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速滑冰選手黃郁婷2月2日在個人社群網站上傳練習時一襲中國代表隊服，點燃台灣原本冰冷的北京冬奧新聞，也再次觸動兩岸認同的敏感神經。千夫所指的黃郁婷，試圖以「運動無國界」的道德高位平息眾怒，但卻火上加油。因為如果運動真無國界，那就根本沒有奧運了。除了是以國家為單位與賽奧運之外，現代奧運之父古柏坦爵士（Pierre de Coubertin），就是在其祖國於普法戰爭中敗給普魯士之後，激發了復興奧林匹克理念的念頭，而第二、第三屆的夏季奧運，之所以1900與1904年分別在法國巴黎與美國聖路易舉辦，就是為了依附在同以國家為單位進行的世界博覽會下的娛樂項目。

無獨有偶，雖然受矚目程度沒有像黃郁婷事件來的那麼高，但是長年浪跡海外踢球、現今效力武漢車谷江大女足的曾淑娥，在亞洲盃台灣與中國之戰前，也在其臉書上貼出「祝福武漢的好姊妹們比賽順利、開心奪冠」的訊息，卻未對同樣是「姊妹」、且不須「翻牆」就能得到她祝福的台灣女足有所表示。

運動以其「無槍炮的戰爭」的特質，在緊繃的兩岸關係下，所扮演的不僅僅是準戰爭的替代物而已，雖然偶見兩岸在國際賽場上正面對決的肅殺之氣，但事實上，運動場內外的兩岸關係，除了競爭之外，還有許多檯面上的往來與檯面下的暗流，這一切要比想像的密切與複雜許多。

自1997年成立兩岸體育交流座談會開始，相關的交流就已經漸趨常態化，2011年，兩岸奧會更確立了「六來六往」的交流計畫，也就是中華台北奧委會所屬下，每年會有六項重要活動至中國，中國奧會方面也會有六項重要活動來台舉行；在此原則下，各自協會所屬的運動團隊及運動員，都有常態的交流，個人的往來就更加頻繁。各項運動人才與事業，從棒球、籃球、桌球（中國稱乒乓球）、足球、圍棋、自由車、田徑甚至電競等項目，都不斷跨越兩岸政治上的海峽。即便是在已逾兩年的疫情剎車下，大規模的官方交流漸趨停滯，但語言、文化、距離、運動實力等因素，依舊驅使著台灣運動人才西進，而政治意識形態以及軍事對立，都在這樣的交流下刻意淡化或無視。

台灣體壇中，或在中國發展、或是親族間有往來兩岸生意者並不在少數，也可透析出兩岸體壇不是如此單純的非敵即友的二分關係。這些西進者，明白自己的處境，許多人必須壓抑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不問不說，甚至問了都不能說而求自保，但與此同時，也有大中國情結者穿梭優游其中。自黃郁婷事件爆發後，許多人以蔡英文總統「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認同道歉」為她緩頰，確實，個人層次上的認同，都是自身生命經驗所建構，外人難以置喙；但一旦如黃郁婷身為國家代表隊的一員，就算不是其真心想望的國，都至少需有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基本觀念，此時，個人的認同就必須包覆在更高層次的國族認同符號之下。

原本運動多發生於「民間」（至少名義上）團體與個人的交流，卻因為運動所乘載的意涵，讓中國官方注意到並且企圖運用在對台工作上。

中國國台辦於2019年11月4日公布「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簡稱對台26項措施），其中第25與26條，就是針對台灣體壇而來：

25條. 歡迎台灣運動員來大陸參加全國性體育比賽和職業聯賽，積極為台灣運動員、教練員、專業人員來大陸考察、訓練、參賽、工作、交流等提供便利條件，為台灣運動員備戰2022年北京冬奧會和杭州亞運會提供協助。

26條. 台灣運動員可以內援身分參加大陸足球、籃球、乒乓球、圍棋等職業聯賽，符合條件的台灣體育團隊、俱樂部亦可參與大陸相關職業聯賽。大陸單項體育運動協會可向台灣同胞授予運動技術等級證書。歡迎台灣運動員報考大陸體育院校。

在冬季奧運、亞運、世大運（成都）2022年的三大賽都於中國舉辦之際，對於台灣體壇的挑戰不言可喻。上述第25條中，就特別針對這些賽事，聲明會提供台灣運動員的協助；第26條，也點出了台灣近年來依賴中國的運動項目，這些項目除了以個人身分西進者眾之外，更不乏運動團隊的加盟，如次於乒超的甲A聯賽，近年來台灣就有國泰女桌、智淵乒乓運動館、第一銀行等男桌以團隊形式與賽，圍棋也以棋院為單位，在圍乙、圍丙等級的聯賽浮沉。由此可見，台灣體壇中，各種與中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千絲萬縷，就如此牽絆著兩岸的政治應對，也讓台灣多少在原本「應然」的事務上多了許多「實然」的後顧之憂。

