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開踢前，幾張德國國家足球隊隊員與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的合照傳遍網路，捲起滔天大浪。厄齊爾（Mesut Özil）與京多安（Ilkay Gündogan）兩位國腳在倫敦開心與艾爾段合照，京多安更在致贈的球衣上簽下「我的總統」。這個合照時機十分敏感──在德國即將決定出賽名單之前，更糟糕的是，也在土耳其將開始總統大選競選活動之前。兩位運動員一腳走進了政治風暴中。

厄齊爾其實相當符合德國期待的融合典範。其祖父當年從土耳其攜帶家人來到德國擔任移工，包括他父親。厄齊爾出生、成長並求學於德國，自小便熱衷足球這種德國的國民運動，小學開始加入各種職業球隊的青少年部；成年後放棄土耳其國籍，以遵守德國的禁止雙重國籍政策。成年後，不只加入德甲聯盟，入選國家隊，甚至去了西班牙皇家馬德里（Real Madrid Club de Fútbol）這支每個足球員夢想的球隊。一切都像個德國移民第二代的成功典範。

2017年，厄齊爾出版了自傳《比賽的魔力──你需要什麼才能實現夢想》（Die Magie des Spiels. Und was du brauchst, um deine Träume zu verwirklichen），描述他介於德國與土耳其認同間的人生。該書中可以讀到，他成長於一個很不融合於德國社會的環境中，直到4歲他都只說土耳其語，而這種情況對許多土耳其裔家庭來說並非例外。

前幾年，在接受《法蘭克福廣訊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專訪時，他拒絕在國族認同問題上表態：「我這輩子在西班牙的時間還比在土耳其久，那麼我就是一個德國—土耳其裔的西班牙人？或者是一個西班牙裔的德國—土耳其人？為什麼我們總是陷在這樣的界限裡思考？我想要作為一個足球員被評斷，而足球是國際的，跟家庭根源無關。」

然而，運動真的那麼超越國界嗎？

運動的本質中，確實包含一種超越國家與種族的競賽表現，所以奧運精神強調的「更高、更快、更強」是全人類的理想；在喬丹（Michael Jordan）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滯空換手拉杆上籃時，在勇士對騎士第二戰的柯瑞（Stephen Curry）以一次比一次難度更高的9記三分球轟垮對手時，在那一刻，沒有人想著那是個美國人而我們是外國人，我們只想著自己何其有幸，能夠共同目睹人類的這個精華時刻。可是，運動常常也是根植於國家種族想像內的競賽，尤其是國家賽時，更能激起建立在敵我鬥爭上的愛國心。在棒球賽對上荷蘭時，台灣球迷們就會請出鄭成功的畫像；韓國曾在世界棒球經典賽（WBC）時擊敗日本，賽後在投手丘上插上韓國國旗。這些時刻都見得到，國族的幽魂在競技場上飄蕩著。

德國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在1945年前高漲到極致的國家主義、愛國主義崩潰，沒有辦法重新走回其正常國家道路。所有與國族榮譽有關的象徵，例如國旗、國歌，都被刻意迴避。一般德國人不會在節日時高掛國旗，當然也不會有像美國人那麼愛把星條旗穿在身上的愛國心。「德國」，成為一個應該避開的符號。

而運動時，卻是「德國」誕生的例外時刻。

政治學者布雷特浩爾（Lars Bretthauer）在〈塑造一個國家的22隻腳──足球與德國國族主義〉一文中分析了足球競賽與德國國族主義的關係，他指出，聯邦德國在戰後走向一個正常國家的歷史，與足球緊緊相關。一個後人傳頌的例子是：1954年，那是二戰結束後的9年，德國人仍然活在國家破碎的陰影中，羞於提起自己的國名；但是，就在那一年的世界盃足球賽，一個國家重生了。

舉辦在瑞士伯恩的總冠軍賽，由德國對上匈牙利。賽前所有人都預測匈牙利將奪冠，因為那年的匈牙利隊火力強大無比，已在之前32場未嚐敗績。而總冠軍賽一開賽，匈牙利確實也展現了其一流球技，以2比0領先德國國家隊──這是一支名不符實的國家隊，因為只能以西德這個分裂國家身分應戰。

