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金》是台灣首部海陸腔客語劇，以新竹北埔傳奇茶商、世稱「茶虎」的姜阿新（1901年─1982年）為創作靈感，重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1950年代台灣複雜的政經局勢，並還原當年「茶虎」如何從坐擁金山到破產，人生跌到谷底的故事。

姜阿新的茶廠在日治時期是日商三井農林的協力廠，1946年創立永光茶葉，以外銷紅茶、東方美人茶（又稱膨風茶）聞名，全盛時期該公司出口的茶葉曾占全台三分之一，引領台灣走入輝煌的「茶金年代」。豈料，由於戰後茶葉削價競爭，茶金變成茶土、甚至跌價成茶狗屎，加上姜阿新事業版圖擴張太快，投資借貸週轉不靈，債臺高築之下，姜阿新最終只能於1965年宣布破產，連一代風華的洋樓也轉入他人之手。

為何會有這樣的人生起伏？正如姜阿新孫女姜惠琳在接受訪談時所說：

「茶金、茶土、茶狗屎，一樣是茶葉，在不同經濟背景下，就有不同的價值。」

我像許多觀眾一樣，對於劇中張福吉（吉桑，郭子乾飾）的千金張薏心（連俞涵飾）與劉坤凱（KK，温昇豪飾）壓抑的感情，最後沒能走在一起，而扼腕嘆息；但我對於劇中所敘述的政經背景，以及KK口中「生意就是政治」而造成的結局，更感興趣。

《茶金》描述二戰後國共對峙與國際地位風雨飄搖時，台灣藉由出口茶葉，賺進大量外匯。而位列「柴米油鹽醬醋茶」之末、以往被認為只是藏在廚房的低價商品，如今已被人們放在客廳、辦公室用以招待賓客品茗，甚至成為時尚手搖杯的必備材料時，觀眾或許沒意識到茶葉與劇中盛文公（夏靖庭飾）抽的鴉片、吉桑與KK及夏慕雪（李杏飾）不離手的香菸、美軍嗜飲的咖啡，其實都是致癮性食品。

依照《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1400年到現在》一書的說明，今日drug這個字指的是會讓人成癮的毒品，是非法商品。然而，歷史上曾經有一些drug（也就是透過攝食、吸取、嗅聞或飲用而改變人的身心狀態的產品）被視為好東西，可以為吸食者帶來愉悅享受（「天堂滋味」），從古至今一直是不可或缺的消費與交易商品。

茶葉原本是中國的特產，它與咖啡、可可、煙草於17世紀開始成為全球各地有錢人愛用的東西。在歐洲，咖啡館（也賣其他飲料）成為貿易和政治活動的中心；最好的報紙、政黨和男人俱樂部是一群人圍著桌子喝咖啡、飲茶之際籌組出來的。英國為了換取該國人民所嗜飲的中國茶，才會走私鴉片到中國，因而引爆中英「鴉片戰爭」，從此打開大清帝國閉關鎖國的大門。

依照史料，英國東印度公司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自1669年開始進口茶葉，因為要支付很高的關稅與國內通過稅，所以走私盛行。英國東印度公司獲得英格蘭國王授予皇家特許狀（Royal Charter），給予它在印度貿易的特權，之後還獲得鑄幣、審判與宣戰等統治上的職能。它從一個企業變成印度的實際主宰者，直至1858年被解除行政權力為止。而荷蘭、法國、丹麥等國也有類似的東印度公司，目的都是為了前來東亞、南亞從事貿易，進行茶葉、瓷器與香料等商品的交易。因為都獲得所屬國家的支持，彼此競爭激烈。

由於稅率大幅降低，英國茶葉的零售價格快速下降，喝茶人口與個人消費量急遽增加，加上「拿破崙戰爭」讓歐陸各國都捲入戰局，無暇照顧與中國的貿易，使英國東印度公司獨霸了中國茶葉對歐洲的出口。在1776至1780的5年期間，英國公司僅占廣州茶葉出口總量的31%，1786至1790年期間出口量則來到67%的高比率。

國際鴉片貿易始於18世紀，以因應歐洲人（特別是英國）在國際貿易上的一項危機。1729至1800年期間，中國鴉片進口量成長超過20倍，從而有助於止住英國金銀流向中國，但金銀的流向並未徹底逆轉。

