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燈初上》令人著迷的不僅僅是如實描寫出燈紅酒綠的條通文化，並帶人一探日式酒店的神祕面紗，觀眾會知道原來日式酒店並不是販賣肉體的情色交易，也不是單純的慾望流動，而是與客人間的細水長流的相處，就如同蘇媽媽跟為了追求金錢而願意當小姐的王愛蓮所說：

「我們這裡賣的是曖昧、戀愛的氛圍。」

只是情感總很難劃下明確框架，在各自踩線、試探後的爾虞我詐，真心與絕情間只有一線之隔。無論是江瀚周旋在羅雨儂和蘇慶儀之間，或是阿季對中村先生的一廂情願，卻眼睜睜看中村先生向蘇慶儀求婚的殘忍畫面，抑或是何予恩彷彿誤入叢林的小白兔，對蘇慶儀的死纏爛打，還有總在對百合情緒勒索的亨利，讓百合成為販賣毒品的工具而身陷險境，完美詮釋什麼叫「愛著較慘死」，劇中的張力跟斟滿杯子的威士忌一樣，讓人意猶未盡，一杯接著一杯。

於此同時，此劇最精彩的，還是在於人的刻畫跟故事，劇中的女主角們都各自帶出過往生命中遇過的不堪，落入煙塵中總是有著各自的不得已，誰不是有過些傷才活成現在的模樣，劇中的每一位女主角帶出的劇情段落，也都有著各種盤根錯節的法律議題。

劇中羅雨儂敢愛敢恨又十足仗義，不過過往有著一段前夫吳少強讓其坐牢的不堪過去，從監所出來後，幸虧蘇慶儀已經打理好「光ヒカリ」要成為一起的立足之地。劇情中可以隱約看出吳少強之前經商失敗，而羅雨儂則是因為他的生意受到拖累。做個生意也會弄到牢獄之災，雖然劇情一直推展到第二季才提原因，但法律人大概十之八九猜得到和票據拖不了干係。 「票據」這一名詞聽起來頗生硬，但如果說是支票、本票跟匯票，那大家或多或少可望文生義，尤其有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就會知道，票據是生意場上不能或缺的重要工具。從《票據法》的規定大概可以知道，無論是支票、本票或匯票，都是由發票人簽發，然後由自己或委託他人付款的有價證券，而最為商業交易中使用的非本票跟支票莫屬。

本票跟支票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是以自己為付款人，向來有信用票據的稱號；後者則必須委託金融業者作為付款人，而發票人必須在金融機構開立支票存款帳戶。另一項差別，是本票如果發票人無法付款，可以走程序簡便的本票裁定去發動強制執行程序；但支票如果尬進去銀行不獲兌現，那就得開始漫長的一般民事訴訟程序。這些是面對票據可以瞭解的法普小常識。

在第二季時，蘇慶儀和羅雨儂終於走上了決裂這條路，在唇槍舌戰的過程中，蘇慶儀說「妳別忘記，我有80％的股份」，而後蘇慶儀更將手頭上的股份拆成4份，分別給了阿季、花子、百合、雅雅。這邊涉及到「光ヒカリ」這間日式酒店在商業上的性質是什麼？而如果從劇情透露的蛛絲馬跡，跟「光ヒカリ」的規模來看，應該是常見的合夥型態，合夥規定在《民法》第667條，是指「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而出資也不限於金錢，法條明文還能是「金錢或其他財產權，或以勞務、信用或其他利益」。

所以在羅雨儂剛出獄，雖然身無分文，當時蘇慶儀讓羅雨儂成為「光ヒカリ」的股東，羅雨儂自然是可以用其勞務作為出資的一種型態。不過既然是合夥，除了出資的財產集合體外，更著重在於人的組合。當蘇慶儀要遠嫁日本時，把心一橫就將其手中80％的股份交由其他4人，也未經過羅雨儂的同意，雖然是為了安排劇情上的衝突，不過《民法》中對於合夥股份轉讓或是其他合夥人的加入，都是要求要其他合夥人同意才可以，這一樣是回到合夥不只是財產的集合，也在於著重於人之間的信賴與相處。蘇慶儀的決定，在法律規範中恐怕是格格不入。

《華燈初上》當然不是無懈可擊，在描寫刑事偵察實務有點讓人出戲，田野調查可能在條通文化花了太多力氣，反而掛一漏萬。

劇中成哥是一名幹練刑警，在言談間展示了警察在問答中如何突破心防，包括劇情最後，即便錄音機內的錄音已經被羅雨儂洗掉，還是可以透過分別和阿達、花子的對談來讓蘇慶儀死去的真相水落石出。不過，在命案外交雜著毒品追查的支線，卻看到身為檢察官的葛志浩幾乎都在警局內偵訊犯罪嫌疑人，甚至不斷出現在警局內部的會議，當然或許是為了勾勒出那個年代氛圍下，司法和警政系統的顢頇與沉淪，不過劇中不少偵訊的場景大可轉換到地檢署內，這反而更讓人會感受到劇組田調的用心。

《華燈初上》在掌聲中謝幕，到了第三季，或許蘇慶儀是誰殺的已經不是觀影的首要課題（第二季的片尾給了太多線索），而是每個人彼此間的情感與愛恨交織，講的其實都是愛的故事。愛可以成就羅雨儂跟子維超越血緣的母子關係，也能讓花子為了保護羅雨儂而奮不顧身；但愛也往往有著最大的反作用力，讓蘇慶儀變得陰鬱與扭曲，這些都是以愛之名。

圍繞著「光ヒカリ」的故事或許未完待續，是否人生是一連串的錯誤，根本沒有「對」過？還是，好的壞的都要讓它過去，然後在人間的修羅場中，帶著心中趕不走的那個人，繼續自己該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