結果，到了下半場，德國隊逆轉為3比2，取得了世界盃冠軍。當德國隊進球時，全場從進球前摒息期待的安靜突然爆發歡呼，「德國！德國！」響徹整個球場，這些把獎盃帶回德國的球員們，被稱為伯恩的英雄們，而那場逆轉勝，也被稱為「伯恩的奇蹟」。大衛，打敗了歌利亞。

布雷特浩爾說，那是個「建國童話」（Gründungsmythos）之時刻，此語確有道理。因為那個時候，德國大約在1940年代末開始經濟復甦，歷經了1950、60年代的經濟奇蹟時期，1954年，一個國家正從廢墟中站起，而這場眾人終於鼓起勇氣一起喊出德國國名的比賽，正是聯邦德國建國起點。前總理科爾（Helmut Kohl）後來在接受媒體專訪時，稱他與那時千百萬的德國人都有一個共同想法：「我們終於又有身分了（Wir sind wieder wer）」；此外，這也是一次復原（Rehabilitierung）──德國的「國家意識」，在運動場這個市民空間中，被重新創造出來、展現出來──德國終於也有資格「贏」，而不只是永遠的戰敗者。

1970年代，德國繼續踢著足球，走向正常國家的道路。

1974年的世足賽，主辦國西德無論如何也想把冠軍杯留在自己主場，而也真的做到了。在被暱稱為「帝皇」（Kaiser）的碧根鮑華（Franz Beckenbauer）帶領下，在慕尼黑以2-1擊敗荷蘭封王──德國第二次奪冠，也是第一次在主場奪冠，舉國都陷入瘋狂。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世界盃，不只是德國人證實自己能夠以一個政治共同體成員為其祖國加油的愛國者之場域，也是冷戰氣氛裡，西德證實自己為自由世界一員的機會。那年預賽的抽籤，西德正巧抽到東德，兩國宿命的對決吸引了全世界媒體的注意。賽前，東德出動所有情報力量監視西德運動員，挑選忠黨愛國的東德球迷赴西德加油，以與東德代表隊站在一起對付「階級敵人」。

這場對決，東德在出乎所有人意料下，以超水準表現戰勝了「階級敵人」，然而之後對上其他國家連敗，最後出局。而在「帝皇」領導下的西德代表隊居然敗給對手，舉國震驚，最後卻能重振旗鼓奪冠，證實了德國也許在國際上被迫成為政治弱國，但在運動上卻已是世界強國。

1990年，碧根鮑華擔任國家隊領隊。這是一支真正的國家隊，因為兩德完成統一不到一年，每一位德國人都等著建國時刻的再一次來臨。而那一年在義大利，彷彿是事先寫好的完美劇本，德國國家隊真的以1-0擊敗南美足球強國阿根廷奪冠。當時擔任阿根廷隊長的是被稱為球場「上帝」的馬拉度納（Diego Maradona），因為這位不世出名將也是義甲聯賽球星，這次世界盃原被認為幾乎是他的主場，誰知「帝皇」與「上帝」之戰，卻由「帝皇」抱回了德國第三座獎盃。賽後，碧根鮑華興奮地對媒體發言：「世界上其他國家，抱歉了，我們這支球隊將成為常年不敗之師。」

「我們是不敗的」，這樣的自豪宣言其實重點不在「不敗」──事實上也未成真，下一次德國再奪金杯已是2014年──而在「我們」。

德國人終於可以不猶豫地說出「我們」，不只是「我們」作為戰勝者，也不只是「我們」作為東德或西德人，而是「我們」德國人──雖然這個由日耳曼人、土耳其人、亞洲人、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猶太人等等因素組成的「我們」所包含的意義如此複雜，平日問起「誰是德國人」這個問題總是對答案猶疑不決，但在那一刻，為國家隊狂熱、驕傲地向「其他人」說抱歉的人，都清楚「我們」是誰。

就在奪冠前不久，柏林圍牆還未倒塌，聚集在亞歷山大廣場上無數遊行民眾舉著「我們是一個民族！」（Wir sind ein Volk）標語，要求兩德統一。而統一後不到一年時間，「我們」便能以足球證明統一後的強大、以及擁抱同屬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國家意識。還能有更好的時機，連結運動賽事與國族打造嗎？

我自己在德國經歷了兩次世界盃，第一次是2006年，還在德國當學生時。當時主辦國正是德國，而我學校附近的多特蒙（Dortmund）正是德甲聯賽的強隊多特蒙德（BVB）所在地，有一座能容納8萬多人的德國最大球場，那年也是世界盃比賽場地之一。