傳統中國歷來主張重農抑商，對商業貿易採取壓制措施，而且依靠自身經濟和文化吸引力，建立了「華─夷」秩序的朝貢體系，一向是「有貢才有市」，各藩屬國必須向中國朝貢，才能獲准從事貿易，加上時鬆時緊的海禁政策，處處不利中外貿易的發展。到了乾隆期間，更發展成「一口通商」政策，規定外商只能與廣州的十三行從事貿易。十三行是大清帝國用來牽制外商的工具，因為它不承認國家之間的貿易，自然不可能設立專門的機構來管理，以維護天朝上國的威嚴。

大清帝國以「天朝上國」觀念處理對外關係，落伍且不合理，率先實施工業革命、當時已是西方第一強國的大英帝國當然無法甘服。為求兩國彼此平等往來，並給予通商機會，英國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為名，向中國派出由馬戛爾尼勛爵率領的龐大使節團。使節團由三艘船組成，費用則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出資。使團人員多達近百人，包括外交官、學者、醫師、畫家、技師、士兵，算上水手將近700人。

歷經10個月的航行，英國使節團於1793年7月抵達天津大沽口外，並於同年9月14日覲見了乾隆皇帝。按照大清帝國的觀念與禮制，中、英兩國之間是宗主國與藩屬關係，為了表示英國俯首稱臣，馬戛爾尼必須在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禮。雖然遠道而來，所費不貲，而且事前已經多方交涉，但為了國家尊嚴，馬戛爾尼仍不得不婉拒。中、英雙方的第一次接觸，即因為這「禮儀之爭」，不歡而散。

雖然如此，不同於訪華時先抵廣州、後從海路北上天津，馬戛爾尼返國時獲准經由中國內陸南下廣州，走的是京杭大運河，並在杭州等地停留參觀。這讓隨團的學者專家順利開展技術情報工作，得以一探這個神祕的國度。使節團並未因此行獲取蠶絲的生產秘訣（這一直是中國的獨家產品，其生產技術被禁止出口），但在茶葉方面則取得較大的成功。

法蘭西學院院士阿朗．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在《停滯的帝國：一次高傲的相遇，兩百年世界霸權的消長》一書中提到：

「馬戛爾尼從澳門寫信給康華里勛爵：『如有可能，我想弄幾株優質茶樹的樹苗。多虧廣州新任總督的好意──我與他一起穿越了中國最好的茶葉種植區──我得以觀察和提取優質樣品 。我責成丁維提博士把這些樹苗帶到加爾各答。他將搭乘＂豺狼號＂前往。』⋯⋯把優質樹苗引入印度，光這一項也就不枉此行了，而且在下個世紀將要百倍地償還這次出使的費用。」

因為隨著它們的繁衍，加爾各答植物園向印度所有的苗圃送去了使團挖來的中國樹苗的後代。1823年，在阿薩姆邦發現了一棵野生茶樹，於是把這兩個品種進行雜交，其後並設立現代化的茶葉生產基地。由於採用機械化生產來降低成本，不僅產量較高，而且品質優良，於是英國消費的印度茶葉開始超過中國。《茶金》劇中台灣茶的主要競爭對手，即是印度、錫蘭等地生產的阿薩姆紅茶；在薏心、山妹（許安植飾）及全體員工的堅持與努力下，日光茶終於在倫敦舉辦的國際茶葉博覽會揚眉吐氣，而與它並列冠軍的大吉嶺紅茶亦來自印度。

不同於明、清帝國對於商業貿易的壓制政策，西方國家藉由武裝拓展貿易與壟斷市場，依靠印度、錫蘭的低成本優勢不斷地侵奪茶葉市場，本來是英國人首選的中國茶葉，到了19世紀末在英國市場已難覓蹤影。而原本也是中國特產、占出口大宗的瓷器，西方社會藉由技術竊取、貿易保護，讓中國逐漸喪失其外銷市場，後來甚至成為了瓷器進口國。這都是「生意就是政治」的最好見證。