曾幾何時，「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成了許多運動人膝反射式的標準答案。但隨著國際政治以及時代精神的轉變，北京冬奧開始之前，國際間就有許多運動員對於過往不涉入政治的立場有所反省。足壇超級巨星、曾任德國國家男足與拜仁慕尼黑隊隊長拉姆（Philipp Lahm）就曾於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與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共同刊載的專欄中撰寫了一篇評論直指「在體壇也可以說不」，他立場鮮明地指出，在如今這個時代，運動就是政治，因此運動明星絕對不應該徹底置身於政治之外。在台灣，我尚不敢期望運動員能有此認知，畢竟，絕大多數的他們，都選擇在政治與社會議題上缺席，但我認為，在此關鍵的2022年，台灣的運動員都至少該對於兩岸目前關係有所認知，進而關注國際政治、性別、種族等議題，以提升其「政治敏感度」，不能再縱其以「只專注在賽場」、「政治敏感度不足」為由而開脫。

運動與人權議題的爭辯中，時常可見「那是他國文化，應該予以尊重」，「罵中國如何如何，怎不先看看台灣、美國自己如何如何」等文化相對主義的論調，但是，這正是自由派論點下，容易被中國見縫插針之處，面對著專制統治的政權，任何認同、民主、人權議題的相對主義都是危險的。當坎特（已改名為「自由」，Enes Kanter Freedom）、德國、加拿大等國的運動員與運動組織或高聲拮抗、或反省參與由中國主辦的運動賽會之時，體育署、中華台北奧會到運動員都是如此舉棋不定與逃避，最後甚至仍讓風暴中心的黃郁婷擔任掌旗官，任何人都心知肚明，這些意涵與後果絕非僅限於運動場內，因此，若仍高喊「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者，不論出於天真至極或是刻意欺騙，都是不該原諒的惡行。

要知道，惡魔最高明的伎倆，就是讓人相信惡魔並不存在。那句關於運動與政治的十字咒語，正是挾運動以行惡的終極護身符。

承此戰略，北京冬奧開幕式中，導演張藝謀（當然是經過長官指示或認可後）大量使用兒童作為呈現的元素，「未來冠軍」、合唱奧運會歌、「雪花再現」中手持和平鴿等表演橋段，全都以兒童貫串，試圖以無法批評的兒童純真作為冬奧去政治化的手段，以消解西方諸國對中國人權與民主現狀的批評。畢竟，當你看著這些萌到不行的孩子時，怎麼還能相信有惡魔的存在呢？開幕式最後，更選定由「00後」的維吾爾滑雪選手迪妮格爾．伊拉木江擔此其中一位點燃聖火者，與2008年由實至名歸的李寧擔綱大異其趣，這樣的選擇，不是中國人熟悉的論資排輩，不是以功績決斷，而是毫不掩飾其對西方世界質疑新疆維吾爾人權之下，所送出的一記正朝腦袋而去的直球。

自從東京奧運的經濟艙事件之後，台灣體壇官方最高機構的領導者（體育署長）已經代理達半年，要嘛表示缺了這樣一位政務官也沒差、要嘛表示教育部長甚至其他行政官僚就足以越俎代庖，不論如何解讀，都是台灣體壇的重傷。此次在體育署長位置懸缺下，幾經反覆之後最後決定出席北京冬奧開幕式，甚至還以曾公開（是的，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上發布，當然就是公開）穿上中國隊服的運動員擔任一國門面的掌旗官，所釋放出的外交訊息都是極為混亂與失格的──國際外交固然都以各國自身利益為先，但與台結善而不惜犯中的友邦們，難道不會有「你們自己都不爭取，我們所為何來」的感概？

在台灣原本邊緣的冬奧，加上國際社會間如此反中的氛圍助陣下，依舊凸顯出了台灣體壇在面對中國下的困窘，可以預期的，台灣運動員在東京奧運後所累積的國族認同能量下，缺席杯葛成都世大運與杭州亞運已經不可能是選項。對於台灣更不利的是，世大運在西方所受重視程度遠不如奧運，亞運參賽諸國反中雜音顯然將降低許多，屆時台灣運動員將如何自處？我們的政府又該釋出何種訊息？黃郁婷事件只是一項示警，未來半年，台灣運動外交將面臨更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