那一年的世界盃口號是「世界是到朋友處作客」（Die Welt zu Gast bei Freunden），來自全球的球迷們湧來德國作客，為自己的國家加油，所有附近城市的旅館都客滿。當時，報上刊載，在我住的小城，不少球迷願意無償提供自己家後院給來德國看足球、找不到居住處的外國人搭帳篷。這當然呈現了足球跨越國界的性質，足球是一種多元包容的運動。

可是足球也是一種確立「我們是誰」的運動。在向他人開放時，德國人也拿起國旗，唱起國歌。當時的德國，不惜一切想把冠軍盃留在主場，國家意識高漲，從來沒有那麼多的國家符號在公共場域被強調，街頭上的飲酒狂歡都為了一個國家、一支國家隊，「派對愛國主義」（Party-Patriotismus; Partyotismus）成為媒體熱議的現象。最後，德國在4強賽落敗，取得季軍，無數球迷落下眼淚，「我們」輸了。

後來，導演沃特曼（Sönke Wortmann）於2006年拍成紀錄片《德國，一場夏日童話》（Deutschland. Ein Sommermärchen），記錄了那年的狂熱、希望與失望，那猶如童話般的夏天如何開始，如何結束。

這是個意味深遠的片名，明顯借用了詩人海涅知名的長詩《德國，一場冬日童話》（Deutschland. Ein Wintermärchen）。1844年，在其最愛的城市巴黎，海涅寫下此詩，他思索著當時未能成為政治國度的「德國」，作為一個文化國度對世界的意義，以及德法之間的關係。在前言中，他提及了德法邊境問題，想像著整個世界都將「德意志化」（die ganze Welt wird deutsch werden），「當我在橡樹下漫步時，我常夢想著德國的天命、德國的普遍霸權，這就是我的愛國主義。」

這完全是充滿譏諷的寫法，倘若德國真的那麼美好，他何必從1831年起便流亡巴黎？倘若法國真的德意志化，則他將無處可去。當時的普魯士，執行嚴格審查制度，言論及出版自由均受到極大限制，海涅真正夢想的，是能夠保障寫作者的自由的共和國，因此這首長詩，是對努力打造一個強大保守國家的普魯士軍國主義及愛國主義最深刻的文學嘲諷。

當然，沃特曼拍攝此片並無嘲諷德國國家主義之意圖，反而擁抱著一個強大的國家。首映日期是2006年10月3日，德國統一紀念日，沒有比這更具國家意涵的日子了。剛剛就任總理不到一年的梅克爾（Angela Merkel）帶著她的內閣出席了首映。即使德國只取得季軍，然而大家還是非常興奮，紀錄片裡的國足們如同凱旋的戰士，許多觀影者留下了眼淚。沃特曼鏡頭下的那個夏天，一個具有自主意識的強大國家正在形成。《時代週報》（Die Zeit）的文化記者庫繆爾（Peter Kümmel）寫的影評裡如此描述：「一個夏天的童話敘述著那3個月前的夏天，那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創建時刻：那個夏天，我們成為一個國家。」

每個人都是同一個國家中的「我們」。銀幕上，仍然未成為歐洲領袖的梅克爾與球員們說笑打氣，有誰會想到十幾年來德國的崛起如此勢不可擋？就如同當時沒有人想到2014年的德國國家隊，以勢不可擋的氣勢帶回了第四座冠軍盃。

2014年世界盃在巴西舉行時，德國人們守在電視前，為每一場國家隊出賽加油，大家都如此狂熱，每一個人都感受到自己與那十幾個足球明星隊員之間有強烈的連結，彼此之間的貧富差異、階級差異甚至種族差異似乎都消失不見，我在酒吧裡看球，身邊人都著迷地說著「我們的男孩們」（unsere Jungs）。一種跨越這些差異的「我們」的認同感，在每次國家隊出賽中被一次一次強化。一個夏天的童話再次發生。