至於台灣茶葉的發展，則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淡水開港通商後，蘇格蘭籍商人約翰．陶德（John Dodd）從福建安溪引入茶苗在北台灣種植，並採用廈門與福州技工精製的烏龍茶，於1868年以「福爾摩沙烏龍茶」（Formosa Oolong tea）為品牌，外銷美國而廣受好評，帶起台灣茶業的風潮，陶德也因此被譽為「台灣烏龍茶之父」。台灣茶成功進軍美國市場後，很快地成為清末台灣出口的最大宗，占出口總值的50％左右。

日治之初，茶葉依然是台灣重要的出口商品，90％以上用來輸出，品質好壞攸關台灣茶在國際間的信譽。由於茶葉多數屬於農民的副業，茶農採取極度粗放的耕作方式，不施肥，而且茶園面積小，導致生產成本過高，品質無法提升；加上出口市場過於集中，美國市場面臨東南亞產茶國的強力競爭。此外，台灣茶葉外銷市場自始就掌握在洋行的手中，洋商透過資金借貸與市場網絡掌控，操控茶農的產銷。

日本總督府為挽救台灣茶，從茶園經營管理的改良、茶葉人才的養成、優良茶樹的選種、機械製茶的推廣、茶葉產銷組織的成立、茶葉品管機制的建立、國際茶市場的推廣及茶葉行銷的廣告宣傳等，進行全面性的改革，企圖以科學方法改善台灣茶葉的體質，使台灣茶的產銷體系步向現代化。

不過，為了與母國日本綠茶的外銷市場區隔，日本總督府產業政策專注於開發在清末時期幾無生產的紅茶，台灣紅茶在這個殖民政策方針下逐步發展，並打出亮眼的外銷成績。雖然日治時期糖的產值超越茶葉，名列第一，茶葉出口總值僅占29％左右，但因為糖幾乎全數運往日本消費，不屬於國際商品（此時台灣與日本同屬一國，日本算是國內市場），因此茶葉仍是最主要的外銷商品。這是台灣茶葉的黃金歲月，也是吉桑贏得「茶虎」之名的時代背景。

其後，因為戰爭的破壞，台灣社會民生凋弊，1949年政府遷台後更面臨嚴重的外交孤立。1950年韓戰爆發後，台灣成為美國箝制共產黨擴張的堡壘，因此獲得大量的美援，但經濟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外匯短缺、物資缺乏與失業等問題，加上大批軍民移入的人口壓力，以及維持反攻所需的龐大軍力，莫不對國民黨政府統治的正當性造成極大挑戰。劇中日光茶廠員工發薪水是以億元計算，必須以布袋提領鈔票並以卡車載運來看，政府推動以1比4萬元兌換新台幣的幣制改革，也就勢所必然。

不僅如此，國民黨政府對日戰爭期間，在中國陸續建立一套以經濟管制為核心的「總動員法制」。《國家總動員法》授權行政部門得訂頒行政命令管制戰略物資，以便因應瞬息萬變的經貿局勢，甚至還包括政治管制，諸如對新聞、言論、出版、集會與結社等自由的限制。這套嚴格限制人民營業自由與政治權利的戰爭法體制，並未隨抗戰結束而終止；相反地，國民政府於接收台灣之際，就將整套「總動員法制」移植台灣繼續適用。

以二二八事件爆發重要原因之一的糧荒問題為例，除了糧食增產之外，政府還運用田賦徵實（農民以稻穀代替現金）、餘糧收購與肥料換穀等三種政策，籌募所需的軍公糧。其中的肥料換穀政策，是指農民以稻穀交換肥料，肥料和稻穀的價格由政府公定，農民至少需提供3成以上收成的現穀交換肥料。由於進口化學肥料當時是由國家專賣，國內化肥的生產又以公營的台肥公司為主，因此農民所需的化肥大多必須向國家換取，這意味帶有國家獨占的性質。

《茶金》劇中茶農為何要抗議化肥太貴？抱怨全世界最貴的肥料在台灣？因為化肥是農民生產稻米、茶葉或其他作物的必需品，而此時化肥的產銷已由政府所獨占。政府藉由其壟斷地位，與米穀間的交換比率並非依照肥料的國內生產成本，或由進口價格加上運銷費用及關稅來決定，而是刻意壓低糧價，以便謀求利潤的極大化。亦即，政府藉由不對等的交易條件，變相加稅，運用公營事業以達成其汲取性的農業政策，支應其財政需求。

