嘗試將運動員封閉在一個泡泡中，希望他們永遠長不大，並以服從、規訓為最高指導原則。他們總被媒體再現為純真、情感脆弱且容易上當，總是與政治無關，但為何他們和我們不一樣？在運動員之前，為何他們不先是公民呢？為什麼他們被「捲入」政治，而不是「參與」政治？政治為何「找上」他們，而不是他們用思考和智慧來面對這些問題？實際上，這些種種運動組織、媒體對運動員去政治化的前提，正強化了傳統的運動員形象，他們僅被當成從國族、地方到學校各種層次的代理人而已。

當然，不是所有運動員都能走在時代前端，高唱令人振奮的進行曲。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堪薩斯市酋長隊踢球員巴特克（Harrison Butker）日前獲邀在堪薩斯州天主教本篤學院（Benedictine College）畢業典禮演講，傳達出極為保守的宗教與性別觀。他認為比起獲得高等學歷，大多數的女性可能更期待結婚和生孩子；他還聲稱，一些天主教領袖正在「將危險的性別意識形態強加給美國的年輕人」、並暗示6月分美國的「性別平等驕傲月」（Pride Month）犯了「致命的宗罪」（deadly sin）；此外，他還對於婦女墮胎權表達反對的立場。

巴特克爭議的演說之後，儼然成為美國保守派的代言人，原本踢球員這位置向來都只是各種脫口秀開玩笑的對象而已，但巴特克卻成為文化現象，他的球衣成為美國保守派熱購商品，一時還登上NFL球衣銷售排行榜第一。身為二連霸酋長隊的一員，這事件自然延燒到他的明星隊友們，包括四分衛馬洪斯（Patrick Mahomes）、邊鋒凱爾西（Travis Kelce）都公開表示，他們雖然喜歡巴特克作為隊友，但卻不同意他絕大部分的言論。

「沒有討論，沒有民主！」社會運動與運動皆然。儘管巴特克彷彿來自石器時代的言論令人厭惡，但至少他是有聲音的；雖然恐同、厭女，他畢竟反映了某些美國保守勢力的想法，這就是運動員先是公民才是運動員的體現。儘管是不和諧的噪音，但比起沉默無聲，卻至少讓我們知道社會前進的阻力在哪，也激發了更多前進力量的發聲。相較於我們總是將運動員與社會運動加上隔板，台灣體壇的普遍無聲與失語，卻顯得震耳欲聾。

撰文同時，台灣運動員以財務麻煩、感情糾紛等錯誤的理由占據版面，不意外，「運動員就是天真、單純、愛玩嘛！」這是我們一向喜歡為他們開脫的藉口。但我們在培養運動員的過程中，能否開始試著不那麼「保護」他們？讓他們認識並應對泡泡外的世界？當然，台灣運動員並非唯一，運動員的場外花邊話題在各國比比皆是，但比起更成熟的公民社會，我們卻少了些更能言、更敢言的「運動」公民。運動員既然能常人所不能，只要我們給予他們足夠的智識，並給提供適當的工具與舞台，他們的意志、智慧也值得發揮更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