童話的特質是美好到不真實，而那年的比賽，對德國人來說也是這樣的童話。奪冠呼聲極高的地主隊巴西，整個國家男女老少都為足球瘋狂，加上擁有為巴塞隆納（FC Barcelona ）踢球的天才鋒線球員內馬爾（Neymar），沒有人會想過，德國竟能在4強賽不可思議地以7-1擊敗巴西。那場比賽，我在德甲的法蘭克福和諧隊（Eintracht Frankfurt） 主場，與幾萬觀眾一起看大銀幕為德國隊加油，當比數拉開時，播報員說著上一場巴西國家隊在主場被擊敗已是39年前，而本場比賽也將追平巴西隊最大比數落敗紀錄，一切變得很不真實。隔天，我行經巴西駐法蘭克福總領事館，大門玻璃已被石頭擊碎，不得不拉起布條隔開。顯然某位傷心憤怒的僑民，把氣出在了他們使館上。

對上阿根廷的冠軍賽，我也在球場裡看大銀幕，最後即將結束時，格策（Mario Götze）一個優雅的側身停球射門，把德國隊踢上了冠軍寶座。那一瞬間，幾萬人一起吼著「德國！世界冠軍！」對我來說，那是目睹德國人有自信擁抱自己的國家之瞬間。

德國隊在巴西的移動巴士，車身上漆著標語：「一個國家、一支球隊、一個夢」（Ein Land, eine Mannschaft, ein Traum）。這個標語也完全道出了在德國足球的地位：這支球隊，帶領著德國人成為一個國家。

在這每4年一次（或者說每2年一次，如果考慮進世界盃之間還有歐洲盃的話），德國人拋開歷史重擔，毫無顧忌地擁抱他們的國家，慶祝德國成為「德國」時，也有人憂心地提出警告，此種愛國主義並不該那麼被毫無保留地接受。

在作家布拉許克（Ronny Blaschke）的《來自右翼的進攻：新納粹如何濫用足球》（Angriff von Rechtsaußen. Wie Neonazis den Fußball missbrauchen）一書，採訪了比勒費大學長年研究運動與極右派之關係的社會學者海特邁爾（Wilhelm Heitmeyer），指出在2006年那個夏天的童話之後，根據民調多數人的國家意識、愛國心都提升了；然而問題不在於愛國，問題在於對很多人來說，愛國就是擊敗他國，這種敵我之爭正是右派意識形態、仇外及排外心態滋生的溫床。新納粹挪用足球催生之愛國心後，甚至發展出不只針對外國的仇外，還在內部以種族主義劃出了界限。例如，2006年時的國家隊成員、加納裔的杰拉德．阿薩莫阿（Gerald Asamoah），因為其種族緣故就遭到新納粹的攻擊。新納粹們穿著抗議T恤，上面寫著：「不，杰拉德，你不是德國（Nein Gerald, Du bist nicht Deutschland）。」

前一陣子有另外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事件。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國會議員高蘭（Alexander Gauland），2016年接受媒體訪問時說：「很多人覺得他是個好足球員，可是卻不願意有他這種鄰居。」這裡的「他」，是德國與加納混血的德國足球員博阿滕（Jérôme Boateng）。博阿滕在柏林出生長大，信奉天主教，母語 是德文，身上刺青是聖母瑪利亞以及十字架，是個比德國人還德國的德國人，而高蘭認為此人不適合當鄰居，標準何在？就只因為血統與姓名？

海特邁爾強調，足球場，是一個完全無顧忌地使用國族語彙、定義敵我且未受監督的公共領域，並且，足球是力量之展示（Machtdemonstration），而所有力量展示都充滿政治意義。右翼民粹因而在此壯大，而原來沒那麼右翼的人，也很可能在運動競賽的包裝下，不加省視地受到感染。

在眾人皆歡慶德國勝利的時刻，這不是令人喜歡的聲音。海特邁爾也自承，在其研究以及觀察出版後，收到無數的抗議信件，認為他的研究非常掃興。不過，我認為這確實是逆耳的忠言，那些足球場中的肢體及語言暴力，那些隨著加油口號而生的仇恨，那些種族主義為根底、卻以運動為外衣包裝的觀念，在足球場中、足球場外都可以看到。足球真是那麼多元與包容？這個問題需要被問，被思考，被回答。

布雷特浩爾觀察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1970年代，德國職業足球員內澤爾（Günter Netzer）要從門興格拉德巴赫（VfL Borussia Mönchenglabach）轉到西班牙皇家馬德里時，媒體上一片罵聲，稱他「心無祖國」（Vaterlandslosigkeit）。