事實上，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特色之一，乃是國家的高度介入。陳維曾在《法律與經濟奇蹟的締造—戰後台灣經濟發展與經貿法律體系互動之考察》一書中提及：遷台後的國民黨政府乃是一外來政權，採取公營企業帶動經濟重建的策略，亦有其政治考量。此際國家透過總動員法制下的管制措施，不僅為公營事業形塑了壟斷地位，並讓其掌握產業上游以直接控制下游民間企業的咽喉。如此一來，國家透過經濟權力的分派，便可達到控制民間部門的政治目標，統治基礎因此建立。

《茶金》劇中政府為了將吉桑與美國合作的日光化肥廠收歸國有，以完成其獨占的地位，透過各種行政手段，逼迫吉桑，甚至還以違反《台灣省政府化學肥料配銷辦法》將他抓入監牢。薏心說該辦法是行政命令並沒有罰則，顯然是不瞭解總動員法制的威嚇制裁力，加上當時並無獨立的司法可以倚賴，人民只能任憑威權政府一貫地施行各種踐踏人權的流氓行徑。劇中一再提及的保安司令部，就是白色恐怖時期濫權追訴的主要執法部門；而禁止遊行、宵禁、跟監及隨意檢查人民身分證件等，也一一再現極權統治下肅殺的濃厚時代氛圍。

日光茶廠之所以倒閉、吉桑事業會垮台，則是國民黨政府推行的外匯管制政策所致。其實，1949年6月曾短暫採行美元對新台幣1比5的「單一匯率」政策，進口外匯也採取自由申請制，時隔7個月後卻改採「複式匯率」，亦即政府視進口商品的民生需要程度，訂定多元的換匯價格，而且有其優先順序。例如，機器原料及重要物資進口適用1比5的官價匯率，一般進口貨品改採1比7.5；出口商向台銀結售外匯時，20％以官價結匯，80％以1比7.5領取「結匯證」。「結匯證」可於自由市場買賣，商人需持有結匯證才可向台銀購買外匯。到了1959年改革前，已有10多種不同的兌換匯價。

政府美其名為穩定金融市場所進行的外匯管制，從《茶金》劇中日光公司必須透過黨政要員控制的國華公司，才可以用信用狀與結匯證分別向台銀辦理貸款、購買外匯的劇情來看，就可以知道因此造成特權橫行。1958年3月1日發行的《自由中國》第18卷第5期社論，即以〈從滿街蘋果談到外匯管制的弊端〉為題，揭露國民黨以手中握有的「特種外匯」批准權，大肆賺取匯率差價。該篇社論提到：

「蘋果之類的管制物品，並無外匯配額，而必須申請特種外匯。申請特種外匯以購買蘋果者，首先有一個資格的限制，那就是他必須為國民黨員。他初步接洽的對象⋯⋯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財務委員會⋯⋯核准以後，乃由物資局出面與貿易商訂立合約」、「物資局以每美元台幣60至80元的高價向商人出賣特種外匯，它向台銀付出的，卻仍然是每美元台幣24元7角8分的官價⋯⋯真正得到這個差價的，是中財會而非物資局，是國民黨而非政府」。

看來日光公司一度因為政府的特別照料，或成為戰後第一個生產化肥的民營廠，或與國華公司聯合壟斷了綠茶的出口生意，卻因為政府想要掌握各種政經資源，化肥廠變成國營事業，茶廠因匯率政策而倒閉。雖然說生意就是政治，國際貿易免不了外交考量，但對照英國對東印度公司的扶持、日本對台灣茶產銷體系的改革，可見國民黨政府與民爭利、將許多私營企業收歸國有及為了籌措黨費而經營營利性事業等行徑，是舉世罕見的。

由此可知，《茶金》不只是一部愛情劇，一齣描繪台灣茶金歲月與新女性在男性為主的保守社會的奮鬥歷程，更展現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掛帥與美中角力時代弔詭的政商關係，以及在政府對自由市場與言論自由的控制下人民掙扎奮鬥的故事。藉由這種取材自真實故事，並再現威權政府假公濟私、製造冤錯假案的劇情，我們更可理解為何在事過境遷數十年後，仍須積極平復司法不法、調查與處理不當黨產等轉型正義工程之意義所在。如此雋永又富時代意義的戲劇，勢必會在台灣影劇史上留下不可抹滅的一頁。