今日，德國職業足球員轉到國外一流球隊被視為是值得祝賀的事，不會再被視為心無祖國者。但是當年這個指責點出了，足球運動中確實存在著為祖國爭光的因素。這個因素在世足或歐洲盃這種國家隊大賽時，更是被放大到極限。然而，到底什麼是祖國？

回到一開始提到的厄齊爾與京多安兩人，他們激起了德國社會的嚴重反彈，媒體均熱議，他們是否應該離開國家隊，因為兩人所支持的艾爾段顯然與德國強調的民主自由價值走在不同的路上。不過，即使引起極大爭議，兩人還是隨著國家隊出賽，希望能為德國帶回第五座金杯。可是，德國媒體們還是在這件事上窮追猛打，在合照風波後，厄齊爾保持沉默，甚至不出席德國足協的記者會，被媒體斥為懦弱。即使德國聯邦總統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親自接見兩人，也難平眾怒。在賽前測試賽中上場時，甚至自家球迷噓聲四起。

眾人的怒氣可以理解，國家隊雖無一定的種族、文化認同要求，但是厄齊爾多年來在國家隊出賽的場合，從未開口唱過德國國歌，似已選擇了與眾人不同的國家認同。這次事件中更是雪上加霜，艾爾段在德國的形象太過爭議，甚至直呼德國為納粹國家，抗拒德國對其批評。更何況，現在仍有德國籍的記者未經正當審判程序身陷土耳其的監獄中。

足球無可避免將激發愛國主義，我認為這是合理的情緒反應，事實上也讓比賽更有張力。厄齊爾說，足球應該是跨越國界的，這是理想，也不可能完全落實。換句話說，身為支持自己國家隊的球迷，我們不可能不愛國。可是，即使要愛國，也必須再思考：我們愛的是什麼樣的國家？

現在許多網路言論責備兩位國腳背棄了德國，是另一種「無祖國者」，可是這種祖國論述批判是很危險的，很容易演變為對於「誰才是德國」的意義詮釋權之爭，進而將某些不符合愛國者形象的人，打為叛國者，例如希特勒時代便曾發動「因為你就是德國」（Denn Du bist Deutschland）的政治動員。因此在評論合照事件時，應該對其中的國族論述小心翼翼。

可是，兩位國腳確實可被批評。他們來自土耳其文化圈，不可能割捨自己文化中的土耳其成分，這可以理解；但能將艾爾段視為自己的總統嗎？不應該，因為在德國的愛國心，不應該建立在血統、種族上，而是價值。也許，足球員都必須補修政治學分，自問，當他們披上德國三色球衣時，是為了一個什麼樣的德國而團結在一起？為了什麼樣的價值而奮鬥？

在德文中，祖國是Vaterland，也就是父親（Vater）之國（Land），可是，土耳其裔的德國國腳們，不能那麼簡單地承認父親所來自之國，而必須問，如果這個父親之國與我出生成長為之流下血汗的國家，對於人權及自由有著不同的信念及理解，我要選擇哪一邊？正如同場邊加油的球迷們都該問，我們支持的這支國家隊，其背後的國家所代表的價值是否值得我們為之捍衛？

而德國這支球隊所必須在乎的，正是架構起這個社會之秩序的憲法價值。國家隊的足球員沒辦法那麼天真、也不應該那麼天真，多年來始終是鎂光燈焦點的職業球員，不可能宣稱不知道合照影響居然如此巨大、宣稱合照與政治無關——更何況，「我的總統」一語本就是個政治宣稱。而在選前，在眾多土耳其選民可以不在籍投票選土耳其總統的德國，在這個投票給艾爾段的正義與發展黨（AKP）比例甚至高於土耳其本土的德國，一位德籍土裔職業足球員站出來驕傲地說「我的總統」，這正是一種明確不過的政治姿態。而這樣的表態，確實不能不讓德國人質疑他們加入德國隊的正當性。一切都是政治，國足攸關國族。

法國思想家赫南（Ernest Renan）曾於1882年舉行了一個知名的演講「什麼是民族？」（Qu'est-ce qu'une nation?），他這麼描述民族：「民族的存在是──請容許我這種隱喻──一種每日發生的公投。」

在足球中浮現的國家與民族，也是這樣的一種意志對決。你要什麼樣的國家？你支持什麼樣的球隊？你對於這個共同體，有著什麼夢想？當你在球場裡想像著我與眾人的共同體時，不管作為球員或球迷，你都在為這些問題，做了一次公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